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我们都容易被族群文化和个体生活中诸多细微的情节所触动。于我的创作本源而言，可用一句话概括，即：饱含无界的情感，立于原乡的全部，用未来的预见去溯源历史的源头，作为一个族群文化的亲临者、记录者、创作者和传承者，我坚信，具备予人温暖和传递温暖的能力一定要远大于创作者本身具备的创作才情。
　　我在藏族农区出生长大，成人工作后一直扎根在藏族牧区。我的创作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十岁开始练习写作到二十岁的写作方向转型。这期间，基本都是处于零散的、片面的、无具体方向的创作练习。二十岁以后，族群文化成为我写作的第一支撑，相对的整全性创作成为我创作的唯一方向。于是我借环境优势，深入民间，搜集大量游牧文化素材，并创作出以游牧文化为核心的散文集《天牧》。同时，深入钻研藏族族群文化母体《格萨尔史诗》，相继创作出长篇叙事诗集《天子·格萨尔》、长篇叙事散文集《第二朵莲花》，以格萨尔彩绘石刻为主题的散文集《刻之魂》，并与格绒追美、尹向東合著电影剧本《格萨尔王》。
　　正因为这些作品的完成，让我清楚地看到，一方面，由于自身创作才情和创作经验的欠缺，导致作品的质量无法让自己满意。另一方面，我依然缺少洞见自己，洞见族群文化的智慧和能力。我在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等各种体裁中反复游弋，像一条看似胸有大海，却不知该自己游往哪里的鱼。
　　发现了自己这方面的问题，并努力找到根源。于是我花了很长时间去让自己拥有相对系统的哲学、文艺学等各方面知识。这样的补充和营养汲取，对我自身的创作认知和创作过程而言，是大有裨益的。借此，我在保持不断练习的前提下，更加深入地去思考和追问。尽量让自己抱定爱之大者追根溯源的决心和勇气，着力培养自己不设置疆界传递温暖的能力和智慧。叙写游牧文化的散文诗集《游牧手稿》便是做完这些功课之后创作完成的。
　　尽管我依然在无限碎片中尽可能地寻找自我确认的方式和努力提供一种整全性创作的可能性思考。但于我的创作而言，或者就我对创作的理解而言，我坚信，最仁慈最宏伟的文学创作，必是生于博爱的情怀，必是温暖众生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