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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时间流逝之悲根植于人类的生命，面对“老”所引起的悲剧意识，苏轼的内心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经历过挣扎。他的悲剧意识不断产生而又消解，在二者相互缠绕的过程中，始终以消解为目的走向更开阔的境界。
【关键词】 时间意识;叹老;精神超越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7-0032-02
人生有限是亘古不变的话题，也是一个不会改变的客观现实。出于对“生命”认知的本能，每一个活着的人都会对“老”有所焦虑。由此，一旦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人便会不可抑制地陷入生命短暂的悲剧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存在对“老”的叹息，对苏轼影响较大的文人也不例外。如屈原“恐美人之迟暮”“老冉冉其将至兮”的焦虑，陶渊明“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的描绘，白居易“老去将何散老愁”的茫然，李白“高堂明镜悲白发”的喟叹……都将悲剧性的文化内核传承了下来。
而对时间格外敏感的苏轼，在自己的作品中也时常有谈“老”之语，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都对此有所思考和进一步消解。[1]超越普遍的必然之悲，也为后代树立起典型性的意义。
一、早年未“老”先叹——时间焦虑初显
苏轼对时间的变易向来关注，关于“老”的人生思考在早年作品中就已频繁出现，并且流露出青年人特有的气质。如《减字木兰花·莺初解语》：“休辞醉倒，花不看开人易老。莫待春回，颠倒红英间绿苔。”[2]861这首作品大约在嘉祐八年（1063年）创作，这一年苏轼仅28岁。面对春日里盛放的百花，他却想到再蓬勃的花也将迎接凋落，今年的花等不到明年再赏，正如人在不知不觉中衰老。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人易老”的不安让他对苏辙唱和道“休辞醉倒”，希望尽可能地把握眼前的现实，在青春初绽时尽显潇洒，醉倒花间。
随着经历不断丰富，在熙宁年间其他作品中苏轼也不断提及“老”的话题。首先是遭遇个人抱负与现实政治的矛盾。苏轼初入仕途时顺风顺水，怀着儒家济世的思想希望有一番作为，不久却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自请外放，初步遭遇了仕途上的挫折。如“无可奈何新白发，不如归去旧青山”[2]15（《浣溪沙·感旧》）、“老病逢春只思睡，独求僧榻寄须臾”[2]28（《瑞鹧鸪·城头月落尚啼乌》）等，都是对时间流逝的无奈和“叹老”之词。当然，怅惘的原因不是真的因为年龄已“老”，而是难以实现儒家人格理想所带来的无奈和焦虑使时间意识更为尖锐。可以看出，苏轼同时也有意识地追寻“隐”所带来的超越，是一种寄托于生命自然本真的方式。但是，不赞同苏轼完全把生命寄托在渔樵之乐上的说法。他所追求的“隐”实际上不同于陶渊明的不仕，更接近儒释道中和的产物，即本人所说“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2]90（《南乡子·和杨元素》）的愿望，是一种实现政治抱负以后悄然抽离的现实胸怀，是带有温度的现实关照。设身处地思考，“归去”“僧榻”似乎就带有自我宽慰的色彩，又怎么能真的化解一个渴望施展抱负的青年人深感时间有限的苦闷？
此外，因辗转各地，苏轼也开始体会离别之苦。天高地远，志同道合的友人一旦分别，就可能一生都无法相见，正是“明年人纵健，此会应难复”[2]245（《千秋岁·湖州暂来徐州重阳作》）。情深意厚，也抵不过时空的限制，只能慨叹“情未尽，老先催，人生真可咍。”[2]112（《阮郎歸·苏州席上作》）这一句中“咍”字最妙，念起来仿佛是胸中酝酿的一长口气，拖长的尾音里透出无奈的离愁，强烈的悲剧意识喷涌而出。“咍”字不仅是对自我的嘲弄，也是对“老先催”的一声自然而无力的叹息。
二、黄州时期的将“老”——时间空茫之梦与超脱
谪居黄州的时期，成为苏轼生命中最关键的蜕变期。“乌台诗案”的荒谬性与残酷性触发了苏轼对于个体生命与外界矛盾更深层的思考，他更为集中地对“老”和时间进行体察和书写，也展现出新的精神风貌。
苏轼初抵黄州时作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3]1031（《初到黄州》）元丰二年（1079年）的他38岁，对于类似文字狱的诗案他无力辩驳，人生经历已添几分沧桑，将“老”而未老，只得在笑己之语里透出彷徨。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他也无法立即消解自己的颓靡与挣扎，如《南乡子·集句》上阕所言“怅望送春怀。渐老逢春能几回”[4] 657，想到春去春来是自然中永恒轮回的规律，人却是在不断衰老中流失了遇春的机会。这是生命与自然外界之间的矛盾。这一句发问比原先“花不看开人易老”单纯的时间流逝体悟多了一份复杂和厚重，而这一首词与苏轼大多数仍留一个明亮结尾的作品不同，直到最后一句也是“一寸相思一寸灰”的黯淡底色，情感的内敛中蕴含着更深的悲痛与无奈。
黄州时期成为苏轼精神成长的契机，在这以后苏轼坦然谈“老”，对自我的价值有了更明晰的认识，得以用“梦”化解世事纷扰，在自适中逐渐走向更高层次的空灵境界。然而面对他人的年老和逝去，唤起生命最深处的叹惋，真的能仅凭一“梦”对抗吗？特别是在真正面对身边人的死亡时，必须经过循环的消解过程。
《定风波·月满苕溪照夜堂》为苏轼在1091年经过吴兴所作。在小序中他记录道，十五年前他曾与张先等六人在此相会，如今却是五位故人皆已辞世，感念而作。“月满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斗光芒。十五年间真梦里，何事？长庚对月独凄凉。绿鬓苍颜同一醉，还是，六人吟笑水云乡。宾主谈锋谁得似？看取，曹刘今对两苏张。”[2]677上阕写曾经的聚会，月光流转充盈一如当初，“满”字让人想到积水空明的场景，又似乎是哀思的满溢。“五星一老”呼应当年张先“老人星”之语，暗示五位故人的离世，或许是化为了天空中亘古不变的明星，又让人能够对待生命的消失，略微化解悲伤。可是，如果人生、生死真的都是一场“真梦里”，又为什么心境如此寂寥？为什么只能独自面对月光哀伤？在追忆面前，生命的有限被放大了，悲剧意识更为强烈。下阕又跳回现实写眼前的场景，仍是六人醉中会饮谈笑，气氛也有所缓和。结尾点明这一次的六客，然而，细细比对名单，也许只能发现除了自己再也没有故人。苏轼真挚而深情，面对故人逝去所体验到的“老”注定来自人性深处，想到生命痕迹的不见，只能通过由兴起到消解、再兴起的循环过程来一次次超越。在这一层面上，这位性情中人也将怀着对生命的爱，凝视生命的悲剧性，不断寻求无解的出口，也实现灵魂的升华。 三、岭南时期“老”而忘“老”——保持生命鲜活的质感
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年）被贬惠州，从此晚年几乎都是在海南度过。个人的渺小命运再次被时代所摇摆，面对蛮荒之地恶劣的环境、渐趋衰弱的身体，取得心理的安宁与平衡显得更为重要。苏轼这一时期对外物的依托减少，更关注内心本身，建立起了心灵的归宿与价值。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苏轼仍然不是全然的超脱。有诗为证：“倦枕厌长夜，小窗终未明。孤村一犬吠，残月几人行。衰鬓久已白，旅怀空自清。荒园有络纬，虚织竟何成。”[3]2324（《倦夜》）首联点明时间的残酷性，当深夜难寐，盼不到天明，时间的流动都变得缓慢而清晰，仿佛是一点点地蚕食剩余的生命。颔联转向室外，空阔的孤村唯有犬吠、残月，人的生命在广阔时间面前不过是一粟，衰老之感越发强烈。颈联悲白发、空自清，情感陷入了更深的迷茫。在精神脆弱时听觉更灵敏，伴随着尾联中纺织娘凄婉的低吟，“荒原”“虚织”再次强调价值的缺失，时间带来的悲剧意识最终指向虚无。但是，思索也恰恰意味着生命体验的意识不曾消减，是一个不断反思与追寻的过程。
希望老有所依是人之常情，而通过回归自我心灵的方式，苏轼也找到了“终老”的归处。超越时空、以“心”为所托的思想，从黄州时期就已初显体悟：“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2]579（《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这绝非自我麻痹，而是弥合了时间与空间之间的裂痕，在二者的调和中化解焦虑，落在心灵自由处，实现真正的认同与自由。所以，能够看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3]2192（《食荔枝二首》）中对海南风物和生活的热爱，能够看到“九死南荒吾不恨”[3]2366（《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余生欲老海南村”[3]2364（《澄迈驿通潮阁二首》）的决绝洒脱，看到《劝和农六首》里对黎民的关怀和劝说。这些诗词都反映出一颗安定之心对生命最真实状态的把握与积极的现实活动。“雪颔霜髯不自惊”[2]641（《浣溪沙》）的“忘老”并不是虚言。
苏轼在岭南时期选择了以审美性的眼光看待眼前的生活，在炽热的情感中体验生命此时此地所处的时空，建立起新的人生意义。他对世俗的牵挂不再以荣辱为标准，而是通过本真的“心”建构起自我的价值，在一次一次的循环中，人生境界达到了顶峰。
四、结语
时间流逝之悲根植于人类的生命，面对“老”所引起的悲剧意识，苏轼的内心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经历过挣扎。他的悲剧意识不断产生而又消解，在二者相互缠绕的过程中，始终以消解为目的走向更开阔的境界。无论是诗、酒、梦，还是最终回归心灵本身，都是生命反抗时间带来的悲剧意识的证明。苏轼从未“老”过，他带着全人类的情感，积极寻求着一个终极的超越。
参考文献：
[1]叶嘉莹.苏轼词新释辑评[M].北京：中国书店，2007.
[2]鄒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王文诰，孔凡礼.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冷成金.苏轼词对现实悲剧性的审美超越[J].河北学刊，2016，36（03）：86-92.
【关键词】 时间意识;叹老;精神超越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7-0032-02
人生有限是亘古不变的话题，也是一个不会改变的客观现实。出于对“生命”认知的本能，每一个活着的人都会对“老”有所焦虑。由此，一旦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人便会不可抑制地陷入生命短暂的悲剧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存在对“老”的叹息，对苏轼影响较大的文人也不例外。如屈原“恐美人之迟暮”“老冉冉其将至兮”的焦虑，陶渊明“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的描绘，白居易“老去将何散老愁”的茫然，李白“高堂明镜悲白发”的喟叹……都将悲剧性的文化内核传承了下来。
而对时间格外敏感的苏轼，在自己的作品中也时常有谈“老”之语，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都对此有所思考和进一步消解。[1]超越普遍的必然之悲，也为后代树立起典型性的意义。
一、早年未“老”先叹——时间焦虑初显
苏轼对时间的变易向来关注，关于“老”的人生思考在早年作品中就已频繁出现，并且流露出青年人特有的气质。如《减字木兰花·莺初解语》：“休辞醉倒，花不看开人易老。莫待春回，颠倒红英间绿苔。”[2]861这首作品大约在嘉祐八年（1063年）创作，这一年苏轼仅28岁。面对春日里盛放的百花，他却想到再蓬勃的花也将迎接凋落，今年的花等不到明年再赏，正如人在不知不觉中衰老。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人易老”的不安让他对苏辙唱和道“休辞醉倒”，希望尽可能地把握眼前的现实，在青春初绽时尽显潇洒，醉倒花间。
随着经历不断丰富，在熙宁年间其他作品中苏轼也不断提及“老”的话题。首先是遭遇个人抱负与现实政治的矛盾。苏轼初入仕途时顺风顺水，怀着儒家济世的思想希望有一番作为，不久却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自请外放，初步遭遇了仕途上的挫折。如“无可奈何新白发，不如归去旧青山”[2]15（《浣溪沙·感旧》）、“老病逢春只思睡，独求僧榻寄须臾”[2]28（《瑞鹧鸪·城头月落尚啼乌》）等，都是对时间流逝的无奈和“叹老”之词。当然，怅惘的原因不是真的因为年龄已“老”，而是难以实现儒家人格理想所带来的无奈和焦虑使时间意识更为尖锐。可以看出，苏轼同时也有意识地追寻“隐”所带来的超越，是一种寄托于生命自然本真的方式。但是，不赞同苏轼完全把生命寄托在渔樵之乐上的说法。他所追求的“隐”实际上不同于陶渊明的不仕，更接近儒释道中和的产物，即本人所说“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2]90（《南乡子·和杨元素》）的愿望，是一种实现政治抱负以后悄然抽离的现实胸怀，是带有温度的现实关照。设身处地思考，“归去”“僧榻”似乎就带有自我宽慰的色彩，又怎么能真的化解一个渴望施展抱负的青年人深感时间有限的苦闷？
此外，因辗转各地，苏轼也开始体会离别之苦。天高地远，志同道合的友人一旦分别，就可能一生都无法相见，正是“明年人纵健，此会应难复”[2]245（《千秋岁·湖州暂来徐州重阳作》）。情深意厚，也抵不过时空的限制，只能慨叹“情未尽，老先催，人生真可咍。”[2]112（《阮郎歸·苏州席上作》）这一句中“咍”字最妙，念起来仿佛是胸中酝酿的一长口气，拖长的尾音里透出无奈的离愁，强烈的悲剧意识喷涌而出。“咍”字不仅是对自我的嘲弄，也是对“老先催”的一声自然而无力的叹息。
二、黄州时期的将“老”——时间空茫之梦与超脱
谪居黄州的时期，成为苏轼生命中最关键的蜕变期。“乌台诗案”的荒谬性与残酷性触发了苏轼对于个体生命与外界矛盾更深层的思考，他更为集中地对“老”和时间进行体察和书写，也展现出新的精神风貌。
苏轼初抵黄州时作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3]1031（《初到黄州》）元丰二年（1079年）的他38岁，对于类似文字狱的诗案他无力辩驳，人生经历已添几分沧桑，将“老”而未老，只得在笑己之语里透出彷徨。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他也无法立即消解自己的颓靡与挣扎，如《南乡子·集句》上阕所言“怅望送春怀。渐老逢春能几回”[4] 657，想到春去春来是自然中永恒轮回的规律，人却是在不断衰老中流失了遇春的机会。这是生命与自然外界之间的矛盾。这一句发问比原先“花不看开人易老”单纯的时间流逝体悟多了一份复杂和厚重，而这一首词与苏轼大多数仍留一个明亮结尾的作品不同，直到最后一句也是“一寸相思一寸灰”的黯淡底色，情感的内敛中蕴含着更深的悲痛与无奈。
黄州时期成为苏轼精神成长的契机，在这以后苏轼坦然谈“老”，对自我的价值有了更明晰的认识，得以用“梦”化解世事纷扰，在自适中逐渐走向更高层次的空灵境界。然而面对他人的年老和逝去，唤起生命最深处的叹惋，真的能仅凭一“梦”对抗吗？特别是在真正面对身边人的死亡时，必须经过循环的消解过程。
《定风波·月满苕溪照夜堂》为苏轼在1091年经过吴兴所作。在小序中他记录道，十五年前他曾与张先等六人在此相会，如今却是五位故人皆已辞世，感念而作。“月满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斗光芒。十五年间真梦里，何事？长庚对月独凄凉。绿鬓苍颜同一醉，还是，六人吟笑水云乡。宾主谈锋谁得似？看取，曹刘今对两苏张。”[2]677上阕写曾经的聚会，月光流转充盈一如当初，“满”字让人想到积水空明的场景，又似乎是哀思的满溢。“五星一老”呼应当年张先“老人星”之语，暗示五位故人的离世，或许是化为了天空中亘古不变的明星，又让人能够对待生命的消失，略微化解悲伤。可是，如果人生、生死真的都是一场“真梦里”，又为什么心境如此寂寥？为什么只能独自面对月光哀伤？在追忆面前，生命的有限被放大了，悲剧意识更为强烈。下阕又跳回现实写眼前的场景，仍是六人醉中会饮谈笑，气氛也有所缓和。结尾点明这一次的六客，然而，细细比对名单，也许只能发现除了自己再也没有故人。苏轼真挚而深情，面对故人逝去所体验到的“老”注定来自人性深处，想到生命痕迹的不见，只能通过由兴起到消解、再兴起的循环过程来一次次超越。在这一层面上，这位性情中人也将怀着对生命的爱，凝视生命的悲剧性，不断寻求无解的出口，也实现灵魂的升华。 三、岭南时期“老”而忘“老”——保持生命鲜活的质感
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年）被贬惠州，从此晚年几乎都是在海南度过。个人的渺小命运再次被时代所摇摆，面对蛮荒之地恶劣的环境、渐趋衰弱的身体，取得心理的安宁与平衡显得更为重要。苏轼这一时期对外物的依托减少，更关注内心本身，建立起了心灵的归宿与价值。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苏轼仍然不是全然的超脱。有诗为证：“倦枕厌长夜，小窗终未明。孤村一犬吠，残月几人行。衰鬓久已白，旅怀空自清。荒园有络纬，虚织竟何成。”[3]2324（《倦夜》）首联点明时间的残酷性，当深夜难寐，盼不到天明，时间的流动都变得缓慢而清晰，仿佛是一点点地蚕食剩余的生命。颔联转向室外，空阔的孤村唯有犬吠、残月，人的生命在广阔时间面前不过是一粟，衰老之感越发强烈。颈联悲白发、空自清，情感陷入了更深的迷茫。在精神脆弱时听觉更灵敏，伴随着尾联中纺织娘凄婉的低吟，“荒原”“虚织”再次强调价值的缺失，时间带来的悲剧意识最终指向虚无。但是，思索也恰恰意味着生命体验的意识不曾消减，是一个不断反思与追寻的过程。
希望老有所依是人之常情，而通过回归自我心灵的方式，苏轼也找到了“终老”的归处。超越时空、以“心”为所托的思想，从黄州时期就已初显体悟：“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2]579（《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这绝非自我麻痹，而是弥合了时间与空间之间的裂痕，在二者的调和中化解焦虑，落在心灵自由处，实现真正的认同与自由。所以，能够看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3]2192（《食荔枝二首》）中对海南风物和生活的热爱，能够看到“九死南荒吾不恨”[3]2366（《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余生欲老海南村”[3]2364（《澄迈驿通潮阁二首》）的决绝洒脱，看到《劝和农六首》里对黎民的关怀和劝说。这些诗词都反映出一颗安定之心对生命最真实状态的把握与积极的现实活动。“雪颔霜髯不自惊”[2]641（《浣溪沙》）的“忘老”并不是虚言。
苏轼在岭南时期选择了以审美性的眼光看待眼前的生活，在炽热的情感中体验生命此时此地所处的时空，建立起新的人生意义。他对世俗的牵挂不再以荣辱为标准，而是通过本真的“心”建构起自我的价值，在一次一次的循环中，人生境界达到了顶峰。
四、结语
时间流逝之悲根植于人类的生命，面对“老”所引起的悲剧意识，苏轼的内心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经历过挣扎。他的悲剧意识不断产生而又消解，在二者相互缠绕的过程中，始终以消解为目的走向更开阔的境界。无论是诗、酒、梦，还是最终回归心灵本身，都是生命反抗时间带来的悲剧意识的证明。苏轼从未“老”过，他带着全人类的情感，积极寻求着一个终极的超越。
参考文献：
[1]叶嘉莹.苏轼词新释辑评[M].北京：中国书店，2007.
[2]鄒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王文诰，孔凡礼.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冷成金.苏轼词对现实悲剧性的审美超越[J].河北学刊，2016，36（03）：8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