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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蛇神
蛇精故事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民间文化土壤之中，有着悠久的流变发展历史。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具有人首蛇身这一外观特征的蛇神为数不少。仅在“匪特史地之权舆，乃亦神话之渊府”的《山海经》中就有以下这些：水神共工，人面蛇身朱发；共工之臣相柳，九首人面蛇身而青；烛阴，睁眼为昼，闭眼为夜；还有贰负神、延维等，均为人面蛇身。当然，最为著名的人首蛇身之神当属中华民族的始祖神女娲和伏羲。有关女娲蛇身的文献记载有很多：
始祖神女娲具有的人首蛇身的独特形体，正是远古先民蛇图腾崇拜的一种体现。
蛇之图腾崇拜，是中国远古图腾崇拜中起源最早、分布最广的一种动物崇拜，至今仍在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广为流行。蛇图腾崇拜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恐惧而崇敬。洪荒远古时代，人类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着的。在慌乱和不安中，人类惴惴地躲避着危害，繁衍着自身，同时选择最强大可怕者作为崇拜对象加以亲近。而蛇有着剧烈的足以致命的毒液、保护色花纹、游走不定的细长身躯；它水陆两栖，能脱皮蜕变，能蹿突腾越，而且一旦狂怒起来，甚至能吞食人畜，毒杀猛兽，这些都让初民感到神秘莫测，并对其产生极大的恐惧。
蛇的本字是“它”，在甲骨文中表示伤害之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卷十三下曰：“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型。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古人认为，蛇具有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而对其加以崇拜，并最终引为一种图腾标志，原因不难理解。据闻一多先生考证，夏、祝融、黄帝、匈奴、越人等部落图腾的原型都是蛇。
原始先民认为，一旦与蛇缔造了亲属关系，蛇就能把自己超人的力量、勇气、灵巧以及独特的技能传到人身上。原始人为了让蛇图腾能够认识自己，保护自己，于是把自己打扮成蛇的模样，这即是所谓的“人的拟兽化”（闻一多语）。在不少关乎图腾崇拜的仪式中，都无一例外地有对图腾物进行形象和力量模仿的表现，如安装兽牙、披戴羽饰、文身等等。在这拟兽化的企图中，实际上他们只能做到人首蛇身的半兽地步。大量的人首蛇身的蛇神就是在这一阶段产生的。
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妇女是社会的主导力量。男子主要从事打猎、捕鱼和保护集体安全等事务，收入不太稳定；妇女则采集植物、野果，分配果实，收获比较稳定，保证了生活来源。妇女是从采集、农耕、畜牧到手工业各个生产阶段的发明者、领导者和组织者，往往被认为有神奇的创造力。同时，妇女的古老神力之源往往与生育、繁衍直接相关。原始人只是直观地看到人类诞生和母亲有关，于是就产生了原始的“孤雌生殖”观。由女性神秘感应运而生的神话就是这一观念的产物。如安登感神龙而生神农，华胥履大人迹而生伏羲，姜嫄踩天帝足迹而生后稷，简狄吞卵生契等，以致有“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这样的结论。出于对种族繁衍的崇敬感和生殖原因的神秘感，人类把自己对祖先的虔诚感情投射到了女性身上，但同时他们又势必不会放弃对图腾的信仰。从这时起，以蛇为图腾的氏族就开始把蛇与女人在以原始类比想象为基础的象征认同中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人首蛇身的女神形象是最典型的祖先崇拜和图腾信仰的结合。女娲在神话传说中的地位，正是反映了女性在初民心目中的地位，反映了女性在实际生活中的地位。
发展：蛇妖
在经过了上古图腾崇拜的阶段之后，人们逐渐抛弃了对人兽之间血缘关系的迷信，但是原始宗教中“万物有灵”的基本思想影响深远。原始人将其生活视野所触及范围内的自然现象和自然物，也赋予了生命和意识，相信万物体内均有灵魂。“万物有灵”论一旦进入头脑，人就逐渐摆脱了单一的对动物的模拟，而致力于对虚妄的鬼神、精灵、魔怪的某种创造。
中国民间有“物老成精”、“物老为怪”的信仰。葛洪《抱朴子·登涉》：“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无论是何种精怪，它们都能化形成人，而且是幻化为一个美丽的女子，出现在人间，发起温柔的攻势。此外，佛教文化的影响也是精怪故事产生的重要诱因之一。佛家经典善于借寓言故事宣讲教义，这些故事中，人、佛、动物转世变化集于一身，和传统的动物成精变人的故事有所相通。如“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思想，就被通俗地解说为上世如为人不善，死后将受到惩罚，甚至被罚做畜生。人和动物会根据上世所为而“轮回”。
魏晋时期就已有大量动物精怪的故事产生，其中蛇仍然占有重要的位置。大量出现于志怪故事中的蛇，是以“蛇精”、“蛇怪”的面目出现的。蛇也开始走下神坛，向人间靠拢。宋李昉《太平广记》卷四五八中载有《李黄》《李琯》两篇美女蛇故事，出自唐人谷神子所撰《博异志》。《李黄》写唐元和二年（1807年），陇西书生李黄于长安东市偶遇一孀居白衣女子，绰约有绝代之色。李黄为其所惑，应邀前往。有一“青服老女郎”要他代女子偿还“三十千债负”，白衣女子则“愿侍左右”。李黄欣然同意，“一住三日，饮乐无所不至”。第四天回家即卧床不起，“但觉被底身渐消尽……空注水而已，唯有头存”。家人往寻白衣女宅，只有空园孤树，树上下各挂十五千钱。邻居告知园中常见一白蛇出入。
此篇末又附一则白蛇故事《李琯》，叙述元和年间，唐凤翔节度使李听之侄李琯在长安安化门遇两位乘白马的女子，“姿容婉媚”。他受惑随往，见女主人是位十六七岁的少女，更美。李与姑娘同居一宿，第二天回家就觉着头疼，最后“脑裂而卒”。家人前去伐掘枯槐，不见大蛇，只见数百条小白蛇，遂杀之。 明人洪楩所编《清平山堂话本》中收入的《西湖三塔记》，说的是南宋淳熙年间，临安府岳相公麾下统治官奚统制之子奚宣赞，于清明时节到西湖游玩，救了一个迷途女孩白卯奴。十多天后，有一婆婆来寻卯奴，并请奚宣赞到家。一美貌白衣妇人备酒相谢，并情愿许身与他。同宿半月，白衣妇人要杀奚生并取食其心，再换新欢，卯奴感念旧恩放他回家。次年清明节，奚生又被掳至白衣妇人宅。做半月夫妻后，妇人又起杀心，卯奴再次相救。宣赞的叔父奚真人得知此事，用道法使其现形，原来卯奴是只乌鸡，婆婆是只獭，白衣娘子是条蛇。于是捉此三妖并镇于西湖三个石塔下，即是现在“三潭印月”之处。
《李黄》与《西湖三塔记》两个故事中出现的白蛇形象，反映的是汉族文化圈内相当流行的精怪传说，蕴含的是极其丰富的精怪文化。白蛇是蛇类一种，《山海经·北次三经》：“神困之山，其下有白蛇。”同书《中次十二经》称：“柴桑之山……多白蛇。”
远古的民俗信仰中，蛇龙图腾、人蛇合体形象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而且白色象征纯洁、吉祥，中国民间认为白色法力最大，从而构成了白衣蛇女形象的中心结构。此时的白蛇形象是一个令人憎恶的女性形象，她们凶残成性，丝毫不具备人的性格特点，外表的美丽与内心的邪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作为女人，她们以色惑人；作为蛇妖，又以色害人。
蛇女作为妖这一形象的形成，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相关。一方面，随着时间的向前推进，原始社会进入了父系社会阶段，在社会上男性已成为整个氏族生产力的代表，女性变得无权无势，逐渐沦落到了社会的底层。另一方面，随着人类对蛇的熟悉，人们头脑中的图腾意识逐渐淡化，蛇邪恶残暴的破坏性则得到了凸显，它身上原来的神秘感也就成了极度残忍的标志，并使人类感到恐怖和厌恶。在中华文化中，蛇除了因它的纤长柔软的阴柔形象而被指为女性的原形外，它的低劣和危险的性质也恰好符合汉民族对女性的认识。早期的美女蛇故事，借助蛇的低劣和危险的性质将女性形象丑化，夸大蛇妖的凶残。在这种背景下，蛇女不得不走下了神坛，以妖的形象广为流传。
转化：亦妖亦人
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熙朝乐事》中，曾记载嘉靖年间盲艺人以陶真的艺术形式演唱白蛇故事。
至冯梦龙所辑话本小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蛇精故事附着于西湖、雷峰塔、金山寺等著名景物之上，构成了虚实交错的地方传说。许宣、小青、法海等主要人物大都出场，情节内容初具规模。与之前的故事相比，白娘子从一个纯粹夺人性命的蛇妖转变为一个亦人亦妖的形象，人性与妖性杂糅的痕迹十分明显。在白娘子身上，逐渐显露的是“人”的感情，是对许宣的真诚执着的爱。她对许宣情真意切，恋恋不舍：当许宣因两场官司责难她时，她以巧言和自己的爱迅速化解了两人的矛盾；许宣去游庙会，她就将他“打扮得上下齐整”，临行又吩咐“丈夫早早回来，切勿叫奴记挂”，丈夫真的迟迟未归时，她又冒着汹涌浪涛去接他……所有这些都表明了白娘子勇敢执着、可爱又可敬的女性形象的一面。但是，此时的白蛇仍没有脱尽妖气，蛇形蛇性在作品中时隐时现。比如她动不动就现出原形，张开血盆大口，尤其是把舌头伸在天窗内乘凉，十分吓人。再如当许宣得知她是蛇精而生异心时，她便妖性大发，“圆睁怪眼”道：“若听我言语喜喜欢欢，万事皆休，若生外心，教你满城皆为血水，人人手攀洪浪，脚踏浑波，皆死于非命。”言语中暴露了蛇妖的狠毒性。
白娘子身上这种亦人亦蛇、亦善亦恶、亦福亦祸的特点，是时人男性在对待女人问题上矛盾心理的反映，即男子对美丽的女性既抱有幻想，又有所畏惧。许宣摇摆不定的态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这个生药铺的小主管天性有渴望男女之情的一面，他白天在西湖“见了此等如花似玉的美女，不免动念”，夜晚回家“思量那妇人，翻来覆去睡不着”，“心猿意马驰千里，浪蝶狂蜂闹五更”。可一旦有人指出白娘子是妖怪，他便马上对她挥戈相向，丝毫不念夫妻之情。
这种心理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民对蛇敬畏夹杂的矛盾心态上。即使在蛇图腾崇拜时期，众多的蛇神形象也是有正有邪：既有与颛顼争帝、怒触不周山，给天下带来巨大灾难的共工，又有被人们顶礼膜拜的人类始祖伏羲、女娲以及中原各民族的祖先黄帝轩辕氏。“蛇”代表着一种神异、一种力量的同时，也奠定了它具有正、邪两种存在样态的可能性。
在许多地方，人们还相信家宅中有保卫平安的镇宅之蛇，但泽国水乡的越人在身上刺上蛇形的图案，为的却是避免水中蛟龙的伤害。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对蛇的这种既敬且畏、或敬或畏的矛盾情感一直贯穿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也使得“白蛇传”故事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变幻着它的色调。
冯梦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以法海的八句诗“奉劝世人休爱色，爱色之人被色迷。心正自然邪不扰，身端怎有恶来欺。但看许宣因爱色，带累官司惹是非。不是老僧来救护，白蛇吞了不留些”来结尾，奉劝世人不要贪色，否则会有祸害，即女人带来的“色祸”。就如许宣既喜爱白娘子美丽的外表、贤良的德行，又畏惧其恐怖的本相一样，民众对于白娘子及其所代表的“蛇妖”也是爱恨交加。
美女蛇精这一特殊的审美意象，带给人们神与妖、人与兽、善与恶、美与丑相混杂的奇妙感受。她们从蛮荒时代走来，沉淀着远古民俗图腾崇拜的遗迹，给神话中的女性形象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继而又走下神坛，在精怪小说中异化为美女迷惑男子，成为千夫所指但又集宠爱于一身的矛盾客体。在时代意识的影响下，她们逐渐摒弃了面目可憎的一面，发展成了具有人性的一面，转化为一个美丽多情、温柔善良的贤淑女子，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演化。在从神到妖，进而到人的形象演变过程中，蛇女向我们越走越近，从高不可攀的神界堕入深不见底的妖界，最后成为我们生活的一分子。
蛇精故事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民间文化土壤之中，有着悠久的流变发展历史。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具有人首蛇身这一外观特征的蛇神为数不少。仅在“匪特史地之权舆，乃亦神话之渊府”的《山海经》中就有以下这些：水神共工，人面蛇身朱发；共工之臣相柳，九首人面蛇身而青；烛阴，睁眼为昼，闭眼为夜；还有贰负神、延维等，均为人面蛇身。当然，最为著名的人首蛇身之神当属中华民族的始祖神女娲和伏羲。有关女娲蛇身的文献记载有很多：
始祖神女娲具有的人首蛇身的独特形体，正是远古先民蛇图腾崇拜的一种体现。
蛇之图腾崇拜，是中国远古图腾崇拜中起源最早、分布最广的一种动物崇拜，至今仍在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广为流行。蛇图腾崇拜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恐惧而崇敬。洪荒远古时代，人类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着的。在慌乱和不安中，人类惴惴地躲避着危害，繁衍着自身，同时选择最强大可怕者作为崇拜对象加以亲近。而蛇有着剧烈的足以致命的毒液、保护色花纹、游走不定的细长身躯；它水陆两栖，能脱皮蜕变，能蹿突腾越，而且一旦狂怒起来，甚至能吞食人畜，毒杀猛兽，这些都让初民感到神秘莫测，并对其产生极大的恐惧。
蛇的本字是“它”，在甲骨文中表示伤害之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卷十三下曰：“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型。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古人认为，蛇具有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而对其加以崇拜，并最终引为一种图腾标志，原因不难理解。据闻一多先生考证，夏、祝融、黄帝、匈奴、越人等部落图腾的原型都是蛇。
原始先民认为，一旦与蛇缔造了亲属关系，蛇就能把自己超人的力量、勇气、灵巧以及独特的技能传到人身上。原始人为了让蛇图腾能够认识自己，保护自己，于是把自己打扮成蛇的模样，这即是所谓的“人的拟兽化”（闻一多语）。在不少关乎图腾崇拜的仪式中，都无一例外地有对图腾物进行形象和力量模仿的表现，如安装兽牙、披戴羽饰、文身等等。在这拟兽化的企图中，实际上他们只能做到人首蛇身的半兽地步。大量的人首蛇身的蛇神就是在这一阶段产生的。
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妇女是社会的主导力量。男子主要从事打猎、捕鱼和保护集体安全等事务，收入不太稳定；妇女则采集植物、野果，分配果实，收获比较稳定，保证了生活来源。妇女是从采集、农耕、畜牧到手工业各个生产阶段的发明者、领导者和组织者，往往被认为有神奇的创造力。同时，妇女的古老神力之源往往与生育、繁衍直接相关。原始人只是直观地看到人类诞生和母亲有关，于是就产生了原始的“孤雌生殖”观。由女性神秘感应运而生的神话就是这一观念的产物。如安登感神龙而生神农，华胥履大人迹而生伏羲，姜嫄踩天帝足迹而生后稷，简狄吞卵生契等，以致有“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这样的结论。出于对种族繁衍的崇敬感和生殖原因的神秘感，人类把自己对祖先的虔诚感情投射到了女性身上，但同时他们又势必不会放弃对图腾的信仰。从这时起，以蛇为图腾的氏族就开始把蛇与女人在以原始类比想象为基础的象征认同中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人首蛇身的女神形象是最典型的祖先崇拜和图腾信仰的结合。女娲在神话传说中的地位，正是反映了女性在初民心目中的地位，反映了女性在实际生活中的地位。
发展：蛇妖
在经过了上古图腾崇拜的阶段之后，人们逐渐抛弃了对人兽之间血缘关系的迷信，但是原始宗教中“万物有灵”的基本思想影响深远。原始人将其生活视野所触及范围内的自然现象和自然物，也赋予了生命和意识，相信万物体内均有灵魂。“万物有灵”论一旦进入头脑，人就逐渐摆脱了单一的对动物的模拟，而致力于对虚妄的鬼神、精灵、魔怪的某种创造。
中国民间有“物老成精”、“物老为怪”的信仰。葛洪《抱朴子·登涉》：“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无论是何种精怪，它们都能化形成人，而且是幻化为一个美丽的女子，出现在人间，发起温柔的攻势。此外，佛教文化的影响也是精怪故事产生的重要诱因之一。佛家经典善于借寓言故事宣讲教义，这些故事中，人、佛、动物转世变化集于一身，和传统的动物成精变人的故事有所相通。如“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思想，就被通俗地解说为上世如为人不善，死后将受到惩罚，甚至被罚做畜生。人和动物会根据上世所为而“轮回”。
魏晋时期就已有大量动物精怪的故事产生，其中蛇仍然占有重要的位置。大量出现于志怪故事中的蛇，是以“蛇精”、“蛇怪”的面目出现的。蛇也开始走下神坛，向人间靠拢。宋李昉《太平广记》卷四五八中载有《李黄》《李琯》两篇美女蛇故事，出自唐人谷神子所撰《博异志》。《李黄》写唐元和二年（1807年），陇西书生李黄于长安东市偶遇一孀居白衣女子，绰约有绝代之色。李黄为其所惑，应邀前往。有一“青服老女郎”要他代女子偿还“三十千债负”，白衣女子则“愿侍左右”。李黄欣然同意，“一住三日，饮乐无所不至”。第四天回家即卧床不起，“但觉被底身渐消尽……空注水而已，唯有头存”。家人往寻白衣女宅，只有空园孤树，树上下各挂十五千钱。邻居告知园中常见一白蛇出入。
此篇末又附一则白蛇故事《李琯》，叙述元和年间，唐凤翔节度使李听之侄李琯在长安安化门遇两位乘白马的女子，“姿容婉媚”。他受惑随往，见女主人是位十六七岁的少女，更美。李与姑娘同居一宿，第二天回家就觉着头疼，最后“脑裂而卒”。家人前去伐掘枯槐，不见大蛇，只见数百条小白蛇，遂杀之。 明人洪楩所编《清平山堂话本》中收入的《西湖三塔记》，说的是南宋淳熙年间，临安府岳相公麾下统治官奚统制之子奚宣赞，于清明时节到西湖游玩，救了一个迷途女孩白卯奴。十多天后，有一婆婆来寻卯奴，并请奚宣赞到家。一美貌白衣妇人备酒相谢，并情愿许身与他。同宿半月，白衣妇人要杀奚生并取食其心，再换新欢，卯奴感念旧恩放他回家。次年清明节，奚生又被掳至白衣妇人宅。做半月夫妻后，妇人又起杀心，卯奴再次相救。宣赞的叔父奚真人得知此事，用道法使其现形，原来卯奴是只乌鸡，婆婆是只獭，白衣娘子是条蛇。于是捉此三妖并镇于西湖三个石塔下，即是现在“三潭印月”之处。
《李黄》与《西湖三塔记》两个故事中出现的白蛇形象，反映的是汉族文化圈内相当流行的精怪传说，蕴含的是极其丰富的精怪文化。白蛇是蛇类一种，《山海经·北次三经》：“神困之山，其下有白蛇。”同书《中次十二经》称：“柴桑之山……多白蛇。”
远古的民俗信仰中，蛇龙图腾、人蛇合体形象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而且白色象征纯洁、吉祥，中国民间认为白色法力最大，从而构成了白衣蛇女形象的中心结构。此时的白蛇形象是一个令人憎恶的女性形象，她们凶残成性，丝毫不具备人的性格特点，外表的美丽与内心的邪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作为女人，她们以色惑人；作为蛇妖，又以色害人。
蛇女作为妖这一形象的形成，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相关。一方面，随着时间的向前推进，原始社会进入了父系社会阶段，在社会上男性已成为整个氏族生产力的代表，女性变得无权无势，逐渐沦落到了社会的底层。另一方面，随着人类对蛇的熟悉，人们头脑中的图腾意识逐渐淡化，蛇邪恶残暴的破坏性则得到了凸显，它身上原来的神秘感也就成了极度残忍的标志，并使人类感到恐怖和厌恶。在中华文化中，蛇除了因它的纤长柔软的阴柔形象而被指为女性的原形外，它的低劣和危险的性质也恰好符合汉民族对女性的认识。早期的美女蛇故事，借助蛇的低劣和危险的性质将女性形象丑化，夸大蛇妖的凶残。在这种背景下，蛇女不得不走下了神坛，以妖的形象广为流传。
转化：亦妖亦人
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熙朝乐事》中，曾记载嘉靖年间盲艺人以陶真的艺术形式演唱白蛇故事。
至冯梦龙所辑话本小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蛇精故事附着于西湖、雷峰塔、金山寺等著名景物之上，构成了虚实交错的地方传说。许宣、小青、法海等主要人物大都出场，情节内容初具规模。与之前的故事相比，白娘子从一个纯粹夺人性命的蛇妖转变为一个亦人亦妖的形象，人性与妖性杂糅的痕迹十分明显。在白娘子身上，逐渐显露的是“人”的感情，是对许宣的真诚执着的爱。她对许宣情真意切，恋恋不舍：当许宣因两场官司责难她时，她以巧言和自己的爱迅速化解了两人的矛盾；许宣去游庙会，她就将他“打扮得上下齐整”，临行又吩咐“丈夫早早回来，切勿叫奴记挂”，丈夫真的迟迟未归时，她又冒着汹涌浪涛去接他……所有这些都表明了白娘子勇敢执着、可爱又可敬的女性形象的一面。但是，此时的白蛇仍没有脱尽妖气，蛇形蛇性在作品中时隐时现。比如她动不动就现出原形，张开血盆大口，尤其是把舌头伸在天窗内乘凉，十分吓人。再如当许宣得知她是蛇精而生异心时，她便妖性大发，“圆睁怪眼”道：“若听我言语喜喜欢欢，万事皆休，若生外心，教你满城皆为血水，人人手攀洪浪，脚踏浑波，皆死于非命。”言语中暴露了蛇妖的狠毒性。
白娘子身上这种亦人亦蛇、亦善亦恶、亦福亦祸的特点，是时人男性在对待女人问题上矛盾心理的反映，即男子对美丽的女性既抱有幻想，又有所畏惧。许宣摇摆不定的态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这个生药铺的小主管天性有渴望男女之情的一面，他白天在西湖“见了此等如花似玉的美女，不免动念”，夜晚回家“思量那妇人，翻来覆去睡不着”，“心猿意马驰千里，浪蝶狂蜂闹五更”。可一旦有人指出白娘子是妖怪，他便马上对她挥戈相向，丝毫不念夫妻之情。
这种心理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民对蛇敬畏夹杂的矛盾心态上。即使在蛇图腾崇拜时期，众多的蛇神形象也是有正有邪：既有与颛顼争帝、怒触不周山，给天下带来巨大灾难的共工，又有被人们顶礼膜拜的人类始祖伏羲、女娲以及中原各民族的祖先黄帝轩辕氏。“蛇”代表着一种神异、一种力量的同时，也奠定了它具有正、邪两种存在样态的可能性。
在许多地方，人们还相信家宅中有保卫平安的镇宅之蛇，但泽国水乡的越人在身上刺上蛇形的图案，为的却是避免水中蛟龙的伤害。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对蛇的这种既敬且畏、或敬或畏的矛盾情感一直贯穿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也使得“白蛇传”故事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变幻着它的色调。
冯梦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以法海的八句诗“奉劝世人休爱色，爱色之人被色迷。心正自然邪不扰，身端怎有恶来欺。但看许宣因爱色，带累官司惹是非。不是老僧来救护，白蛇吞了不留些”来结尾，奉劝世人不要贪色，否则会有祸害，即女人带来的“色祸”。就如许宣既喜爱白娘子美丽的外表、贤良的德行，又畏惧其恐怖的本相一样，民众对于白娘子及其所代表的“蛇妖”也是爱恨交加。
美女蛇精这一特殊的审美意象，带给人们神与妖、人与兽、善与恶、美与丑相混杂的奇妙感受。她们从蛮荒时代走来，沉淀着远古民俗图腾崇拜的遗迹，给神话中的女性形象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继而又走下神坛，在精怪小说中异化为美女迷惑男子，成为千夫所指但又集宠爱于一身的矛盾客体。在时代意识的影响下，她们逐渐摒弃了面目可憎的一面，发展成了具有人性的一面，转化为一个美丽多情、温柔善良的贤淑女子，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演化。在从神到妖，进而到人的形象演变过程中，蛇女向我们越走越近，从高不可攀的神界堕入深不见底的妖界，最后成为我们生活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