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6年是中国的“俄罗斯年”。
在50多年前，不会有这个活动，但那个时候，俄罗斯、苏联是一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
著名作家、72岁的王蒙在他出版的新著《苏联祭》中这样写道：“对于我——青春就是革命，就是爱情，就是文学，也就是苏联……
50年后，回望俄罗斯，具有不止于怀旧的意义。
这个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国家，在不同年代的中国人心中，有着怎样不同的形象？
对于更熟悉欧美文化的年轻一代中国人来说，“俄罗斯”在他们心里占据着怎样的一个位置？
更重要的问题是，面对一个全新的俄罗斯，中国该与之构建一种怎样的面向未来的关系？
这些有关明天的问题，要从昨天和今天才能找到答案。
“青春，就是苏联”
戴闻名 蒋黎黎 贾 敏
辉煌的夏宫，穿梭上映的歌剧。芭蕾舞剧和电影，街头川流不息的小汽车……那个时候，真觉得苏联就是人间天堂啊
1954年，当20岁的金重远被国家公派去圣彼得堡大学留学的时候，苏联还是一个有着220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100多个民族的超级大国。
现在，满头白发的72岁的复旦大学历史系首席教授金重远想起50年前的留苏生涯来，仍然清晰得如同昨天刚刚回来。
圣彼得堡辉煌的夏宫，穿梭上映的歌剧、芭蕾舞剧和电影，街头川流不息的小汽车……而当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一穷二白，百废待兴。
“那个时候，真觉得苏联就是人间天堂啊，”金重远说。
在苏联学到的是“经院式”
与现在的留学生不同，金重远关于留学的大部分记忆，不是打工，不是恋爱，而是学习，没日没夜地学习。苏联是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那一代中国学生留苏的目的，就是学习最先进的文化知识，力争把苏联的今天变成中国的明天。
在那样一个令人目眩的“人间天堂”里，金重远和他的同学们每天学习长达12个小时，由于圣彼得堡冬天有极夜，九点才天亮，三点就天黑，日照时间特别短，他甚至读书读到眼睛近视。“就连假期去夏宫玩，心里想的都是学习”。
在两年的时间里，金重远熟练掌握了俄语和法语。到了大三，他开始琢磨着再学一门语言，因为德国是马克思的故乡，就开始学习德语。五年级的时候，又学意大利语。后来，他还学了西班牙语。
“这样辛苦地学习是为什么呢?”《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问道。金重远说，心里只有一个巨大的信念，就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好好学习，不能在苏联老师面前给中国人丢脸。
“这是真的，不是喊口号，”金重远说，“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那种信念是你们年轻人很难理解的。”
老教授说，有一个90年代的公派留学生告诉他，为了多攒些钱，每年夏天回国他们都批发点日用品带回去卖，生意很好，有的时候在火车上就卖光了。
“可是，这样不是严重影响学习吗?”金重远说。
金重远当时主修的是法国史，在当时的苏联，学习历史的第一步是学习对象国的语言。学习对象国语言的方法，不是背单词学语法，而是读文学作品。“那个时候，我就是读《梅里美》啊，《红与黑》等。”
在苏联学到的被他称为“经院式”的治学习惯影响了金重远的一生。直到现在，每天早晨七点，他会准时收听法语新闻，从不间断。“我可能是复旦惟一一个50年这样学外语的人，”金老先生说。今年7月14日，法国驻沪总领事代表法国政府颁给他“棕榈教育骑士勋章”，表彰他50年来的辛劳和学问。 在他的记忆里，“苏联”还同时意味着丰富的文化生活。当时的圣彼得堡，是电影、戏剧和芭蕾的城市。当时他们每月有500个卢布的奖学金，看戏一般只要十几个卢布。到了夏天休假的季节，还会有打折票。
“你们这一代人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看到真正的苏联电影。”金老先生颇有些得意地对记者说。
“比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电影，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苏联电影讲究的是刻画人的内心世界，而我总觉得好莱坞大片就是个音响效果。意大利和美国合拍过《战争与和平》，但怎么看怎么不像，原著里男主角个头矮小，皮肤很白，而电影里的演员又高又瘦又黑。”
1959年，在最后的告别聚会上，25岁的金重远喝了很多伏特加。“我的成长一直是按部就班的，6岁启蒙，12岁小学毕业，18岁上大学，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喝醉，”金重远说。
那时，金重远已经隐约感觉到了贫富差距的存在。一般工薪阶层每月平均工资是700卢布，而院士和大学校长们一个月的收入可以买辆小汽车。
他记得西方记者曾说，等到每个苏联青年都想坐进自己的小轿车的时候，苏联就变了。“还真被他们言中了”。
创伤中仍然可以感受到这个民族的高贵
1990年，18岁的刘军梅由国家选派从黑龙江大学来到圣彼得堡大学学经济。同批赴苏的同学当中，还有学习电影、油画、音乐、航空、法律，甚至是摔跤的。
这是苏东巨变之前中国向苏联公派的最后数批留学生之一，这一批人也成为目前中俄交流的中坚力量。
刘军梅们出国之前所受到的印象最深刻的教育仍然是“学好知识报效祖国”。选拔面试的时候，刘军梅被问了一个问题：“你去了苏联要是有俄国小伙子拿着玫瑰花向你求爱怎么办?”刘军梅说，其实从来都没想过这个问题，不过还是立刻表示，“当然是拒绝。”
刘军梅的家庭虽然很舍不得女儿远行，但能被公派去苏联留学，仍然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一种荣耀。父亲亲自把女儿从佳木斯送到北京。刘军梅至今还记得父亲曾骄傲地说，“我姑娘这辈子不管怎么样，总算去了一回莫斯科。”
不过，对于已经初尝改革开放甜头的中国学生来说，1990年的圣彼得堡已经不再是“天堂”了。刘军梅回忆说，在国内就听说苏联物资匮乏，日用品供应跟不上，于是去的时候就带了很多洗衣粉、肥皂和卫生纸。
到了圣彼得堡，果然发现是“有钱买不到东西”，热水、暖气这些“硬件”比国内好，但“软件”不如中国，特别是吃的不好，蔬菜特别贵，西红柿论个卖，牛肉、鸡蛋、黄油都是特供给留学生的，每星期用卡车拉来分发。
当时的中国，商品供应已经比较丰富，选择也相对较多了，但在苏联中国留学生们又回到了票证时代。甫抵圣彼得堡，他们就领到了一张购买证，证明持证者是本市居民，从而才有权购买本市供应的商品。外地的中国同学来玩，还要借用这张证才能买东西。
他们还惊奇地发现，苏联商店里出售的商品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同种商品标价也是一样的，甚至连大街上住宅楼的样式都是一样的。在当时的情况下，看到某种商品上市了就要赶紧买，不买就没了。因此苏联人特别喜欢排队，常常是见到队就排，排上号才问前面的人，这是卖什么。
刘军梅说，巨变之后整个俄罗斯社 会的情绪呈现出两个极端。老一辈人怀念苏联时代衣食无忧的生活，反对改革，而年轻人则向往美国，托福考试成为热门，年轻女孩希望可以嫁给西方人，专业人才流失非常严重。
不过，即便国家经历了创伤，仍然可以感受到俄罗斯民族内在的高贵。刘军梅说，俄罗斯人排队总是很安静的，从来不会有人插队。黑手党和民族主义者对妇女很尊重，一般不会抢劫女性。圣彼得堡在夏天仍然会上演歌剧和舞剧，生活困窘的女士在进入演出大厅之后会脱下破旧的外套和靴子，换上也许是惟一一双的漂亮的高跟鞋。
俄罗斯“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差”
2004年10月，21岁的高帆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交流学生来到圣彼得堡赫尔岑师范大学。
高帆是吉林长春人，从中学就开始学习俄语，到第一次去俄罗斯的时候，已经在心中跟这个国家神交了十年。从北京飞莫斯科再转火车来到圣彼得堡，天刚好蒙蒙亮。当第一线曙光照射在涅瓦大街上，当她心中熟识多年的著名古迹就近在身边时，她说，自己心里真是激动极了。
此时，国内一般的印象仍然是俄罗斯日用品特别短缺，于是她也从国内带了好多卫生纸。到了之后才发现，圣彼得堡“什么都有的卖”，商品已经很丰富了，甚至做中国菜的各种调料都应有尽有。只是感觉贫富差距很大，“街头跑的有顶级的名车，也有特别破旧的车”。
到了高帆这个时候，在俄罗斯的中国留学生已经很多了，她说，在大街上经常能不经意就听见人说中文，回头一看又是中国人。留学生当中，已经是自费的占多数，而且中国留学生的来源，已不限于北京、东北和上海，有很多来自中部的湖南和南方的广东。
俄罗斯老师授课当中的人文气息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是讲普希金，老师就会说，走，我们去普希金故居看看。如果是聊电影，就会顺带讲解文学和背景故事。
高帆同时观察到，俄罗斯老师的收入似乎仍然不高，—般都要做几份兼职。
俄罗斯的年轻人对中国表现了浓厚的兴趣。有一次，高帆走在街上，一个俄罗斯青年对她说“你好”，她愣住了。这个喜欢东方的俄罗斯人就这样跟他们交上了朋友，跟他们学汉语拼音。后来才知道，“你好”是他当时会说的惟一一句中文。
中国开发的“波罗的海明珠项目”在圣彼得堡非常有名，高帆说，几乎是人人都知道，中国人在这里开发了一个大型地产项目。不过，当地人的反应不尽相同。有人觉得中国人带来了投资，非常欢迎，而也有少数人认为“中国人要来了”，将威胁当地人的就业。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问高帆，你的同龄人可能更多选择去美国、欧洲和澳州留学，你选择了俄罗斯，而且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要从事中俄之间交流的工作，跟他们比，你觉得自己的选择有意义吗?
高帆马上回答说，我觉得俄罗斯这个民族很伟大，而且越研究越有意思，自然风光也特别美，“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差”。
她举例说，这两年俄语专业的毕业生在国内越来越吃香了，她同班的近50名毕业生都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不但是大企业，现在很多中小企业都要懂俄语的人才。
“俄罗斯正在恢复大国的地位，中俄的互补性将会不断增强。另外，俄罗斯文化也在复兴当中。不但老一辈人怀念普希金和托尔斯泰，国内的年轻人也非常喜欢俄罗斯的流行歌手，比如VITAS和TATY。”
不仅仅是怀旧
在这些故事发生的50年间，国际政治的棋盘上经历了很多重大的变化：美苏对抗，中苏交恶，苏联巨变，直到今天中国崛起，中俄友好。
历史学家金重远说，如果把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放在国际政治的大棋盘上观察，会有更加达观的认识。
其实中俄文化差距很大，俄罗斯文化是欧洲元素加亚洲元素，而中国是纯粹的亚洲文化，以前的友谊主要是建立在中国学习苏联模式的基础上。“而50年后中国已经是另一个中国了，俄罗斯也经历了巨变，中国和俄罗斯都没有现成模式可循了。”
中国和俄罗斯都被认为是崛起中的大国，处在非常重要的时刻。中俄之间不仅仅是怀旧，更实际的选择就是“回到现实”：“中俄友好则腹背相依，不好则腹背受敌”。“中俄最务实的关系其实是做‘好邻居’，”金重远说。
自称“把青春留在俄罗斯”的复旦大学刘军梅副教授刚回国的时候，因为俄罗斯的“贫困”，在同事面前有过“自卑”。如今作为学者，她感觉目前国内的俄罗斯研究有“边缘化”的倾向。
“举个最直观的例子，复旦的美国研究中心和日本研究中心都有自己的小楼，而俄罗斯研究中心只有一间办公室，因为别人有对象国赞助，而我们没有。”
“关键在于俄罗斯的发展，”刘军梅说。她仍然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有潜力”的国家，俄罗斯民族“浪漫、真诚、激烈、感性”，“今后会更好”。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问年轻的高帆，抛开历史不谈，你觉得未来俄罗斯对于中国的重要，陛在哪里?
属于“八零后”一代的高帆用了一个新闻里常用的词来回答：战略协作伙伴。
霞飞路与涅瓦大街
戴闻名 贾 敏 蒋黎黎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私家车总量在一万辆左右，而俄侨就拥有一千多辆
在上海市中心优雅的岳阳路、汾阳路口，浓荫遮蔽之下，有一座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坐像。像在沉思，像在叹息，又像在憧憬不远的春天。
很多每天与普希金擦身而过的上海市民都不曾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俄罗斯文化早在70多年前就在这座城市里扎下了根。
普希金纪念碑是1937年由在上海的俄侨为纪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征得当时法租界公董局同意后集资建造的。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访沪时曾专程去参观。
上海，在中俄交往史上有过非常特殊的地位。对于许许多多漂洋过海远离二战的俄国侨民而言，充满东西方混血气息的上海不仅在物质层面上显得似曾相识，更曾在文化层面上被他们引为精神家园。
“到处都有俄国人”
十月革命之后，一批俄国侨民辗转迁到了上海。此后陆续有俄侨迁入，1931年前后达到三万多人，绝大部分散居在原法租界的中部，即如今的思南路、瑞金二路向西延伸到汾阳路、岳阳路的一片狭长的地区之内。另有一小部分则住在公共租界范围之内的虹口提篮桥一带。
除了普希金像之外，来自俄罗斯的没落贵族们还在上海留下许多自己的印记。
拉都路(今襄阳南路)上有一座拜占庭风格的东正教圣母大教堂，是1936年由俄侨集资兴建的，专供居住在周围的同胞来望弥撒。史料记载，当时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中段一带并无高楼，因此老远便能望见那五座漆成蓝色的圆形尖顶，傍晚衬映在绚丽的晚霞中时更是好看，成为法租界这一地区中的一道景观。
上海作家陈丹燕在她的作品《上海 的风花雪月》中曾专门写到这些被上海人戏称为“罗宋瘪三”的俄侨。
“说起来，上海的租界里倒像是一个奇怪的俄国城市，餐馆，衣服店，面包房，舞厅，到处都有俄国人，剧院里上演着俄国芭蕾，梧桐树下贴着从彼得堡来的诗人亲自面授正宗俄文的告示……”
就这样，潜移默化地，俄罗斯侨民们把自己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也带到了上海。
如今在上海的年轻人中间，看话剧成为一种时尚，而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侨民们就已带来了俄罗斯的话剧。著名表演艺术家普里贝特科娃·克拉林，曾联合一批俄罗斯艺术家在上海组建了“上海俄国话剧团”，演出《钦差大臣》、《白痴》等俄国名剧。她还导演过中国戏剧家曹禺的《雷雨》，并主演女主角繁漪。
俄罗斯侨民对上海的音乐事业发展也有重要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俄侨史》一书作者汪之成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他曾在上世纪如年代末受邀撰写有关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今上海音乐学院)的历史。他发现30年代大约有一半的音专教职员是俄国侨民。他们在声乐、器乐、歌剧等方面，都是第一流的专家。沪上知名的声乐专家周小燕就是受俄国教师启蒙的。
“霞飞路”与“涅瓦大街”
在俄国侨民迁入之前，上海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在法租界中只是一个僻静的住宅街区，俄侨涌入之后，凭着他们过人的经商头脑，霞飞路很快发展成繁荣的商业中心。
汪之成研究员告诉记者，俄侨在上海开设了许多著名的咖啡店和饭馆，比较著名的有复兴饭店咖啡馆、高加索咖啡馆等。他们开的特卡琴柯饭馆是当时上海最大的花园饭店。很多著名的老字号，诸如“正章”洗涤、“老大昌”食品店、“信谊”药房，前身都是俄国人开的。
“俄侨商店的进驻，刺激了淮海路沿线的房地产，许多高档的花园公寓大楼，比如现在的妇女儿童用品商店，都是在俄国商店繁荣之后才兴建的，”汪之成说。
当时有外侨报章是这样描述霞飞路的：“为数众多的俄国餐馆遍布大街小巷，上海人破天荒尝到了俄国大菜的滋味，并且很快吃得风行起来”，“东方香榭丽合”仿佛成了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
受家庭影响研究上海俄侨史24年的汪之成说，“很多上海人提及淮海路，会说这里原先是法国的某某饭馆，那里是美国的百货店，其实追溯源头，是俄侨留下的遗产。因为他们当时是无国籍状态，他们不得不在法国领事或是美国领事那里注册登记。”
他介绍说，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私家车总量在一万辆左右，而俄侨就拥有一千多辆。
“无论到哪里，祖先和精神都是要带着走的”
1949年解放前夕，旅居上海的俄侨中不少人选择继续流亡海外，随后辗转从菲律宾去了美国。
汪之成在研究中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选择继续流亡的人群当中，很多都是生活富裕的中产阶层。当他们决定离开上海的时候，放弃了洋房、汽车、商铺、餐馆，贵重物品能不带就不带，但是一切和俄罗斯文化相关的书籍、照片、乐谱统统带走，甚至连一张发黄破损的明信片都不放过。
1992年，汪之成应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邀请赴美做俄侨研究。胡佛研究所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收藏沙俄时期档案的研究机构，苏联解体后研究所斥巨资从全球搜购了一批前苏联的档案。
汪之成说，他在数月里整理出了400多箱内容极为丰富的档案书信，而这些大都是在美国西海岸生活的俄国侨民从十月革命开始流亡之后就一直伴随在身边的东西。
“里面有19世纪贵族子弟之间以及与沙皇通信的手稿，各种文档、乐谱、书信、明信卡片、书画小说等等，不一而足，甚至还有末代沙皇公主的亲笔文稿。”
“对于这些俄罗斯人而言，无论到哪里，祖先和精神都是要带着走的。”
“估计再过两三年，上海的俄罗斯人会渐渐多起来”
几经周折，《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才找到了“飞象餐厅”(Flying Elephant)。这是目前上海惟一的一家俄罗斯餐厅，静悄悄地座落于外滩某宾馆的三楼。
餐厅里装饰着俄罗斯的油画，又同时挂着旧上海风味的彩色玻璃罩灯。窗户是木格的，光线有点暗，透过窗格可以看到外滩的高楼。餐厅大致分为两大区域，一块是“花样年华”式的火车座，比较安静和私密，老板说是专门给谈恋爱的年轻人准备的；还有一块是大桌子，适合朋友聚会，中间靠近乐队的地方还特意辟出空地，说是为了给喝高了的俄罗斯人跳舞用的。
餐厅的主人姓包，是上海本地人。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他喜欢说自己的俄文名字——安德烈。餐厅的实际管理者是包先生的妻子，来自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的布罗迪娜·拉里莎。
包先生介绍说，上海曾有过四五家俄罗斯餐厅，后来因为生意清淡都关掉了。他的餐厅今年3月10日开业，顾客以在沪的俄罗斯人为主：俄罗斯公司职员、外交人员、留学生。他说，目前上海只有约500名俄罗斯人，生意不太好做，夏天尤其是淡季，因为俄罗斯人都回国休假了。他的目标是同时吸引在沪的欧洲人，所以才给餐厅起了这么一个英文里易于接受的名字。
包先生和布罗迪娜是在北京的雅宝路做生意的时候认识的。上世纪90年代，雅宝路聚集了数千名俄罗斯商人，成为著名的中俄贸易一条街。布罗迪娜在中国前后已经十几年了，一直做进出口贸易，尽管仍然不会讲中文，还是感觉中国“很好”，做事“没麻烦”。包先生在做生意的过程中花四年时间自学了俄语，可以跟太太用熟练的俄语交流。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问包先生有什么长远规划，他表示出一种谨慎的乐观，说就是把餐厅做好，再开一两家分店，定居上海。“估计再过两三年，上海的俄罗斯人会渐渐多起来，接受俄罗斯菜的上海人也会越来越多，不过一切都要慢慢来。”
记者问布罗迪娜，这是否也是她的想法。布罗迪娜微笑着点头说，是的，我们打算定居上海。随后，她打开菜单，向我们推荐俄罗斯最经典的菜式：红菜汤、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红鱼子和鲱鱼沙拉、俄式饺子、蜂蜜煎饼。
在50多年前，不会有这个活动，但那个时候，俄罗斯、苏联是一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
著名作家、72岁的王蒙在他出版的新著《苏联祭》中这样写道：“对于我——青春就是革命，就是爱情，就是文学，也就是苏联……
50年后，回望俄罗斯，具有不止于怀旧的意义。
这个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国家，在不同年代的中国人心中，有着怎样不同的形象？
对于更熟悉欧美文化的年轻一代中国人来说，“俄罗斯”在他们心里占据着怎样的一个位置？
更重要的问题是，面对一个全新的俄罗斯，中国该与之构建一种怎样的面向未来的关系？
这些有关明天的问题，要从昨天和今天才能找到答案。
“青春，就是苏联”
戴闻名 蒋黎黎 贾 敏
辉煌的夏宫，穿梭上映的歌剧。芭蕾舞剧和电影，街头川流不息的小汽车……那个时候，真觉得苏联就是人间天堂啊
1954年，当20岁的金重远被国家公派去圣彼得堡大学留学的时候，苏联还是一个有着220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100多个民族的超级大国。
现在，满头白发的72岁的复旦大学历史系首席教授金重远想起50年前的留苏生涯来，仍然清晰得如同昨天刚刚回来。
圣彼得堡辉煌的夏宫，穿梭上映的歌剧、芭蕾舞剧和电影，街头川流不息的小汽车……而当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一穷二白，百废待兴。
“那个时候，真觉得苏联就是人间天堂啊，”金重远说。
在苏联学到的是“经院式”
与现在的留学生不同，金重远关于留学的大部分记忆，不是打工，不是恋爱，而是学习，没日没夜地学习。苏联是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那一代中国学生留苏的目的，就是学习最先进的文化知识，力争把苏联的今天变成中国的明天。
在那样一个令人目眩的“人间天堂”里，金重远和他的同学们每天学习长达12个小时，由于圣彼得堡冬天有极夜，九点才天亮，三点就天黑，日照时间特别短，他甚至读书读到眼睛近视。“就连假期去夏宫玩，心里想的都是学习”。
在两年的时间里，金重远熟练掌握了俄语和法语。到了大三，他开始琢磨着再学一门语言，因为德国是马克思的故乡，就开始学习德语。五年级的时候，又学意大利语。后来，他还学了西班牙语。
“这样辛苦地学习是为什么呢?”《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问道。金重远说，心里只有一个巨大的信念，就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好好学习，不能在苏联老师面前给中国人丢脸。
“这是真的，不是喊口号，”金重远说，“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那种信念是你们年轻人很难理解的。”
老教授说，有一个90年代的公派留学生告诉他，为了多攒些钱，每年夏天回国他们都批发点日用品带回去卖，生意很好，有的时候在火车上就卖光了。
“可是，这样不是严重影响学习吗?”金重远说。
金重远当时主修的是法国史，在当时的苏联，学习历史的第一步是学习对象国的语言。学习对象国语言的方法，不是背单词学语法，而是读文学作品。“那个时候，我就是读《梅里美》啊，《红与黑》等。”
在苏联学到的被他称为“经院式”的治学习惯影响了金重远的一生。直到现在，每天早晨七点，他会准时收听法语新闻，从不间断。“我可能是复旦惟一一个50年这样学外语的人，”金老先生说。今年7月14日，法国驻沪总领事代表法国政府颁给他“棕榈教育骑士勋章”，表彰他50年来的辛劳和学问。 在他的记忆里，“苏联”还同时意味着丰富的文化生活。当时的圣彼得堡，是电影、戏剧和芭蕾的城市。当时他们每月有500个卢布的奖学金，看戏一般只要十几个卢布。到了夏天休假的季节，还会有打折票。
“你们这一代人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看到真正的苏联电影。”金老先生颇有些得意地对记者说。
“比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电影，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苏联电影讲究的是刻画人的内心世界，而我总觉得好莱坞大片就是个音响效果。意大利和美国合拍过《战争与和平》，但怎么看怎么不像，原著里男主角个头矮小，皮肤很白，而电影里的演员又高又瘦又黑。”
1959年，在最后的告别聚会上，25岁的金重远喝了很多伏特加。“我的成长一直是按部就班的，6岁启蒙，12岁小学毕业，18岁上大学，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喝醉，”金重远说。
那时，金重远已经隐约感觉到了贫富差距的存在。一般工薪阶层每月平均工资是700卢布，而院士和大学校长们一个月的收入可以买辆小汽车。
他记得西方记者曾说，等到每个苏联青年都想坐进自己的小轿车的时候，苏联就变了。“还真被他们言中了”。
创伤中仍然可以感受到这个民族的高贵
1990年，18岁的刘军梅由国家选派从黑龙江大学来到圣彼得堡大学学经济。同批赴苏的同学当中，还有学习电影、油画、音乐、航空、法律，甚至是摔跤的。
这是苏东巨变之前中国向苏联公派的最后数批留学生之一，这一批人也成为目前中俄交流的中坚力量。
刘军梅们出国之前所受到的印象最深刻的教育仍然是“学好知识报效祖国”。选拔面试的时候，刘军梅被问了一个问题：“你去了苏联要是有俄国小伙子拿着玫瑰花向你求爱怎么办?”刘军梅说，其实从来都没想过这个问题，不过还是立刻表示，“当然是拒绝。”
刘军梅的家庭虽然很舍不得女儿远行，但能被公派去苏联留学，仍然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一种荣耀。父亲亲自把女儿从佳木斯送到北京。刘军梅至今还记得父亲曾骄傲地说，“我姑娘这辈子不管怎么样，总算去了一回莫斯科。”
不过，对于已经初尝改革开放甜头的中国学生来说，1990年的圣彼得堡已经不再是“天堂”了。刘军梅回忆说，在国内就听说苏联物资匮乏，日用品供应跟不上，于是去的时候就带了很多洗衣粉、肥皂和卫生纸。
到了圣彼得堡，果然发现是“有钱买不到东西”，热水、暖气这些“硬件”比国内好，但“软件”不如中国，特别是吃的不好，蔬菜特别贵，西红柿论个卖，牛肉、鸡蛋、黄油都是特供给留学生的，每星期用卡车拉来分发。
当时的中国，商品供应已经比较丰富，选择也相对较多了，但在苏联中国留学生们又回到了票证时代。甫抵圣彼得堡，他们就领到了一张购买证，证明持证者是本市居民，从而才有权购买本市供应的商品。外地的中国同学来玩，还要借用这张证才能买东西。
他们还惊奇地发现，苏联商店里出售的商品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同种商品标价也是一样的，甚至连大街上住宅楼的样式都是一样的。在当时的情况下，看到某种商品上市了就要赶紧买，不买就没了。因此苏联人特别喜欢排队，常常是见到队就排，排上号才问前面的人，这是卖什么。
刘军梅说，巨变之后整个俄罗斯社 会的情绪呈现出两个极端。老一辈人怀念苏联时代衣食无忧的生活，反对改革，而年轻人则向往美国，托福考试成为热门，年轻女孩希望可以嫁给西方人，专业人才流失非常严重。
不过，即便国家经历了创伤，仍然可以感受到俄罗斯民族内在的高贵。刘军梅说，俄罗斯人排队总是很安静的，从来不会有人插队。黑手党和民族主义者对妇女很尊重，一般不会抢劫女性。圣彼得堡在夏天仍然会上演歌剧和舞剧，生活困窘的女士在进入演出大厅之后会脱下破旧的外套和靴子，换上也许是惟一一双的漂亮的高跟鞋。
俄罗斯“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差”
2004年10月，21岁的高帆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交流学生来到圣彼得堡赫尔岑师范大学。
高帆是吉林长春人，从中学就开始学习俄语，到第一次去俄罗斯的时候，已经在心中跟这个国家神交了十年。从北京飞莫斯科再转火车来到圣彼得堡，天刚好蒙蒙亮。当第一线曙光照射在涅瓦大街上，当她心中熟识多年的著名古迹就近在身边时，她说，自己心里真是激动极了。
此时，国内一般的印象仍然是俄罗斯日用品特别短缺，于是她也从国内带了好多卫生纸。到了之后才发现，圣彼得堡“什么都有的卖”，商品已经很丰富了，甚至做中国菜的各种调料都应有尽有。只是感觉贫富差距很大，“街头跑的有顶级的名车，也有特别破旧的车”。
到了高帆这个时候，在俄罗斯的中国留学生已经很多了，她说，在大街上经常能不经意就听见人说中文，回头一看又是中国人。留学生当中，已经是自费的占多数，而且中国留学生的来源，已不限于北京、东北和上海，有很多来自中部的湖南和南方的广东。
俄罗斯老师授课当中的人文气息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是讲普希金，老师就会说，走，我们去普希金故居看看。如果是聊电影，就会顺带讲解文学和背景故事。
高帆同时观察到，俄罗斯老师的收入似乎仍然不高，—般都要做几份兼职。
俄罗斯的年轻人对中国表现了浓厚的兴趣。有一次，高帆走在街上，一个俄罗斯青年对她说“你好”，她愣住了。这个喜欢东方的俄罗斯人就这样跟他们交上了朋友，跟他们学汉语拼音。后来才知道，“你好”是他当时会说的惟一一句中文。
中国开发的“波罗的海明珠项目”在圣彼得堡非常有名，高帆说，几乎是人人都知道，中国人在这里开发了一个大型地产项目。不过，当地人的反应不尽相同。有人觉得中国人带来了投资，非常欢迎，而也有少数人认为“中国人要来了”，将威胁当地人的就业。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问高帆，你的同龄人可能更多选择去美国、欧洲和澳州留学，你选择了俄罗斯，而且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要从事中俄之间交流的工作，跟他们比，你觉得自己的选择有意义吗?
高帆马上回答说，我觉得俄罗斯这个民族很伟大，而且越研究越有意思，自然风光也特别美，“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差”。
她举例说，这两年俄语专业的毕业生在国内越来越吃香了，她同班的近50名毕业生都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不但是大企业，现在很多中小企业都要懂俄语的人才。
“俄罗斯正在恢复大国的地位，中俄的互补性将会不断增强。另外，俄罗斯文化也在复兴当中。不但老一辈人怀念普希金和托尔斯泰，国内的年轻人也非常喜欢俄罗斯的流行歌手，比如VITAS和TATY。”
不仅仅是怀旧
在这些故事发生的50年间，国际政治的棋盘上经历了很多重大的变化：美苏对抗，中苏交恶，苏联巨变，直到今天中国崛起，中俄友好。
历史学家金重远说，如果把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放在国际政治的大棋盘上观察，会有更加达观的认识。
其实中俄文化差距很大，俄罗斯文化是欧洲元素加亚洲元素，而中国是纯粹的亚洲文化，以前的友谊主要是建立在中国学习苏联模式的基础上。“而50年后中国已经是另一个中国了，俄罗斯也经历了巨变，中国和俄罗斯都没有现成模式可循了。”
中国和俄罗斯都被认为是崛起中的大国，处在非常重要的时刻。中俄之间不仅仅是怀旧，更实际的选择就是“回到现实”：“中俄友好则腹背相依，不好则腹背受敌”。“中俄最务实的关系其实是做‘好邻居’，”金重远说。
自称“把青春留在俄罗斯”的复旦大学刘军梅副教授刚回国的时候，因为俄罗斯的“贫困”，在同事面前有过“自卑”。如今作为学者，她感觉目前国内的俄罗斯研究有“边缘化”的倾向。
“举个最直观的例子，复旦的美国研究中心和日本研究中心都有自己的小楼，而俄罗斯研究中心只有一间办公室，因为别人有对象国赞助，而我们没有。”
“关键在于俄罗斯的发展，”刘军梅说。她仍然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有潜力”的国家，俄罗斯民族“浪漫、真诚、激烈、感性”，“今后会更好”。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问年轻的高帆，抛开历史不谈，你觉得未来俄罗斯对于中国的重要，陛在哪里?
属于“八零后”一代的高帆用了一个新闻里常用的词来回答：战略协作伙伴。
霞飞路与涅瓦大街
戴闻名 贾 敏 蒋黎黎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私家车总量在一万辆左右，而俄侨就拥有一千多辆
在上海市中心优雅的岳阳路、汾阳路口，浓荫遮蔽之下，有一座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坐像。像在沉思，像在叹息，又像在憧憬不远的春天。
很多每天与普希金擦身而过的上海市民都不曾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俄罗斯文化早在70多年前就在这座城市里扎下了根。
普希金纪念碑是1937年由在上海的俄侨为纪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征得当时法租界公董局同意后集资建造的。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访沪时曾专程去参观。
上海，在中俄交往史上有过非常特殊的地位。对于许许多多漂洋过海远离二战的俄国侨民而言，充满东西方混血气息的上海不仅在物质层面上显得似曾相识，更曾在文化层面上被他们引为精神家园。
“到处都有俄国人”
十月革命之后，一批俄国侨民辗转迁到了上海。此后陆续有俄侨迁入，1931年前后达到三万多人，绝大部分散居在原法租界的中部，即如今的思南路、瑞金二路向西延伸到汾阳路、岳阳路的一片狭长的地区之内。另有一小部分则住在公共租界范围之内的虹口提篮桥一带。
除了普希金像之外，来自俄罗斯的没落贵族们还在上海留下许多自己的印记。
拉都路(今襄阳南路)上有一座拜占庭风格的东正教圣母大教堂，是1936年由俄侨集资兴建的，专供居住在周围的同胞来望弥撒。史料记载，当时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中段一带并无高楼，因此老远便能望见那五座漆成蓝色的圆形尖顶，傍晚衬映在绚丽的晚霞中时更是好看，成为法租界这一地区中的一道景观。
上海作家陈丹燕在她的作品《上海 的风花雪月》中曾专门写到这些被上海人戏称为“罗宋瘪三”的俄侨。
“说起来，上海的租界里倒像是一个奇怪的俄国城市，餐馆，衣服店，面包房，舞厅，到处都有俄国人，剧院里上演着俄国芭蕾，梧桐树下贴着从彼得堡来的诗人亲自面授正宗俄文的告示……”
就这样，潜移默化地，俄罗斯侨民们把自己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也带到了上海。
如今在上海的年轻人中间，看话剧成为一种时尚，而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侨民们就已带来了俄罗斯的话剧。著名表演艺术家普里贝特科娃·克拉林，曾联合一批俄罗斯艺术家在上海组建了“上海俄国话剧团”，演出《钦差大臣》、《白痴》等俄国名剧。她还导演过中国戏剧家曹禺的《雷雨》，并主演女主角繁漪。
俄罗斯侨民对上海的音乐事业发展也有重要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俄侨史》一书作者汪之成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他曾在上世纪如年代末受邀撰写有关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今上海音乐学院)的历史。他发现30年代大约有一半的音专教职员是俄国侨民。他们在声乐、器乐、歌剧等方面，都是第一流的专家。沪上知名的声乐专家周小燕就是受俄国教师启蒙的。
“霞飞路”与“涅瓦大街”
在俄国侨民迁入之前，上海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在法租界中只是一个僻静的住宅街区，俄侨涌入之后，凭着他们过人的经商头脑，霞飞路很快发展成繁荣的商业中心。
汪之成研究员告诉记者，俄侨在上海开设了许多著名的咖啡店和饭馆，比较著名的有复兴饭店咖啡馆、高加索咖啡馆等。他们开的特卡琴柯饭馆是当时上海最大的花园饭店。很多著名的老字号，诸如“正章”洗涤、“老大昌”食品店、“信谊”药房，前身都是俄国人开的。
“俄侨商店的进驻，刺激了淮海路沿线的房地产，许多高档的花园公寓大楼，比如现在的妇女儿童用品商店，都是在俄国商店繁荣之后才兴建的，”汪之成说。
当时有外侨报章是这样描述霞飞路的：“为数众多的俄国餐馆遍布大街小巷，上海人破天荒尝到了俄国大菜的滋味，并且很快吃得风行起来”，“东方香榭丽合”仿佛成了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
受家庭影响研究上海俄侨史24年的汪之成说，“很多上海人提及淮海路，会说这里原先是法国的某某饭馆，那里是美国的百货店，其实追溯源头，是俄侨留下的遗产。因为他们当时是无国籍状态，他们不得不在法国领事或是美国领事那里注册登记。”
他介绍说，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私家车总量在一万辆左右，而俄侨就拥有一千多辆。
“无论到哪里，祖先和精神都是要带着走的”
1949年解放前夕，旅居上海的俄侨中不少人选择继续流亡海外，随后辗转从菲律宾去了美国。
汪之成在研究中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选择继续流亡的人群当中，很多都是生活富裕的中产阶层。当他们决定离开上海的时候，放弃了洋房、汽车、商铺、餐馆，贵重物品能不带就不带，但是一切和俄罗斯文化相关的书籍、照片、乐谱统统带走，甚至连一张发黄破损的明信片都不放过。
1992年，汪之成应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邀请赴美做俄侨研究。胡佛研究所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收藏沙俄时期档案的研究机构，苏联解体后研究所斥巨资从全球搜购了一批前苏联的档案。
汪之成说，他在数月里整理出了400多箱内容极为丰富的档案书信，而这些大都是在美国西海岸生活的俄国侨民从十月革命开始流亡之后就一直伴随在身边的东西。
“里面有19世纪贵族子弟之间以及与沙皇通信的手稿，各种文档、乐谱、书信、明信卡片、书画小说等等，不一而足，甚至还有末代沙皇公主的亲笔文稿。”
“对于这些俄罗斯人而言，无论到哪里，祖先和精神都是要带着走的。”
“估计再过两三年，上海的俄罗斯人会渐渐多起来”
几经周折，《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才找到了“飞象餐厅”(Flying Elephant)。这是目前上海惟一的一家俄罗斯餐厅，静悄悄地座落于外滩某宾馆的三楼。
餐厅里装饰着俄罗斯的油画，又同时挂着旧上海风味的彩色玻璃罩灯。窗户是木格的，光线有点暗，透过窗格可以看到外滩的高楼。餐厅大致分为两大区域，一块是“花样年华”式的火车座，比较安静和私密，老板说是专门给谈恋爱的年轻人准备的；还有一块是大桌子，适合朋友聚会，中间靠近乐队的地方还特意辟出空地，说是为了给喝高了的俄罗斯人跳舞用的。
餐厅的主人姓包，是上海本地人。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他喜欢说自己的俄文名字——安德烈。餐厅的实际管理者是包先生的妻子，来自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的布罗迪娜·拉里莎。
包先生介绍说，上海曾有过四五家俄罗斯餐厅，后来因为生意清淡都关掉了。他的餐厅今年3月10日开业，顾客以在沪的俄罗斯人为主：俄罗斯公司职员、外交人员、留学生。他说，目前上海只有约500名俄罗斯人，生意不太好做，夏天尤其是淡季，因为俄罗斯人都回国休假了。他的目标是同时吸引在沪的欧洲人，所以才给餐厅起了这么一个英文里易于接受的名字。
包先生和布罗迪娜是在北京的雅宝路做生意的时候认识的。上世纪90年代，雅宝路聚集了数千名俄罗斯商人，成为著名的中俄贸易一条街。布罗迪娜在中国前后已经十几年了，一直做进出口贸易，尽管仍然不会讲中文，还是感觉中国“很好”，做事“没麻烦”。包先生在做生意的过程中花四年时间自学了俄语，可以跟太太用熟练的俄语交流。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问包先生有什么长远规划，他表示出一种谨慎的乐观，说就是把餐厅做好，再开一两家分店，定居上海。“估计再过两三年，上海的俄罗斯人会渐渐多起来，接受俄罗斯菜的上海人也会越来越多，不过一切都要慢慢来。”
记者问布罗迪娜，这是否也是她的想法。布罗迪娜微笑着点头说，是的，我们打算定居上海。随后，她打开菜单，向我们推荐俄罗斯最经典的菜式：红菜汤、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红鱼子和鲱鱼沙拉、俄式饺子、蜂蜜煎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