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小伙子开车到县城办事，顺便拉我回村。由于父母住在外地弟弟家，我至少5年没有回过老家了，我像一个游客一样，贪婪地望着窗外。
　　进入本乡范围，路边甚至能看到鲜花。同车还有一位小伙，知道我在媒体行业，热切地说：“写文章帮老家宣传一下，你看现在多漂亮。”
　　“这些花是政府花钱种的吧？”他说是。每个村庄都要在路边种花，改善人居环境。“要检查的，今天下午可能就有检查。”他如此熟悉情况，一问，果然是村委会主任。开车的邻居家小子也在“大队部”工作。
　　前些年偶尔回去，从来没有见到过村干部的身影。在我印象中，村干部是让人尴尬的角色，乡亲们都很厌恶他们，如果是在闲聊，有村干部过来，大家会马上进行“自我审查”。但是眼前这两个小伙都比我年轻，一个80后一个90后，车载音乐也是流行的摇滚乐，实在不像我心中的村干部。
　　我老家河南郸城处在豫皖交界处。记得1997年我有一次看《河南日报》，上面有一条消息：张老庄行政村通电，标志着全省实现村村通电，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上到了一个新台阶。我就是这个村的。因此，80年代那种红极一时的电视剧，1983版《射雕》啊，《紅楼梦》啊，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等到了大学，发现自己的青少年时期简直是一片空白，这一度造成我的失语。回望故乡，有时候也会充满怨意。那里的一切看上去都在为“落后”做注脚，包括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没有山，也没有像样的河流，山里人向往的平原，在我看来只是贫乏而已。
　　读大学的时候，老家的矛盾到了最激化的时候，村民拒绝再缴纳提留款。我家其实也是受害者，因为父亲学校的工资那时还由乡镇财政出，有半年的工资到现在还拖欠着。当时村民集合起来，开着农用三轮车去市里“讨个说法”，每一家都要出一个人。父亲是教师不好参与，我母亲就参与了那激动人心的一幕。
　　这次风波之后，村民们就不再缴纳提留款，镇上也没派人来催收，村干部仿佛突然消失了一样。很快，国家出台政策，取消农业税，农民日子开始好过起来。年轻人在外打工挣钱，老年人留守种地（有补贴）。过去村干部的职责就是追缴提留款、公粮和计划生育罚款，现在似乎都不再需要了。
　　本世纪初的10年，就是这样的状态。村民们开始修建漂亮的楼房，但是村里那条破路却一直无法修缮。几乎每一家都有农用车，车辙越来越深，如果遇到下雨，足以对小孩构成实质性危险。村民们开始聚集开会，讨论修路问题，包括打市长热线、找媒体反映问题、众筹修路款……县交通部门“高度重视”，让村民写一个“申请材料”。但村干部缺席的后果开始显现出来，连这都一度成为问题。
　　现在机耕道两旁栽种着鲜花，且并非土生土长的，而是格桑花。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开始蔓延到这里。老一代的“大队支书”几乎全被淘汰了，我一个做大队支书的表哥就到外地卖小笼包了。
　　我隔壁开小卖部的叔叔如今也是“大队部”的一员。这些村干部不是全职公务员，不过也领一份薪水，这让他们不用再出外谋生，而是能够扎根在这片土壤中。有些工作难免形式主义，但有些，是实实在在的。
　　隔壁叔叔说，村里有些事情，比如浇花、打扫卫生，大家更信任他。村头的那些花，就是他种下的。“村里的电改得可以吧？那就是我弄的。”他的话里透着自豪。这种自豪，在乡村真是久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