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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久想见着一本有关赵凤昌（1856年—1938年）生平及事功的可靠而可信的论著。这是因为：作为清末民初社会剧变的大历史中一位“幕后关键先生”，赵凤昌的故事在坊间颇多流传，口口相传难免演化成讹，而论界的评说也歧见纷呈，莫衷一是。流传既铺陈出故事演绎，反倒遮蔽了历史本真和人物本事;歧见则源于各执一端，纠于一孔立论，即此形成对历史人物的偏向描画与单向认知。因此，我期待一本考证确凿因而叙述可靠、评说公允因而立论可信的专著，让赵凤昌这位常州先贤从纷繁的传说演绎和认知歧见中走出来，在还原其历史现场形象的同时，且以历史意识的纵深目光打量其历史作为。从这一意义上说，《赵凤昌评传》（以下简称《赵传》）大体满足了我的期待。
这部近30万字的著作，就其结构而言，大略可分为“传论”和“专论”两大板块。前五章以赵凤昌的生平事迹和人生轨迹为主线，“传论”的属性彰显而突出，此间对晚清民初赵凤昌的人生历程和生命内容的叙述，显示出清晰可见的线脉。从对赵氏“身世及家庭”的介绍，到早年“游幕生涯”的描述，转至“甲午战争”“东南互保”“立宪运动”中的作为，以至“辛亥風云”“转向革命”、促成“南北议和”，续以由“拥袁”而“弃袁”“反对专制复辟”——赵氏的人生经历被置放于社会剧变的颠荡时局中，由此表现出这一独特的个体生命与大时代之间内在关联。尤值得关注的是：对赵氏生命历程的勾勒与叙述，《赵传》实非停滞于表相交代的浅层，而留意于其思想流变的规痕——如赵氏“转向革命”，由“拥袁”而“弃袁”的立场转化等，即此表现出赵氏精神世界演变的某种逻辑线脉，因而人物形象的塑造便获得某种内在的纵深。后两章则具备“专论”的性质，对赵氏“收藏历史与历史书写”（第六章）的叙述与评说，呈现了赵氏笔墨遗存的历史价值;对其社会转型期“人际网络”（第七章）的建构与勾画，则紧扣了赵氏个体生命存在与大社会之间的筋脉关联。而读者和论者必得注意的是：《赵传》即便在前五章“传论”部分，其关切聚焦也多围绕赵氏参与的历史大事件，举凡“甲午战争”“东南互保”“南北议和”等，叙述也委实具有“专论”的质地，是将“专论”内涵有机织入“传论”框架中。如此，“传论”与“专论”的结合既构成《赵传》的整体结构，也实为《赵传》的一宗叙述品格。
无论是“传论”还是“专论”，此间均涉及繁杂的历史事件、人物关联及事实过程。赵氏生活于历史剧变的大时代，但其本人却非“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历史“前台人物”，而是隐匿于历史大事件的“幕后”，因此其作为与事功向来模糊不彰、如在云烟之间，书写者须得在纷乱繁杂的历史叙述中拨雾去蔽、细心钩沉，而尤为艰难的是——必须在歧见纷呈中小心求证，从而彰显出历史现场的本原情状与本真事实。《赵传》的作者显然既深谙此间烦难，也深悉唯有解此烦难才能写出可靠而可信的人物评传，因此尽其所能地收集、整理并有效使用史料，既浸润其间用心体会，又出乎其间比对互证，从而努力使立论扎根于可靠的史料基础上，由此而写出人物“信史”。《赵传》的叙事调用众多文献资料，作细致的考释与求证，此间不惟采用赵氏本人的笔墨遗存——如《赵凤昌藏札》《惜阴堂笔记》等，也不惟征用其后世子孙的记载与追忆——如其子赵尊岳的回忆《惜阴堂辛亥革命记》等，还兼涉张謇、黄炎培、张之洞、盛宣怀、李鸿章、袁世凯、张元济等一大批历史人物的大量一手性史料，且就同一问题与事项在不同的史料之间耐心而细致地比对，使之构成历史叙述的某种“微型对话”，并在其间的叙述中追求对史实的精确描述与精准认知——正是立足于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小心求证，《赵传》基本达成了对人物生平事迹的真实叙述、对人物事功作为的公允评说。在我看来，考证不惟是一种传统而行之有效的历史研究与历史释读方法，且是一种对待历史及历史人物的应持态度，而其落实于叙述实践，便使小心求证成为《赵传》又一突出的叙述品格。
读者和论者自然会注意到：《赵传》对赵凤昌这位历史人物的叙述，聚焦于其与晚清民初历史大事件之间的密切关联——此间的叙述操作委实把握住、并紧扣着赵氏人生历程和生命内涵的特殊性，而在大时代的变局中，赵氏由幕僚出身至寓居上海成为“东南精英”中的“关键先生”，其经历与身份既在近代中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本人也成为近代中国一类精英群体的代表人物。“东南精英”在近代中国的形成与崛起，无疑是近代中国变局中的一脉历史谱系，其与江南社会近代演变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其位居民间社会与统治集团之间的特殊地位，使其在大变局时代获得政治参与的空间。《赵传》作者显然洞悉赵氏作为“东南精英”代表人物的身份特殊性，并在此种身份特殊性的基础上，叙述了赵氏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参与、政治作为。历史叙述不惟是历史事件的陈列，历史人物叙述也不仅是铺陈人物事迹，而应有叙述者的识力观照，并由此形成对历史及历史人物的洞察识见。我以为：《赵传》有关“东南精英”的概括及对赵凤昌作为“东南精英”代表人物的定位，构成对传主人生历程和生命品质的基本认知，于此表现出作者洞见历史的识力，而这一概括和定位贯穿于《赵传》通篇叙述中，也使得全书表现出烛照历史及历史人物的识力，塑就该著历史书写的第三宗叙述品格。
但在我看来，《赵传》的历史叙述尚有罅漏之处，有待完善。赵氏寓居上海的宅邸“惜阴堂”，一方面，作为赵氏私宅，具有私人生活空间的属性，但《赵传》对于赵氏私人日常生活似无叙述的兴味;另一方面，作为清末民初众多历史人物频繁来往、反复出入的处所，尤其是作为时代大变局中许多历史事件的商讨处、密谋地，“惜阴堂”事实上又具备共同空间的属性，是近代中国一则不容轻忽的政治空间。《赵氏》的历史叙述虽也时及赵氏“惜阴堂”，但对其私人空间与共同空间同构的特性，显然没有给予应有的充分关注与关切，由此在叙述上造成一则罅漏。
这部近30万字的著作，就其结构而言，大略可分为“传论”和“专论”两大板块。前五章以赵凤昌的生平事迹和人生轨迹为主线，“传论”的属性彰显而突出，此间对晚清民初赵凤昌的人生历程和生命内容的叙述，显示出清晰可见的线脉。从对赵氏“身世及家庭”的介绍，到早年“游幕生涯”的描述，转至“甲午战争”“东南互保”“立宪运动”中的作为，以至“辛亥風云”“转向革命”、促成“南北议和”，续以由“拥袁”而“弃袁”“反对专制复辟”——赵氏的人生经历被置放于社会剧变的颠荡时局中，由此表现出这一独特的个体生命与大时代之间内在关联。尤值得关注的是：对赵氏生命历程的勾勒与叙述，《赵传》实非停滞于表相交代的浅层，而留意于其思想流变的规痕——如赵氏“转向革命”，由“拥袁”而“弃袁”的立场转化等，即此表现出赵氏精神世界演变的某种逻辑线脉，因而人物形象的塑造便获得某种内在的纵深。后两章则具备“专论”的性质，对赵氏“收藏历史与历史书写”（第六章）的叙述与评说，呈现了赵氏笔墨遗存的历史价值;对其社会转型期“人际网络”（第七章）的建构与勾画，则紧扣了赵氏个体生命存在与大社会之间的筋脉关联。而读者和论者必得注意的是：《赵传》即便在前五章“传论”部分，其关切聚焦也多围绕赵氏参与的历史大事件，举凡“甲午战争”“东南互保”“南北议和”等，叙述也委实具有“专论”的质地，是将“专论”内涵有机织入“传论”框架中。如此，“传论”与“专论”的结合既构成《赵传》的整体结构，也实为《赵传》的一宗叙述品格。
无论是“传论”还是“专论”，此间均涉及繁杂的历史事件、人物关联及事实过程。赵氏生活于历史剧变的大时代，但其本人却非“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历史“前台人物”，而是隐匿于历史大事件的“幕后”，因此其作为与事功向来模糊不彰、如在云烟之间，书写者须得在纷乱繁杂的历史叙述中拨雾去蔽、细心钩沉，而尤为艰难的是——必须在歧见纷呈中小心求证，从而彰显出历史现场的本原情状与本真事实。《赵传》的作者显然既深谙此间烦难，也深悉唯有解此烦难才能写出可靠而可信的人物评传，因此尽其所能地收集、整理并有效使用史料，既浸润其间用心体会，又出乎其间比对互证，从而努力使立论扎根于可靠的史料基础上，由此而写出人物“信史”。《赵传》的叙事调用众多文献资料，作细致的考释与求证，此间不惟采用赵氏本人的笔墨遗存——如《赵凤昌藏札》《惜阴堂笔记》等，也不惟征用其后世子孙的记载与追忆——如其子赵尊岳的回忆《惜阴堂辛亥革命记》等，还兼涉张謇、黄炎培、张之洞、盛宣怀、李鸿章、袁世凯、张元济等一大批历史人物的大量一手性史料，且就同一问题与事项在不同的史料之间耐心而细致地比对，使之构成历史叙述的某种“微型对话”，并在其间的叙述中追求对史实的精确描述与精准认知——正是立足于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小心求证，《赵传》基本达成了对人物生平事迹的真实叙述、对人物事功作为的公允评说。在我看来，考证不惟是一种传统而行之有效的历史研究与历史释读方法，且是一种对待历史及历史人物的应持态度，而其落实于叙述实践，便使小心求证成为《赵传》又一突出的叙述品格。
读者和论者自然会注意到：《赵传》对赵凤昌这位历史人物的叙述，聚焦于其与晚清民初历史大事件之间的密切关联——此间的叙述操作委实把握住、并紧扣着赵氏人生历程和生命内涵的特殊性，而在大时代的变局中，赵氏由幕僚出身至寓居上海成为“东南精英”中的“关键先生”，其经历与身份既在近代中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本人也成为近代中国一类精英群体的代表人物。“东南精英”在近代中国的形成与崛起，无疑是近代中国变局中的一脉历史谱系，其与江南社会近代演变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其位居民间社会与统治集团之间的特殊地位，使其在大变局时代获得政治参与的空间。《赵传》作者显然洞悉赵氏作为“东南精英”代表人物的身份特殊性，并在此种身份特殊性的基础上，叙述了赵氏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参与、政治作为。历史叙述不惟是历史事件的陈列，历史人物叙述也不仅是铺陈人物事迹，而应有叙述者的识力观照，并由此形成对历史及历史人物的洞察识见。我以为：《赵传》有关“东南精英”的概括及对赵凤昌作为“东南精英”代表人物的定位，构成对传主人生历程和生命品质的基本认知，于此表现出作者洞见历史的识力，而这一概括和定位贯穿于《赵传》通篇叙述中，也使得全书表现出烛照历史及历史人物的识力，塑就该著历史书写的第三宗叙述品格。
但在我看来，《赵传》的历史叙述尚有罅漏之处，有待完善。赵氏寓居上海的宅邸“惜阴堂”，一方面，作为赵氏私宅，具有私人生活空间的属性，但《赵传》对于赵氏私人日常生活似无叙述的兴味;另一方面，作为清末民初众多历史人物频繁来往、反复出入的处所，尤其是作为时代大变局中许多历史事件的商讨处、密谋地，“惜阴堂”事实上又具备共同空间的属性，是近代中国一则不容轻忽的政治空间。《赵氏》的历史叙述虽也时及赵氏“惜阴堂”，但对其私人空间与共同空间同构的特性，显然没有给予应有的充分关注与关切，由此在叙述上造成一则罅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