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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童年是几乎所有留守儿童生活的缩影：很少看到父母的影子，张莉在江苏打工，王翔则十几年杳无音讯，连探望都没有过
4月10日，清明节后的第三天，位于重庆市万州区沙龙路二段的一处闹市，在巴蜀地区特有的延绵春雨之下，从节日带来的慵懒之中逐渐苏醒过来。
街道拐角处，东侧的一排高6层的商住两用楼房上，悬挂着“沙龙歌城”的招牌，店在二楼，通往二楼的楼梯新换了装潢，去年在这里发生的命案已经很难寻到痕迹。自从去年凶案发生以后，这家店的招牌也换了，但因为公安机关、检察院为了解案情来过这里好几次，周围的人们至今仍能回想起当时的情景。
那是去年的5月16日，刚过了9点，街上还很热闹。沙龙歌城的楼梯间传来争吵声，随后一名打扮入时的年轻女子捂着胸口疾步跑到街上，没过马路就栽倒在地。随后跟来一名看上去与其差不多大的女子，挎着手提包，举着一把水果刀，一刀、两刀……尽数扎在倒地的女子身上，直至她气绝身亡。
在现场守了一段时间后，杀人的女子拿出了自己的手机，拨了报警电话。警察很快赶到，和女子说了几句之后，带走了她。
杀人的女子名叫王燕，是本地人，令人震惊的是，杀人的时候，她只有14岁零3个月大，几乎是个小孩。被害人名叫黄丽，比王燕年长3岁，也未成年。警方再三查验了两人的户籍资料，方确认了两人的未成年人身份。但从她们时尚而妖娆的打扮来说，谁又看得出来呢？
王燕到警局以后，痛快地交代了自己杀人的经过。她说，这都是黄丽逼她的。等王燕把自己的身世、经历和盘托出以后，警方才发现，埋藏在这桩血案背后的戾气与悲哀，足以令所有人痛心。
留守女童
1998年2月8日出生的王燕，在重庆万州区高峰镇一个普通的乡村家庭里长大。母亲张莉原本是农家女，其姐在高峰镇场上开了一家理发店。1996年，应姐姐的邀请，张莉来到店里帮忙。在为顾客洗头的过程中，张莉结识了英俊帅气的王翔，两人一见钟情，张莉当即决定随王翔去新疆打工。
打工期间，张莉怀孕。1998年，王燕在喀什出生。出生时间是父母打工期间，出生地在客乡，王燕的故事似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1999年，张莉与王翔在亲戚的一再催促下，回高峰镇办了婚宴，王翔做了上门女婿。已经一岁多的王燕被带回家，因为她出生时父母并未结婚，是计划外生育，回重庆上不了户口。最后还是外公掏了3000元社会抚养费后才得以上户。
王燕两岁多时，张莉和王翔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张家给出的理由是王翔嗜赌，而且对张莉很不好。双方没有什么争执，很快就离了婚，王燕被判给王翔抚养，张莉则外出打工。
但没过多长时间，王燕的外婆听到一些传言，说王家对王燕不好，一直以来都很心疼外孙女的外婆，决定将王燕接回来。王翔没有阻止，只是说：你们要把娃儿接回去可以，以后我就不管了，也不付抚养费。就这样，王燕回到了外婆身边，随老人一起生活。
随着时光流逝，王燕一天天长大。她的童年是几乎所有留守儿童生活的缩影：很少看到父母的影子，张莉在江苏打工，王翔则十几年杳无音讯，连探望都没有过。每当看到别的小伙伴跟随父母在一起快乐玩耍时，王燕总是躲在一旁偷偷抹泪。
但王燕很要强，小学读书期间，她勤奋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曾前后获学校“三好学生”、“创三好学生”、“进步之星”、“学习之星”等称号8次，获“艺术之星”称号2次，家里墙上挂了很多奖状。她的小学班主任说，王燕在校期间是个好学生，学习成绩优秀，喜爱看书、作文、画画。
那几年，可能是王燕至今为止的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
烦！烦！烦！
2010年9月，王燕升入万州区高峰初级中学念初中，开始在校住读，每周末回一次家。开始还好好的，直到父亲的再度出现。2011年3月，在河南某地承包工地的王翔回重庆，到学校看望了王燕，并请她吃了一顿饭。饭桌上，王翔表达了希望女儿回去和她一起生活的愿望，但是被王燕拒绝了。尽管如此，临别时，王翔还是塞给了王燕1000元，称给她零花。第二天，王燕用这些钱给自己买了个手机，然后高兴地把号码告诉了父亲。从此，王燕和王翔便经常联系，每次王翔都会问“要不要来河南这边玩几天”。
自从花钱买了手机，王燕在外婆眼里就像变了一个人，每次周末回家，王燕总是找外婆要钱，外婆追问原因，她就歇斯底里，直叫：“烦！烦！烦！”外婆几次想和孙女沟通，都被孙女一个“烦”字终结。外婆知道孙女和其父亲取得了联系以后，多次劝阻她，但日趋叛逆的王燕压根不听。
2011年4月，当外婆听到王燕执意要退学的要求时，差点气昏过去，她才13岁啊。原来，王燕上了初一以后，经常听见一些同学说，周末去夜场陪酒能挣许多外快，一晚上下来几百元不在话下。金钱和物质的诱惑，让王燕不复纯真。有同学还告诉王燕，有些学校的“前辈”就是从事夜场陪酒的，他们辍学以后专心“事业”，现在有衣服有手机，什么都有。
在“前辈”事迹的“鼓励”下，王燕终于退了学，满怀憧憬、毫无留恋地离开了课堂。
辍学以后，王燕感到无比自由，她决定自己出去闯荡江湖。一天，趁外婆、外公上山务农，王燕拿了外婆的一对金耳环，离家出走了。
王燕第一个投奔的人就是住在万州城里的同学月月。月月的父母也在外打工，她比王燕更早辍学。两人把王燕外婆的金耳环卖了，跑遍万州以及周边的巫溪、巫山等区县，想找一份理想的工作干干。可是，连身份证都没有的她们，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找工作谈何容易？钱很快就花光了，两人最后甚至连饭都吃不上，还是有好心人见两位小姑娘可怜，接济了他们几天，才挺着回到了万州。
2012年春节，一直在江苏打工的张莉回了趟老家。多年暌隔使母女间已经没了共同语言，即使说上几句也是话不投机，尽管如此，王燕还是壮起胆子向张莉提出，想跟她去江苏打工。
春节的欢乐气氛还未散去，万州的打工人群就像潮水一般地向外涌。2012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十，张莉把王燕带到了江苏昆山。在昆山，张莉和朋友合开了一家古董店，因王燕年龄太小，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在店里根本帮不上忙。于是，张莉便托朋友在一个汽车配件厂给王燕找了一份工作。 万州区检察院一名长期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检察官告诉记者，根据2008年1月到2013年4月这5年多的数据，该院起诉的791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有多达70%是农村户籍的少年犯下的，而犯罪地点又偏偏都是城市中较为繁华的地段。
“这些青少年，很多都是父母在外打工，他们初中辍学然后到城市里来闯荡。他们犯罪的特点，一是为财，二是简单。”该检察官说。有一个数据可以说明这些共性：万州区2013年判决的12起共17名未成年人的犯罪中，有13人的父母均在外打工，有14人没念完初中就辍学，有14人是因为需要用钱而犯罪。
以万州为例，如果多关注一下这个城市以及周边的乡村，就会发现，在城市的底层游荡的，有很多是那些来自乡村的留守少年，家中连亲人都没有，他们无家可归。王燕所在的高峰镇兴隆村，在当地话的发音听来像是“新农村”，2012年兴隆村也确实经过了一番改造，村组进行了重组，也有一些农户开始经济作物的经营，但由于缺乏劳力，整个村落仍然显得荒颓。兴隆村最大的标志万州优质鸡孵化厂，已经成为废墟多年；新盖的白楼不少，但基本都是毛坯，没有人住，没有人装修。
据一份2010年的统计，万州乡村的留守儿童当年已达到8万人，接近万州乡村总人口的10%，而且保持着增长趋势。尽管万州也陆续在启动包括“代管家长”（由教师和志愿者组成，结对对留守儿童进行全方位关注和引导）、“关爱中心”（万州全区建立了100余所留守儿童关爱中心，向留守儿童提供图书阅览、心理咨询、体育活动等项目）等等，但留守少年犯罪案件仍然频频发生。
留守少年的犯罪问题
万州的留守少年儿童犯罪，只是农村问题少年儿童的一个缩影。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打工潮以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出现了大量留守少年。
廖祥勇告诉《方圆》记者，留守少年的犯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和重视：家庭、学校以及社区（包括村、镇）。
家庭，不言而喻，父母皆在外打工，家教与亲情的缺失必然导致孩子的性格、品德失控；而且父母这种“打工”的做法，给孩子起到了“拜金”的不良榜样，所以很多少年愿意辍学去找一份理想的工作，这种随众心理是潜移默化的。
再者学校，许多少年初中阶段就辍学，明显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的规定，这种现象如何得以在留守儿童中蔓延，不得而知，但学校、家庭肯定没有履行应有的义务，才致使青少年没能完成应完成的学业；学校管理的松散也是问题之一，王燕所在的高峰初级中学，对初中生实行住读，但并未严格控制学生出入校门，对于单纯而好奇的初中生来说，这是很危险的。
此外，社区对青少年也有一定的监管义务，虽然法律规定了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序位，依次是父母、父母以外的近亲属、单位和社区，但留守儿童的家庭往往是第一顺序的监护人在外打工，第二顺序的监护人管不住，这时候，社区应该起到监护的辅助作用。
记者在万州郭村镇相关机构看到一份当地关于留守儿童的调查报告，郭村镇的留守儿童中，有85%监护人是祖辈，10%为叔伯，5%为其他监护人，祖辈与留守儿童存在最大的代沟，却是监护他们成长的主力军。另外，留守儿童监护人的文化程度是初中文化的仅占12.5%，有62.5%是小学文化，其余25%甚至没上过学。这也是让祖辈承担监护义务的尴尬——他们根本不具备教育子女的知识能力。
如果孩子们都是在一个缺乏管理秩序、缺乏知识水平的环境下长大，那么他们发展成为拜金、凶恶的少年犯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同样是高峰镇初级中学，一名叫张沁媛的女学生写了一篇讲述自己留守家庭的文章，里面写道：没有了父母在身旁，我只好整天出去疯玩，以此填补心中多余的空虚，渐渐地也淡忘了学习。最初上课开小差违反纪律，成绩一落千丈，收获异样的目光。终于父母开始关注我了，只不过是无休止的批评与指责。一气之下，索性将功课抛之脑后……
这也许是留守少年们共同的心理写照。留守，就像一个人生的漩涡，温和者选择顺应，大多在漩涡中湮没无闻；激进者选择叛逆，大多又头破血流。
（文中的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4月10日，清明节后的第三天，位于重庆市万州区沙龙路二段的一处闹市，在巴蜀地区特有的延绵春雨之下，从节日带来的慵懒之中逐渐苏醒过来。
街道拐角处，东侧的一排高6层的商住两用楼房上，悬挂着“沙龙歌城”的招牌，店在二楼，通往二楼的楼梯新换了装潢，去年在这里发生的命案已经很难寻到痕迹。自从去年凶案发生以后，这家店的招牌也换了，但因为公安机关、检察院为了解案情来过这里好几次，周围的人们至今仍能回想起当时的情景。
那是去年的5月16日，刚过了9点，街上还很热闹。沙龙歌城的楼梯间传来争吵声，随后一名打扮入时的年轻女子捂着胸口疾步跑到街上，没过马路就栽倒在地。随后跟来一名看上去与其差不多大的女子，挎着手提包，举着一把水果刀，一刀、两刀……尽数扎在倒地的女子身上，直至她气绝身亡。
在现场守了一段时间后，杀人的女子拿出了自己的手机，拨了报警电话。警察很快赶到，和女子说了几句之后，带走了她。
杀人的女子名叫王燕，是本地人，令人震惊的是，杀人的时候，她只有14岁零3个月大，几乎是个小孩。被害人名叫黄丽，比王燕年长3岁，也未成年。警方再三查验了两人的户籍资料，方确认了两人的未成年人身份。但从她们时尚而妖娆的打扮来说，谁又看得出来呢？
王燕到警局以后，痛快地交代了自己杀人的经过。她说，这都是黄丽逼她的。等王燕把自己的身世、经历和盘托出以后，警方才发现，埋藏在这桩血案背后的戾气与悲哀，足以令所有人痛心。
留守女童
1998年2月8日出生的王燕，在重庆万州区高峰镇一个普通的乡村家庭里长大。母亲张莉原本是农家女，其姐在高峰镇场上开了一家理发店。1996年，应姐姐的邀请，张莉来到店里帮忙。在为顾客洗头的过程中，张莉结识了英俊帅气的王翔，两人一见钟情，张莉当即决定随王翔去新疆打工。
打工期间，张莉怀孕。1998年，王燕在喀什出生。出生时间是父母打工期间，出生地在客乡，王燕的故事似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1999年，张莉与王翔在亲戚的一再催促下，回高峰镇办了婚宴，王翔做了上门女婿。已经一岁多的王燕被带回家，因为她出生时父母并未结婚，是计划外生育，回重庆上不了户口。最后还是外公掏了3000元社会抚养费后才得以上户。
王燕两岁多时，张莉和王翔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张家给出的理由是王翔嗜赌，而且对张莉很不好。双方没有什么争执，很快就离了婚，王燕被判给王翔抚养，张莉则外出打工。
但没过多长时间，王燕的外婆听到一些传言，说王家对王燕不好，一直以来都很心疼外孙女的外婆，决定将王燕接回来。王翔没有阻止，只是说：你们要把娃儿接回去可以，以后我就不管了，也不付抚养费。就这样，王燕回到了外婆身边，随老人一起生活。
随着时光流逝，王燕一天天长大。她的童年是几乎所有留守儿童生活的缩影：很少看到父母的影子，张莉在江苏打工，王翔则十几年杳无音讯，连探望都没有过。每当看到别的小伙伴跟随父母在一起快乐玩耍时，王燕总是躲在一旁偷偷抹泪。
但王燕很要强，小学读书期间，她勤奋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曾前后获学校“三好学生”、“创三好学生”、“进步之星”、“学习之星”等称号8次，获“艺术之星”称号2次，家里墙上挂了很多奖状。她的小学班主任说，王燕在校期间是个好学生，学习成绩优秀，喜爱看书、作文、画画。
那几年，可能是王燕至今为止的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
烦！烦！烦！
2010年9月，王燕升入万州区高峰初级中学念初中，开始在校住读，每周末回一次家。开始还好好的，直到父亲的再度出现。2011年3月，在河南某地承包工地的王翔回重庆，到学校看望了王燕，并请她吃了一顿饭。饭桌上，王翔表达了希望女儿回去和她一起生活的愿望，但是被王燕拒绝了。尽管如此，临别时，王翔还是塞给了王燕1000元，称给她零花。第二天，王燕用这些钱给自己买了个手机，然后高兴地把号码告诉了父亲。从此，王燕和王翔便经常联系，每次王翔都会问“要不要来河南这边玩几天”。
自从花钱买了手机，王燕在外婆眼里就像变了一个人，每次周末回家，王燕总是找外婆要钱，外婆追问原因，她就歇斯底里，直叫：“烦！烦！烦！”外婆几次想和孙女沟通，都被孙女一个“烦”字终结。外婆知道孙女和其父亲取得了联系以后，多次劝阻她，但日趋叛逆的王燕压根不听。
2011年4月，当外婆听到王燕执意要退学的要求时，差点气昏过去，她才13岁啊。原来，王燕上了初一以后，经常听见一些同学说，周末去夜场陪酒能挣许多外快，一晚上下来几百元不在话下。金钱和物质的诱惑，让王燕不复纯真。有同学还告诉王燕，有些学校的“前辈”就是从事夜场陪酒的，他们辍学以后专心“事业”，现在有衣服有手机，什么都有。
在“前辈”事迹的“鼓励”下，王燕终于退了学，满怀憧憬、毫无留恋地离开了课堂。
辍学以后，王燕感到无比自由，她决定自己出去闯荡江湖。一天，趁外婆、外公上山务农，王燕拿了外婆的一对金耳环，离家出走了。
王燕第一个投奔的人就是住在万州城里的同学月月。月月的父母也在外打工，她比王燕更早辍学。两人把王燕外婆的金耳环卖了，跑遍万州以及周边的巫溪、巫山等区县，想找一份理想的工作干干。可是，连身份证都没有的她们，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找工作谈何容易？钱很快就花光了，两人最后甚至连饭都吃不上，还是有好心人见两位小姑娘可怜，接济了他们几天，才挺着回到了万州。
2012年春节，一直在江苏打工的张莉回了趟老家。多年暌隔使母女间已经没了共同语言，即使说上几句也是话不投机，尽管如此，王燕还是壮起胆子向张莉提出，想跟她去江苏打工。
春节的欢乐气氛还未散去，万州的打工人群就像潮水一般地向外涌。2012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十，张莉把王燕带到了江苏昆山。在昆山，张莉和朋友合开了一家古董店，因王燕年龄太小，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在店里根本帮不上忙。于是，张莉便托朋友在一个汽车配件厂给王燕找了一份工作。 万州区检察院一名长期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检察官告诉记者，根据2008年1月到2013年4月这5年多的数据，该院起诉的791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有多达70%是农村户籍的少年犯下的，而犯罪地点又偏偏都是城市中较为繁华的地段。
“这些青少年，很多都是父母在外打工，他们初中辍学然后到城市里来闯荡。他们犯罪的特点，一是为财，二是简单。”该检察官说。有一个数据可以说明这些共性：万州区2013年判决的12起共17名未成年人的犯罪中，有13人的父母均在外打工，有14人没念完初中就辍学，有14人是因为需要用钱而犯罪。
以万州为例，如果多关注一下这个城市以及周边的乡村，就会发现，在城市的底层游荡的，有很多是那些来自乡村的留守少年，家中连亲人都没有，他们无家可归。王燕所在的高峰镇兴隆村，在当地话的发音听来像是“新农村”，2012年兴隆村也确实经过了一番改造，村组进行了重组，也有一些农户开始经济作物的经营，但由于缺乏劳力，整个村落仍然显得荒颓。兴隆村最大的标志万州优质鸡孵化厂，已经成为废墟多年；新盖的白楼不少，但基本都是毛坯，没有人住，没有人装修。
据一份2010年的统计，万州乡村的留守儿童当年已达到8万人，接近万州乡村总人口的10%，而且保持着增长趋势。尽管万州也陆续在启动包括“代管家长”（由教师和志愿者组成，结对对留守儿童进行全方位关注和引导）、“关爱中心”（万州全区建立了100余所留守儿童关爱中心，向留守儿童提供图书阅览、心理咨询、体育活动等项目）等等，但留守少年犯罪案件仍然频频发生。
留守少年的犯罪问题
万州的留守少年儿童犯罪，只是农村问题少年儿童的一个缩影。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打工潮以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出现了大量留守少年。
廖祥勇告诉《方圆》记者，留守少年的犯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和重视：家庭、学校以及社区（包括村、镇）。
家庭，不言而喻，父母皆在外打工，家教与亲情的缺失必然导致孩子的性格、品德失控；而且父母这种“打工”的做法，给孩子起到了“拜金”的不良榜样，所以很多少年愿意辍学去找一份理想的工作，这种随众心理是潜移默化的。
再者学校，许多少年初中阶段就辍学，明显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的规定，这种现象如何得以在留守儿童中蔓延，不得而知，但学校、家庭肯定没有履行应有的义务，才致使青少年没能完成应完成的学业；学校管理的松散也是问题之一，王燕所在的高峰初级中学，对初中生实行住读，但并未严格控制学生出入校门，对于单纯而好奇的初中生来说，这是很危险的。
此外，社区对青少年也有一定的监管义务，虽然法律规定了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序位，依次是父母、父母以外的近亲属、单位和社区，但留守儿童的家庭往往是第一顺序的监护人在外打工，第二顺序的监护人管不住，这时候，社区应该起到监护的辅助作用。
记者在万州郭村镇相关机构看到一份当地关于留守儿童的调查报告，郭村镇的留守儿童中，有85%监护人是祖辈，10%为叔伯，5%为其他监护人，祖辈与留守儿童存在最大的代沟，却是监护他们成长的主力军。另外，留守儿童监护人的文化程度是初中文化的仅占12.5%，有62.5%是小学文化，其余25%甚至没上过学。这也是让祖辈承担监护义务的尴尬——他们根本不具备教育子女的知识能力。
如果孩子们都是在一个缺乏管理秩序、缺乏知识水平的环境下长大，那么他们发展成为拜金、凶恶的少年犯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同样是高峰镇初级中学，一名叫张沁媛的女学生写了一篇讲述自己留守家庭的文章，里面写道：没有了父母在身旁，我只好整天出去疯玩，以此填补心中多余的空虚，渐渐地也淡忘了学习。最初上课开小差违反纪律，成绩一落千丈，收获异样的目光。终于父母开始关注我了，只不过是无休止的批评与指责。一气之下，索性将功课抛之脑后……
这也许是留守少年们共同的心理写照。留守，就像一个人生的漩涡，温和者选择顺应，大多在漩涡中湮没无闻；激进者选择叛逆，大多又头破血流。
（文中的未成年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