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窑生产的文房用具，以小件为多，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它却承载了大量的唐代文化信息。李泽厚先生说：“……而书法和诗歌却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再现的高峰，既是这个时期最普及的艺术，又是这个时期最成熟的艺术”。普及和成熟的书法艺术，必然对其用具的生产有所要求和刺激，丰富多彩的长沙窑文房用具，就是在唐代兴盛的书艺活动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可以说，长沙窑的文房用具，是唐代普及成熟的书法艺术的一个物证。
　　
　　1983年由湖南省、长沙市等三家文博单位组成的联合发掘队，对长沙窑窑址进行发掘，共出土长沙窑瓷器7211件，70种器型，其中各类文房用具926件，占整个出土器物数量的12．84％。1999年底，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窑区内再次进行发掘，共出土瓷器1587件，其中文具127件，占出土瓷器总数的8％。如果将文化含量很高的埙(俗称哨)、笛、香熏、盒算上，比重就更大了。虽说这不能准确代表长沙窑整个产品的分类比例，但至少说明长沙窑文具产量之丰。正如冯先铭先生所言：“长沙窑瓷器器美与式样之多，在唐窑中也很少见，烧制的器物虽以日常生活用器为主，但又兼烧文房用具及各种瓷塑玩具。”
　　在唐代，文人学士们游艺书法，陶冶性情，对文房用具也渐起欣赏之风。从当时追捧的紫石砚、狻猊墨、浣花笺等名物即可见其端倪。唐代书家李阳冰对砚台用水就颇有讲究“水在清静，宜取新水密护尘埃，忌用煎煮之水也。”这种对文房用具品味情趣的追求，无疑促进了文具生产者在造型装饰上下功夫。
　　长沙窑文房用具品种主要有水盂、水滴、笔洗、笔掭、镇纸、砚台等等，这些品种，都由文房四宝纸笔墨砚派生出来，其功能主要是书艺所需。当然，读书作画也用得上。可贵的是生产者在注重实用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对美的追求。
　　水盂，储水之器，备研墨之用。长沙窑水盂口径一般在2厘米左右，器高多在6厘米以下，敛口、扁圆腹、圆饼底是基本形制，然后在口、颈、腹等部位上进行变化，便有如梅瓣、葵瓣、石榴、圆筒等多种式样。釉色以青釉、褐釉为主，均内外施釉，外釉不及底。彩绘以褐绿彩为主色，红彩少见，颇为名贵；纹饰有彩条、散点、彩斑、草叶等式样。造型奇巧者如六鸟水盂，极具情趣。
　　水注，向砚中注水之器。水注是长沙窑文具中最为出彩的品种之一，造型奇特，装饰多变，真是千姿百态，美不胜收。其形制有壶形、杯形、动物形，此三类均有流；还有一种葫芦形，无流，有专家视为水注，此器虽可作注水之用，但笔者认为更可能是丹药瓶。动物形则有龙、凤、狮、虎、象、鸭、狗等。笔者藏有一件螭龙形水注，龙首作流，龙身作提梁，腹部两侧堆贴云纹，含“龙从云”之寓意，斑驳的褐绿彩饰极具沧桑感。还有一件白釉彩凤首水注，高9．5厘米，圆饼底，颈部硕长，腹部丰满，凤首塑于执手顶部，俯首注口，显得尊贵雅致。笔者以为，类似精美之器物，应为上层社会所用。
　　笔洗，洗笔之器。唐以前，并没有笔洗，洗笔之职由其他器物代替，长沙窑笔洗则是应运而生，填补了这一空白。从考古资料看，笔洗是长沙窑文具中数量最多的品种，说明唐人对这种新出现的器物十分喜用，从白居易有“每一诗成，辄洗其笔”的习惯，即可见一斑。长沙窑的经营者很好地把握了这个商机，进行了大批量生产，适应旺盛的市场需求。正因为如此，长沙窑笔洗讲究实用，其规格口径从8厘米起至30厘米以上的都有，显然是为了适应不同使用者的需要。
　　镇纸，压纸之具。长沙窑镇纸全部为动物造型，即在一矩形、方形和圆形的瓷板上，或立或蹲或卧一只动物，如瑞兽、狮、象、虎、马、羊、狗、蛙、鸡等，也有因势将动物底部作成平底的，如龟形镇。唐人爱狮，最为常见的为狮形镇，以蹲狮卧狮为多，且装饰意味很浓。立狮极为少见，多年来，笔者仅收藏到一件素胎立狮镇，造型较为写实，鬃毛后披、垂尾、平视，似在张望和期待着什么。和其他狮镇一样，虽说生动传神，但它缺少野性与威猛，而以灵性和温驯见长，大概是中晚唐时期唐王朝国势衰微之中审美情趣的一种体现吧!此外，象形镇的厚重，瑞兽镇的神奇，也都各具特色，而蛙、龟、鸡形镇则秀气玲珑，大概是投女性之所好吧!
　　长沙窑的其他文具如簸箕砚、笔掭、算珠等，多以研究实用为主。总之，雅俗共赏、贵贱成宜的长沙窑文具，适应了唐代繁荣普及的书艺所造就的消费市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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