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下喉头,又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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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为,美食的本质是愉悦的、欢乐的。对于吃客来说,好心情带来好胃口,对于做菜的人来说,比如一个沉浸在爱与幸福中的女人,相对来说就很容易成为巧厨娘。所以快乐与美食有着天然的联系。
  但有那么一些美味,所蕴含的意义竟然是那么沉重,完全不能将之等同于一般的吃吃喝喝。面对这样的美食,我总有一种惶惑和犹豫:那么深沉的含义,那么复杂的情绪,却是由来得很感性的似乎也很浅表的口腹之乐来承载、来完成,这样的情景,端的是让人“才下喉头,又上心头”。
  我的一个朋友,善写乡土题材的散文,在描述童年生活的篇章中,我读到过这样的情境:那是在贫穷的乡下,身上掏不出一个铜板的母亲为了让一家人粗茶淡饭的生活中增添那么一丝儿甜,为了她的儿女也能尝一下糖的味道,每年当玉米成熟收割后,就从田地里收集大量的玉米秆,用于熬糖。那是一件相当繁重的活儿:在地里把玉米秆一棵棵砍倒,大捆大捆背回,剥去一片片长叶,将秆扔进家旁的小溪里冲洗干净,再一点一点切成片,放进石碓里捣成渣,几番大累之后,熬糖这才能开始:把已经变成渣的玉米秆连渣带捣出的汁放进大甑子里,烧起大把大把的柴火开始蒸制;水开以后,须从锅底把水一勺勺舀起,再向甑子里浇淋。这样周而复始,不知要重复多少次,直到锅里的水渐渐变得稠起来,颜色由浅到深变成咖啡色,提起来的糖丝不断线的时候,这一单调而繁重的过程才算走完,而“为了熬好一锅糖,母亲有时需要熬上几天几夜。她倚靠在灶上,两眼被湿柴的烟气熏得乌黑,困得几乎要站不稳了。可是她却不能停手,一打盹,锅里的糖就糊了”。母亲的儿女,幼年时只顾享受饴糖的甘甜去了,成年后回想起为了一口微不足道的蔗糖,母亲却付出了那么多那么重的劳累,不由得一阵心疼,一阵心酸。
  另一个与美食相关的故事更是让人大恸。有一本杂志叫《吃在台湾》,创办人李泽治先生曾给我们讲述了这么一件事情,说他当年为写文章,寻访到台北一家私房菜馆,那是一位40来岁的寡妇开的小店,小店做出的饭菜可口至极,但奇怪的是每天只做四菜一汤,从来不做别的菜式。原来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女老板守寡之前是一个中学老师,一个内外双修的知性美女,深爱她的丈夫每天把家里的事情全包了,精心地为她做饭,而且经常做的就是四菜一汤:古老肉、麻油鸡、醋鱼、素炒娃娃菜和三鲜汤。吃得多了,妻子有时也有怨言,问他怎么不会做点别的,丈夫总是憨笑着说其他菜式他不怎么会,但这四菜一汤却是他精心做的。听了这话妻子并不以为意。
  突然一天大祸从天降,丈夫车祸遇难了,他甚至没能给妻子留下一句话就走了。这一走就走得一去不返,天人永隔。妻子简直傻了……数日之后,终于走出丧夫之痛的她来到一家餐馆吃饭,点菜时下意识地点了四菜一汤,古老肉、麻油鸡、醋鱼、素炒娃娃菜和三鲜汤。菜端上来后一尝,全然不是当初丈夫做的那味道。想起丈夫说“其他做不好……这几样是精心做的……”,想起他当时憨憨的笑,她一下懂得了丈夫的好。守着餐桌大哭一场后,从来没有下过一次厨的知性美女决定辞去教书的公职,用丈夫留下的保险金开了一家私房菜馆,只卖这四菜一汤。用心回味丈夫所做的菜式,一再揣摸他当初是怎么用的料、怎么下的锅、怎么提的味,古老肉用蜂糖而不用白糖红糖,麻油鸡必须选乡下不出三个月的仔鸡,醋鱼并不放其他作料,只老老实实用一味醋就烧出奇香,娃娃菜呢,只用菜心。至于三鲜汤,不用红薯粉丝而用绿豆粉丝,不用干海米只用鲜虾仁……丈夫的菜就在她手中一一还原回来,丈夫的音容笑貌在她心中一一复活过来。
  我都不用再说什么了。好的故事,叙述者的任何评议都嫌多余。我每次想起这个故事,都不禁泪眼模糊。李泽治先生的妻子是一个名模,台湾首届中华小姐,从来不下厨房的。因为先生的工作,她陪着他跑了不少餐馆,最后她也变得热爱厨房了。李先生没说,但我想这中间,这家四菜一汤的私房菜餐馆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我想,天下所有的女人都会为这个故事动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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