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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管制之下，出租车牌照成为稀缺资源，是外来者不能触碰的奶酪。可2014年搅局者风起云涌，互联网企业借用打车软件连接客户和出租车司机，扮演着颠覆者角色。出租车行业的城墙已被打破。
出租车停运几乎每年都有发生，但2015年的第一波停运潮来得比以往早一些。
1月4日，沈阳市千余辆出租车集体停运。此后十天，青岛、南京、济南、长春、南昌、成都等城市的出租车相继加入到停运行列中。
数量管制之下，出租车牌照成为稀缺资源，是外来者不能触碰的奶酪。
可2014年搅局者风起云涌，互联网企业借用打车软件连接客户和出租车司机，扮演着颠覆者角色。
出租车行业的城墙己被打破，破解出租车长年管制遗留的难题，增加运力满足消费者需求，挤出无从监管的数以百万计的“黑车”，真正破解中国城市客运业难题，当下正是时机。
素人司机
从去年10月第一次打上專车以来，胡薇（化名）已经搭过25个专车司机的车。
胡薇印象最深的，是手上戴着小叶紫檀的佛珠串、鼻梁上架着细边眼镜，语调温厚、彬彬有礼的桂师傅。怎么看都像个知识分子的桂师傅开一辆雷克萨斯，在离目的地还有将近200米时，就停止计费、结算——胡薇疑惑地问：你赶时间？梁师傅淡淡地说，不要紧的，也不远了。
谈到接单补贴，桂师傅也是淡淡的。他说，自己原来是国企员工，企业倒闭之后，开起一家烟酒专卖店，但2014年烟酒等消费市场的全面降温，让他这样的“鱼虾级”个体户成片关门回家。车尚九成新，而人“在家呆久了也呆坏了”，于是他加入专车司机大军，穿梭于城市中，与乘客交谈，顺便补贴经济。
桂师傅两个月只接了180单左右，相当比例的专车司机与他一样，都是素人司机。也有年轻白领白天上班，不太累的话，晚间就载客赚外快，但更多的，是小生意在大环境下萧条，于是小老板开着自己不错的车子加入了专车司机行列。
胡薇住在广州老市区胡同交错的深处，几乎没有的士愿意进去，只有专车，愿意钻进迷宫般的巷子。经常赶时间的胡薇开始频繁叫车，最多的一天叫了4次专车，付款接近100元，其中70元是专车公司发放的抵用券。
冬天的某个深夜，胡薇拖着数十斤重的购物袋站在商场门口的冷风里，终于松了一口气——百度地图上，10公里外的温师傅接下她发送了数次的专车订单，广州东火车站附近的交通管制，让打车需要步行很远——拖着一堆叮当作响的沉重家具，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温师傅在电话里连说“麻烦你”，然后在15分钟后来到了她面前，开车七拐八绕地把她送回了巷子深处的住处——专车又一次拯救了这姑娘。
成为专车司机太容易了
2015年的第五天，开了10年出租车、有着29年驾龄的温师傅，在开车的第30年，选择成为一名专车司机——最近一两个月，身边不少开出租车的朋友投身专车行业，他也终于做出了决定。经过签约和简单培训、考试，温师傅开上了租车公司配给的一辆全新的东风轩逸，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
他不再有赶在早上5点换班的压力，而是每天7点早餐之后，从容开车出门载客。早晨10点他就会回家，吃过午饭度过大半个悠闲的下午，下午4点才再出门——工作时长和时间段完全自行决定，“中间这一段不是高峰，让给的士去做呗”。
与不少专车司机的习惯一样，送客人抵达目的地之后，温师傅会在附近停车休息，等待附近新的叫车订单；与需要不断“巡路”来载客相比，间歇工作而非全天提神开车，让年过五旬的他轻松不少。
温师傅也不再上熬人的通宵班，晚间至多11点，他就收工了——之所以愿意跑10公里远路去接胡薇，是因为起点和终点都在他的归途上。
因为可以赶早晚两个客流高峰和夜间高峰，即便扣除叫车软件和租车公司收取的费用，算下来的收入甚至比开出租车时还要多。载胡薇的一路，他的心情十分好，脸上带着马上就能到家的殷切。
另一个专车司机吴师傅则表示了满足，只是兼职，但每个月“5000元还是有的”。他给胡薇算账说：周日补贴最少，但也有120元，每天的补贴都不同，司机们会看当天的补贴多少来决定工作方式，最多的一天，他拿到了380元，再加上车费，“全职的司机，一个月收入不止1万”。
胡薇这天要赶一个饭局，“叮咚”一声，滴滴上的接单信息让她略微吃惊：奥迪A4L！
司机就是吴师傅，上车聊了一会儿后，他在停车时递给好奇的胡薇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旅游、接送机、订酒店……吴师傅的本行是旅行中介。
受电商影响生意减淡，寻求出路的吴师傅发现，原来成为专车司机极其简单：有一辆20万元左右或更好些的车，有3年驾龄，甚至有一定驾驶经验的，只需要一年驾龄，买特定的保险，挂靠租车公司，与劳务公司、租车公司、租车软件公司签下四方协议，花一天接受礼仪培训兼通过考试，装好打车软件。就这样，吴师傅开着他两年前30多万买来、前挡风下放着一罐淡淡香水的奥迪开始接单，至今已经接了超过500单。
他说很放心，“除了保险之外，叫车软件公司还有1亿元资金用来应付交通意外中乘客受伤的赔偿”，而他几乎不必和租车公司打多少交道，“没什么管的”，只需要在每单车费里分给租车公司几个百分点的提成。吴师傅也没有放弃旅行社的工作，“哪个赚钱，哪个就是主业呗”。
吴师傅非常健谈，他热情地问胡薇，手机要不要充电？“我们这个充电线是公司订做的，三个头”，下车的时候，他递来胡薇在车上没有喝的瓶装水，“带着呗”。
从朋友到对手
包括楚柯在内的出租车行业从业者都没想到，昔日的“司机之友”，如今成了竞争对手。
楚柯是南京第五大出租公司——海博出租某车队队长，自觉手机软件“玩得顺手”，己在滴滴打车软件上抢了3000多单。
而2014年下半年，快的打车、滴滴打车等先后推出专车服务。完全不同于出租车的服务模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并宁愿支付更多的钱。 “他们开始抢我们生意了。”时至今日，楚柯发现，自己的收入已经下降四成左右，扣掉“份子钱”、加气费、“三险”，每天只能净赚100块左右。沈阳的哥冯远顺（化名）介绍，沈阳有1000多辆专车，每辆一天至少接10单，就会拉走全市至少三成客源。
于是，2014年11月，正在南京出差的王浩听到南京交通广播“智勇在线”栏目号召——出租司机卸载打车软件，抗议专车对出租车的冲击。在另一些城市，仍在使用打车软件的司机甚至被同行骂成“叛徒”，有的手机被夺走，有的接到威胁电话。
就算对专车颇有怨言，楚柯仍然说，等出租车两个月后报废，自己打算退出出租车业，开专车去。他从同事处听说，专车司机月入近万元，是自己收入的近3倍。这背后，是专车平台沿袭打车软件的高补贴模式。
博弈
出租车行业的反击开始了。
1月12日，上海市交通执法总队相关人士披露，几个月来，交通执法人员共查获20辆“专车”，其中属于滴滴专车的就有14辆，根据相关规定，拟开出3至10万元的罚单。
先扣车，后罚驾驶员，如今还要罚专车平台——这是已公开的案例中对专车查处力度最大的一例——这发生在交通部公开表态之后。
2015年1月8日，交通部公开表态：“当前各类专车软件将租赁汽车通过网络平台整合起来，并根据乘客意愿通过第三方劳务公司提供驾驶员服务，是新时期跨越出租汽车与汽车租赁传统界限的创新服务模式，对满足运输市场高品质、多样化、差异性需求具有积极作用。”
在上海之前，全国10余个城市运管部门向专车“祭出”查处政策。
王浩解释道，一些挂靠车辆名义上是租赁公司车辆，实际产权所有人是个人。但私家车挂靠在租赁公司，并非专车的“专利”。由于部分城市对租赁车辆实施摇号限牌或牌照拍卖，面对专车的巨大市场需求，在正规来源那里往往“无车可租”，这是引入私人车辆的主要原因。
面对挤压，滴滴公司选择了“高层路线”。2014年12月，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举办了“移动互联网助力出租汽车、汽车租赁行业发展”研讨会。出品滴滴专车的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唯一专车平台受邀发言。王浩透露，大多数与会专家对专车模式创新持肯定态度，会议纪要以专报形式提交到交通部。
尽管仍将专车定位为预约出租汽车，但王浩透露，交通部还是想让专车模式先发展一段时间，再来定性它属于哪个行业。正是这一模糊地带，造成各地宽严不一的执法尺度。
比如，京沪两地就严厉触及未取得出租汽车营运许可的所有专车。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更是将优步（Uber）推出的“你的专属司机”业务称为“高端黑车”。
转正的可能性
新竞争者的活力让人印象深刻。叶青没想到，湖北本省的运输龙头企业都触动不了的出租行业格局，竟被两家外地互联网企业尝到了这块地盘上的蛋糕。
2013年底，全国首家城际约租车在武汉城市圈（1+8）悄然上路。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公车改革倡导者叶青坦陈，受到租车业挤压，约租车试点在城市内根本推不下去，只能在城际间实施。
叶青记得，2014年9月，滴滴公司一位副總裁来到他的办公室，商洽公车改革后官员公务用车的专车服务合作。当时，叶青以为专车只能作为公务用车的补充。5个月后，公车改革还没全面铺开，而武汉200多辆专车已供不应求。不仅公务员，高收入白领、大学教授、年轻女孩都向它投来好奇的目光。
湖北只是一个缩影。2014年11月4日，根据Enfo Desk易观智库产业数据库最新发布的《中国打车APP市场季度监测报告2014年第3季度》，截至2014年9月，中国打车APP累计账户规模达1.54亿，专车业务在全国16个一线城市开通服务。
叶青说，没想到专车能获得如此高的公众支持率，直接触动到既得利益集团。
长期研究京沪等地出租车问题的上海理工大学副教授陈明艺说，租赁公司“带驾短租”或曰“短租代驾”模式早已有之。但手机打车软件的专车平台，可以运用移动互联网，优化乘客出行体验，提高出租营运效率。
前两天，陈明艺使用快的打车叫了一辆专车接孩子放学，行驶路线在她的手机上实时更新；就算是孩子没带钱，车到楼下她也能用“手机钱包”把钱付掉——这都是出租车现有电召平台做不到的。
出租车公司也不忘记提醒这些优质服务下可能存在“风险”。
苏北某中小城市运管部门负责人钱冠华（化名）说，出租车实现了GPS全覆盖，24小时值班，运管部门、治安部门、交巡警部门信息联网。就算这样每年也会发生两三起造成驾驶员或乘客人身伤害的案例。“请问，专车如何保障乘客安全？！”
“根据现有体系，滴滴专车乘客最高拥有101万理赔额度，远高于现有交通行业其他服务方式保障标准。”滴滴公司政府事务部赵思雯反驳说。
对于专车的未来，一家专车平台的政府事务部负责人认为，希望专车能够成为一个完全独立于出租业和租赁业的新兴行业，摆脱这两者之间的尴尬身份。
对此，交通部显然也有类似想法，交通部已经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修订工作，拟新增租赁车辆准入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企业准入，车辆备案。这意味着，为专车平台提供服务的租赁公司，也可能纳入交通主管部门的监管范围。
但北京租赁行业协会副会长范永耀只是审慎乐观。2002年，时任首汽集团租赁子公司负责人的范永耀，推出类似于专车的“商务租车”服务，随车配备驾驶员，由劳务公司派人。当时，围绕“汽车租赁能不能带驾驶员”，北京市运管局的租赁管理处和出租管理处的两名时任处长争起来了。最后，出租管理处长抛出一句重话：要是放任租赁行业抢出租车业饭碗，10万司机去市政府闹去，怎么着啊？！从此，再也没人敢为这项业务创新公开正名。
“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呢。”范永耀说，专车已经给出租汽车管理体制撕开了一条口子。但牵涉这么大的利益面，就算交通部为专车服务颁布管理制度，要想各地不折不扣地执行，起码要三到五年。
（资料来源：《时代周报》、《经济观察报》、《财经》）
出租车停运几乎每年都有发生，但2015年的第一波停运潮来得比以往早一些。
1月4日，沈阳市千余辆出租车集体停运。此后十天，青岛、南京、济南、长春、南昌、成都等城市的出租车相继加入到停运行列中。
数量管制之下，出租车牌照成为稀缺资源，是外来者不能触碰的奶酪。
可2014年搅局者风起云涌，互联网企业借用打车软件连接客户和出租车司机，扮演着颠覆者角色。
出租车行业的城墙己被打破，破解出租车长年管制遗留的难题，增加运力满足消费者需求，挤出无从监管的数以百万计的“黑车”，真正破解中国城市客运业难题，当下正是时机。
素人司机
从去年10月第一次打上專车以来，胡薇（化名）已经搭过25个专车司机的车。
胡薇印象最深的，是手上戴着小叶紫檀的佛珠串、鼻梁上架着细边眼镜，语调温厚、彬彬有礼的桂师傅。怎么看都像个知识分子的桂师傅开一辆雷克萨斯，在离目的地还有将近200米时，就停止计费、结算——胡薇疑惑地问：你赶时间？梁师傅淡淡地说，不要紧的，也不远了。
谈到接单补贴，桂师傅也是淡淡的。他说，自己原来是国企员工，企业倒闭之后，开起一家烟酒专卖店，但2014年烟酒等消费市场的全面降温，让他这样的“鱼虾级”个体户成片关门回家。车尚九成新，而人“在家呆久了也呆坏了”，于是他加入专车司机大军，穿梭于城市中，与乘客交谈，顺便补贴经济。
桂师傅两个月只接了180单左右，相当比例的专车司机与他一样，都是素人司机。也有年轻白领白天上班，不太累的话，晚间就载客赚外快，但更多的，是小生意在大环境下萧条，于是小老板开着自己不错的车子加入了专车司机行列。
胡薇住在广州老市区胡同交错的深处，几乎没有的士愿意进去，只有专车，愿意钻进迷宫般的巷子。经常赶时间的胡薇开始频繁叫车，最多的一天叫了4次专车，付款接近100元，其中70元是专车公司发放的抵用券。
冬天的某个深夜，胡薇拖着数十斤重的购物袋站在商场门口的冷风里，终于松了一口气——百度地图上，10公里外的温师傅接下她发送了数次的专车订单，广州东火车站附近的交通管制，让打车需要步行很远——拖着一堆叮当作响的沉重家具，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温师傅在电话里连说“麻烦你”，然后在15分钟后来到了她面前，开车七拐八绕地把她送回了巷子深处的住处——专车又一次拯救了这姑娘。
成为专车司机太容易了
2015年的第五天，开了10年出租车、有着29年驾龄的温师傅，在开车的第30年，选择成为一名专车司机——最近一两个月，身边不少开出租车的朋友投身专车行业，他也终于做出了决定。经过签约和简单培训、考试，温师傅开上了租车公司配给的一辆全新的东风轩逸，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
他不再有赶在早上5点换班的压力，而是每天7点早餐之后，从容开车出门载客。早晨10点他就会回家，吃过午饭度过大半个悠闲的下午，下午4点才再出门——工作时长和时间段完全自行决定，“中间这一段不是高峰，让给的士去做呗”。
与不少专车司机的习惯一样，送客人抵达目的地之后，温师傅会在附近停车休息，等待附近新的叫车订单；与需要不断“巡路”来载客相比，间歇工作而非全天提神开车，让年过五旬的他轻松不少。
温师傅也不再上熬人的通宵班，晚间至多11点，他就收工了——之所以愿意跑10公里远路去接胡薇，是因为起点和终点都在他的归途上。
因为可以赶早晚两个客流高峰和夜间高峰，即便扣除叫车软件和租车公司收取的费用，算下来的收入甚至比开出租车时还要多。载胡薇的一路，他的心情十分好，脸上带着马上就能到家的殷切。
另一个专车司机吴师傅则表示了满足，只是兼职，但每个月“5000元还是有的”。他给胡薇算账说：周日补贴最少，但也有120元，每天的补贴都不同，司机们会看当天的补贴多少来决定工作方式，最多的一天，他拿到了380元，再加上车费，“全职的司机，一个月收入不止1万”。
胡薇这天要赶一个饭局，“叮咚”一声，滴滴上的接单信息让她略微吃惊：奥迪A4L！
司机就是吴师傅，上车聊了一会儿后，他在停车时递给好奇的胡薇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旅游、接送机、订酒店……吴师傅的本行是旅行中介。
受电商影响生意减淡，寻求出路的吴师傅发现，原来成为专车司机极其简单：有一辆20万元左右或更好些的车，有3年驾龄，甚至有一定驾驶经验的，只需要一年驾龄，买特定的保险，挂靠租车公司，与劳务公司、租车公司、租车软件公司签下四方协议，花一天接受礼仪培训兼通过考试，装好打车软件。就这样，吴师傅开着他两年前30多万买来、前挡风下放着一罐淡淡香水的奥迪开始接单，至今已经接了超过500单。
他说很放心，“除了保险之外，叫车软件公司还有1亿元资金用来应付交通意外中乘客受伤的赔偿”，而他几乎不必和租车公司打多少交道，“没什么管的”，只需要在每单车费里分给租车公司几个百分点的提成。吴师傅也没有放弃旅行社的工作，“哪个赚钱，哪个就是主业呗”。
吴师傅非常健谈，他热情地问胡薇，手机要不要充电？“我们这个充电线是公司订做的，三个头”，下车的时候，他递来胡薇在车上没有喝的瓶装水，“带着呗”。
从朋友到对手
包括楚柯在内的出租车行业从业者都没想到，昔日的“司机之友”，如今成了竞争对手。
楚柯是南京第五大出租公司——海博出租某车队队长，自觉手机软件“玩得顺手”，己在滴滴打车软件上抢了3000多单。
而2014年下半年，快的打车、滴滴打车等先后推出专车服务。完全不同于出租车的服务模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并宁愿支付更多的钱。 “他们开始抢我们生意了。”时至今日，楚柯发现，自己的收入已经下降四成左右，扣掉“份子钱”、加气费、“三险”，每天只能净赚100块左右。沈阳的哥冯远顺（化名）介绍，沈阳有1000多辆专车，每辆一天至少接10单，就会拉走全市至少三成客源。
于是，2014年11月，正在南京出差的王浩听到南京交通广播“智勇在线”栏目号召——出租司机卸载打车软件，抗议专车对出租车的冲击。在另一些城市，仍在使用打车软件的司机甚至被同行骂成“叛徒”，有的手机被夺走，有的接到威胁电话。
就算对专车颇有怨言，楚柯仍然说，等出租车两个月后报废，自己打算退出出租车业，开专车去。他从同事处听说，专车司机月入近万元，是自己收入的近3倍。这背后，是专车平台沿袭打车软件的高补贴模式。
博弈
出租车行业的反击开始了。
1月12日，上海市交通执法总队相关人士披露，几个月来，交通执法人员共查获20辆“专车”，其中属于滴滴专车的就有14辆，根据相关规定，拟开出3至10万元的罚单。
先扣车，后罚驾驶员，如今还要罚专车平台——这是已公开的案例中对专车查处力度最大的一例——这发生在交通部公开表态之后。
2015年1月8日，交通部公开表态：“当前各类专车软件将租赁汽车通过网络平台整合起来，并根据乘客意愿通过第三方劳务公司提供驾驶员服务，是新时期跨越出租汽车与汽车租赁传统界限的创新服务模式，对满足运输市场高品质、多样化、差异性需求具有积极作用。”
在上海之前，全国10余个城市运管部门向专车“祭出”查处政策。
王浩解释道，一些挂靠车辆名义上是租赁公司车辆，实际产权所有人是个人。但私家车挂靠在租赁公司，并非专车的“专利”。由于部分城市对租赁车辆实施摇号限牌或牌照拍卖，面对专车的巨大市场需求，在正规来源那里往往“无车可租”，这是引入私人车辆的主要原因。
面对挤压，滴滴公司选择了“高层路线”。2014年12月，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举办了“移动互联网助力出租汽车、汽车租赁行业发展”研讨会。出品滴滴专车的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唯一专车平台受邀发言。王浩透露，大多数与会专家对专车模式创新持肯定态度，会议纪要以专报形式提交到交通部。
尽管仍将专车定位为预约出租汽车，但王浩透露，交通部还是想让专车模式先发展一段时间，再来定性它属于哪个行业。正是这一模糊地带，造成各地宽严不一的执法尺度。
比如，京沪两地就严厉触及未取得出租汽车营运许可的所有专车。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更是将优步（Uber）推出的“你的专属司机”业务称为“高端黑车”。
转正的可能性
新竞争者的活力让人印象深刻。叶青没想到，湖北本省的运输龙头企业都触动不了的出租行业格局，竟被两家外地互联网企业尝到了这块地盘上的蛋糕。
2013年底，全国首家城际约租车在武汉城市圈（1+8）悄然上路。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公车改革倡导者叶青坦陈，受到租车业挤压，约租车试点在城市内根本推不下去，只能在城际间实施。
叶青记得，2014年9月，滴滴公司一位副總裁来到他的办公室，商洽公车改革后官员公务用车的专车服务合作。当时，叶青以为专车只能作为公务用车的补充。5个月后，公车改革还没全面铺开，而武汉200多辆专车已供不应求。不仅公务员，高收入白领、大学教授、年轻女孩都向它投来好奇的目光。
湖北只是一个缩影。2014年11月4日，根据Enfo Desk易观智库产业数据库最新发布的《中国打车APP市场季度监测报告2014年第3季度》，截至2014年9月，中国打车APP累计账户规模达1.54亿，专车业务在全国16个一线城市开通服务。
叶青说，没想到专车能获得如此高的公众支持率，直接触动到既得利益集团。
长期研究京沪等地出租车问题的上海理工大学副教授陈明艺说，租赁公司“带驾短租”或曰“短租代驾”模式早已有之。但手机打车软件的专车平台，可以运用移动互联网，优化乘客出行体验，提高出租营运效率。
前两天，陈明艺使用快的打车叫了一辆专车接孩子放学，行驶路线在她的手机上实时更新；就算是孩子没带钱，车到楼下她也能用“手机钱包”把钱付掉——这都是出租车现有电召平台做不到的。
出租车公司也不忘记提醒这些优质服务下可能存在“风险”。
苏北某中小城市运管部门负责人钱冠华（化名）说，出租车实现了GPS全覆盖，24小时值班，运管部门、治安部门、交巡警部门信息联网。就算这样每年也会发生两三起造成驾驶员或乘客人身伤害的案例。“请问，专车如何保障乘客安全？！”
“根据现有体系，滴滴专车乘客最高拥有101万理赔额度，远高于现有交通行业其他服务方式保障标准。”滴滴公司政府事务部赵思雯反驳说。
对于专车的未来，一家专车平台的政府事务部负责人认为，希望专车能够成为一个完全独立于出租业和租赁业的新兴行业，摆脱这两者之间的尴尬身份。
对此，交通部显然也有类似想法，交通部已经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修订工作，拟新增租赁车辆准入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企业准入，车辆备案。这意味着，为专车平台提供服务的租赁公司，也可能纳入交通主管部门的监管范围。
但北京租赁行业协会副会长范永耀只是审慎乐观。2002年，时任首汽集团租赁子公司负责人的范永耀，推出类似于专车的“商务租车”服务，随车配备驾驶员，由劳务公司派人。当时，围绕“汽车租赁能不能带驾驶员”，北京市运管局的租赁管理处和出租管理处的两名时任处长争起来了。最后，出租管理处长抛出一句重话：要是放任租赁行业抢出租车业饭碗，10万司机去市政府闹去，怎么着啊？！从此，再也没人敢为这项业务创新公开正名。
“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呢。”范永耀说，专车已经给出租汽车管理体制撕开了一条口子。但牵涉这么大的利益面，就算交通部为专车服务颁布管理制度，要想各地不折不扣地执行，起码要三到五年。
（资料来源：《时代周报》、《经济观察报》、《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