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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汉语动词语义场是近年来古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领域，研究成果颇丰。通史研究、断代研究、专书研究、专人研究，研究角度多样；统计对比、义素分析、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研究方法多样；语义、语法与语用相结合，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研究途径不断拓展。一些常用的动词语义场的成员构成、词义发展演变、成员替换得到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古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规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呈现。但研究方法存在描写充分而解释不足的问题；语料的选用范围偏窄；单个语义场研究较为充分，相近子场或上下两级语义场的联系注重不够。
关键词： 古汉语；动词语义场；现状；思考
近年来，我国学者运用语义场理论研究古汉语词汇取得了诸多成果，其中常用动词语义场是众多成果中最为突出和重要的部分。本文全面搜集了古代汉语常用动词语义场的有关研究成果，在整理分类的基础上，对其研究结论和研究方法进行较为详尽的介绍和深入的剖析；同时立足于古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大背景对其研究意义和不足进行总结和阐释。
一、古汉语常用动词语义场研究现状
纵观目前学界古汉语动词语义场的研究成果，如果按照动作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两大类：人动类和物动类。人动类即动作的主体是人，物动类即动作的主体是物。其中，人动类又可细分为肢体类和感官类，具体研究情况如下：
（一）人动类
1.肢体类。包括手部动作、脚部动作、五官动作、身体动作等四小类。
（1）手部动作。手部动作语义场主要有：“洗涤”、“买卖”、“借贷”、“出售”、“建造”、“种植”、“偷盗”、“烹煮”、“切割”、“手持”等。
“洗涤”类动词语义场的主要研究者是闫春慧，其系列研究论文分别为：《先秦“洗涤”语义场探析》[1]、《从<史记>、<论衡>等看汉魏晋南北朝“洗涤”语义场》[2]、《隋唐五代汉语“洗涤”语义场考察》[3]、《汉语“洗涤”类动词语义场的历史演变》[4]。采用历时与共时、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先秦到宋元明清“洗涤”语义场的构成成员数量、用法以及发展变化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对于“洗涤”类动词语义场的研究者还有雷颖。在《汉语洗浴概念场词汇系统历史演变研究》[5]中，作者对“洗浴”概念场进行历时考察。同样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统计频率和分布情况的方法，与前者不同的是，作者又将结构形式与意义功能相结合，更多的关注概念场词汇系统成员的分布变化和相互关系。张荆萍在“买卖”类语义场方面有较多的研究成果，其系列研究论文分别为：《试论古汉语“出售”语义场的历时演变》[6]、《“出售”语义场的演变初探》[7]、《“买”、“卖”语义场交集动词演变探析》[8]。作者对“出售”语义场分上古、中古、近代三大阶段进行考察，采用义素分析、调查统计、分析语法功能、排比归纳的方法，认为：不同时期的“出售”语义场的核心词均为“卖”。语义场中单音动词相互交替，数量从整体上表现出由多到少的发展趋势，并论述了旧词的使用和消亡，新词对旧词的继承、发展和使用，阐明了发生这种演变的原因。吕文平在《汉语“买卖”类动词语义场的历史演变研究》[9]中，同样从上古、中古、近代中选取不同平面代表性的材料，采用义素分析、定量定性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等方法，既分析“买卖”语义场成员在不同语言时期的分布状况，又依据“买卖”语义场成员分布状况来反证语言史分期。
黄英在《敦煌社会经济文献“借贷”概念场常用词历史演变研究》[10]中，仅对唐五代时期敦煌社会经济文献中的“借贷”概念场进行考察，通过统计频率及义素分析等方法，描写“借贷”概念场中常用词语义特征、词汇使用特点、词义的演变规律等，认为：“借”与“贷”出现了一个可同时单用的局面，但“借”除“借贷”义之外还被人们普遍使用并应用于各领域，成为核心词沿用至今，而“贷”则逐渐成为构词语素。
甘小明在《<高僧传>建造概念场词汇系统分析》[11]中，运用语义场理论，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共时分布和历时演变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先秦、两汉魏晋、唐宋元明清以及现代四个时期“建造”类语义场的成员构成情况为背景，对《高僧传》中“建造”类语义场进行考察，认为：该语义场的成员指称情况是排斥互补的，入场途径和活动时间表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常荣在《汉语“建筑”类动词语义场的历史演变研究》[12]中，分期与前者不同，分别对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五个时期具有代表性文献进行调查，同样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共时分布和历时演变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认为：先秦两汉时，“建筑”类动词多表建筑义，“缮”还可表修补。魏晋南北朝时，“砌”出现。唐宋时，新增“垒”。元明清时期，主要成员有“建、作、立、修”等，新增成员“搭”。
双丹丹在《“种植”类动词语义场的历史演变》[13]中，对“种植”类语义场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三个阶段的使用情况进行考察，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又采用义位分析的方法，将“种植”语义场分为五个子语义场，认为：“种植”义场的主要成员由西周、春秋时期的“树”、“艺”、“播”逐步演变为汉代到唐宋的“种”一统天下的局面。
安沙沙在《常用词“窃”“盗”“偷”的历时替换》[14]中，考察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窃”“盗”“偷”三个词的历时替换情况。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统计频率、列举实例、共时与历时结合，认为：在表示“偷盗”意义上，先秦以“窃”使用为多。两汉时期“盗”为多，口语中也有偷来表示偷盗。魏晋南北朝时期，“偷”为常用词沿用至今。 王洋在《“烹煮”语义场的历史演变研究》[15]中采用将词频统计和列举典型例句相结合，分析共时层面和历时层面分布相结合的方法，将“烹煮”语义场分为若干子语义场，认为：“烹、熬、煎、煮、蒸、烧、炒、馏”从先秦两汉沿用至现代汉语，是“烹煮”语义场的核心词；成员演变中出现复音化趋势，子语义场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蒸煮”义场一直都居于首位。
高龙在《汉语“切割”类动词语义场的历史演变研究》[16]中，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四个历史时期，对“切割”类语义场进行考察。改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描写与解释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的结合等方法，认为：“切割”类动词有很强的继承性，发展演变具有渐变性，其核心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意义和用法也不同；词有从单音节逐渐复音化的趋向。
栗会芳在《上古“手持类动词”词义系统研究》[17]中，把上古分为三个时期，先分别对这三个时期的手持类动词作共时的词义描写，然后再进行历时的发展演变研究，方法上采用的是义素分析法，以词义系统为依托，认为：上古“手持类动词”语义场中，前期的“执、秉、握、杖”到中期仍然存在，且有新成员增加，从中期到后期没有增加新的成员，且“引、拥”消亡。
（2）脚部动作。脚部动作语义场包括：“行进”、“站立”、“登陟”等。
刘恩萍在《汉语“行进”类动词语义场的历史演变研究》[18]中，对上古、中古、近代三个时期的“行进”类动词进行考察。采用调查与统计、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方法，选取各时期代表文献的用例，认为：“行进”语义场成员有从单音节逐渐向复音化转变的趋向；语言符号是可变性与不可变性的统一，语义场成员逐渐消亡或转入其他语义场。
汪维辉，秋谷裕幸在《汉语“站立”义词的现状与历史》[19]中对现代汉语“站立徛”三个主导词的历时演变和共时分布进行研究，认为：上古和中古时期，长江以北说“立”，长江以南说“徛”。唐宋以后，“站”开始兴起。明代以后“站”在北方地区逐步取代“立”，在南方部分地区取代了“徛”，最终形成了今天这样的分布格局。
熊雪娇在《上古到中古登陟类词汇系统及其演变研究》[20]中，对先秦、两汉和魏晋南北朝这三个时期的登陟类动词成员的分布情况、使用频率、搭配情况等进行共时描写，具体分析各成员在句中的搭配情况，并将登陟类成员所带宾语按语义类型分类，认为：先秦时期的主导词为“升”。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蹑”出现，“跻”退出，主导词“上”是两汉至魏晋时期最常用，最活跃的成员。
（3）五官动作。五官动作语义场包括“言说”、“吃喝”、“哭”、“责怪”、“看视”等。
王枫在“言说”类动词语义场的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其系列研究论文分别为：《“问答”类动词语义场的历时演变》[21]、在《“语告”类动词语义场的历时演变》[22]、《先秦“叙说”类动词语义场基本特征》[23]，作者将“问答”、“语告”类动词均划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五代和宋元明清四个时期进行考察。通过历时分析、统计频率、列举实例、对比句法格式的方法，认为：先秦时期，“问”与“对”配对使用，“告”、“谓”、“语”为“语告”语义场的核心成员。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告”和“语”的句法格式变化明显。唐五代以后，“答”表现活跃，成为核心成员，“告”独自承担语告表达功能。宋元明清时期，“对”退出“问答”语义场。在“叙说”类动词语义场中，作者以先《左传》为代表文献，认为：先秦时期，“叙说”类动词语义场主要成员有“言”、“曰”、“谓”、“语”，“言”是核心成员，并持续至两汉以后。汪维辉在《汉语“说类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24]中，将“说类词”划分为上古、中古、近代三个时期考察，同样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并从受事类型和与事类型的角度将其用法归类，以历史文献和方言资料为依据，认为：从上古到近代，“说”逐步成为“说话”义的主导词，“讲”在元代以后成为相当大方言区中的唯一上位词。
霍生玉，陈建初在《语义场的古今演变——对“吃喝”义场演变轨迹的探析》[25]中，运用统计频率和义素分析法，对“吃喝”语义场的演变动因进行分析，认为：上古、中古“吃喝”语义场的核心词是“食”和“饮”。中古至元明时期“吃喝”语义场的核心词是“吃”。“喝”至迟在明代已出现，到清代和“吃”一起成为该语义场的核心词。此后至今，“吃”、“喝”一直占据着该语义场的主导地位。
杨明泽在《常用词“泣、涕、号、哭”的演变研究》[26]中，对“哭”类词的四个成员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四个阶段进行考察，通过在各个时期文献中的分布情况，统计出现频率，以具体事例加以说明，认为：先秦时，“哭”占据着整个语义场的核心位置。魏晋时，“泣”成为哭泣义的常用词。唐五代时，“哭”重新成为“哭”类词的核心成员词并沿用至今。
杨琴在《“责怪”类动词的历时演变研究》[27]中，对“责怪”类动词语义场的14个常用词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四个阶段进行考察。通过统计出现频率、探析其表义特征、分布状况、语义关系、结构关系及聚合情况等方法，认为：先秦时期该语义场的核心词为“让”。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责”。唐宋时期“怪”的使用频率增高，至元明清时期成为核心词，“责、怪、数、怨”一直保留到现代汉语中。
“看视”类动词语义场的主要研究者是尹戴忠，其系列研究论文分别为：《上古汉语“张目看”语义场研究》[28]、《上古汉语“向上看”概念场研究》[29]、《上古“远看”概念场研究》[30]。作者借鉴了语义场理论和义素分析的方法，对上古看视类动词语义场进行考察，认为：在上古的不同阶段，“张目看”语义场的主导词和意义均有所不同。前期的主导词是“盱”，其意义为“张目仰视”，中期和后期的主导词皆为“瞋目”其意义为“发怒时瞪大眼睛”。“向上看”在演变过程中各成员内部要素之间消长、更替。其中“瞻、瞻仰、仰望、仰见、仰视、仰观、上视”7词项一直贯穿上古、中古和近代，“仰视”一直是该语义场的主导词。“远看”概念场在上古前期，主导词为“瞻”，中期和后期的主导词均为“望”，构词能力也最强，是该概念场中期和后期最常用、最活跃的成员。三个语义场成员在发展过程中均呈现了内部要素之间的消长和更替情况，并验证了汉语词汇由单音节发展为复音节的总趋势。 （4）身体动作。身体动作语义场包括：“睡觉”、“跌倒”等。
刘新春在《睡觉类动词的历史演变研究》[31]中，分汉代以前、两汉三国、汉末三国、隋唐五代四个时期对睡觉类动词的演变进行探究。主要采用统计对比，列举实例，历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认为：“睡觉”产生于汉代，主要意思是坐着打瞌睡。五代时，“睡觉”成为“睡”的主要义位。“醒”在唐代具有“睡醒”义。此后，由“醒”表示，“睡”成为表示“睡觉”这一概念的主要用词。
徐磊在《汉语跌倒类常用词历史演变的描写与解释》[32]中，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四个时期对“跌倒”类常用词进行考察，并统计出该语义场成员在各个时期的使用频率，分析其义位使用情况，从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两方面进行分析，并从认知层面和语言层面分析了演变的原因，认为：“堰、仆、跌、僵、毙、颠、顿、倒、跋、跟”这10个成员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担任核心动词，表示“跌倒”这一概念。
2.感官类。感官类动作仅含“感官感知”动词语义场一个。
曾石飞在《中古汉语感官感知类动词语义场研究》[33]中，对中古时期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五个方面的感官类动词进行探讨，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义素分析的方法，认为：中古时期感官感知类动词有双音节化趋势，与上古相比基本词变化不大，但核心词有所变化，“阅”、“盼”、“摸”等新词增加，旧成员退出。
（二）物动类
物动类仅包含“燃烧”类动词语义场一个。
张黎在《汉语“燃烧”类动词语义场历史演变研究》[34]中，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及明清六个时期对该语义场进行考察，运用语义场理论与传统训诂学的结合；调查和统计；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利用电子语料库、文本及辞书的方法，认为：先秦时期，“焚”为主导词；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烧”成为核心成员。隋唐五代时期，表示“燃烧”义的动词迅速减少。宋元时期，出现新成员“炷”和“燹”；明清时期，“焠”，重新成为“燃烧”义场的成员。
二、古汉语常用动词语义场的思考
（一）研究成就
1.通史研究、断代研究、专书研究、专人研究，研究角度多样。
对于古汉语常用动词语义场的研究，绝大部分学者是进行了历时性的研究，注重考察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演变，即通史研究法。如闫春慧对“洗涤”类动词语义场在先秦元明清各个时期的演变进行考察。也有的学者对语义场的考察限于某一个历史时期，即断代研究。如：曾石飞仅对中古汉语这一时期的感官感知类动词语义场进行研究。有的对某一本书的某个语义场进行研究，即专书研究。如：甘小明对《高僧传》中的“建造”类语义场进行考察。还有部分学者对某一个人作品中的某个语义场进行探究，即专人研究。如：蒋绍愚曾对白居易诗中与“口”有关的动词动词进行了分析。
2.统计对比法、义素分析法、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研究方法多样。
统计对比法。纵观有关古代汉语动词语义场的文章，不论是硕士论文、博士论文还是期刊论文，绝大多数都采用了统计对比法。对某语义场在代表性文献中出现频率的统计，能准确的反映出该语义场成员在该时期的使用情况，语义场内部成员的对比及发展的演变也清晰可见。通过统计得出的具体实例是研究动词语义场演变的重要材料。
义素分析法。自从本世纪五十年代美国人类语言学家提出义素分析法以来，语义场理论和义素分析法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语义场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近年来，学者们将语义场内的词语义位切分为最小语义单位，通过对比归纳，可以清晰地反映同一语义场中的不同成员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共时”和“历时”的概念。近年来，学者在考察动词语义场演变时往往将共时与历时结合起来考察，既研究它在不同时间段的纵向发展演变，又在空间的横截面上剖析语义场内部成员，横向纵向结合，给予语义场中的成员一个准确、系统的定位。
研究途径不断拓展，研究结论很有价值。语义、语法与语用相结合，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研究途径不断拓展。一些常用的动词语义场的成员构成、使用频率、词义发展演变、成员替换得到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其变化规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呈现。这些研究结论对于汉语史的分期、汉语词汇发展演变规律的探讨以及对于深入了解古代社会、经济、文化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二） 研究存在的问题
第一，研究范围比较局限。对常用动词语义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人为主体的动作上，较少出现以物为主体的动作，并且在以人为主体的动作中肢体类动作占绝大多数而感官类仅一例。第二，成员演变原因探索不足。只注重现象的描写和演变规律的总结，而很少解释词汇演变的原因。第三，不同动词语义场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用语义场理论研究古汉语词汇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原子主义式研究的不足，但是学者们通常只对本语义场内部成员的关系进行考察，孤立地研究某个语义场，却忽视了语义场之间的联系。蒋绍愚（2006）在《汉语词义和词汇系统的历史演变初探—以“投”为例》[35]中提到：“处于同一个概念域中的成员是互相关联的， 概念域也是互相关联的。不但处于上下位关系的概念域互相关联， 就是不属于同一层级关系的概念域， 有的也会互相关联。”同样，不同的语义场，虽然所处的层级或表达概念不同，但是场与场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第四，语料的选用范围偏窄。语料的全面是研究结论科学的有力保障。古代文献语料主要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两大类。两类文献语料各有各的特点和价值，应该综合使用。就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主要使用的是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使用较少。同时，各类文献兼顾不够，往往偏重于某一类或几类性质相同的文献，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结论的可信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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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闫春慧.从《史记》、《论衡》等看汉魏晋南北朝“洗涤”语义场[J].阴山学刊，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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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荆萍.试论古汉语“出售”语义场的历时演变[D].杭州：浙江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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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徐磊.汉语跌倒类常用词历史演变的描写与解释[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0。
[33]曾石飞.中古汉语感官感知类动词语义场研究[D]. 宁波：宁波大学，2011。
[34]张黎.汉语“燃烧”类动词语义场历史演变研究[D].成都：四川外国语学院，2010。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古汉语动词语义场是近年来古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领域，研究成果颇丰。通史研究、断代研究、专书研究、专人研究，研究角度多样；统计对比、义素分析、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研究方法多样；语义、语法与语用相结合，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研究途径不断拓展。一些常用的动词语义场的成员构成、词义发展演变、成员替换得到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古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规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呈现。但研究方法存在描写充分而解释不足的问题；语料的选用范围偏窄；单个语义场研究较为充分，相近子场或上下两级语义场的联系注重不够。
关键词： 古汉语；动词语义场；现状；思考
近年来，我国学者运用语义场理论研究古汉语词汇取得了诸多成果，其中常用动词语义场是众多成果中最为突出和重要的部分。本文全面搜集了古代汉语常用动词语义场的有关研究成果，在整理分类的基础上，对其研究结论和研究方法进行较为详尽的介绍和深入的剖析；同时立足于古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大背景对其研究意义和不足进行总结和阐释。
一、古汉语常用动词语义场研究现状
纵观目前学界古汉语动词语义场的研究成果，如果按照动作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两大类：人动类和物动类。人动类即动作的主体是人，物动类即动作的主体是物。其中，人动类又可细分为肢体类和感官类，具体研究情况如下：
（一）人动类
1.肢体类。包括手部动作、脚部动作、五官动作、身体动作等四小类。
（1）手部动作。手部动作语义场主要有：“洗涤”、“买卖”、“借贷”、“出售”、“建造”、“种植”、“偷盗”、“烹煮”、“切割”、“手持”等。
“洗涤”类动词语义场的主要研究者是闫春慧，其系列研究论文分别为：《先秦“洗涤”语义场探析》[1]、《从<史记>、<论衡>等看汉魏晋南北朝“洗涤”语义场》[2]、《隋唐五代汉语“洗涤”语义场考察》[3]、《汉语“洗涤”类动词语义场的历史演变》[4]。采用历时与共时、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先秦到宋元明清“洗涤”语义场的构成成员数量、用法以及发展变化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对于“洗涤”类动词语义场的研究者还有雷颖。在《汉语洗浴概念场词汇系统历史演变研究》[5]中，作者对“洗浴”概念场进行历时考察。同样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统计频率和分布情况的方法，与前者不同的是，作者又将结构形式与意义功能相结合，更多的关注概念场词汇系统成员的分布变化和相互关系。张荆萍在“买卖”类语义场方面有较多的研究成果，其系列研究论文分别为：《试论古汉语“出售”语义场的历时演变》[6]、《“出售”语义场的演变初探》[7]、《“买”、“卖”语义场交集动词演变探析》[8]。作者对“出售”语义场分上古、中古、近代三大阶段进行考察，采用义素分析、调查统计、分析语法功能、排比归纳的方法，认为：不同时期的“出售”语义场的核心词均为“卖”。语义场中单音动词相互交替，数量从整体上表现出由多到少的发展趋势，并论述了旧词的使用和消亡，新词对旧词的继承、发展和使用，阐明了发生这种演变的原因。吕文平在《汉语“买卖”类动词语义场的历史演变研究》[9]中，同样从上古、中古、近代中选取不同平面代表性的材料，采用义素分析、定量定性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等方法，既分析“买卖”语义场成员在不同语言时期的分布状况，又依据“买卖”语义场成员分布状况来反证语言史分期。
黄英在《敦煌社会经济文献“借贷”概念场常用词历史演变研究》[10]中，仅对唐五代时期敦煌社会经济文献中的“借贷”概念场进行考察，通过统计频率及义素分析等方法，描写“借贷”概念场中常用词语义特征、词汇使用特点、词义的演变规律等，认为：“借”与“贷”出现了一个可同时单用的局面，但“借”除“借贷”义之外还被人们普遍使用并应用于各领域，成为核心词沿用至今，而“贷”则逐渐成为构词语素。
甘小明在《<高僧传>建造概念场词汇系统分析》[11]中，运用语义场理论，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共时分布和历时演变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先秦、两汉魏晋、唐宋元明清以及现代四个时期“建造”类语义场的成员构成情况为背景，对《高僧传》中“建造”类语义场进行考察，认为：该语义场的成员指称情况是排斥互补的，入场途径和活动时间表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常荣在《汉语“建筑”类动词语义场的历史演变研究》[12]中，分期与前者不同，分别对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五个时期具有代表性文献进行调查，同样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共时分布和历时演变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认为：先秦两汉时，“建筑”类动词多表建筑义，“缮”还可表修补。魏晋南北朝时，“砌”出现。唐宋时，新增“垒”。元明清时期，主要成员有“建、作、立、修”等，新增成员“搭”。
双丹丹在《“种植”类动词语义场的历史演变》[13]中，对“种植”类语义场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三个阶段的使用情况进行考察，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又采用义位分析的方法，将“种植”语义场分为五个子语义场，认为：“种植”义场的主要成员由西周、春秋时期的“树”、“艺”、“播”逐步演变为汉代到唐宋的“种”一统天下的局面。
安沙沙在《常用词“窃”“盗”“偷”的历时替换》[14]中，考察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窃”“盗”“偷”三个词的历时替换情况。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统计频率、列举实例、共时与历时结合，认为：在表示“偷盗”意义上，先秦以“窃”使用为多。两汉时期“盗”为多，口语中也有偷来表示偷盗。魏晋南北朝时期，“偷”为常用词沿用至今。 王洋在《“烹煮”语义场的历史演变研究》[15]中采用将词频统计和列举典型例句相结合，分析共时层面和历时层面分布相结合的方法，将“烹煮”语义场分为若干子语义场，认为：“烹、熬、煎、煮、蒸、烧、炒、馏”从先秦两汉沿用至现代汉语，是“烹煮”语义场的核心词；成员演变中出现复音化趋势，子语义场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蒸煮”义场一直都居于首位。
高龙在《汉语“切割”类动词语义场的历史演变研究》[16]中，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四个历史时期，对“切割”类语义场进行考察。改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描写与解释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的结合等方法，认为：“切割”类动词有很强的继承性，发展演变具有渐变性，其核心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意义和用法也不同；词有从单音节逐渐复音化的趋向。
栗会芳在《上古“手持类动词”词义系统研究》[17]中，把上古分为三个时期，先分别对这三个时期的手持类动词作共时的词义描写，然后再进行历时的发展演变研究，方法上采用的是义素分析法，以词义系统为依托，认为：上古“手持类动词”语义场中，前期的“执、秉、握、杖”到中期仍然存在，且有新成员增加，从中期到后期没有增加新的成员，且“引、拥”消亡。
（2）脚部动作。脚部动作语义场包括：“行进”、“站立”、“登陟”等。
刘恩萍在《汉语“行进”类动词语义场的历史演变研究》[18]中，对上古、中古、近代三个时期的“行进”类动词进行考察。采用调查与统计、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方法，选取各时期代表文献的用例，认为：“行进”语义场成员有从单音节逐渐向复音化转变的趋向；语言符号是可变性与不可变性的统一，语义场成员逐渐消亡或转入其他语义场。
汪维辉，秋谷裕幸在《汉语“站立”义词的现状与历史》[19]中对现代汉语“站立徛”三个主导词的历时演变和共时分布进行研究，认为：上古和中古时期，长江以北说“立”，长江以南说“徛”。唐宋以后，“站”开始兴起。明代以后“站”在北方地区逐步取代“立”，在南方部分地区取代了“徛”，最终形成了今天这样的分布格局。
熊雪娇在《上古到中古登陟类词汇系统及其演变研究》[20]中，对先秦、两汉和魏晋南北朝这三个时期的登陟类动词成员的分布情况、使用频率、搭配情况等进行共时描写，具体分析各成员在句中的搭配情况，并将登陟类成员所带宾语按语义类型分类，认为：先秦时期的主导词为“升”。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蹑”出现，“跻”退出，主导词“上”是两汉至魏晋时期最常用，最活跃的成员。
（3）五官动作。五官动作语义场包括“言说”、“吃喝”、“哭”、“责怪”、“看视”等。
王枫在“言说”类动词语义场的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其系列研究论文分别为：《“问答”类动词语义场的历时演变》[21]、在《“语告”类动词语义场的历时演变》[22]、《先秦“叙说”类动词语义场基本特征》[23]，作者将“问答”、“语告”类动词均划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五代和宋元明清四个时期进行考察。通过历时分析、统计频率、列举实例、对比句法格式的方法，认为：先秦时期，“问”与“对”配对使用，“告”、“谓”、“语”为“语告”语义场的核心成员。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告”和“语”的句法格式变化明显。唐五代以后，“答”表现活跃，成为核心成员，“告”独自承担语告表达功能。宋元明清时期，“对”退出“问答”语义场。在“叙说”类动词语义场中，作者以先《左传》为代表文献，认为：先秦时期，“叙说”类动词语义场主要成员有“言”、“曰”、“谓”、“语”，“言”是核心成员，并持续至两汉以后。汪维辉在《汉语“说类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24]中，将“说类词”划分为上古、中古、近代三个时期考察，同样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并从受事类型和与事类型的角度将其用法归类，以历史文献和方言资料为依据，认为：从上古到近代，“说”逐步成为“说话”义的主导词，“讲”在元代以后成为相当大方言区中的唯一上位词。
霍生玉，陈建初在《语义场的古今演变——对“吃喝”义场演变轨迹的探析》[25]中，运用统计频率和义素分析法，对“吃喝”语义场的演变动因进行分析，认为：上古、中古“吃喝”语义场的核心词是“食”和“饮”。中古至元明时期“吃喝”语义场的核心词是“吃”。“喝”至迟在明代已出现，到清代和“吃”一起成为该语义场的核心词。此后至今，“吃”、“喝”一直占据着该语义场的主导地位。
杨明泽在《常用词“泣、涕、号、哭”的演变研究》[26]中，对“哭”类词的四个成员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四个阶段进行考察，通过在各个时期文献中的分布情况，统计出现频率，以具体事例加以说明，认为：先秦时，“哭”占据着整个语义场的核心位置。魏晋时，“泣”成为哭泣义的常用词。唐五代时，“哭”重新成为“哭”类词的核心成员词并沿用至今。
杨琴在《“责怪”类动词的历时演变研究》[27]中，对“责怪”类动词语义场的14个常用词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四个阶段进行考察。通过统计出现频率、探析其表义特征、分布状况、语义关系、结构关系及聚合情况等方法，认为：先秦时期该语义场的核心词为“让”。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责”。唐宋时期“怪”的使用频率增高，至元明清时期成为核心词，“责、怪、数、怨”一直保留到现代汉语中。
“看视”类动词语义场的主要研究者是尹戴忠，其系列研究论文分别为：《上古汉语“张目看”语义场研究》[28]、《上古汉语“向上看”概念场研究》[29]、《上古“远看”概念场研究》[30]。作者借鉴了语义场理论和义素分析的方法，对上古看视类动词语义场进行考察，认为：在上古的不同阶段，“张目看”语义场的主导词和意义均有所不同。前期的主导词是“盱”，其意义为“张目仰视”，中期和后期的主导词皆为“瞋目”其意义为“发怒时瞪大眼睛”。“向上看”在演变过程中各成员内部要素之间消长、更替。其中“瞻、瞻仰、仰望、仰见、仰视、仰观、上视”7词项一直贯穿上古、中古和近代，“仰视”一直是该语义场的主导词。“远看”概念场在上古前期，主导词为“瞻”，中期和后期的主导词均为“望”，构词能力也最强，是该概念场中期和后期最常用、最活跃的成员。三个语义场成员在发展过程中均呈现了内部要素之间的消长和更替情况，并验证了汉语词汇由单音节发展为复音节的总趋势。 （4）身体动作。身体动作语义场包括：“睡觉”、“跌倒”等。
刘新春在《睡觉类动词的历史演变研究》[31]中，分汉代以前、两汉三国、汉末三国、隋唐五代四个时期对睡觉类动词的演变进行探究。主要采用统计对比，列举实例，历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认为：“睡觉”产生于汉代，主要意思是坐着打瞌睡。五代时，“睡觉”成为“睡”的主要义位。“醒”在唐代具有“睡醒”义。此后，由“醒”表示，“睡”成为表示“睡觉”这一概念的主要用词。
徐磊在《汉语跌倒类常用词历史演变的描写与解释》[32]中，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四个时期对“跌倒”类常用词进行考察，并统计出该语义场成员在各个时期的使用频率，分析其义位使用情况，从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两方面进行分析，并从认知层面和语言层面分析了演变的原因，认为：“堰、仆、跌、僵、毙、颠、顿、倒、跋、跟”这10个成员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担任核心动词，表示“跌倒”这一概念。
2.感官类。感官类动作仅含“感官感知”动词语义场一个。
曾石飞在《中古汉语感官感知类动词语义场研究》[33]中，对中古时期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五个方面的感官类动词进行探讨，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义素分析的方法，认为：中古时期感官感知类动词有双音节化趋势，与上古相比基本词变化不大，但核心词有所变化，“阅”、“盼”、“摸”等新词增加，旧成员退出。
（二）物动类
物动类仅包含“燃烧”类动词语义场一个。
张黎在《汉语“燃烧”类动词语义场历史演变研究》[34]中，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及明清六个时期对该语义场进行考察，运用语义场理论与传统训诂学的结合；调查和统计；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利用电子语料库、文本及辞书的方法，认为：先秦时期，“焚”为主导词；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烧”成为核心成员。隋唐五代时期，表示“燃烧”义的动词迅速减少。宋元时期，出现新成员“炷”和“燹”；明清时期，“焠”，重新成为“燃烧”义场的成员。
二、古汉语常用动词语义场的思考
（一）研究成就
1.通史研究、断代研究、专书研究、专人研究，研究角度多样。
对于古汉语常用动词语义场的研究，绝大部分学者是进行了历时性的研究，注重考察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演变，即通史研究法。如闫春慧对“洗涤”类动词语义场在先秦元明清各个时期的演变进行考察。也有的学者对语义场的考察限于某一个历史时期，即断代研究。如：曾石飞仅对中古汉语这一时期的感官感知类动词语义场进行研究。有的对某一本书的某个语义场进行研究，即专书研究。如：甘小明对《高僧传》中的“建造”类语义场进行考察。还有部分学者对某一个人作品中的某个语义场进行探究，即专人研究。如：蒋绍愚曾对白居易诗中与“口”有关的动词动词进行了分析。
2.统计对比法、义素分析法、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研究方法多样。
统计对比法。纵观有关古代汉语动词语义场的文章，不论是硕士论文、博士论文还是期刊论文，绝大多数都采用了统计对比法。对某语义场在代表性文献中出现频率的统计，能准确的反映出该语义场成员在该时期的使用情况，语义场内部成员的对比及发展的演变也清晰可见。通过统计得出的具体实例是研究动词语义场演变的重要材料。
义素分析法。自从本世纪五十年代美国人类语言学家提出义素分析法以来，语义场理论和义素分析法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语义场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近年来，学者们将语义场内的词语义位切分为最小语义单位，通过对比归纳，可以清晰地反映同一语义场中的不同成员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共时”和“历时”的概念。近年来，学者在考察动词语义场演变时往往将共时与历时结合起来考察，既研究它在不同时间段的纵向发展演变，又在空间的横截面上剖析语义场内部成员，横向纵向结合，给予语义场中的成员一个准确、系统的定位。
研究途径不断拓展，研究结论很有价值。语义、语法与语用相结合，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研究途径不断拓展。一些常用的动词语义场的成员构成、使用频率、词义发展演变、成员替换得到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其变化规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呈现。这些研究结论对于汉语史的分期、汉语词汇发展演变规律的探讨以及对于深入了解古代社会、经济、文化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二） 研究存在的问题
第一，研究范围比较局限。对常用动词语义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人为主体的动作上，较少出现以物为主体的动作，并且在以人为主体的动作中肢体类动作占绝大多数而感官类仅一例。第二，成员演变原因探索不足。只注重现象的描写和演变规律的总结，而很少解释词汇演变的原因。第三，不同动词语义场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用语义场理论研究古汉语词汇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原子主义式研究的不足，但是学者们通常只对本语义场内部成员的关系进行考察，孤立地研究某个语义场，却忽视了语义场之间的联系。蒋绍愚（2006）在《汉语词义和词汇系统的历史演变初探—以“投”为例》[35]中提到：“处于同一个概念域中的成员是互相关联的， 概念域也是互相关联的。不但处于上下位关系的概念域互相关联， 就是不属于同一层级关系的概念域， 有的也会互相关联。”同样，不同的语义场，虽然所处的层级或表达概念不同，但是场与场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第四，语料的选用范围偏窄。语料的全面是研究结论科学的有力保障。古代文献语料主要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两大类。两类文献语料各有各的特点和价值，应该综合使用。就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主要使用的是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使用较少。同时，各类文献兼顾不够，往往偏重于某一类或几类性质相同的文献，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结论的可信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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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