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老肉头”病了，很可能是癌症，我不由得心头一紧：不会是真的吧?
　　“老肉头”是我30年前的一个老同事。他姓严，应该叫“严师傅”才对。但厂里的师傅都这么叫他，他也答应。久而久之，大家都叫他“老肉头”了。他也不见气，雕刻着沟沟槽槽的马脸上，看不出什么喜怒哀乐，跟他说话，他只是“嗯嗯”答应着。
　　食堂的大厨师叫许胖子，他见到我们几个年轻人来打饭莱，总是说：“省着点，一分两分，留着结婚!是不?”小伙子、姑娘脸红了，食堂的师傅们就开心地笑了。
　　“老肉头”家属在江北。他就住在集体宿舍。他总是最后一个到食堂，许胖子收他5分钱或1毛钱，就把菜盆子底都掏给他了。许胖子挤一挤小眼睛，招呼他：“省点钱，给嫂子多寄点!”
　　我们厂位于江城的远郊。那年头，没啥娱乐，看一部老掉牙的电影还得跑十几里地。到了年边上，我的师傅，一个30岁的光棍汉就带着年轻的徒弟们外出打野狗。打死一条狗，买半斤酒，到食堂请许胖子加加工，大家美餐一顿。那就是我们的盛大节日。
　　有一天晚上11点多了，我们刚刚分享了一顿狗肉宴，许胖子就神秘兮兮地对我们说：“各位弟兄，今晚我带你们看一场大戏，谁有电筒，都带上，跟我走！”
　　我们这几个傻小子，喝得醉醺醺的，脑袋不当家了，跟着许胖子就走。绕过厂区后面的大池塘，就是几间土屋。许胖子轻车熟路地穿过堂屋，走到东厢房门口，喊了一声：“查户口!查户口!”接着，那道不抵事的门就被撞开了，几支雪亮的电筒光一齐射过去，那坑上的人惊坐起来……
　　那个男人正是“老肉头”。那个女人呢，是当地生产队马二婶，她的男人犯了什么事，被送劳改去了。
　　不用说，这件事引起了轰动。我们厂的头头相当重视，说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一个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与反革命家属勾搭，难道不是丧失立场吗?
　　马二婶被生产队批斗一番，看管起来了。
　　“老肉头”呢，被“停职反省”了。其实，他只是金工车间的一个铁匠，“停职”就不打铁了，贬去打扫卫生，反倒落得轻松。难的是叫他写检讨，除了会写自己名字之外，他几乎就不认得字。车间主任就把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了我。
　　这真是一个尴尬的使命。好在那天晚上乱哄哄的，在闹剧没收场之前我就开溜了。在那样的场合，一个未婚的小青年总是不合适的，而“老肉头”并不知道当时我也在场。他像个小孩子，垂着双手连声说：“累你了，累你了，帮我一把吧!”
　　他告诉我，那个马二婶人不坏。因为村里水塘的水太脏，有时她就到工厂洗车场接点自来水，碰到他在那儿洗衣服，马二婶帮他洗洗衣服，他就替马二婶拎水回家。就这么好上了。我说：“怪不得许胖子说你那么省，是不是把钱赞助马二婶了?”
　　“老肉头”说：“我哪有什么钱，每个月寄回家30元，剩下只够买饭菜票了。”
　　我说：“严师傅，听说你的老战友在省里当厅长，跟他说一说，调到江北去，你们夫妻团聚了，不就了事了吗!”
　　老严沉默一会，说：“当年在朝鲜战场，他是团长，我是兵拉子一个。按说他对我也不坏，还教我认字儿，可惜我太笨，只学会写自己名字。现在他当厅长了，他也知道我家属在江北，他要想办，不早就办了，还要我去求他?”
　　我说：“你这人缺心眼儿，人家厅长大忙人，也许忘了呢！”
　　忙了3天，“检讨书”总算写好了。尽管我这个“刀笔吏”为他上纲上线，加了许多高帽子，但还是通不过。“老肉头”可怜巴巴地站在被批斗席上，搓着双手，哀戚地说：“要不，把我开除回家种田算了。”
　　许胖子发言了：“要说，老严也不容易，夫妻分居几年也没给解决。犯错误也有客观情况，大家都是过来人嘛!只是不能同反革命家属搅到一块。”看来，许胖子这个始作俑者后悔了。
　　革委会主任眼一瞪：“老许，你这话也不对头嘛!”
　　批来批去，大家都疲乏了。材料报上去，看在老革命的份上，搞了一个记过处分。不久，老严又回到打铁炉边。
　　之后，我考上大学离开了工厂。据说，“老肉头”落实政策，成了“离休工人”。他老家的妻子病故了，马二婶的丈夫也终于没能从劳改队活着回来。老肉头与马二婶名正言顺地成了一家子。马二婶服侍“老肉头”挺周到呢!
　　现在，“老肉头”病了，马二婶不知道会急成什么样子。但愿这对苦命人能渡过这个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