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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朝集前代文学成就之大成，与唐诗宋词的盛况相比，清代诗词虽没有唐宋出彩，但也并不是不可望其项背。诗人词人数量众多，人才辈出。不仅创作数量多，而且质量也十分可观，越来越受到学界的肯定。清代词坛同样是在集前代之大成的基础上发展，同光时期词坛的发展更是蔚为壮观，出现了许多词作与词论大家。同光词坛的词学理论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因为所处时代的特殊性，这一时期的词论既有对前代词论的继承也有自己的开创与新變。学界对于同光词坛上“重拙大”这一词学理论的研究有了长足发展，成绩斐然。
关键词：同光词坛；“重拙大说”；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秦学敏（1993.8-），女，内蒙古鄂尔多斯人，内蒙古大学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4-0-02
清朝集前代文学成就之大成，与唐诗宋词的盛况相比，清代诗词虽没有唐宋出彩，但也并不是不可望其项背。诗人词人数量众多，人才辈出。不仅创作数量多，而且质量也十分可观，越来越受到学界的肯定。清代词坛同样是在集前代之大成的基础上发展，同光时期，词坛的发展更是蔚为壮观，出现了许多词作与词论大家。同光词坛的词学理论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因为所处时代的特殊性，这一时期的词论既有对前代词论的继承也有自己的开创与新变。以下内容是集中针对同光词坛“重拙大”这一词学理论的研究所做的综述。
同光词坛上盛行的“重拙大”说酝酿于周济等人，端木埰初显成说端倪，王鹏运集为一说，而况周颐始畅其旨。重、拙、大三者虽然侧重点不同，各有内涵，但也彼此渗透互有关联。以“清季四大家”为主体的临桂词派，被称为是常州词派的“界内新变”。由此可以看出，临桂词派在词学理论方面也对常州词派多有承袭。《近代词史》中说临桂派的基本词学理念源自“二张”的常州词论。王鹏运、况周颐等人倡导的作词的“重”、“拙”、“大”是对常州词派的继承。《清代临桂词派研究》一书对临桂词派倡导“重拙大”、注重性情、讲究声律等词学观进行了具体论说，并认为临桂词人思想较为开放，标举梦窗词以转移一代风会，同时又吸取其他诸家之长，从而别开生面，领袖词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华文学发展史》中一节专门对常州词派后劲与晚清四大词人进行了论说。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在批评晚清四大词人词作内容绝少可取的同时，也认为词人们在词学的整理研究上作出了贡献，对词学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晚清四大词人研究》在论及词学理论时，分别对王鹏运的“重、拙、大”旨论、尊体论、声律论；况周颐的“重、拙、大”论、“寄托论”；郑文焯的“清空论”、“乐理论”以及朱祖谋的“体格、神致”并重论、“作家论”进行了分析，并对四家的词学理论进行了比对。孙维城《清季四大词人词学取向与重拙大之关系》一文认为清季四大词人的词学偏向于南宋，尤其偏向王沂孙、吴文英，其着力点在于寄托家国兴亡之感。与上述学者观点不同的是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对晚清四大家以及谭献等人提出了否定的看法，认为他们虽对词学研究精深，然其陷溺也越深。他们对于词的贡献，只在于校刻词集和批评古词两方面，全不能表现一点创造精神，全不能表现作者的个性和情感，只造成一些词匠。
端木埰和王拯是临桂派先驱，启发了四大家对“重、拙、大”的进一步探索。因此，他们虽没有成系统的词论，但在学界也受到了关注。《清代词学》肯定了端木埰在词学上的重要地位，认为他是晚清词坛十分有影响的词学家，为清末四大家的师长辈，并对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有直接的教诲。作者说端木埰词学宗尚常州派，于周济之论尤有会心，上承周济，重“比兴寄托”下启王鹏运等人，发“重、拙、大”之旨。概括了端木埰词论的三个方面，其一是重“比兴寄托”；其二为重声律；其三是对张惠言词论的深文周纳、锤幽凿险提出批评，强调从时代考察词的意旨，从词作考察词人的本心，反对脱离词作强作解释。彭玉平《晚清“重拙大”词学思想溯源——端木埰<宋词赏心录>探论》认为端木埰编选的《宋词赏心录》及与其相关评点，已经蕴含了“重拙大”的词学理念。端木及其《宋词赏心录》不仅影响了王鹏运、况周颐有关“重拙大”的词学理论，而且对此后的词学选本如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亦产生了影响，在晚清浙西与常州两派的交融中具有独特价值和意义，是晚清词学的重要一环。《清代词学发展史论》对王拯给予很高评价，认为他上承朱依真、朱依程的词学成果，下启王鹏运、况周颐二人的智慧，是粤西词派由初兴到发展、繁荣的一大关键。认为王拯的《茂陵秋雨词》直接承袭了常州派的比兴传统，所写大都是忧时愤世、感怀身世之作。由序文中重申常州派比兴寄托的观点及把温庭筠推到极高的位置的态度来看，可知王拯对唐五代词的推尊之意，亦可知其论词受常州派尤其是张惠言词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清代词学》一书中提到王拯论词颇受常州词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晚唐温庭筠的推崇，并认为重视词的寄托之意和词律之美是王拯论词的突出特点。
从数量上来看，王鹏运与况周颐的词论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清代词学发展史论》一书在论及临桂词派时，也对“重、拙、大”这一理论进行了详细阐述。说 “重”在气格的沉著，不在字句而在笔力的劲健；所谓“拙”是指笔法的真率自然；“大”是指感情的真挚自然。并说“重、拙、大”三者不能截然分开，“大”是从表现内容方面对“重”与“拙”的补充与深化，其核心内容是沉郁的情感出之真率自然（拙）。从创作上讲，“重、拙、大”是针对当时词坛提出的救弊之论，从理论上讲，“重、拙、大”又是对常州派寄托说的发展和深化。《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说王鹏云是常州派的后期领袖，文廷式、朱祖谋、况周颐等人均受过其教益。认为其在理论上提倡“重、拙、大”之说，力尊词体，崇尚词格，使常州派词论发扬光大。《清代词学发展史论》中说王鹏运论词主要是从王拯那里接受了常州词学的影响，从王拯那里接过常州词学并发展性地提出了“重、拙、大”的理论，这一理论经况周颐《蕙风词话》的宣扬和阐发，在清末词坛影响极大。认为“重、拙、大”是王鹏运所标榜或追求的词格，是王鹏运对辛弃疾、吴文英、周邦彦及《花间》、《阳春》诸家词格体认的结果，即柔和辛弃疾之疏宕、吴文英之密丽、周邦彦之浑厚以及《花间》、《阳春》之秾挚，而从作品构成层面上分析词格，标出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是“重、拙、大”。并认为王鹏运标举“重、拙、大”从现实上讲是其所处时代及性情、学问、襟抱的表征。《近代词史》对王鹏运的词学活动进行了阐释，分析了其《半塘定稿》沉郁顿挫的风格并考证了其在词学史上的地位。主要观点与其他学者提到的基本相似。《词林探赜》中说王鹏运力尊词体，提倡“重、拙、大”以及“自然从追逐中来”等。书中肯定了王氏的地位，说他使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得以完善并发扬光大，直接影响了当代词苑，致使湖湘一派秉承辛词豪放风格统摄现代词坛。《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在词论方面着重对王鹏运进行了论说，认为其论词崇尚体格，其所持的宗旨为“重、拙、大”，为“自然从追逐中来”。 《清代词学发展史论》肯定了况周颐《蕙风词话》的价值，认为是临桂派词学思想的理论结晶。书中说赵尊岳曾将《蕙风词话》的内容概括为词格、词心、词径、词笔、词境五个方面，并进行了具体解释。《词话史》对况周颐的词论的认识是比较全面的，首先認为况氏承常州派“风雅比兴”、“寄托”之说，以“重、拙、大”三字为论词主旨，而归之以“穆”之一境。其次说况氏论词主旨导源于端木埰和王鹏运。最后是与其他词家的对比，认为宋金元以小词为名，以轻巧为本色，词话中偶有以“拙”说词，乃“工拙”之“拙”，与况氏之拙不同。《中国文学理论史》同样认为况氏论词的基本观点是承常州派之绪加以推延。《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以况周颐《蕙风词话》为出发点，论说了“重、拙、大”的内涵，并考量了“厚”与“沉着”的关系，认为况周颐所说的“厚”为内核，“沉着”为外在表现的说法有一定道理。《近代词史》中论况周颐词论也以《蕙风词话》为本，观点基本一致。《中国分体文学学史》认为况周颐的词学理论以“词心词境”、“重拙大”说最为著名，但况周颐对“纤”的范畴的关注与分析也很有特色，认为况周颐对“纤”与雅正的结合，体现出了对词体本色的高度重视。《况周颐与蕙风词话研究》一书以况周颐“重、拙、大”理论为逻辑起点，全面分析了况氏的词学观与美学观。《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对况周颐“重、拙、大”的词学理论进行了详细论说，认为况周颐对词格、词心、词径、词笔、词境的诸般见解是《蕙风词话》的精义所在，然而“重、拙、大”的词格也必然与词心、词境密不可分，以“重、拙、大”为作词“三要”。万云骏《<蕙风词话>论词的鉴赏和创作及其承前启后的关系》论析了况周颐“重、拙、大”的理论内涵，认为此论对常州词派有集大成的意义，从而把对常州词派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面。刘红麟《况周颐“重拙大”论》一文将况周颐看作是晚清词坛上可与王国维相媲美的词论家，认为其论词要旨为“重拙大”。
王、况二人虽主要理论相近，但也有不同。刘惠玲《论王鹏运、况周颐词学思想和创作的差异》从对“重拙大”的推崇、创作实践、对梦窗词的推许等考察了王鹏运、况周颐的词学思想和创作的差异。认为王鹏运的“重拙大”论是就词格而言，况周颐的“重拙大”论则是在词境的层面展开。王鹏运的词能较好体现其“重拙大”的主张，而况周颐词对“重拙大”的体认是建立在“性灵语，以沉着之笔达出”的基础上。同时认为这些差异与他们的身份、性情、兴趣等有关。总体而言，梳理重拙大词说的发展流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界对于同光词坛上“重拙大”这一词学理论的研究有了长足发展，成绩斐然。
参考文献：
[1]莫立民.近代词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2]巨传友.清代临桂词派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胡云翼.中国词史略[M].岳麓书社，2011.
[4]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5]孙克强.清代词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6]陈水云.清代词学发展史论[M].学苑出版社，2005.
[7]朱崇才.词话史[M].中华书局，2001.
[8]黄保真、成复旺、蔡钟翔.中国文学理论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9]朱惠国.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0]孙维城.况周颐与蕙风词话研究[M].黄山书社，1995.
[11]孙维城.清季四大词人词学取向与重拙大之关系[J].文学评论，2007（5）
[12]万云骏.<蕙风词话>论词的鉴赏和创作及其承前启后的关系[J].文学遗产，1984（3）.
[13]刘红麟.况周颐“重拙大”论[J].广西社会科学，2008（12）.
关键词：同光词坛；“重拙大说”；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秦学敏（1993.8-），女，内蒙古鄂尔多斯人，内蒙古大学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4-0-02
清朝集前代文学成就之大成，与唐诗宋词的盛况相比，清代诗词虽没有唐宋出彩，但也并不是不可望其项背。诗人词人数量众多，人才辈出。不仅创作数量多，而且质量也十分可观，越来越受到学界的肯定。清代词坛同样是在集前代之大成的基础上发展，同光时期，词坛的发展更是蔚为壮观，出现了许多词作与词论大家。同光词坛的词学理论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因为所处时代的特殊性，这一时期的词论既有对前代词论的继承也有自己的开创与新变。以下内容是集中针对同光词坛“重拙大”这一词学理论的研究所做的综述。
同光词坛上盛行的“重拙大”说酝酿于周济等人，端木埰初显成说端倪，王鹏运集为一说，而况周颐始畅其旨。重、拙、大三者虽然侧重点不同，各有内涵，但也彼此渗透互有关联。以“清季四大家”为主体的临桂词派，被称为是常州词派的“界内新变”。由此可以看出，临桂词派在词学理论方面也对常州词派多有承袭。《近代词史》中说临桂派的基本词学理念源自“二张”的常州词论。王鹏运、况周颐等人倡导的作词的“重”、“拙”、“大”是对常州词派的继承。《清代临桂词派研究》一书对临桂词派倡导“重拙大”、注重性情、讲究声律等词学观进行了具体论说，并认为临桂词人思想较为开放，标举梦窗词以转移一代风会，同时又吸取其他诸家之长，从而别开生面，领袖词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华文学发展史》中一节专门对常州词派后劲与晚清四大词人进行了论说。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在批评晚清四大词人词作内容绝少可取的同时，也认为词人们在词学的整理研究上作出了贡献，对词学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晚清四大词人研究》在论及词学理论时，分别对王鹏运的“重、拙、大”旨论、尊体论、声律论；况周颐的“重、拙、大”论、“寄托论”；郑文焯的“清空论”、“乐理论”以及朱祖谋的“体格、神致”并重论、“作家论”进行了分析，并对四家的词学理论进行了比对。孙维城《清季四大词人词学取向与重拙大之关系》一文认为清季四大词人的词学偏向于南宋，尤其偏向王沂孙、吴文英，其着力点在于寄托家国兴亡之感。与上述学者观点不同的是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对晚清四大家以及谭献等人提出了否定的看法，认为他们虽对词学研究精深，然其陷溺也越深。他们对于词的贡献，只在于校刻词集和批评古词两方面，全不能表现一点创造精神，全不能表现作者的个性和情感，只造成一些词匠。
端木埰和王拯是临桂派先驱，启发了四大家对“重、拙、大”的进一步探索。因此，他们虽没有成系统的词论，但在学界也受到了关注。《清代词学》肯定了端木埰在词学上的重要地位，认为他是晚清词坛十分有影响的词学家，为清末四大家的师长辈，并对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有直接的教诲。作者说端木埰词学宗尚常州派，于周济之论尤有会心，上承周济，重“比兴寄托”下启王鹏运等人，发“重、拙、大”之旨。概括了端木埰词论的三个方面，其一是重“比兴寄托”；其二为重声律；其三是对张惠言词论的深文周纳、锤幽凿险提出批评，强调从时代考察词的意旨，从词作考察词人的本心，反对脱离词作强作解释。彭玉平《晚清“重拙大”词学思想溯源——端木埰<宋词赏心录>探论》认为端木埰编选的《宋词赏心录》及与其相关评点，已经蕴含了“重拙大”的词学理念。端木及其《宋词赏心录》不仅影响了王鹏运、况周颐有关“重拙大”的词学理论，而且对此后的词学选本如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亦产生了影响，在晚清浙西与常州两派的交融中具有独特价值和意义，是晚清词学的重要一环。《清代词学发展史论》对王拯给予很高评价，认为他上承朱依真、朱依程的词学成果，下启王鹏运、况周颐二人的智慧，是粤西词派由初兴到发展、繁荣的一大关键。认为王拯的《茂陵秋雨词》直接承袭了常州派的比兴传统，所写大都是忧时愤世、感怀身世之作。由序文中重申常州派比兴寄托的观点及把温庭筠推到极高的位置的态度来看，可知王拯对唐五代词的推尊之意，亦可知其论词受常州派尤其是张惠言词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清代词学》一书中提到王拯论词颇受常州词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晚唐温庭筠的推崇，并认为重视词的寄托之意和词律之美是王拯论词的突出特点。
从数量上来看，王鹏运与况周颐的词论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清代词学发展史论》一书在论及临桂词派时，也对“重、拙、大”这一理论进行了详细阐述。说 “重”在气格的沉著，不在字句而在笔力的劲健；所谓“拙”是指笔法的真率自然；“大”是指感情的真挚自然。并说“重、拙、大”三者不能截然分开，“大”是从表现内容方面对“重”与“拙”的补充与深化，其核心内容是沉郁的情感出之真率自然（拙）。从创作上讲，“重、拙、大”是针对当时词坛提出的救弊之论，从理论上讲，“重、拙、大”又是对常州派寄托说的发展和深化。《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说王鹏云是常州派的后期领袖，文廷式、朱祖谋、况周颐等人均受过其教益。认为其在理论上提倡“重、拙、大”之说，力尊词体，崇尚词格，使常州派词论发扬光大。《清代词学发展史论》中说王鹏运论词主要是从王拯那里接受了常州词学的影响，从王拯那里接过常州词学并发展性地提出了“重、拙、大”的理论，这一理论经况周颐《蕙风词话》的宣扬和阐发，在清末词坛影响极大。认为“重、拙、大”是王鹏运所标榜或追求的词格，是王鹏运对辛弃疾、吴文英、周邦彦及《花间》、《阳春》诸家词格体认的结果，即柔和辛弃疾之疏宕、吴文英之密丽、周邦彦之浑厚以及《花间》、《阳春》之秾挚，而从作品构成层面上分析词格，标出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是“重、拙、大”。并认为王鹏运标举“重、拙、大”从现实上讲是其所处时代及性情、学问、襟抱的表征。《近代词史》对王鹏运的词学活动进行了阐释，分析了其《半塘定稿》沉郁顿挫的风格并考证了其在词学史上的地位。主要观点与其他学者提到的基本相似。《词林探赜》中说王鹏运力尊词体，提倡“重、拙、大”以及“自然从追逐中来”等。书中肯定了王氏的地位，说他使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得以完善并发扬光大，直接影响了当代词苑，致使湖湘一派秉承辛词豪放风格统摄现代词坛。《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在词论方面着重对王鹏运进行了论说，认为其论词崇尚体格，其所持的宗旨为“重、拙、大”，为“自然从追逐中来”。 《清代词学发展史论》肯定了况周颐《蕙风词话》的价值，认为是临桂派词学思想的理论结晶。书中说赵尊岳曾将《蕙风词话》的内容概括为词格、词心、词径、词笔、词境五个方面，并进行了具体解释。《词话史》对况周颐的词论的认识是比较全面的，首先認为况氏承常州派“风雅比兴”、“寄托”之说，以“重、拙、大”三字为论词主旨，而归之以“穆”之一境。其次说况氏论词主旨导源于端木埰和王鹏运。最后是与其他词家的对比，认为宋金元以小词为名，以轻巧为本色，词话中偶有以“拙”说词，乃“工拙”之“拙”，与况氏之拙不同。《中国文学理论史》同样认为况氏论词的基本观点是承常州派之绪加以推延。《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以况周颐《蕙风词话》为出发点，论说了“重、拙、大”的内涵，并考量了“厚”与“沉着”的关系，认为况周颐所说的“厚”为内核，“沉着”为外在表现的说法有一定道理。《近代词史》中论况周颐词论也以《蕙风词话》为本，观点基本一致。《中国分体文学学史》认为况周颐的词学理论以“词心词境”、“重拙大”说最为著名，但况周颐对“纤”的范畴的关注与分析也很有特色，认为况周颐对“纤”与雅正的结合，体现出了对词体本色的高度重视。《况周颐与蕙风词话研究》一书以况周颐“重、拙、大”理论为逻辑起点，全面分析了况氏的词学观与美学观。《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对况周颐“重、拙、大”的词学理论进行了详细论说，认为况周颐对词格、词心、词径、词笔、词境的诸般见解是《蕙风词话》的精义所在，然而“重、拙、大”的词格也必然与词心、词境密不可分，以“重、拙、大”为作词“三要”。万云骏《<蕙风词话>论词的鉴赏和创作及其承前启后的关系》论析了况周颐“重、拙、大”的理论内涵，认为此论对常州词派有集大成的意义，从而把对常州词派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面。刘红麟《况周颐“重拙大”论》一文将况周颐看作是晚清词坛上可与王国维相媲美的词论家，认为其论词要旨为“重拙大”。
王、况二人虽主要理论相近，但也有不同。刘惠玲《论王鹏运、况周颐词学思想和创作的差异》从对“重拙大”的推崇、创作实践、对梦窗词的推许等考察了王鹏运、况周颐的词学思想和创作的差异。认为王鹏运的“重拙大”论是就词格而言，况周颐的“重拙大”论则是在词境的层面展开。王鹏运的词能较好体现其“重拙大”的主张，而况周颐词对“重拙大”的体认是建立在“性灵语，以沉着之笔达出”的基础上。同时认为这些差异与他们的身份、性情、兴趣等有关。总体而言，梳理重拙大词说的发展流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界对于同光词坛上“重拙大”这一词学理论的研究有了长足发展，成绩斐然。
参考文献：
[1]莫立民.近代词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2]巨传友.清代临桂词派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胡云翼.中国词史略[M].岳麓书社，2011.
[4]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5]孙克强.清代词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6]陈水云.清代词学发展史论[M].学苑出版社，2005.
[7]朱崇才.词话史[M].中华书局，2001.
[8]黄保真、成复旺、蔡钟翔.中国文学理论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9]朱惠国.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0]孙维城.况周颐与蕙风词话研究[M].黄山书社，1995.
[11]孙维城.清季四大词人词学取向与重拙大之关系[J].文学评论，2007（5）
[12]万云骏.<蕙风词话>论词的鉴赏和创作及其承前启后的关系[J].文学遗产，1984（3）.
[13]刘红麟.况周颐“重拙大”论[J].广西社会科学，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