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一位历史名人，因为他主持变法取得了极大成就，所以他身上就有了某种光环。但是，如果我们以一个平常人的心态来观察商鞅，有可能在光环的背后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
　　人们一般认为，商鞅是法家的代表。这不错，他确实精通法家学说，“少好刑名之学”，一部《商君书》，人们看到的几乎全是法家的治国之道。但是，正因为商鞅以法家学说扬名立万，人们往往会忽视他身上那些非法家的东西。按《史记》所载，商鞅在入秦之时，通过走秦孝公宠臣景监的门路得以进见。结果第一次讲帝道，把孝公说得打了瞌睡，得到了一个“妄人”的评价；第二次讲王道，要好一些，但仍然“未中旨”；第三次开始讲霸道，得到了孝公的赏识。此后一发不可收拾，“语数日不厌”，孝公不知不觉地用膝盖向商鞅身边凑近。景监问他如何能够得到孝公的欢心，商鞅答道：“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显然商鞅并非仅仅精通法家学说，他对商周的德治礼治肯定是了解的。“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这几乎是战国儒家的专利，是孔孟之徒的强项，商鞅对此也能娓娓道来，说明他实际上了解各家学说。帝道、王道、霸道他都有一套，否则就不能“语事良久”，更不可能当听者厌倦之时还能侃侃而谈。孝公选择了霸道，他就投其所好。但是，他自己对法家学说的不足是有清醒认识的，“难以比德于殷周矣”表明商鞅自己也认为法家不比儒家更好。他之所以讲法家不讲儒家，不是他对法家有坚定的信念，而是因为孝公需要眼下的政绩。在这里，商鞅表现出了他的第一个迷失—价值观的迷失。他是以功利的算计来衡量各种学说优劣的，而不是以价值观来主导自己的选择。说白了，商鞅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只要符合孝公的口味，哪怕自己内心认为有问题的东西，他也可以照讲不误。很有可能，这种迎合心态会使他在谈话内容上有所选择，既然孝公喜欢听霸道，那就闭口不谈“霸道”的弊端而只谈“霸道”的功效。
　　有人可能认为，商鞅对孝公的试探无可厚非，甚至还有可能赞扬商鞅的智慧。毕竟，在那个时代忤逆君主意愿是很危险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对商鞅的定位有误。作为政客，当然可以随风倒；但作为思想家，必须有自己的信念。如果把商鞅同春秋战国时期的其他思想家相比，这种缺陷立即显露无遗。同儒家相比，他没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志向，更没有迫使“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勇气；同墨家相比，他没有用“非战”信念来抗拒君主发动战争的念头，更没有“摩顶放踵”的坚守；同道家相比，他没有“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现实批判，更没有视权势为“腐鼠”、“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的洒脱；即便是同后来的法家韩非相比，他也没有对“说难”的深刻认识。在法家人物中，商鞅与韩非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韩非坚信法家优于其他各家，而商鞅不见得有这样的立场，他是以君主的立场为立场。
　　由于商鞅的价值观迷失，所以他在实际政务中一切以功利为原则。同样受到祖国的排挤，韩非尚主张“存韩”，商鞅却可以用诡计破魏。当他为自己的变法功绩陶醉时，已经有人指出其中的问题所在。《史记·商君列传》详载了商鞅与赵良的对话，赵良尖锐指出商鞅“无德”“无礼”的严重不足，“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所以“亡可翘足而待”。然而，商鞅此时表现出第二个迷失—自我的迷失。他完全以外在的功名利禄来呈现自我价值，舍不得繁华锦簇，放不下权势威严，拒不听从赵良的劝谏，为身外之物所累，最终被车裂于咸阳。
　　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商鞅的迷失足以我们引起警惕。这种迷失是逻辑递进的。
　　一个管理者乃至一个公司，一旦价值观发生迷失，作为个人就会没有自己的坚守，作为企业就会产生社会责任的失落。价值观的迷失，自然而然会走向自我的迷失，作为个人只能以外在的功绩来衡量，作为企业只能以利润的高低来判断，评价尺度完全功利化而失去伦理约束。一旦自我迷失，经营者的判断力就会下降，事业就会变成赌博，甚至会为了追求成功而放弃底线，饮鸩止渴。更重要的是，这种迷失形成社会风气之后，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外在效应，对他人的评价准则会转移到狭隘功利，不断“挤兑”正人君子，由“笑贫不笑娼”到“逼良为娼”。例如，后人对商鞅本人的评价，多谈他的变法成就，少说他的为人处事，一个权谋性的“徙木赏金”案例，竟然在世人口中变成了追求诚信的正面示范，足以说明这种迷失会在潜意识层次不断传承。
　　价值观的迷失，是一条不归之路的开端，值得人们格外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