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佔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关乎著数亿人的中国养老金不仅潛藏著庞大的支付“缺口”，而且其试图彰显的福利保障功能面临著衰弱和式微的迹象。同时，受特定的制度所约束，养老金的实际运行机制存在著明显的偏失与扭曲。因此，如果不能对养老金账户进行有效的充盈和启动微观管理机制的深度再造，中国养老金制度未来可能将难以为继。
巨大的“窟窿”
始於1995年的养老金制度被视为中国政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与核心之举。这一制度所设定的基本框架是，养老保险由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社会统筹由单位负担缴费，目前为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20％，个人账户则由职工个人缴费，缴费比例为个人工资的8％。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养老金金缺口高达1.3万亿元人民币。
老龄化社会状态下老年人口的激增是撕大养老金缺口的重要力量。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标准，资料显示，截止到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1.78亿，佔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接近1.2亿，佔总人口的8.87%。必须面对地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将进一步加深。据国家人口计生委估计，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到2015年将突破2亿，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佔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随著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強化，养老基金的支付压力将越来越大。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数据，到2025年我国城市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6万亿元，而按照世界银行的估算，从2001—2075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可能达到9.15万亿元人民币。
从目前来看，为了弥补每年养老金支付的缺口，自2003年开始至今的七年时间中，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已从当年的530亿上升至1646亿。而在2010年中，地方财政对养老基金的补助超过20亿元的有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湖北和湖南等7个省市，其中上海市高达107亿元。
最大的“庞氏骗局”
应当说，将养老金的巨大“缺口”归因於现实社会中老年人的增加並不全面，中国企业以及政府特有的历史欠账也是撑大养老金缺口的重要因素。在养老金制度推出之前，企业职工以低工资为代价享受了无偿分房、公费医疗等福利待遇，员工创造的大部分财富不是以基金形式进行积累而是以资本的形式直接进入到企业的投资与生产过程，在国家昔日拿走了职工的“必要扣除”並且后来无法返还、同时职工原有的福利待遇在改革之后已经市场化（如住房的有偿货币化等）的前提下，改革之前员工退休后就不再要求他们单独缴纳养老金，而其所领取的养老金则由后来参保的新人所缴资金来补充。由此就产生了中国养老金的“现收现付”模式，相应出现了现有企业员工养老金账户“空转”的别致现象。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弗里德曼将这种现象讥讽为“最大的庞氏骗局”。
“庞氏骗局”就是利用新投资人的钱来向老投资者支付利息和短期回报的一种投资骗术，虽然这一名称用在由中国政府架构的养老金身上的确有点不文雅，但确实能够说明养老金未来脆弱资金链条的隐忧。研究发现，我国“现收现付”的养老金模式的有效运转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基础之上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大超过退休人员，缴纳的社保收入超过需要支付的养老金。因此，“老年赡养比”，即劳动年龄人口数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的比率就成为決定一个国家养老金支付力量強弱的关键因子。
资料显示，我国人口赡养比目前为3：1，即三个劳动者抚养一个老年人，因此可以勉強维持现有老年人养老金的正常支取。但是，在老龄化逐步提高和退休职工迅速增加的同时，我国的生育率（一个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卻出现了超出预料的下降。数据表明，中国的生育率在1970年是5.5，1980年为2.29，而自1991年以来一直保持在1.8左右的水平，明显低於国际上认可的2.1的“更替水平生育率”（从长期来看可以维持人口新老更替的生育率水平）。据此，中国社科院预计，到2015年中国会出现劳动人口供需的“刘易斯拐点”，每年会减少劳动力近800万，与此同时65岁以上的人口相应增加也是800万。无独有偶，清华大学养老金工作室提供的数据显示，在2012年至2017年，中国14~64岁劳动人口开始下降，2035年65岁以上人口约2.94亿。在劳动人口日趋锐减的情況下，赡养比将出现降低甚至恶化趋势。据专家预测，到2038年，中国只有2个劳动人口赡养1个60岁以上的老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负赡养率”的状況，即一个以下的劳动人口赡养1个60岁以上的老人。果真如此，“现收现付”的养老金模式必定难以为继。
脆弱的保障功能
由於养老金现存的巨大缺口而且这一缺口未来还要放大，除了人口赡养比恶化这一驱动因素之外，人们在思考著另一个问题：中国养老金的福利水平是否过高？对此，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刚刚完成的国家“211”工程项目《基於保障水平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分析和评估》的报告中明确推定：虽然我国养老保险基金面临著巨大的支付压力，但中国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远远低於制度设计的水平。
应当说，与相关国家相比，受制於老年人口庞大的巨大约束，我国养老金佔国民生产总值的水平並不高。资料显示，目前德国的退休金占GDP的10.3%，美国养老金佔GDP的9.4%，日本养老金佔GDP的20%以上。而我国养老金只佔GDP的4.3%。的确，考虑到食品价格高涨和医疗费用增加等因素，从2005年起，国家连续６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目前全国月人均基本养老金达到了1300多元。即便如此，我国养老金的实际支出比例依然很低。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结论是，目前养老金的实际支出比合理支出水平少1.24个百分点，养老金领取者试图通过养老金水平的提高从而达到提升生活水平的效果微乎其微。
养老保险替代率是衡量养老金福利水平的最重要标尺。所谓养老金替代率是指社会平均工资替代率，即一个人退休之后能拿到相当於社平工资多少的比例。在我国政府推行养老保险制度的当年，目标替代率为60%左右，这一水平能保证必要的生活支出，然而，近年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金对在职职工平均工资的水平已经从1997年的76%下降到了目前的47%。退休收入已经低於城镇居民收入，並且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足以说明退休群体已经是最低收入人群，並且这一下滑趋势仍在继续。
与行政和事业单位的退休金相比，我们更能进一步发现企业养老金替代率的下沉程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报告，2000—2010年，机关和事业单位的退休金年均增长15.08%和13.36%，而同期企业退休职工的收入年均增长仅8.37%。2010年年底，全国养老金平均水平为1300元，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金平均高达4000—5000元，因此，与只有47%的养老金替代率相比，公务员与事业单位在编人员退休工资的替代率高达80%—95%。对比之下，中国的养老金福利水平不仅不高，而且还非常之低。
制度环境下的偏失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无论是养老金制度的设定还是实际具体的运行都带有非常显著的中国具体经济制度和体制印痕，而在制度与体制存在著明显偏差与缺漏的基本前提下，养老金的运行与管理必然出现这样和那样的偏颇与失准。
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是中国特有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公民分别被打上了“市民”和“农民”的标签，即便是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也标上了“农民工”的特有称号。与“二元”经济制度相匹配，养老金制度的最初设定对准的是城市职工，即所谓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因此，很长时间以来，农村养老保险完全是一块空白地带，直至2009年才启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即便如此，目前60岁及以上的农村老人中仍高达80%以上没有被纳入养老金的保障范围，同时，农村老年人月取55元的养老金标准与全国的平均水平可谓天壤之别。
除了城乡“二元”的宏观经济制度外，中国城市内部还存在著一个“次二元”的微观经济格局。在“次二元”体系中，城市职工分别被安排在“吃皇粮”的行政事业单位和“吃市场饭”的企业之中。相应地，企业职工退休之后依靠领取养老金过日，而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领取的则是退休金。由於养老金是以在职期间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和缴费基数为依据同时综合考虑即期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后计发，而行政事业事业单位的退休金是按照退休前员工工资补贴标淮和连续工龄计发，因此，前者的最终所得必然由个人账户的缴费时间以及多与寡来決定，而后者的退休收入完全不受任何影响。这种“双轨制”的並行状況不仅引发了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和老年人老年生活水平的严重不平等，而且导致了养老金的制度的严重碎片化。
与养老金城乡分割与城市内部分割受到同样诟病的还有強制入保並由国家统筹的养老金管理制度，而这种制度安排所产生的弊端同样与公有制条件下产权关係的模糊直接关联。
应当说，职工养老金是其劳动所得的货币收入一种形式，而其转换为这种形式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投资收益，以提高未来生活的安全预期。但问题的关键在於，养老金的托管机构是一个衣食无忧的国有社保机构，不仅养老金的投资收益与实际利益不存在任何联繫，而且它不是养老金的最终所有者。这种被弗里德曼戏弄为“用他人的钱办他人的事”的托管体制所产生的效率也不难想象。事实证明，最近5年，中国养老金账户的投资收益率不到2％，几乎是世界上最低的收益率，连官方账面上的2.2%的物价增长指数都没有跑赢，养老钱实际处於贬值状态，而且就目前情势看来，随著养老基金规模越来越大，贬值损失也越来越大。特别令人忧虑的是，由於所有者实际位置的空缺以及出资人的“搭便车”行为，缺乏监督力量的养老金还存在著被非法挪用现象，类似於“上海社保案”这样的惊天大戏可能还会上演。
拯救养老金
养老金的状況不仅反映著一种制度的优与劣，而且折射出一国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同时更关乎著一个民族的未来生存前景。应当承认，从推出城镇职工养老金制度到实施新型农村养老金保障措施，再到提高养老金的福利水平，中国政府的探索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同样，相对於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趋势以及养老金管理效率的要求而言，管理层在养老金的制度纠偏与政策创新层面还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不断充盈养老金账户和弥补养老金缺口是中国政府首先必须攻克的难题，否则再好的制度设计都可能是徒劳无益。从目前来看，充实养老金账户的渠道安排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扩大投保人对象。提高养老金的投保人数是壮大养老金账户收入的最直接办法。一方面，要加速城乡社保一体化，使得养老金的参保面扩大到广大农村人口，实现未来五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另一方面，要通过政策调整将由财政提供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在若干年内逐步纳入到养老基金统一管理。另外，相关部门可以考虑将包括养老金在内的社保费改为社保税，強制征收，以夯实扩大养老金投保面的制度基础。
——国有资产的划拨。由於养老金亏缺是由於社保体系改革前国有企业未能足额为其员工缴纳社保所致，其真正债务人是国家。因此，通过国有股转让、国有企业收益分红等手段将养老金账户做实堪为养老金制度健康运转的重要前提条件。为此，国家相关部门可以硬性的制度明确规定国有企业收益用於养老金分红的比例以及国有股转让的基本数额。
——外汇储备的划转。我国外汇储备高达3.2万多亿美元，本著“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基本原则，可将一定数量的外储资金直接转为社会保障资金，或者以股权的形式参与社保基金投资，最终收益部分留作养老基金。这样不仅可以增大社保基金的收益，还可以缓解外汇储备贬值的风险。
——财政补贴。提供社会保障服务是所有国家政府最基本的职能，同时养老金支出在许多国家政府支出所佔的比例都非常大。鉴於养老金支出比例占中国GDP基数並不很大的现实，因此财政对养老金的补贴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对此，刚刚实施的《社会保险法》中也明确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出现支付不足时，政府给予补贴。
应当承认，无论是提高养老金的参保面，还是进行国有股的划转以及提高财政补贴比例，相关举措都只是在制度范围内修修补补，还並不能完全解決养老金的疾患，为此，需要在做足养老金账户的基础上寻求更有效的养老金托管主体，实现养老金管理体制的突破和创新。在这方面，智利的养老金改革模式值得中国借鉴。
与中国目前一样，20世纪70年代末智利“部分积累”模式的养老保险也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智利政府据此启动养老金制度的变革，变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每个参保人建立一个独立的养老保险基金账户，账户中的资金交由私营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进行投资运作，参保人可以从众多的基金管理公司中随意选择。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从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值得注意地是，自养老金私营化改革以来，智利养老金不仅摆脱了亏空，而且还为基金管理公司带来了丰厚的投资回报，这些基金管理公司不仅帮政府甩掉了养老金的财政压力，转过头来还降低了个人的缴费率，提高了个人养老保险回报。
不难看出，个人账户完全积累和养老保险私营机构直接参与管理和运营是智利模式的最大特点。尤其是将养老金的投资和管理主要交给民营的养老基金管理公司託管，並且允许竞爭，这就减轻了官僚体系的低效、浪费对养老基金的损害，也降低了官员挪用的风险。因此，在智利的养老模式成功之后，拉丁美洲、美国、中国香港、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纷纷效仿。无疑，企图中国政府“克隆”智利养老金模式的可能性並不大，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政府可以将养老金的统筹账户拿在手中，而将个人账户方託付给市场也是完全做得到的。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经济学教授）
关乎著数亿人的中国养老金不仅潛藏著庞大的支付“缺口”，而且其试图彰显的福利保障功能面临著衰弱和式微的迹象。同时，受特定的制度所约束，养老金的实际运行机制存在著明显的偏失与扭曲。因此，如果不能对养老金账户进行有效的充盈和启动微观管理机制的深度再造，中国养老金制度未来可能将难以为继。
巨大的“窟窿”
始於1995年的养老金制度被视为中国政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与核心之举。这一制度所设定的基本框架是，养老保险由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社会统筹由单位负担缴费，目前为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20％，个人账户则由职工个人缴费，缴费比例为个人工资的8％。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养老金金缺口高达1.3万亿元人民币。
老龄化社会状态下老年人口的激增是撕大养老金缺口的重要力量。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标准，资料显示，截止到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1.78亿，佔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接近1.2亿，佔总人口的8.87%。必须面对地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将进一步加深。据国家人口计生委估计，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到2015年将突破2亿，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佔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随著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強化，养老基金的支付压力将越来越大。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数据，到2025年我国城市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6万亿元，而按照世界银行的估算，从2001—2075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可能达到9.15万亿元人民币。
从目前来看，为了弥补每年养老金支付的缺口，自2003年开始至今的七年时间中，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已从当年的530亿上升至1646亿。而在2010年中，地方财政对养老基金的补助超过20亿元的有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湖北和湖南等7个省市，其中上海市高达107亿元。
最大的“庞氏骗局”
应当说，将养老金的巨大“缺口”归因於现实社会中老年人的增加並不全面，中国企业以及政府特有的历史欠账也是撑大养老金缺口的重要因素。在养老金制度推出之前，企业职工以低工资为代价享受了无偿分房、公费医疗等福利待遇，员工创造的大部分财富不是以基金形式进行积累而是以资本的形式直接进入到企业的投资与生产过程，在国家昔日拿走了职工的“必要扣除”並且后来无法返还、同时职工原有的福利待遇在改革之后已经市场化（如住房的有偿货币化等）的前提下，改革之前员工退休后就不再要求他们单独缴纳养老金，而其所领取的养老金则由后来参保的新人所缴资金来补充。由此就产生了中国养老金的“现收现付”模式，相应出现了现有企业员工养老金账户“空转”的别致现象。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弗里德曼将这种现象讥讽为“最大的庞氏骗局”。
“庞氏骗局”就是利用新投资人的钱来向老投资者支付利息和短期回报的一种投资骗术，虽然这一名称用在由中国政府架构的养老金身上的确有点不文雅，但确实能够说明养老金未来脆弱资金链条的隐忧。研究发现，我国“现收现付”的养老金模式的有效运转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基础之上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大超过退休人员，缴纳的社保收入超过需要支付的养老金。因此，“老年赡养比”，即劳动年龄人口数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的比率就成为決定一个国家养老金支付力量強弱的关键因子。
资料显示，我国人口赡养比目前为3：1，即三个劳动者抚养一个老年人，因此可以勉強维持现有老年人养老金的正常支取。但是，在老龄化逐步提高和退休职工迅速增加的同时，我国的生育率（一个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卻出现了超出预料的下降。数据表明，中国的生育率在1970年是5.5，1980年为2.29，而自1991年以来一直保持在1.8左右的水平，明显低於国际上认可的2.1的“更替水平生育率”（从长期来看可以维持人口新老更替的生育率水平）。据此，中国社科院预计，到2015年中国会出现劳动人口供需的“刘易斯拐点”，每年会减少劳动力近800万，与此同时65岁以上的人口相应增加也是800万。无独有偶，清华大学养老金工作室提供的数据显示，在2012年至2017年，中国14~64岁劳动人口开始下降，2035年65岁以上人口约2.94亿。在劳动人口日趋锐减的情況下，赡养比将出现降低甚至恶化趋势。据专家预测，到2038年，中国只有2个劳动人口赡养1个60岁以上的老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负赡养率”的状況，即一个以下的劳动人口赡养1个60岁以上的老人。果真如此，“现收现付”的养老金模式必定难以为继。
脆弱的保障功能
由於养老金现存的巨大缺口而且这一缺口未来还要放大，除了人口赡养比恶化这一驱动因素之外，人们在思考著另一个问题：中国养老金的福利水平是否过高？对此，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刚刚完成的国家“211”工程项目《基於保障水平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分析和评估》的报告中明确推定：虽然我国养老保险基金面临著巨大的支付压力，但中国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远远低於制度设计的水平。
应当说，与相关国家相比，受制於老年人口庞大的巨大约束，我国养老金佔国民生产总值的水平並不高。资料显示，目前德国的退休金占GDP的10.3%，美国养老金佔GDP的9.4%，日本养老金佔GDP的20%以上。而我国养老金只佔GDP的4.3%。的确，考虑到食品价格高涨和医疗费用增加等因素，从2005年起，国家连续６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目前全国月人均基本养老金达到了1300多元。即便如此，我国养老金的实际支出比例依然很低。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结论是，目前养老金的实际支出比合理支出水平少1.24个百分点，养老金领取者试图通过养老金水平的提高从而达到提升生活水平的效果微乎其微。
养老保险替代率是衡量养老金福利水平的最重要标尺。所谓养老金替代率是指社会平均工资替代率，即一个人退休之后能拿到相当於社平工资多少的比例。在我国政府推行养老保险制度的当年，目标替代率为60%左右，这一水平能保证必要的生活支出，然而，近年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金对在职职工平均工资的水平已经从1997年的76%下降到了目前的47%。退休收入已经低於城镇居民收入，並且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足以说明退休群体已经是最低收入人群，並且这一下滑趋势仍在继续。
与行政和事业单位的退休金相比，我们更能进一步发现企业养老金替代率的下沉程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报告，2000—2010年，机关和事业单位的退休金年均增长15.08%和13.36%，而同期企业退休职工的收入年均增长仅8.37%。2010年年底，全国养老金平均水平为1300元，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金平均高达4000—5000元，因此，与只有47%的养老金替代率相比，公务员与事业单位在编人员退休工资的替代率高达80%—95%。对比之下，中国的养老金福利水平不仅不高，而且还非常之低。
制度环境下的偏失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无论是养老金制度的设定还是实际具体的运行都带有非常显著的中国具体经济制度和体制印痕，而在制度与体制存在著明显偏差与缺漏的基本前提下，养老金的运行与管理必然出现这样和那样的偏颇与失准。
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是中国特有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公民分别被打上了“市民”和“农民”的标签，即便是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也标上了“农民工”的特有称号。与“二元”经济制度相匹配，养老金制度的最初设定对准的是城市职工，即所谓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因此，很长时间以来，农村养老保险完全是一块空白地带，直至2009年才启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即便如此，目前60岁及以上的农村老人中仍高达80%以上没有被纳入养老金的保障范围，同时，农村老年人月取55元的养老金标准与全国的平均水平可谓天壤之别。
除了城乡“二元”的宏观经济制度外，中国城市内部还存在著一个“次二元”的微观经济格局。在“次二元”体系中，城市职工分别被安排在“吃皇粮”的行政事业单位和“吃市场饭”的企业之中。相应地，企业职工退休之后依靠领取养老金过日，而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领取的则是退休金。由於养老金是以在职期间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和缴费基数为依据同时综合考虑即期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后计发，而行政事业事业单位的退休金是按照退休前员工工资补贴标淮和连续工龄计发，因此，前者的最终所得必然由个人账户的缴费时间以及多与寡来決定，而后者的退休收入完全不受任何影响。这种“双轨制”的並行状況不仅引发了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和老年人老年生活水平的严重不平等，而且导致了养老金的制度的严重碎片化。
与养老金城乡分割与城市内部分割受到同样诟病的还有強制入保並由国家统筹的养老金管理制度，而这种制度安排所产生的弊端同样与公有制条件下产权关係的模糊直接关联。
应当说，职工养老金是其劳动所得的货币收入一种形式，而其转换为这种形式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投资收益，以提高未来生活的安全预期。但问题的关键在於，养老金的托管机构是一个衣食无忧的国有社保机构，不仅养老金的投资收益与实际利益不存在任何联繫，而且它不是养老金的最终所有者。这种被弗里德曼戏弄为“用他人的钱办他人的事”的托管体制所产生的效率也不难想象。事实证明，最近5年，中国养老金账户的投资收益率不到2％，几乎是世界上最低的收益率，连官方账面上的2.2%的物价增长指数都没有跑赢，养老钱实际处於贬值状态，而且就目前情势看来，随著养老基金规模越来越大，贬值损失也越来越大。特别令人忧虑的是，由於所有者实际位置的空缺以及出资人的“搭便车”行为，缺乏监督力量的养老金还存在著被非法挪用现象，类似於“上海社保案”这样的惊天大戏可能还会上演。
拯救养老金
养老金的状況不仅反映著一种制度的优与劣，而且折射出一国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同时更关乎著一个民族的未来生存前景。应当承认，从推出城镇职工养老金制度到实施新型农村养老金保障措施，再到提高养老金的福利水平，中国政府的探索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同样，相对於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趋势以及养老金管理效率的要求而言，管理层在养老金的制度纠偏与政策创新层面还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不断充盈养老金账户和弥补养老金缺口是中国政府首先必须攻克的难题，否则再好的制度设计都可能是徒劳无益。从目前来看，充实养老金账户的渠道安排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扩大投保人对象。提高养老金的投保人数是壮大养老金账户收入的最直接办法。一方面，要加速城乡社保一体化，使得养老金的参保面扩大到广大农村人口，实现未来五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另一方面，要通过政策调整将由财政提供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在若干年内逐步纳入到养老基金统一管理。另外，相关部门可以考虑将包括养老金在内的社保费改为社保税，強制征收，以夯实扩大养老金投保面的制度基础。
——国有资产的划拨。由於养老金亏缺是由於社保体系改革前国有企业未能足额为其员工缴纳社保所致，其真正债务人是国家。因此，通过国有股转让、国有企业收益分红等手段将养老金账户做实堪为养老金制度健康运转的重要前提条件。为此，国家相关部门可以硬性的制度明确规定国有企业收益用於养老金分红的比例以及国有股转让的基本数额。
——外汇储备的划转。我国外汇储备高达3.2万多亿美元，本著“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基本原则，可将一定数量的外储资金直接转为社会保障资金，或者以股权的形式参与社保基金投资，最终收益部分留作养老基金。这样不仅可以增大社保基金的收益，还可以缓解外汇储备贬值的风险。
——财政补贴。提供社会保障服务是所有国家政府最基本的职能，同时养老金支出在许多国家政府支出所佔的比例都非常大。鉴於养老金支出比例占中国GDP基数並不很大的现实，因此财政对养老金的补贴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对此，刚刚实施的《社会保险法》中也明确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出现支付不足时，政府给予补贴。
应当承认，无论是提高养老金的参保面，还是进行国有股的划转以及提高财政补贴比例，相关举措都只是在制度范围内修修补补，还並不能完全解決养老金的疾患，为此，需要在做足养老金账户的基础上寻求更有效的养老金托管主体，实现养老金管理体制的突破和创新。在这方面，智利的养老金改革模式值得中国借鉴。
与中国目前一样，20世纪70年代末智利“部分积累”模式的养老保险也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智利政府据此启动养老金制度的变革，变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每个参保人建立一个独立的养老保险基金账户，账户中的资金交由私营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进行投资运作，参保人可以从众多的基金管理公司中随意选择。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从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值得注意地是，自养老金私营化改革以来，智利养老金不仅摆脱了亏空，而且还为基金管理公司带来了丰厚的投资回报，这些基金管理公司不仅帮政府甩掉了养老金的财政压力，转过头来还降低了个人的缴费率，提高了个人养老保险回报。
不难看出，个人账户完全积累和养老保险私营机构直接参与管理和运营是智利模式的最大特点。尤其是将养老金的投资和管理主要交给民营的养老基金管理公司託管，並且允许竞爭，这就减轻了官僚体系的低效、浪费对养老基金的损害，也降低了官员挪用的风险。因此，在智利的养老模式成功之后，拉丁美洲、美国、中国香港、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纷纷效仿。无疑，企图中国政府“克隆”智利养老金模式的可能性並不大，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政府可以将养老金的统筹账户拿在手中，而将个人账户方託付给市场也是完全做得到的。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