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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不是美国第一次通过特工诱捕中国公民,这种诱捕在英美法上也称为“警察圈套”,由于诱捕过程常常伴随着侵犯国家主权和当事人人权情形的发生,因此对诱捕的适用有着极其严格的限制。
特工诱捕
现在对于远在匈牙利失去自由的宪宏伟、李礼两名中国国民来说,前途未卜。也许他们自己都未曾预料到,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即将使他们的生活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宪宏伟和李礼分别是北京星创空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总裁和副总裁,常年居住在北京。2008年,董罕震,也就是宪宏伟的表哥,在英国BAE公司的官网上搜寻到了一款可用作航天系统的抗辐射可编程只读存储芯片,也称为PROM。由于董罕震英语不好,于是委托其表弟宪宏伟找到了一个名叫Timothy的BAE美国分公司销售经理合作,后来由于宪宏伟考虑到对该产品甚不了解,所以中断了与销售经理Timothy和BAE公司的联系。然而,就在宪宏伟将此事渐渐淡忘之时,4个月后的某一天,Timothy主动发邮件,向他推荐美国一个名叫HTI的公司。Timothy称,HTI公司是BAE公司在中国的唯一经销商,非常乐于满足中国地区的采购要求。而据匈牙利法庭令状中所注明,HTI公司的销售负责入正是美国派来的特工Malcolm lee。
在美国特工Malcolm于2009年4月16日写给宪宏伟的邮件中称,HTI公司是BAE公司产品在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正规代理商,在美国东部拥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并说如果相关产品涉及到美国出口证的问题时,特别强调自己有能力解决,并反复暗示他以及他的公司在这方面很有能力。此后。双方一直通过邮件和电话沟通。由于宪宏伟对Malcolm的能力和身份有些怀疑,就再次向BAE公司核实Malcolm是否真能提供帮助。收到BAE公司的答复是:宪宏伟必须直接且唯一联系HTI公司的负责人Malcolm,BAE公司不方便介入。后宪宏伟在与Malcolm直接单方面的沟通中,对方则显得十分热情主动,一直催促要进入实质谈判及确定订单。
2010年春节后,Malcolm提出要在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进行商务接洽,前提是支付30%的预付款。在对方多次催促下,第一笔预付款电汇到了其指定账户。3月初,宪宏伟和他的同伴李礼与Malcolm在雅加达会面时,Malcolm事先准备好带有取证设备的密闭会议室,并采用诱导取证等惯用手法,诱导当事人作出对己不利的口供录音、录像、照片和指纹等。为了使宪宏伟相信他有能力,Malcolm还带来了大量BAE公司的各类芯片产品来作演示。
雅加达会面结束后,Maloolm一改往常积极友好的方式,以吞没第一笔预付款做要挟。强调要求交货地点由他指定,并开始反复地索要第二笔预付款。BAE公司积极配合Malcolm,使当事人相信BAE公司已经按照订单生产了当事人所需的产品。2010年4月28日,Malcolm主动提出把交货地点定在匈牙利,并强调只许宪宏伟本人到场,任何第三方都不见,否则交易终止。5月21日,Malcolm又催促第二笔预付款和好处费,并催促宪宏伟去匈牙利。在最后一封给宪宏伟的邮件中,Malcolm毫不遮掩地用得意的语气说:“我确信你一定对我们在匈牙利加快移交的安排印象深刻。”现在看来,其话语含义双关。指的是宪宏伟被移交给美国这件事情。
2010年9月1日,在宪宏伟和李礼抵达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后,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一下飞机就直接被匈牙利警方逮捕。第二天即9月2日一早,匈牙利并未通知中国大使馆,而是根据美国较早签发的国际通缉令,对两名中国公民采用简易引渡诉讼程序,非常规地快捷引渡给美国。目前,匈牙利司法部长已经签署了引渡同意书。如果宪宏伟和李礼被引渡至美国,可能被以违反美国的《武器出口控制法案》和《国际武器贸易条例》,最高可能判处十五年的监禁刑。
这已经不是美国第一次通过特工诱捕中国公民了。2007年,美国也曾诱捕过中国公民袁宏伟。在那次案件中,美国爱宝工业有限公司与中国湖南神力实业有限公司因商标纠纷在中国正在进行民事诉讼,在法院作出最终裁决之前,神力公司董事长袁宏伟应约赴英国伦敦商谈和解与合作事宜。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当袁宏伟刚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着陆,英国警察就登机将其拘捕,美国早于几天前向英国提出了引渡袁宏伟并为此对袁实行临时逮捕的请求。
警察圈套
就宪宏伟一案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黄风。
《方圆》:宪宏伟和李礼被抓捕的过程透露出什么讯息?
黄风:从整个诱捕过程可以看出,宪宏伟、李礼是美国采取特工进行诱捕的直接受害者。特工主要采取了以下几个手段成功地对当事人进行了诱捕:特工首先利用了BAE公司在中国的惟一经销商的身份和虚构该公司进出口该产品的强大资源和人脉能力作掩护,取得当事人的信任;之后,对于美国出口证问题表示自有办法安排解决,使当事人免除后顾之忧;期间,多次催促当事人交付预付款,表达促成这单交易的决心,使当事人误以为对方只是向钱看,消除戒心;当产品生产完成后,便改用威胁语气,向当事人强调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最后,对方提出去匈牙利见面作为交付的必要条件,当事人只能妥协屈服。
这种诱捕在英美法上也称为“警察圈套”。警察圈套也称诱惑侦查,是指警察、司法人员或者他们的代理人为了获得对某人提起刑事诉讼的证据而诱使该公民实施某种犯罪的行为。这种情况也发生在贩卖毒品等非法交易型犯罪案件的侦破行动中,因此又称为“控制交付”。警察圈套一般有两种行为,一种是积极行为,即执法人员接触行为人,使其产生犯罪意图并进行犯罪。由于如果没有圈套,行为人根本不会产生犯罪意图,犯罪行为完全由执法人员的引诱而实施,因此在法律上对被告人可以作为无罪的辩护事由。而另一种是消极行为,即执法人员对已具有犯意的行为人提供机会。如果行为人已经决意要实施违法行为,而执法人员只不过是提供促使其实施犯罪的机会的话,那么不可以作为辩护的理由。
《方圆》:具体到本案中,“警察圈套”是如何体现的?
黄风:此次诱捕事件中,美国特工隐瞒身份,与BAE公司串谋勾结,乔装成BAE公司在中国的唯一经销商,以答应出卖当事人所需的芯片为由,诱骗当事人宪宏伟、李礼上钩。当中国当事人对芯片出口证的办理产生怀疑时,特工则暗示自己非常有能力解决。然后特工单方面通过催促付款等方式积极促成交易的实现,一步步促成双方去雅加达会面。谈话期间,特工还对芯片的高科技用途做了大量说明,才使当事人产生了犯意表示。根据中国法律的规定,行为人意图购买的抗辐射存储芯片既可以被用作军用,也可以被用在高辐射环境的宇航系统,属于 合法的行为。假如没有特工的一再引诱。当事人不会产生所谓的犯罪意图。然而。美国政府却通过这种特殊侦查手段使当事人产生了违反美国法律的意图,不仅根据美国法律可以作为无罪的正当辩护事由,而且美国把其国内的侦查手段运用到境外也无疑对我国的司法主权构成了一定的侵犯。
如果美国行政机关在调查与中国公民有关的犯罪或者获取在中国境内的相关证据时。需要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双方于2000年6月19日签署的《中国和美国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开展刑事司法合作。该协定内容规定了双方在与刑事案件有关的送达文书、调查取证、执行冻结、扣押证据以及没收的程序中相互提供协助。《协定》在第4条规定了请求机关制作请求书的形式和内容。也就是说,美国在对中国公民进行调查犯罪或获取证据前需要向中国主管机构提出书面请求。
诱骗引渡
《方圆》:本案中的引渡存在一些争议,您怎么看?
黄风:国际法中的诱骗引渡。是域外逮捕的方式之一,指的是国家采取一定的欺骗、威胁、引诱等手段迫使当事国国民离开本国,然后将其引诱至可以实现引渡的第三国,以便从那里进行引渡的行为。因为诱捕过程常常伴随着侵犯国家主权和当事人人权情形的发生,因此对诱捕的适用有着极其严格的限制。国际社会一般只允许诱捕适用于非常狭义的(例如像毒品犯罪、战争罪、灭绝种族罪等)国际罪行。然而虽然本案当事人意图购买的抗辐射存储芯片违反了美国国内法律,但也不属于国际犯罪,因此美国的做法违反了国际法和习惯国际法。
联合国大会于1966年批准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中国、美国都是本公约的缔约国,中国于1998年加入了该公约),是迄今为止人权保护最广泛也最有影响力的公约之一。《公约》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尊重和保证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享有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这是否就意味着作为缔约国的美国对外国当事人没有域外保护的义务呢?1955年美国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了一份人权报告,报告中认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域外效力。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却对此明确表示不同意:“即使位于缔约国领土之外的公民也应受到公约的保护”。也就是说国家在本国领土管辖权之外也要承担相应的人权保护义务。《公约》第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然而,美国特工却采取欺骗的方式使中国公民离开本国的领土,丧失了本可获得的法律保护和法律救济,侵犯了当事人人身自由权等最基本的权利。
《方圆》:美国特工把中国当事人骗至匈牙利,是否能顺利地引渡,还需要匈牙利司法机关的“大力配合”。9月2日,匈牙利布达佩斯法院基于美国的国际通缉令的引渡要求召开对两名中国当事人的听证会。听证会上,李礼提出的要提前通知中国大使馆、只接受中国法律管辖的要求被法院驳回。本刊了解到,由于法院尚未告知当事人同意接受引渡的法律后果,在当事人口头同意引渡的情况下,法院裁决启动简易引渡程序。您如何看待匈牙利法院启动的简易引渡诉讼?
黄风:仔细分析会发现这一程序有很多不合情理之处。
首先,法院未尽到法定的告知义务就匆匆启动了简易引渡诉讼。根据匈牙利1996年《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在决定为引渡目的而临时逮捕时,如果能够根据现有的材料认定引渡的条件,城市法院将告知被请求引渡人:如果他同意引渡,第十六条的规定以及国际条约或协定中的有关规定将不予适用,司法部长可以在接到引渡请求之前准许引渡;上述提醒和被请求引渡人的陈述应当被记录在案”。
第二十三条提及的第十六条规定,“如果其他条件符合,只有在获得以下保证之后才能引渡:(一)请求国不因发生在引渡之前的、未获得引渡许可的其他犯罪进行刑事诉讼、不得因上述其他犯罪对该人采取任何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并且不得因上述其他犯罪将该人移交给第三国;(二)在引渡后,被引渡人在对其进行的刑事诉讼结束或者刑罚执行完毕后可以离开请求国”。这一条也称为“特定性原则”。特定性原则在《匈牙利与美国引渡条约》第十七条中也有规定,指的是引渡合作的请求方只能针对引渡请求所明确列举的并且得到被请求国引渡准许的特定犯罪对被引渡人实行追诉或执行刑罚,也不得擅自将该人再引渡给第三国。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意味着一旦当事人同意被引渡至美国,美国可以对当事人被引渡前的、其他未列入引渡请求的行为进行刑事追诉,而无需征得匈牙利主管机关的同意。第二十三条赋予了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同意引渡的法律后果,然而法院却未履行法定的告知义务,事实上已经使被引渡人丧失了在一般引渡情况下所享受的特定性原则的保护。
其次,当事人未作出书面同意接受引渡的法定单独笔录。根据《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如果本法要求提供刑事司法协助以表示同意为要件,应当采用单独的笔录将有关的同意表示加以记录,法院的庭长、作出同意表述的人或者在该人不能作出有法律约束力的意思表示时,他的代理人应当在该笔录上签字。法院应当在上述笔录上加盖印章”。这就是说。当事人作出的同意表示需以书面的单独笔录形式作出。然而在查阅有关的庭审记录和其他庭审材料里,并没有发现法律所要求的、当事人同意接受引渡的单独笔录。
我们看到,无论是美国不符合国际法一般原则的诱捕行为,还是匈牙利法院漏洞百出的程序,都严重违反了国家主权原则,侵犯了当事人的基本权利。
(目前,两名中国当事人仍被羁押在匈牙利,他们以在美国受迫害为由向匈牙利移民部门提出政治庇护申请,现在在等待申请的结果。)
责任编辑:刘潇潇
特工诱捕
现在对于远在匈牙利失去自由的宪宏伟、李礼两名中国国民来说,前途未卜。也许他们自己都未曾预料到,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即将使他们的生活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宪宏伟和李礼分别是北京星创空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总裁和副总裁,常年居住在北京。2008年,董罕震,也就是宪宏伟的表哥,在英国BAE公司的官网上搜寻到了一款可用作航天系统的抗辐射可编程只读存储芯片,也称为PROM。由于董罕震英语不好,于是委托其表弟宪宏伟找到了一个名叫Timothy的BAE美国分公司销售经理合作,后来由于宪宏伟考虑到对该产品甚不了解,所以中断了与销售经理Timothy和BAE公司的联系。然而,就在宪宏伟将此事渐渐淡忘之时,4个月后的某一天,Timothy主动发邮件,向他推荐美国一个名叫HTI的公司。Timothy称,HTI公司是BAE公司在中国的唯一经销商,非常乐于满足中国地区的采购要求。而据匈牙利法庭令状中所注明,HTI公司的销售负责入正是美国派来的特工Malcolm lee。
在美国特工Malcolm于2009年4月16日写给宪宏伟的邮件中称,HTI公司是BAE公司产品在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正规代理商,在美国东部拥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并说如果相关产品涉及到美国出口证的问题时,特别强调自己有能力解决,并反复暗示他以及他的公司在这方面很有能力。此后。双方一直通过邮件和电话沟通。由于宪宏伟对Malcolm的能力和身份有些怀疑,就再次向BAE公司核实Malcolm是否真能提供帮助。收到BAE公司的答复是:宪宏伟必须直接且唯一联系HTI公司的负责人Malcolm,BAE公司不方便介入。后宪宏伟在与Malcolm直接单方面的沟通中,对方则显得十分热情主动,一直催促要进入实质谈判及确定订单。
2010年春节后,Malcolm提出要在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进行商务接洽,前提是支付30%的预付款。在对方多次催促下,第一笔预付款电汇到了其指定账户。3月初,宪宏伟和他的同伴李礼与Malcolm在雅加达会面时,Malcolm事先准备好带有取证设备的密闭会议室,并采用诱导取证等惯用手法,诱导当事人作出对己不利的口供录音、录像、照片和指纹等。为了使宪宏伟相信他有能力,Malcolm还带来了大量BAE公司的各类芯片产品来作演示。
雅加达会面结束后,Maloolm一改往常积极友好的方式,以吞没第一笔预付款做要挟。强调要求交货地点由他指定,并开始反复地索要第二笔预付款。BAE公司积极配合Malcolm,使当事人相信BAE公司已经按照订单生产了当事人所需的产品。2010年4月28日,Malcolm主动提出把交货地点定在匈牙利,并强调只许宪宏伟本人到场,任何第三方都不见,否则交易终止。5月21日,Malcolm又催促第二笔预付款和好处费,并催促宪宏伟去匈牙利。在最后一封给宪宏伟的邮件中,Malcolm毫不遮掩地用得意的语气说:“我确信你一定对我们在匈牙利加快移交的安排印象深刻。”现在看来,其话语含义双关。指的是宪宏伟被移交给美国这件事情。
2010年9月1日,在宪宏伟和李礼抵达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后,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一下飞机就直接被匈牙利警方逮捕。第二天即9月2日一早,匈牙利并未通知中国大使馆,而是根据美国较早签发的国际通缉令,对两名中国公民采用简易引渡诉讼程序,非常规地快捷引渡给美国。目前,匈牙利司法部长已经签署了引渡同意书。如果宪宏伟和李礼被引渡至美国,可能被以违反美国的《武器出口控制法案》和《国际武器贸易条例》,最高可能判处十五年的监禁刑。
这已经不是美国第一次通过特工诱捕中国公民了。2007年,美国也曾诱捕过中国公民袁宏伟。在那次案件中,美国爱宝工业有限公司与中国湖南神力实业有限公司因商标纠纷在中国正在进行民事诉讼,在法院作出最终裁决之前,神力公司董事长袁宏伟应约赴英国伦敦商谈和解与合作事宜。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当袁宏伟刚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着陆,英国警察就登机将其拘捕,美国早于几天前向英国提出了引渡袁宏伟并为此对袁实行临时逮捕的请求。
警察圈套
就宪宏伟一案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黄风。
《方圆》:宪宏伟和李礼被抓捕的过程透露出什么讯息?
黄风:从整个诱捕过程可以看出,宪宏伟、李礼是美国采取特工进行诱捕的直接受害者。特工主要采取了以下几个手段成功地对当事人进行了诱捕:特工首先利用了BAE公司在中国的惟一经销商的身份和虚构该公司进出口该产品的强大资源和人脉能力作掩护,取得当事人的信任;之后,对于美国出口证问题表示自有办法安排解决,使当事人免除后顾之忧;期间,多次催促当事人交付预付款,表达促成这单交易的决心,使当事人误以为对方只是向钱看,消除戒心;当产品生产完成后,便改用威胁语气,向当事人强调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最后,对方提出去匈牙利见面作为交付的必要条件,当事人只能妥协屈服。
这种诱捕在英美法上也称为“警察圈套”。警察圈套也称诱惑侦查,是指警察、司法人员或者他们的代理人为了获得对某人提起刑事诉讼的证据而诱使该公民实施某种犯罪的行为。这种情况也发生在贩卖毒品等非法交易型犯罪案件的侦破行动中,因此又称为“控制交付”。警察圈套一般有两种行为,一种是积极行为,即执法人员接触行为人,使其产生犯罪意图并进行犯罪。由于如果没有圈套,行为人根本不会产生犯罪意图,犯罪行为完全由执法人员的引诱而实施,因此在法律上对被告人可以作为无罪的辩护事由。而另一种是消极行为,即执法人员对已具有犯意的行为人提供机会。如果行为人已经决意要实施违法行为,而执法人员只不过是提供促使其实施犯罪的机会的话,那么不可以作为辩护的理由。
《方圆》:具体到本案中,“警察圈套”是如何体现的?
黄风:此次诱捕事件中,美国特工隐瞒身份,与BAE公司串谋勾结,乔装成BAE公司在中国的唯一经销商,以答应出卖当事人所需的芯片为由,诱骗当事人宪宏伟、李礼上钩。当中国当事人对芯片出口证的办理产生怀疑时,特工则暗示自己非常有能力解决。然后特工单方面通过催促付款等方式积极促成交易的实现,一步步促成双方去雅加达会面。谈话期间,特工还对芯片的高科技用途做了大量说明,才使当事人产生了犯意表示。根据中国法律的规定,行为人意图购买的抗辐射存储芯片既可以被用作军用,也可以被用在高辐射环境的宇航系统,属于 合法的行为。假如没有特工的一再引诱。当事人不会产生所谓的犯罪意图。然而。美国政府却通过这种特殊侦查手段使当事人产生了违反美国法律的意图,不仅根据美国法律可以作为无罪的正当辩护事由,而且美国把其国内的侦查手段运用到境外也无疑对我国的司法主权构成了一定的侵犯。
如果美国行政机关在调查与中国公民有关的犯罪或者获取在中国境内的相关证据时。需要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双方于2000年6月19日签署的《中国和美国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开展刑事司法合作。该协定内容规定了双方在与刑事案件有关的送达文书、调查取证、执行冻结、扣押证据以及没收的程序中相互提供协助。《协定》在第4条规定了请求机关制作请求书的形式和内容。也就是说,美国在对中国公民进行调查犯罪或获取证据前需要向中国主管机构提出书面请求。
诱骗引渡
《方圆》:本案中的引渡存在一些争议,您怎么看?
黄风:国际法中的诱骗引渡。是域外逮捕的方式之一,指的是国家采取一定的欺骗、威胁、引诱等手段迫使当事国国民离开本国,然后将其引诱至可以实现引渡的第三国,以便从那里进行引渡的行为。因为诱捕过程常常伴随着侵犯国家主权和当事人人权情形的发生,因此对诱捕的适用有着极其严格的限制。国际社会一般只允许诱捕适用于非常狭义的(例如像毒品犯罪、战争罪、灭绝种族罪等)国际罪行。然而虽然本案当事人意图购买的抗辐射存储芯片违反了美国国内法律,但也不属于国际犯罪,因此美国的做法违反了国际法和习惯国际法。
联合国大会于1966年批准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中国、美国都是本公约的缔约国,中国于1998年加入了该公约),是迄今为止人权保护最广泛也最有影响力的公约之一。《公约》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尊重和保证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享有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这是否就意味着作为缔约国的美国对外国当事人没有域外保护的义务呢?1955年美国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了一份人权报告,报告中认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域外效力。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却对此明确表示不同意:“即使位于缔约国领土之外的公民也应受到公约的保护”。也就是说国家在本国领土管辖权之外也要承担相应的人权保护义务。《公约》第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然而,美国特工却采取欺骗的方式使中国公民离开本国的领土,丧失了本可获得的法律保护和法律救济,侵犯了当事人人身自由权等最基本的权利。
《方圆》:美国特工把中国当事人骗至匈牙利,是否能顺利地引渡,还需要匈牙利司法机关的“大力配合”。9月2日,匈牙利布达佩斯法院基于美国的国际通缉令的引渡要求召开对两名中国当事人的听证会。听证会上,李礼提出的要提前通知中国大使馆、只接受中国法律管辖的要求被法院驳回。本刊了解到,由于法院尚未告知当事人同意接受引渡的法律后果,在当事人口头同意引渡的情况下,法院裁决启动简易引渡程序。您如何看待匈牙利法院启动的简易引渡诉讼?
黄风:仔细分析会发现这一程序有很多不合情理之处。
首先,法院未尽到法定的告知义务就匆匆启动了简易引渡诉讼。根据匈牙利1996年《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在决定为引渡目的而临时逮捕时,如果能够根据现有的材料认定引渡的条件,城市法院将告知被请求引渡人:如果他同意引渡,第十六条的规定以及国际条约或协定中的有关规定将不予适用,司法部长可以在接到引渡请求之前准许引渡;上述提醒和被请求引渡人的陈述应当被记录在案”。
第二十三条提及的第十六条规定,“如果其他条件符合,只有在获得以下保证之后才能引渡:(一)请求国不因发生在引渡之前的、未获得引渡许可的其他犯罪进行刑事诉讼、不得因上述其他犯罪对该人采取任何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并且不得因上述其他犯罪将该人移交给第三国;(二)在引渡后,被引渡人在对其进行的刑事诉讼结束或者刑罚执行完毕后可以离开请求国”。这一条也称为“特定性原则”。特定性原则在《匈牙利与美国引渡条约》第十七条中也有规定,指的是引渡合作的请求方只能针对引渡请求所明确列举的并且得到被请求国引渡准许的特定犯罪对被引渡人实行追诉或执行刑罚,也不得擅自将该人再引渡给第三国。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意味着一旦当事人同意被引渡至美国,美国可以对当事人被引渡前的、其他未列入引渡请求的行为进行刑事追诉,而无需征得匈牙利主管机关的同意。第二十三条赋予了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同意引渡的法律后果,然而法院却未履行法定的告知义务,事实上已经使被引渡人丧失了在一般引渡情况下所享受的特定性原则的保护。
其次,当事人未作出书面同意接受引渡的法定单独笔录。根据《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如果本法要求提供刑事司法协助以表示同意为要件,应当采用单独的笔录将有关的同意表示加以记录,法院的庭长、作出同意表述的人或者在该人不能作出有法律约束力的意思表示时,他的代理人应当在该笔录上签字。法院应当在上述笔录上加盖印章”。这就是说。当事人作出的同意表示需以书面的单独笔录形式作出。然而在查阅有关的庭审记录和其他庭审材料里,并没有发现法律所要求的、当事人同意接受引渡的单独笔录。
我们看到,无论是美国不符合国际法一般原则的诱捕行为,还是匈牙利法院漏洞百出的程序,都严重违反了国家主权原则,侵犯了当事人的基本权利。
(目前,两名中国当事人仍被羁押在匈牙利,他们以在美国受迫害为由向匈牙利移民部门提出政治庇护申请,现在在等待申请的结果。)
责任编辑:刘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