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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弧结构与经历罪感
就让我从《耶路撒冷》的外观结构说起吧。
这部45万字的长篇小说，作者徐则臣将其叙述几乎均匀地分成11等份，他择取小说人物作为冠盖这11份叙述故事的标题，而实际动用的人名只有6位，他们自然是小说故事的主角们：
第一至第五
“初平阳”
“舒袖”
“易长安”
“秦福小”
“杨杰”
第六
“景天赐”
第七至第十一
“杨杰”
“秦福小”
“易长安”
“舒袖”
“初平阳”
这样的叙述框架呈现出清晰的对称关系，11则故事犹如5圈圆弧在叙述的水面上荡漾开来，铺展开去，居中的是第六部分，标题为“景天赐”——它是小说圆弧结构的初始圆心，是激荡出5圈叙述故事的动源所在。
小说的外在结构总隐含着作者的叙述用心。《耶路撒冷》的圆弧形形式表征隐约透露出作者内在的叙述意指。作为小说故事原点的，实际是一桩自杀事件：少年景天赐在河水中遭遇雷击，“天赐吓傻了。然后，天赐开始伤人。然后，天赐开始伤自己。然后，天赐割破血管，杀了自己。”小说叙说19年前景天赐用一枚“青龙偃月刀般的锋利手术刀”，割开自己的手腕动脉;少年生命的夭亡犹如一次惨烈血喷，在少年同伴内心激起不息波澜，此后初平阳们的生命就在天赐割腕自杀激起的心理余波中颠荡——那枚手术刀割杀了他的生命，也割伤了他们的生命。肉身死亡的是景天赐，心灵受创的则是初平阳们。前者是小说故事的原点事件，它被作者置于叙述的中心区位，仿佛震源所在;后者是原点事件漫长的后续反应，犹如冲击波从震源扩展，地动山摇之后，生命犹且战栗不歇。如此，《耶路撒冷》的圆弧结构既暗示故事原点事件与其后续反应之间的构成性粘连，也表述着死亡与创伤的叙述蕴涵。
不过，作为小说故事原点事件的少年天赐自杀，实非小说叙述重心，它被作者置于19年前的叙述“后景”中，以人物（初平阳等）回忆的方式呈示出来，而作为叙述“前景”在小说中着力表现的，则是天赐自杀在少年同伴那里激起的漫长的心理反应。并且，这种持续的心理反应在小说叙述中被作者确定为一种罪感体验：天赐用于自杀的手术刀，由杨杰提供，他把医院作为废旧品处理的刀片，作为玩具兼削笔文具分送给少年伙伴们，而天赐最后却将它用作自杀工具;从手术刀到玩具兼文具再到自杀工具，刀片的功能性转变，使杨杰一直无法抹掉这个事实：“刀片是我送的”。碰巧身处天赐自杀现场的是初平阳，他被“巨大的恐惧贯穿了”，“转过身撒腿就跑”，多年以来他念念不忘：“你曾浪费了足可以让天赐起死回生的宝贵时间”。同样自责的还有易长安，这个伪证制造商兼批发商，即便在凄惶逃亡中犹且铭记天赐遭雷击的情景——是他，在电闪雷鸣之际激将天赐跟人游泳比赛，其直接后果是天赐在河中遭雷击，“被吓傻”。如此，景天赐从遭雷击发疯到割腕自杀，少年生命的早夭与少年同伴的人生经历及其生命体验在小说叙述中构成某种因果逻辑，前者作为经验事实转化为后者的罪感体验：活着的同伴被天赐自杀惊吓，而更深重的惊吓则是——他们意识到自己是这桩自杀事件的参与者、帮助者，甚而就是谋杀者。他们负罪出走，离开花街，“到世界去”，又负罪返乡，回花街来，少年同伴的自杀就像无法愈合的溃疡，生长在他们生命里。
初平阳们的罪感体验当然不是生命原罪，因为它实非与生俱来，不是先在于生命本身;因此，我将之概括为：经历罪感。它生成于生命经历之中，源于某种特殊的人生经验，是生命行世的一种伴生物。而唯其如此，经历罪感体验较之生命原罪体验更具坚韧性与锐利性，因为生命主体对之无法推诿，他们无处逃遁，它就长在他们的经历里，就像疾病长在身体里，而没人能改变自己的生命经历，因此经历罪感也就挥之不去。
我在《耶路撒冷》的叙述中，感受到作者对人物精神世界的追诘，由此品咂出几分陀思妥耶夫斯基“灵魂拷问”式的叙事况味：他将笔下人物推上灵魂的审判席作了被告，控诉的原告和审问的法官也由他们自己担任，角色齐全，即此展开一场内心自我审判。一桩自杀事件，在小说叙述隐设的灵魂法庭上，转化为一宗“谋杀案”，借以透视出庭人物的心理实景，这显示出小说叙述的精神向度与精神蕴涵。
个发经验与代言动机
但问题在于：初平阳们的经历罪感，究竟是一种个发经验、还是具有某种普泛的代际特性？这部45万字的煌煌之作，被标为“70后的成长史”“一代人的精神史”，作者自称：“我在为他们回忆和想象时，也是在为我自己回忆和想象：他们是我，我是他们”——此间分明表达着群体代言的叙述动机。但作为小说表现核心意念的罪感体验，果真就是这“一代人”的精神征象吗？它具有“70后”的精神普泛性吗？假如它具有某种代际特性，那么小说叙述的那桩自杀事件及由此引发的精神自审，应该就是一则叙述隐喻，应该具备某种代际概括的意义蕴涵——但我们察见不到自杀事件及精神自审的叙述本事，究竟包孕着怎样的代际叙述寓意。或许，作者的叙事表达太过隐晦，以致掩没了本事与寓意间勾连交接的任何蛛丝马迹？抑或，他有某种隐秘而深切的叙述忧虑，不得不将叙述寓意严丝密缝地遮掩住？
不得而知。
但无论如何，群体代言的宣告在小说叙述中，实际被悬置了，或者说——落空了;因为作为小说叙述原点的自杀事件及其后续的精神自审，在小说叙述中并不具备隐喻的品质，作为小说意义内核的罪感体验，在小说叙述中也显示不出任何普泛性的意义。因此，作者群体代言的宣告，实为虚妄。在我看来，《耶路撒冷》的叙述故事与作者的叙述意欲之间，呈现出内在的乖离与相悖，前者的个发性质與后者的代言追求，扭结为不同、甚而相反的叙述向度。群体代言的作者初衷与意欲，在叙述展开中遭遇叙述故事的顽强抗拒，因为故事本身拥有个发性与个体性品质，它抗拒作者对它做出过度诠释与过度概括。 然而，作者的代言动机如此强烈而不可遏制，“他们是我，我是他们”的主体意志坚硬地贯彻于叙事中，其彰著表现则是小说中心人物初平阳开设的随笔专栏在叙事中生硬插入。这个“主题”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晚报专栏，显然表达着代际书写、代际概括的的代言意志，撰稿人初平阳，“这一年来，他每天都在琢磨30到40岁之间的这拨同龄人，当然，更得盯着自己看，看哪些是大家共同的问题，看一天到晚我们忙忙叨叨的都是啥，想的是什么，焦虑的又是什么。”10篇专栏随笔，被作者匀称地分附在第一部分至第十部分的叙述故事之后，其用意十分明了：专栏随笔充任群体概括的表述功能，欲将小说叙述故事拉升至代际表现的意义层面。
但专栏随笔在文本中的插入，造成小说叙述的间歇性停顿，形成小说体式的割裂样态。虽然在某些叙述故事中，作者以某种方式提及某些随笔的题名，他企图以此建立起叙述故事与专栏随笔之间的形式关联;但“小技巧”的处理无法弥合两者的根本割裂，犹如一枚小巧别针无法将两块阔大、厚重的布幔连成一体。并且，专栏随笔的群体概括的表现内涵，与叙述故事的个发性特质，也实存内在意义的疏离。在作者，他欲假藉初平阳的系列随笔将叙述故事引申向代际概括的普泛蕴涵;但在我看来，《耶路撒冷》外观体式的割裂，正是其内在意义疏离的形式表征。或许，正是因为叙述故事的个发性内质，无法抽象出群体性特质，作者遂调用专栏随笔这种非小说体式，另行表述群体概括的叙述意指。但专栏随笔对叙述故事的意义概括，委实是作者的外在性赋予与标贴，而非叙述故事自身蕴涵的自然表露。因此，群体代言的作者动机与追求，在小说叙述中实在是一种虚妄之举。
我们业已习惯用代际分划区别作家群体，从“50后作家”“60后作家”“70后作家”“80后作家”直至“90后作家”等等代际称谓，概莫能外，风行时下。这种代际归类的思维模式，直接主导并规约对同代作家创作倾向的认知与理解，由同龄而寻索同质，如此的思维定式导致对创作共相与创作共性的过度关注，并在相当程度上挤兑了对作家个性及其创作的个体性、个人性的把握。这样的文学认知流行于当代中国文坛，固执而倔强，以致个性特立的作家也受其制导，竟以群体代言标榜并规约自己的创作——比如，這部取名为《耶路撒冷》的长篇小说。
主体抒写与表现，是文学的本性。文学创作就其本质而言是个体性的，小说叙述也唯有向个体与个性敞开，才有可能达及自由而自在的书写之境。真正有抱负的作家不应，也不会以趋同性为创作荣耀，他（她）只有将个体与个性充分而饱满地表现出来，读者方能从中自行领悟着某种普泛性的价值。换言之，小说的普泛性意义不应是作者的外在赋予，而应从人物及叙述中自然流露，它是人物性格及故事情节本身的属性，而不应有作者意志的强行干预。此等情形，正如杜勃罗留波夫在评析冈察洛夫的创作时所言：“他是不给你，而且他是显然不愿意给你任何结论的。他所描绘的生活，是他并非作为一种抽象的哲学手段，而是生活本身的直接目的”“他把生动的形象传达给你看，他只保证这些形象是同现实一致的;至于阐明被描写的对象的价值等级，这已经是你们的事情了：他对这一点，是完全漠不关心的”①，“‘添加什么事没有用处的，’他这样想，‘假如形象本身不能告诉你们的心灵什么东西。那还有什么话可以对你们说呢？’”②。
而当某种群体代言的创作动机与意欲牵制着创作，人物即被作者意识绑架，其个性独立性则遭戕害。《耶路撒冷》的主要人物初平阳，在相当意义上即是作者意志的“代言者”，因此，尽管作者几乎用尽气力叙述他的故事，但其个性终未在叙述中充分塑就，他在小说叙述中的角色更像是一位忙碌的“客串者”，功能重在串联故事单元，就其自身形象而言，则几分似傀儡、几分又像跑龙套的——恰恰是作者的代言意欲，遏制了人物个性在叙述中的充分表现。
灵魂历程与精神向度
查检群体代言的文学观及其叙述实践，不难发现：我们既拥有深厚的历史累积，也拥有深重的历史教训。去时不远，人们应该不会忘却文学被强行作为政治代言的历史景象，其极端性叙述标志则是“文革文学”。而追究文学代言观的近代传统，则可上溯至梁启超：作为维新变法的代表人物，他竭力推崇“政治小说”——“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③;而其自撰“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诊于爱国达识之君子。”④梁氏视小说为传布“政见”（“政治之议论”）的工具，在他眼里，小说作品即是特定政治意念的“代言”。近代以降，视小说为特定政治意志或意识形态载体的观念，一路承传，时或甚嚣尘上，至“文革文学”而登峰造极。
我并非将梁启超文学观与“文革文学”的核心理念等量齐观，也不是把前者视作后者的文学意识根源——事实上，“文革文学”的主宰理念，实为特殊的时代政治意识形态。我要强调的是：近代以降，因为时代思潮、社会语境、政治机制等多元因素的规训与渗透，种种文学代言观垒迭、交杂，形成强盛的意识谱系，而其流变、影响也生产出某些当代变体，比如——视小说创作为某一群体代言的意识。群体代言观背后的支撑理念，实际是一种集体主义意识。而在小说叙述中，这种集体主义意识实在是一种虚空的存在。因为小说创作所直面表现的，就是个体的人。其实，视小说为群体代言，与视其为政治代言，就文学思维特质而论，并无二致，它们均轻忽了小说人物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本质。事实上，群体代言的企图与意欲，说到底，是一种虚妄。但须警觉的是：时至今日，我们的文学认知及创作实践，依旧如此沉陷、覆罩于“代言观”的谬见偏识中——所谓“他们是我，我是他们”的创作标榜，正是这种文学“代言观”的一则表陈。
如若剥离掉小说叙述的群体代言意指，《耶路撒冷》倒不失为一份当代中国“个人心灵史”的文学叙述。在我看来，这部长篇小说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在于它呈示出当代背景下的个体经验与个人体验，而不是作了“一代人的心灵史”。
小说以初平阳返乡开篇，返乡是现代汉语文学中屡见不鲜的叙述情境，而接下来作者一口气又写了数个人的返乡——继初平阳回到老家花街后，商人杨杰和早先离家出走的女子秦福小，以及伪证制造商兼批发商易长安，也先后返回花街。返乡的叙述情境总包含着追忆的叙述内容，笔涉往昔与现实。因此，在返乡情境中小说叙述积聚着、并展开来丰厚的人生与社会内容，“个体精神史”即在人生与社会交集中得以叙述表现。返乡的直接因由各不相同：初平阳是出售祖屋及迁家;杨杰是扩大水晶制品产业;秦福小在多年浪迹后带着领养的儿子回乡，他仿佛是她割腕自杀的弟弟的“转世”，她给他取名“天送”，他的名字以及他与天赐的外貌相像，构成了一则有意而为的叙述隐喻，她浪迹多年的唯一收获是寻得了又一位弟弟——其实是弟弟的“替代者”，她带着他返乡定居;逃亡中的易长安被杨杰、初平阳召唤回来，踏上家乡的土地即被抓获，其实他身无定处、恓惶失据，回家是内心召唤。 不管初平阳们返乡的直接因由是什么，潜存内心的经历罪感则是共同的深在原委，它与少年天赐的夭折有关。“没有比天赐更大的理由”，易长安说出了他们的幽深心曲，天赐自杀是他们无法释解的罪感，他们的返乡就是彼此心照不宣的一场特殊约会，既出自抚慰创伤的心理需要，也具有祭奠与赎罪的精神意味。因此，将天赐作为最大的“理由”，实际是为要救赎他们自身的灵魂，所以初平阳说：“甚至也不是为了天赐，是为了，我们自己。”就这样，《耶路撒冷》的叙述意义由经历罪感走向某种宗教体验。花街斜教堂同样是小说设计的一则隐喻，它在世俗生活叙述中另行豁开神圣信仰之维。作为小说结构圆心的第六部分“景天赐”，作者取初平阳为叙述视角，而对于虔诚敬神的秦环老奶奶的旧事回忆，与有关犹太民族的某些历史记忆，在这一部分勾连、交融，拓开关于生命苦难与精神信仰的叙述、想象空间。
由此观之，作为小说结构圆心的第六部分，既是小说叙述动源所在，也是小说意义内核所在，通过初平陽的叙述视角，通过他的自省与反思，小说叙述在此交集、集聚着双重情感能量：一是对经历原罪的焦虑，一是对精神拯救的热望——它们浑融成叙述的内在动能，冲溢开来，仿佛圆心扩展、波澜涌荡，传布至小说前前后后的叙述中。在花街，在“革命”与“批斗”的背景中，秦环老奶奶“她一个人的宗教”，被好奇的少年们窥见;她“在一个大雨之夜抱着十字架死在石板路上”，但出自其口的“耶路撒冷”这4个具有特殊“韵味和美感”的“汉字组合”，连同老人卑微而虔诚的形象，构成少年初平阳朦胧而神秘的宗教启蒙。他后来的生活阅历，尤其是因少年同伴天赐早夭而淤积内心、并随岁月不断增生的那份经历罪感，逐渐将其隐伏心间的最初的宗教启蒙激活，经历罪感与精神拯救遂成其灵魂共振。
我们有理由相信：《耶路撒冷》的叙述至少勾勒并表现出了小说中心人物初平阳的灵魂历程。并且，我相信：小说此份深度表述的更深刻的心理动力，是作者本人的精神向度——他力图在庸常、驳杂的俗世生活中寻得某种意义根基，或者说，建立起某种意义秩序，揭见生活与生命的某种神圣性与超越性。然而，无论是小说人物的灵魂历程，还是小说作者的精神向度，它们在小说叙述中实质并不具备群体的表现力与概括力，它们只具有“个体心灵史”的内涵与质地。这不是对小说意义的轻忽与贬抑，而是对小说价值的确认与坚守。因为小说叙述就其本质而言，是个体性与个人性的。正是个体性与个人性的叙述内质，成为小说叙述在全部文化构成中的本质独特性，并决定了它的存在价值。而对小说叙述的任何群体代言式的意义赋予，均为虚妄的外在赋予与硬性强加。
注释：
①②杜勃罗留波夫：《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见《杜勃罗留波夫文学论文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4页，第5页。
③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见《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7页。
④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就让我从《耶路撒冷》的外观结构说起吧。
这部45万字的长篇小说，作者徐则臣将其叙述几乎均匀地分成11等份，他择取小说人物作为冠盖这11份叙述故事的标题，而实际动用的人名只有6位，他们自然是小说故事的主角们：
第一至第五
“初平阳”
“舒袖”
“易长安”
“秦福小”
“杨杰”
第六
“景天赐”
第七至第十一
“杨杰”
“秦福小”
“易长安”
“舒袖”
“初平阳”
这样的叙述框架呈现出清晰的对称关系，11则故事犹如5圈圆弧在叙述的水面上荡漾开来，铺展开去，居中的是第六部分，标题为“景天赐”——它是小说圆弧结构的初始圆心，是激荡出5圈叙述故事的动源所在。
小说的外在结构总隐含着作者的叙述用心。《耶路撒冷》的圆弧形形式表征隐约透露出作者内在的叙述意指。作为小说故事原点的，实际是一桩自杀事件：少年景天赐在河水中遭遇雷击，“天赐吓傻了。然后，天赐开始伤人。然后，天赐开始伤自己。然后，天赐割破血管，杀了自己。”小说叙说19年前景天赐用一枚“青龙偃月刀般的锋利手术刀”，割开自己的手腕动脉;少年生命的夭亡犹如一次惨烈血喷，在少年同伴内心激起不息波澜，此后初平阳们的生命就在天赐割腕自杀激起的心理余波中颠荡——那枚手术刀割杀了他的生命，也割伤了他们的生命。肉身死亡的是景天赐，心灵受创的则是初平阳们。前者是小说故事的原点事件，它被作者置于叙述的中心区位，仿佛震源所在;后者是原点事件漫长的后续反应，犹如冲击波从震源扩展，地动山摇之后，生命犹且战栗不歇。如此，《耶路撒冷》的圆弧结构既暗示故事原点事件与其后续反应之间的构成性粘连，也表述着死亡与创伤的叙述蕴涵。
不过，作为小说故事原点事件的少年天赐自杀，实非小说叙述重心，它被作者置于19年前的叙述“后景”中，以人物（初平阳等）回忆的方式呈示出来，而作为叙述“前景”在小说中着力表现的，则是天赐自杀在少年同伴那里激起的漫长的心理反应。并且，这种持续的心理反应在小说叙述中被作者确定为一种罪感体验：天赐用于自杀的手术刀，由杨杰提供，他把医院作为废旧品处理的刀片，作为玩具兼削笔文具分送给少年伙伴们，而天赐最后却将它用作自杀工具;从手术刀到玩具兼文具再到自杀工具，刀片的功能性转变，使杨杰一直无法抹掉这个事实：“刀片是我送的”。碰巧身处天赐自杀现场的是初平阳，他被“巨大的恐惧贯穿了”，“转过身撒腿就跑”，多年以来他念念不忘：“你曾浪费了足可以让天赐起死回生的宝贵时间”。同样自责的还有易长安，这个伪证制造商兼批发商，即便在凄惶逃亡中犹且铭记天赐遭雷击的情景——是他，在电闪雷鸣之际激将天赐跟人游泳比赛，其直接后果是天赐在河中遭雷击，“被吓傻”。如此，景天赐从遭雷击发疯到割腕自杀，少年生命的早夭与少年同伴的人生经历及其生命体验在小说叙述中构成某种因果逻辑，前者作为经验事实转化为后者的罪感体验：活着的同伴被天赐自杀惊吓，而更深重的惊吓则是——他们意识到自己是这桩自杀事件的参与者、帮助者，甚而就是谋杀者。他们负罪出走，离开花街，“到世界去”，又负罪返乡，回花街来，少年同伴的自杀就像无法愈合的溃疡，生长在他们生命里。
初平阳们的罪感体验当然不是生命原罪，因为它实非与生俱来，不是先在于生命本身;因此，我将之概括为：经历罪感。它生成于生命经历之中，源于某种特殊的人生经验，是生命行世的一种伴生物。而唯其如此，经历罪感体验较之生命原罪体验更具坚韧性与锐利性，因为生命主体对之无法推诿，他们无处逃遁，它就长在他们的经历里，就像疾病长在身体里，而没人能改变自己的生命经历，因此经历罪感也就挥之不去。
我在《耶路撒冷》的叙述中，感受到作者对人物精神世界的追诘，由此品咂出几分陀思妥耶夫斯基“灵魂拷问”式的叙事况味：他将笔下人物推上灵魂的审判席作了被告，控诉的原告和审问的法官也由他们自己担任，角色齐全，即此展开一场内心自我审判。一桩自杀事件，在小说叙述隐设的灵魂法庭上，转化为一宗“谋杀案”，借以透视出庭人物的心理实景，这显示出小说叙述的精神向度与精神蕴涵。
个发经验与代言动机
但问题在于：初平阳们的经历罪感，究竟是一种个发经验、还是具有某种普泛的代际特性？这部45万字的煌煌之作，被标为“70后的成长史”“一代人的精神史”，作者自称：“我在为他们回忆和想象时，也是在为我自己回忆和想象：他们是我，我是他们”——此间分明表达着群体代言的叙述动机。但作为小说表现核心意念的罪感体验，果真就是这“一代人”的精神征象吗？它具有“70后”的精神普泛性吗？假如它具有某种代际特性，那么小说叙述的那桩自杀事件及由此引发的精神自审，应该就是一则叙述隐喻，应该具备某种代际概括的意义蕴涵——但我们察见不到自杀事件及精神自审的叙述本事，究竟包孕着怎样的代际叙述寓意。或许，作者的叙事表达太过隐晦，以致掩没了本事与寓意间勾连交接的任何蛛丝马迹？抑或，他有某种隐秘而深切的叙述忧虑，不得不将叙述寓意严丝密缝地遮掩住？
不得而知。
但无论如何，群体代言的宣告在小说叙述中，实际被悬置了，或者说——落空了;因为作为小说叙述原点的自杀事件及其后续的精神自审，在小说叙述中并不具备隐喻的品质，作为小说意义内核的罪感体验，在小说叙述中也显示不出任何普泛性的意义。因此，作者群体代言的宣告，实为虚妄。在我看来，《耶路撒冷》的叙述故事与作者的叙述意欲之间，呈现出内在的乖离与相悖，前者的个发性质與后者的代言追求，扭结为不同、甚而相反的叙述向度。群体代言的作者初衷与意欲，在叙述展开中遭遇叙述故事的顽强抗拒，因为故事本身拥有个发性与个体性品质，它抗拒作者对它做出过度诠释与过度概括。 然而，作者的代言动机如此强烈而不可遏制，“他们是我，我是他们”的主体意志坚硬地贯彻于叙事中，其彰著表现则是小说中心人物初平阳开设的随笔专栏在叙事中生硬插入。这个“主题”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晚报专栏，显然表达着代际书写、代际概括的的代言意志，撰稿人初平阳，“这一年来，他每天都在琢磨30到40岁之间的这拨同龄人，当然，更得盯着自己看，看哪些是大家共同的问题，看一天到晚我们忙忙叨叨的都是啥，想的是什么，焦虑的又是什么。”10篇专栏随笔，被作者匀称地分附在第一部分至第十部分的叙述故事之后，其用意十分明了：专栏随笔充任群体概括的表述功能，欲将小说叙述故事拉升至代际表现的意义层面。
但专栏随笔在文本中的插入，造成小说叙述的间歇性停顿，形成小说体式的割裂样态。虽然在某些叙述故事中，作者以某种方式提及某些随笔的题名，他企图以此建立起叙述故事与专栏随笔之间的形式关联;但“小技巧”的处理无法弥合两者的根本割裂，犹如一枚小巧别针无法将两块阔大、厚重的布幔连成一体。并且，专栏随笔的群体概括的表现内涵，与叙述故事的个发性特质，也实存内在意义的疏离。在作者，他欲假藉初平阳的系列随笔将叙述故事引申向代际概括的普泛蕴涵;但在我看来，《耶路撒冷》外观体式的割裂，正是其内在意义疏离的形式表征。或许，正是因为叙述故事的个发性内质，无法抽象出群体性特质，作者遂调用专栏随笔这种非小说体式，另行表述群体概括的叙述意指。但专栏随笔对叙述故事的意义概括，委实是作者的外在性赋予与标贴，而非叙述故事自身蕴涵的自然表露。因此，群体代言的作者动机与追求，在小说叙述中实在是一种虚妄之举。
我们业已习惯用代际分划区别作家群体，从“50后作家”“60后作家”“70后作家”“80后作家”直至“90后作家”等等代际称谓，概莫能外，风行时下。这种代际归类的思维模式，直接主导并规约对同代作家创作倾向的认知与理解，由同龄而寻索同质，如此的思维定式导致对创作共相与创作共性的过度关注，并在相当程度上挤兑了对作家个性及其创作的个体性、个人性的把握。这样的文学认知流行于当代中国文坛，固执而倔强，以致个性特立的作家也受其制导，竟以群体代言标榜并规约自己的创作——比如，這部取名为《耶路撒冷》的长篇小说。
主体抒写与表现，是文学的本性。文学创作就其本质而言是个体性的，小说叙述也唯有向个体与个性敞开，才有可能达及自由而自在的书写之境。真正有抱负的作家不应，也不会以趋同性为创作荣耀，他（她）只有将个体与个性充分而饱满地表现出来，读者方能从中自行领悟着某种普泛性的价值。换言之，小说的普泛性意义不应是作者的外在赋予，而应从人物及叙述中自然流露，它是人物性格及故事情节本身的属性，而不应有作者意志的强行干预。此等情形，正如杜勃罗留波夫在评析冈察洛夫的创作时所言：“他是不给你，而且他是显然不愿意给你任何结论的。他所描绘的生活，是他并非作为一种抽象的哲学手段，而是生活本身的直接目的”“他把生动的形象传达给你看，他只保证这些形象是同现实一致的;至于阐明被描写的对象的价值等级，这已经是你们的事情了：他对这一点，是完全漠不关心的”①，“‘添加什么事没有用处的，’他这样想，‘假如形象本身不能告诉你们的心灵什么东西。那还有什么话可以对你们说呢？’”②。
而当某种群体代言的创作动机与意欲牵制着创作，人物即被作者意识绑架，其个性独立性则遭戕害。《耶路撒冷》的主要人物初平阳，在相当意义上即是作者意志的“代言者”，因此，尽管作者几乎用尽气力叙述他的故事，但其个性终未在叙述中充分塑就，他在小说叙述中的角色更像是一位忙碌的“客串者”，功能重在串联故事单元，就其自身形象而言，则几分似傀儡、几分又像跑龙套的——恰恰是作者的代言意欲，遏制了人物个性在叙述中的充分表现。
灵魂历程与精神向度
查检群体代言的文学观及其叙述实践，不难发现：我们既拥有深厚的历史累积，也拥有深重的历史教训。去时不远，人们应该不会忘却文学被强行作为政治代言的历史景象，其极端性叙述标志则是“文革文学”。而追究文学代言观的近代传统，则可上溯至梁启超：作为维新变法的代表人物，他竭力推崇“政治小说”——“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③;而其自撰“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诊于爱国达识之君子。”④梁氏视小说为传布“政见”（“政治之议论”）的工具，在他眼里，小说作品即是特定政治意念的“代言”。近代以降，视小说为特定政治意志或意识形态载体的观念，一路承传，时或甚嚣尘上，至“文革文学”而登峰造极。
我并非将梁启超文学观与“文革文学”的核心理念等量齐观，也不是把前者视作后者的文学意识根源——事实上，“文革文学”的主宰理念，实为特殊的时代政治意识形态。我要强调的是：近代以降，因为时代思潮、社会语境、政治机制等多元因素的规训与渗透，种种文学代言观垒迭、交杂，形成强盛的意识谱系，而其流变、影响也生产出某些当代变体，比如——视小说创作为某一群体代言的意识。群体代言观背后的支撑理念，实际是一种集体主义意识。而在小说叙述中，这种集体主义意识实在是一种虚空的存在。因为小说创作所直面表现的，就是个体的人。其实，视小说为群体代言，与视其为政治代言，就文学思维特质而论，并无二致，它们均轻忽了小说人物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本质。事实上，群体代言的企图与意欲，说到底，是一种虚妄。但须警觉的是：时至今日，我们的文学认知及创作实践，依旧如此沉陷、覆罩于“代言观”的谬见偏识中——所谓“他们是我，我是他们”的创作标榜，正是这种文学“代言观”的一则表陈。
如若剥离掉小说叙述的群体代言意指，《耶路撒冷》倒不失为一份当代中国“个人心灵史”的文学叙述。在我看来，这部长篇小说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在于它呈示出当代背景下的个体经验与个人体验，而不是作了“一代人的心灵史”。
小说以初平阳返乡开篇，返乡是现代汉语文学中屡见不鲜的叙述情境，而接下来作者一口气又写了数个人的返乡——继初平阳回到老家花街后，商人杨杰和早先离家出走的女子秦福小，以及伪证制造商兼批发商易长安，也先后返回花街。返乡的叙述情境总包含着追忆的叙述内容，笔涉往昔与现实。因此，在返乡情境中小说叙述积聚着、并展开来丰厚的人生与社会内容，“个体精神史”即在人生与社会交集中得以叙述表现。返乡的直接因由各不相同：初平阳是出售祖屋及迁家;杨杰是扩大水晶制品产业;秦福小在多年浪迹后带着领养的儿子回乡，他仿佛是她割腕自杀的弟弟的“转世”，她给他取名“天送”，他的名字以及他与天赐的外貌相像，构成了一则有意而为的叙述隐喻，她浪迹多年的唯一收获是寻得了又一位弟弟——其实是弟弟的“替代者”，她带着他返乡定居;逃亡中的易长安被杨杰、初平阳召唤回来，踏上家乡的土地即被抓获，其实他身无定处、恓惶失据，回家是内心召唤。 不管初平阳们返乡的直接因由是什么，潜存内心的经历罪感则是共同的深在原委，它与少年天赐的夭折有关。“没有比天赐更大的理由”，易长安说出了他们的幽深心曲，天赐自杀是他们无法释解的罪感，他们的返乡就是彼此心照不宣的一场特殊约会，既出自抚慰创伤的心理需要，也具有祭奠与赎罪的精神意味。因此，将天赐作为最大的“理由”，实际是为要救赎他们自身的灵魂，所以初平阳说：“甚至也不是为了天赐，是为了，我们自己。”就这样，《耶路撒冷》的叙述意义由经历罪感走向某种宗教体验。花街斜教堂同样是小说设计的一则隐喻，它在世俗生活叙述中另行豁开神圣信仰之维。作为小说结构圆心的第六部分“景天赐”，作者取初平阳为叙述视角，而对于虔诚敬神的秦环老奶奶的旧事回忆，与有关犹太民族的某些历史记忆，在这一部分勾连、交融，拓开关于生命苦难与精神信仰的叙述、想象空间。
由此观之，作为小说结构圆心的第六部分，既是小说叙述动源所在，也是小说意义内核所在，通过初平陽的叙述视角，通过他的自省与反思，小说叙述在此交集、集聚着双重情感能量：一是对经历原罪的焦虑，一是对精神拯救的热望——它们浑融成叙述的内在动能，冲溢开来，仿佛圆心扩展、波澜涌荡，传布至小说前前后后的叙述中。在花街，在“革命”与“批斗”的背景中，秦环老奶奶“她一个人的宗教”，被好奇的少年们窥见;她“在一个大雨之夜抱着十字架死在石板路上”，但出自其口的“耶路撒冷”这4个具有特殊“韵味和美感”的“汉字组合”，连同老人卑微而虔诚的形象，构成少年初平阳朦胧而神秘的宗教启蒙。他后来的生活阅历，尤其是因少年同伴天赐早夭而淤积内心、并随岁月不断增生的那份经历罪感，逐渐将其隐伏心间的最初的宗教启蒙激活，经历罪感与精神拯救遂成其灵魂共振。
我们有理由相信：《耶路撒冷》的叙述至少勾勒并表现出了小说中心人物初平阳的灵魂历程。并且，我相信：小说此份深度表述的更深刻的心理动力，是作者本人的精神向度——他力图在庸常、驳杂的俗世生活中寻得某种意义根基，或者说，建立起某种意义秩序，揭见生活与生命的某种神圣性与超越性。然而，无论是小说人物的灵魂历程，还是小说作者的精神向度，它们在小说叙述中实质并不具备群体的表现力与概括力，它们只具有“个体心灵史”的内涵与质地。这不是对小说意义的轻忽与贬抑，而是对小说价值的确认与坚守。因为小说叙述就其本质而言，是个体性与个人性的。正是个体性与个人性的叙述内质，成为小说叙述在全部文化构成中的本质独特性，并决定了它的存在价值。而对小说叙述的任何群体代言式的意义赋予，均为虚妄的外在赋予与硬性强加。
注释：
①②杜勃罗留波夫：《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见《杜勃罗留波夫文学论文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4页，第5页。
③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见《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7页。
④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