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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前后，为大量获取中国情报，日本在华设立了不少收集情报的研究机构。总部通常设在“伪满”（注：“满洲国”，1932年03月09日建立，定都长春），同时在内地其他重要城市设立分部。
其中“亚细亚写真大观社”（下称大观社），是当年主要的影像采集拍摄机构之一，出版有《亚细亚大观》《亚东印画集》《满蒙大观》等画册。大观社派出大量情报人员以摄影的方式对中国全境进行全方位扫描：城镇、乡村、车站、码头、名胜古迹、商业街、重要厂矿，等等。其拍摄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前所未闻。摄影师的日常任务就是将其拍摄的照片发表在大观社下属的杂志《亚细亚写真大观》上，每张照片上都配有一张印有日文说明的标签，上有题名、拍摄地点、情况简介，等等。
拍摄背后的心机
与其他杂志相比，《亚细亚写真大观》有两个特别之处：一是它被当时的日本天皇钦定为“供奉天皇陛下和皇后陛下睿览”的特别刊物；二是它拥有一些像军政首脑田中义一（1864～1929）这样的固定“名誉赞助员”。田中义一是“田中奏折”的炮制者和两次出兵中国东北的急先锋。他在向天皇上奏侵华文书时扬言：“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这个以“拍摄中国”为主业的杂志社由田中义一担任“名誉赞助员”，其良苦用心和蓄谋不言自明。旗下摄影师凭灵敏的嗅觉和视觉，以“出生入死费尽心机”的意志为代价，对中国全境的资源、人物和文化，几乎是无孔不入地进行“掠影”和研究。无论是照片本身，还是有时略显“含混”的文字注解，都让观者深切意识到：这批画面清晰、印制精良的照片，不但是日本难以掩饰的侵华野心的铁证，在文化史、国际关系史、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上也具有较高价值。
多产的岛崎役治
据研究，《亚细亚写真大观》上发表的不少照片，都是由一位名叫岛崎役治的情报人员所拍摄的。岛崎役治的公开身份是日本设在大连东公园町70号“亚细亚写真大观社”的专业摄影记者，实际上是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06～1945年在中国东北设立的日本公司）情报课直接指导下的情报人员。
1920～1930年代，岛崎役治在台湾拍摄时，住在日月潭附近。期间，每天都有巨大的石臼捣米的声音在周围群山和清澈的湖面上回响飘荡，他写下：“有一种衰弱的声音使人感到悲凉，这种声音从妙龄番妇口中发出，这番歌让游子听后落泪……”这时候的岛崎役治，在政治与战争之外听到了人类文明极盛时隐藏在背后的“衰弱的声音”，并因乡愁而“落泪”。如今，我们翻阅这些照片，其实依然是走在因乡愁而落泪的路上……
照片的军事价值
在数千幅照片中，中国的城镇、乡村影像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岛崎役治所感兴趣的主要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客货站、海港码头、桥梁、粮仓、交通和公路设施、中心广场、名胜古迹、商业街、重要厂矿，等等。他几乎是千篇一律地拍下了每个城市的城墙、城门以及鸟瞰式的城镇全景。对一些重要的军事要地，岛崎役治更是不厌其烦地反复拍摄。如在被日本人认为可“挟武汉而治中国”的武汉三镇，他不仅拍摄了全景、近景、交通要道、商业中心，还对三镇及郊外的一些标志性建筑进行了拍摄。相对而言，这些照片可能没有多少作为摄影的审美价值，但作为资料可以满足侵华日军攻占城池的需求，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
在拍摄商业、交通等方面的照片时，岛崎役治也不仅局限于表面的记录，而将拍摄地区的物资、贸易状况统计得一清二楚。他拍摄的关于东北林业资源的照片，画面主体尽是那广袤的森林，堆积如山的木材……这正是吸引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的所在。面对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身为岛国之民的岛崎役治大开眼界，并凭借细致的观察，让真正的“中国特色”反映在他的照片中。
如有一段文字注解写道：“吉林蛟河附近的泽山，出产的最好木材都被用来制作棺木，在吉林省城到处能看到很大的棺材店。中国人都有土葬的风俗，因此对棺木非常讲究，而且认为子女花钱买好的棺木是对长辈的孝敬，因此中国每年把大量的名贵木材浪费在棺木上，樵夫所使用的锯也是少见的框锯。”这记下了中国一种几千年沉积下的习惯：孝道与厚葬。从战略物资的角度看，这种浪费木材的行为，对于自然资源极其匮乏的日本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钟情于生活细节
大观社的摄影师在拍摄大量城镇乡村景观照片的同时，也对居住在此地的中国百姓“情”有独钟。在他们的镜头里，既有中国上层社会的达官显贵，也有满汉蒙古族的平民百姓；既有深居寺庙的喇嘛僧众，也有四处漂泊的穷汉乞婆；既有守卫城乡边防的中国军警，也有反满抗日的义勇军官兵……可以说，基本上包括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阶层人物。
同时，他们对中国人的居住环境也抱有强烈的兴趣。例如在重庆时，岛崎役治拍摄了一张从窗户里向外观察到的房屋的照片，这幅照片的注解写道：“这种住房体现了大家族主义的特色，自由的人屈服于周围的生存环境。”可见，大到军事经济重镇，小到能体现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家宅，岛崎役治都作了精细的观察。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时，岛崎役治也跟随日军进入济南，拍摄了惨案发生的整个经过。在沿途，岛崎受到“国民政府”高官的保护和款待，以至于他本人都感到吃惊：“承蒙以贵客身份待遇，受到护兵向导，所到之处都有盛大欢迎和款待，平安无事，完成了预定的拍摄计划，返回本社。”
在黑龙江镜泊湖拍摄时，岛崎役治发现在镜泊湖的冰面上到处可以看到指示旅店和饮食店的鲜明的实物标志，并且确定“鱼头所指之处一定是旅店，挂在鱼口下方四五个圆筒状的东西是饮食店的招牌”。这种非常感性、使用频率和认知度又非常高的日常生活细节，让人联想到作为暗号联络情报的作用，不知道当年是否有此用途。
岛崎役治和他的同事们也没有放过观察西藏春丕（今西藏亚东地区，毗邻尼泊尔）的机会。那时的春丕长期处于被占领状态，各种文化在当地共处的情形相当普遍。岛崎在拍摄记录中写道：“春丕河谷的居民信奉喇嘛教，受古代梵教和印度教的影响。山上寺院附近有若干个卒塔婆，还插着若干旗帜，随风飘扬，旗上写着的梵文音译成的西藏文字也别有风味，寺院也拉着日式的‘七五三’绳子（注：一种用稻草织成的绳子，又称注连绳）就像日本的神佛混祭形式。”
在关于台湾泰雅族的描述上，岛崎役治记录了当地妇女文面的习俗。他写道：“古时有一个时期大量妇女无故死去，神灵托梦：文面就可消除灾祸。据说从那以后，番人部落的妇女就开始文面，如今成了一种装饰，作为成熟女性的标志。”在看到泰雅族人用小贝壳串成的装饰物和珠裙，以及妇女围在腰间的裙装后，他发出感慨：“能在台湾亲眼所见，是何等喜悦的事情。”
可惜，在后来的台湾日治时期，耿直、善战、坚韧的泰雅族人与日军之间多次发生冲突，最著名的就是“雾社事件”，为此，泰雅族的很多习俗被日军破坏和禁止，并受到殖民改造，成为台湾原住民中习俗流失最严重的族群。
透过《亚细亚写真大观》等刊物发表的照片可以发现，日本为侵略中国而作了诸多准备。中国的各行各业如商业、手工业、服务业、工业、林业、渔业以及中国百姓的民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全被纳入日本摄影者的视野。这些照片被源源不断地运回日本发表，以刺激和膨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华侵略的欲望。
但同时，这也为中国保留了一批珍贵的民国期间的影像资料。200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征购了一批20世纪初日本情报人员在中国各省拍摄的原版照片，数量达4000余幅。回顾往昔，看一看当年日本情报人员拍摄的这些照片，重新温习一下中华民族那段被侵略的历史，是有必要的。
（本文图说引号内部分为照片发表在《亚细亚写真大观》上时的图说）
其中“亚细亚写真大观社”（下称大观社），是当年主要的影像采集拍摄机构之一，出版有《亚细亚大观》《亚东印画集》《满蒙大观》等画册。大观社派出大量情报人员以摄影的方式对中国全境进行全方位扫描：城镇、乡村、车站、码头、名胜古迹、商业街、重要厂矿，等等。其拍摄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前所未闻。摄影师的日常任务就是将其拍摄的照片发表在大观社下属的杂志《亚细亚写真大观》上，每张照片上都配有一张印有日文说明的标签，上有题名、拍摄地点、情况简介，等等。
拍摄背后的心机
与其他杂志相比，《亚细亚写真大观》有两个特别之处：一是它被当时的日本天皇钦定为“供奉天皇陛下和皇后陛下睿览”的特别刊物；二是它拥有一些像军政首脑田中义一（1864～1929）这样的固定“名誉赞助员”。田中义一是“田中奏折”的炮制者和两次出兵中国东北的急先锋。他在向天皇上奏侵华文书时扬言：“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这个以“拍摄中国”为主业的杂志社由田中义一担任“名誉赞助员”，其良苦用心和蓄谋不言自明。旗下摄影师凭灵敏的嗅觉和视觉，以“出生入死费尽心机”的意志为代价，对中国全境的资源、人物和文化，几乎是无孔不入地进行“掠影”和研究。无论是照片本身，还是有时略显“含混”的文字注解，都让观者深切意识到：这批画面清晰、印制精良的照片，不但是日本难以掩饰的侵华野心的铁证，在文化史、国际关系史、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上也具有较高价值。
多产的岛崎役治
据研究，《亚细亚写真大观》上发表的不少照片，都是由一位名叫岛崎役治的情报人员所拍摄的。岛崎役治的公开身份是日本设在大连东公园町70号“亚细亚写真大观社”的专业摄影记者，实际上是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06～1945年在中国东北设立的日本公司）情报课直接指导下的情报人员。
1920～1930年代，岛崎役治在台湾拍摄时，住在日月潭附近。期间，每天都有巨大的石臼捣米的声音在周围群山和清澈的湖面上回响飘荡，他写下：“有一种衰弱的声音使人感到悲凉，这种声音从妙龄番妇口中发出，这番歌让游子听后落泪……”这时候的岛崎役治，在政治与战争之外听到了人类文明极盛时隐藏在背后的“衰弱的声音”，并因乡愁而“落泪”。如今，我们翻阅这些照片，其实依然是走在因乡愁而落泪的路上……
照片的军事价值
在数千幅照片中，中国的城镇、乡村影像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岛崎役治所感兴趣的主要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客货站、海港码头、桥梁、粮仓、交通和公路设施、中心广场、名胜古迹、商业街、重要厂矿，等等。他几乎是千篇一律地拍下了每个城市的城墙、城门以及鸟瞰式的城镇全景。对一些重要的军事要地，岛崎役治更是不厌其烦地反复拍摄。如在被日本人认为可“挟武汉而治中国”的武汉三镇，他不仅拍摄了全景、近景、交通要道、商业中心，还对三镇及郊外的一些标志性建筑进行了拍摄。相对而言，这些照片可能没有多少作为摄影的审美价值，但作为资料可以满足侵华日军攻占城池的需求，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
在拍摄商业、交通等方面的照片时，岛崎役治也不仅局限于表面的记录，而将拍摄地区的物资、贸易状况统计得一清二楚。他拍摄的关于东北林业资源的照片，画面主体尽是那广袤的森林，堆积如山的木材……这正是吸引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的所在。面对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身为岛国之民的岛崎役治大开眼界，并凭借细致的观察，让真正的“中国特色”反映在他的照片中。
如有一段文字注解写道：“吉林蛟河附近的泽山，出产的最好木材都被用来制作棺木，在吉林省城到处能看到很大的棺材店。中国人都有土葬的风俗，因此对棺木非常讲究，而且认为子女花钱买好的棺木是对长辈的孝敬，因此中国每年把大量的名贵木材浪费在棺木上，樵夫所使用的锯也是少见的框锯。”这记下了中国一种几千年沉积下的习惯：孝道与厚葬。从战略物资的角度看，这种浪费木材的行为，对于自然资源极其匮乏的日本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钟情于生活细节
大观社的摄影师在拍摄大量城镇乡村景观照片的同时，也对居住在此地的中国百姓“情”有独钟。在他们的镜头里，既有中国上层社会的达官显贵，也有满汉蒙古族的平民百姓；既有深居寺庙的喇嘛僧众，也有四处漂泊的穷汉乞婆；既有守卫城乡边防的中国军警，也有反满抗日的义勇军官兵……可以说，基本上包括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阶层人物。
同时，他们对中国人的居住环境也抱有强烈的兴趣。例如在重庆时，岛崎役治拍摄了一张从窗户里向外观察到的房屋的照片，这幅照片的注解写道：“这种住房体现了大家族主义的特色，自由的人屈服于周围的生存环境。”可见，大到军事经济重镇，小到能体现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家宅，岛崎役治都作了精细的观察。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时，岛崎役治也跟随日军进入济南，拍摄了惨案发生的整个经过。在沿途，岛崎受到“国民政府”高官的保护和款待，以至于他本人都感到吃惊：“承蒙以贵客身份待遇，受到护兵向导，所到之处都有盛大欢迎和款待，平安无事，完成了预定的拍摄计划，返回本社。”
在黑龙江镜泊湖拍摄时，岛崎役治发现在镜泊湖的冰面上到处可以看到指示旅店和饮食店的鲜明的实物标志，并且确定“鱼头所指之处一定是旅店，挂在鱼口下方四五个圆筒状的东西是饮食店的招牌”。这种非常感性、使用频率和认知度又非常高的日常生活细节，让人联想到作为暗号联络情报的作用，不知道当年是否有此用途。
岛崎役治和他的同事们也没有放过观察西藏春丕（今西藏亚东地区，毗邻尼泊尔）的机会。那时的春丕长期处于被占领状态，各种文化在当地共处的情形相当普遍。岛崎在拍摄记录中写道：“春丕河谷的居民信奉喇嘛教，受古代梵教和印度教的影响。山上寺院附近有若干个卒塔婆，还插着若干旗帜，随风飘扬，旗上写着的梵文音译成的西藏文字也别有风味，寺院也拉着日式的‘七五三’绳子（注：一种用稻草织成的绳子，又称注连绳）就像日本的神佛混祭形式。”
在关于台湾泰雅族的描述上，岛崎役治记录了当地妇女文面的习俗。他写道：“古时有一个时期大量妇女无故死去，神灵托梦：文面就可消除灾祸。据说从那以后，番人部落的妇女就开始文面，如今成了一种装饰，作为成熟女性的标志。”在看到泰雅族人用小贝壳串成的装饰物和珠裙，以及妇女围在腰间的裙装后，他发出感慨：“能在台湾亲眼所见，是何等喜悦的事情。”
可惜，在后来的台湾日治时期，耿直、善战、坚韧的泰雅族人与日军之间多次发生冲突，最著名的就是“雾社事件”，为此，泰雅族的很多习俗被日军破坏和禁止，并受到殖民改造，成为台湾原住民中习俗流失最严重的族群。
透过《亚细亚写真大观》等刊物发表的照片可以发现，日本为侵略中国而作了诸多准备。中国的各行各业如商业、手工业、服务业、工业、林业、渔业以及中国百姓的民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全被纳入日本摄影者的视野。这些照片被源源不断地运回日本发表，以刺激和膨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华侵略的欲望。
但同时，这也为中国保留了一批珍贵的民国期间的影像资料。200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征购了一批20世纪初日本情报人员在中国各省拍摄的原版照片，数量达4000余幅。回顾往昔，看一看当年日本情报人员拍摄的这些照片，重新温习一下中华民族那段被侵略的历史，是有必要的。
（本文图说引号内部分为照片发表在《亚细亚写真大观》上时的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