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道静一个人坐在教员休息室里。秋日的斜阳无力地照在东窗外面的葫芦架上，给黯旧的窗纸投上斑驳的叶影。她拿着一本小说，心不在焉地读着。她人虽在关帝庙里，心却不能不飞到乱糟糟的街上，飞到相距不过二十里、被日本海军占领了的秦皇岛上。
　　工友拿着报纸进来了。这就是道静刚来那天把她关在庙门外的醉老头。他蹒跚地哼唧着什么走进来，一见道静就喊道：“林先生，糟啦！日本人占了东三省！”
　　道静吃惊地一把抢过报纸来。果然，大字赫然载着日军占领东北各地的消息。她读着，读着，最后捏住报纸跌坐在凳子上。
　　关帝庙里静悄悄的，教员休息室里静悄悄的，世界好像突然静止了。
　　“林先生，啥消息呀？国家大事怎样啦？”
　　道静吓了一跳。抬头一看，醉老头不知什么时候早就走了，站在她面前的是四十多岁的本村教员李芝庭。他悄悄走进屋来，见林道静一个人捏着一叠报纸在发呆，不禁这样问了一声。
　　道静站起身把报纸递给李芝庭。她清澈的眼睛变红了。
　　李芝庭捧着《世界日报》，把头条消息看过几行，摇头叹气道：“不好！不好！咱中国岂不眼看就要亡国了吗？唉，亡国！亡国！”
　　“李先生，您别这样说好不好？听着叫人怪难过！”平日很少讲话的林道静这时打断李芝庭的话，含着眼泪说，“我想，中国怎么也不会亡国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能叫它亡吗？……”
　　道静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个高个青年迈着沉稳的步子走进门来。他站在门边随便向道靜点点头微微一笑：“您说得很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您是这儿的教员吗？”
　　“是呀！”道静一边回答这人的问话，一边惊异地看着李芝庭，仿佛在问他：这个坦率的青年人是干什么的？
　　“介绍介绍！”李芝庭笑着说，“这是我内弟卢嘉川，北京大学的学生。因为我岳母病了，他回家探母，顺便来看他姐姐。一来到这里，他就闲不住，叫我领着他各处遛遛。这位是林道静先生，本村教员，她也是北平的学生。”
　　那青年人笑着说：“很好，北平的学生在乡村教小学。请坐—这几天形势很紧张啊！”
　　这青年身上仿佛带着一股魅力，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人吸在他身边。道静立刻被他那爽朗的谈吐和潇洒不羁的风姿吸引得一改平日的矜持和沉默，仿佛问熟朋友似的问他：“您从哪儿来？您知道，日本占了东三省，中国倒是打不打呀？”
　　青年人并没有急于回答。他用聪明、和悦的眼睛微笑着看着面前的两个人，仿佛在考虑什么，又好像在等待什么。
　　李芝庭默默地望着他的内弟，似乎也在等待他的回答。可是没等客人说话，他先向林道静做了一个简短的说明：“林先生，您不知道，我这位内弟可是专爱研究国家大事，说起中外古今全是一套一套的……好，嘉川，你就谈谈吧，看林先生为咱国家可愁得不行呢。”
　　“卢先生，那您给我们谈谈吧！”道静又催了一下。
　　“没有什么，报上全有了。”卢嘉川翻了一下桌上的报纸，抬起头来慢慢地说，“只有一点：蒋介石打内战很‘勇敢’，却指示东北的几十万军队绝对不许对外抵抗。所以日本不费一枪一弹就把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沈阳制炮厂、飞机场连同200架飞机全强占了。接着又向本溪、营口、长春等地进攻。听说吉林已经被占领，咱们这边秦皇岛也完了。……可是国民政府解决这个奇耻大辱的办法只是给驻在日内瓦的施肇基打了个电报，要求‘国联’替中国主持公道……”
　　说到这里，他突然盯着道静，严肃地问道：“您认为这样的梦想可以实现吗？中国要是不用武装斗争能够战胜日本吗？”
　　道静目不转睛地望着卢嘉川。在她被鼓动起来的愤懑情绪中还隐隐含着一种惊异的成分。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学生，他和余永泽可大不相同。余永泽常谈的只是些美丽的艺术和动人的缠绵故事；这位大学生却熟悉国家的事情，侃侃而谈的都是一些道静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
　　“我不知道。”想了想，道静率直地回答，并且惭愧地红了脸。
　　“但是，您既然关心国家的事，那就应当知道啊！”卢嘉川笑笑说。
　　“可是……”林道静笑了。她不知道怎样回答这陌生的青年才好。
　　“嘉川，别处看看去。你不是还要打听秦皇岛上的事吗？走！”李芝庭是个好好先生，他见卢嘉川把初次见面的林道静问得怪窘的，就要把他赶快拉走。
　　卢嘉川同李芝庭向门外走去时，道静送他们出来。一边走，卢嘉川还一边对两位教员说：“国事如此，咱们谁也不能袖手旁观啊！”
　　“那可有啥办法？咱们白面书生，手无寸铁……”李芝庭小声咕哝着，轻轻地摇头叹息。
　　“爱国不一定都拿枪打仗。进行宣传，唤起人心—像你们给学生们灌输爱国思想，这也是拿起了武器。”
　　李芝庭没有言声。道静也没有答话。可是她心里承认这个陌生青年说得对。并且她对这个人—奇怪的、不知哪一点和一般人不一样的人—感到尊敬。只不过短短十多分钟的谈话，可是他好像使道静茅塞顿开似的，忽然知道了好多事情。
　　过了两天，风暴过去，学校又照常上课。在三年级的课堂上，第一堂课道静没有讲功课。
　　激昂的爱国热情战胜了个人的伤感，她把“九一八”的惨痛消息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以及那陌生青年卢嘉川告诉她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一口气向小学生们讲了整整一堂课。她声音不高，并且时讲时停，但是她那悲痛的声调和她眼中不断涌出的泪花，却把孩子们的感情激发出来了。孩子们静静地听着，一动不动。
　　许多小眼睛闪着泪光，几个大些的女孩子甚至呜呜地哭出声来。
　　“老师，咱们为什么不打日本啊？”一个小男孩含着眼泪问。
　　“因为政府不爱国……”
　　“老师，打日本用什么呀？”
　　“用军队、枪炮。”
　　“那中国没有枪炮吗？”“中国没有飞机吗？”“中国没有军队吗？”……连珠炮似的问题从孩子们天真的嘴里喊出来，道静应接不暇地回答他们：“国民党只顾打内战，打中国人，可是不敢打日本。他们怕……”
　　“我们不怕，我们打！”
　　“我们打，我会放枪！”
　　“我们打！”“我们打！”孩子们一片喊打的声音，把平日肃静的课堂嚷叫得要飞腾起来了。道静感到沉痛，然而又感到欢快。多么可爱的孩子啊！他们都知道爱国，都知道打、打、打日本！
　　从此，道静经常给孩子们讲爱国故事，像文天祥、岳飞、史可法的故事，外国的《二渔夫》《最后一课》等故事。孩子们爱听，她也爱讲。她和学生的关系，好像忽然亲密起来，她自己空虚的心灵也似乎充实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