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说的是，大人物不干大事，找个不显眼的地方貓著。隐士者，“不仕之士”也。
　　 “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隐士，庄子，为隐士下的定义。意思是说，隐士，虽然人不在官场，卻仍然关心国家大事，仍可通过“言出，知发”，让社会知道自己的存在和价值。社会既知其满腹经纶的学识，又知其淡泊宁静的美德，当然会给以尊敬和传扬。所以，做隐士，虽过不了官瘾，享不了利祿，卻並不耽误出名。
　　 隐士能出名，还不仅是因为有人敬仰他，更重要的是因为没人恨他。隐士们一般没有混过官场，没留下因混迹官场所必然留下的“得罪人”的经历、以及由此一经历所必然留下的骂名。
　　 在官场这个是非窝里，你可以保证不做坏人，但无法保证不做恶人，不招仇人。你可能做到全身而退，但绝然做不到全名而退，因为，你无法不得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隐士是聪明人。也正因为是聪明人，其道德身份也便多了一分可疑之处。除了“视功名利祿如粪土”一面，是否还有怕得罪人而明哲保身的一面？
　　 隐士可讚，卻也不可赞得过份。毕竟，一个社会不可能大家都去做隐士。
　　 如今的中国人，很厌恶“整人”这个字眼，似乎整人总是与官场上的争权夺利相联繫。其实，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纯粹由人际关係衍生出的“整人”並不多。当今中国的“和谐官场”就是证明。
　　 政府的天职就是整人。不整人，要皇帝干什么，要政府干什么，要军队干什么，要衙役干什么？
　　 你想要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很好。政府是应当服务社会，然而政府服务社会有其独特的角色：除暴以安良，惩恶以扬善。政府是靠暴力来服务社会的。除此之外，其它纯粹的服务职能，和蔼可亲问寒问暖做好人的事，大抵都是可以由非政府组织（NGO）、慈善组织、民间自助组织等来承当的。凡是不需要暴力的服务，都不需要政府去做。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个政府都是 “战斗队”。当我们看到一个政府丧失了战斗队的功能时，便知道，它行将就木。无政府主义者陷入的最大误区，是他们忽视了社会是由“暴”与“良”或“善”与“恶”两类人组成的。
　　 “暴良矛盾”或“善恶矛盾”，民间有，官场也有，所以，需要有个皇帝，来协调这些矛盾。而官场上谁善谁恶，谁暴谁良，並不是那么容易鉴定，故而，在官场上混而最终能落个“有口皆碑”的名声者，亘古未有。大贤如张居正者，身后也难逃褒贬。老子在国家图书管理员的任上隐居一生，最后骑一头青牛飘然出函谷关而去，这样一段美丽的故事，再配上他那本书，便留芳千古了。试想，假如老子不是做了一辈子隐士，而是在周天子那里做个相国、大夫之类，带著一身是非而终老，这样一来，恐怕单凭他留下的那五千字，难有如此美名。孔子一生总地说来也算个隐士了，但他做过官，骂过柳下跖，杀过少正卯，得罪过人，便因此而留下了他那永远抹不去的“政治污点”。两千五百年来总有人拿这些事骂他。比起历史上那些响当当的纯隐士，孔子还是不够聪明。
　　 在中国，“得罪人”一词的文化涵义深不可测，它的学术深度尚远未得到学术界的开发。一个政治人物身后的名声，与他在世时得罪人的多少绝对相关。尧、舜、禹、汤留下了清白无瑕的美名，那是因为他们在世时的仇人无隻言词组留下，而后人只能以《尚书》的一面之词作为评价依据了。此后，随著传世历史文献的两面之词越来越多，就再也没有哪个人能象他们几位幸运了。后世最幸运的，大概当属孙文先生了。此位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混水时代里趟了大半辈子混水，但他基本上一直是以一个革命者、反抗者的角色出现的。等到他稍有点权力，多多少少可以算是个当权者的时候，还没来得及得罪人，就死掉了。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他的名声最好，全中国到处都是“中山路”、“中山公园”、“中山医院”“中山大学”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纪念物，谁都比不了。但这不是因为他最伟大，而是因为他最纯洁——没人骂他。
　　 相反的极端例子是“四人帮”，这几位把得罪人的史例推向了顶峰。你把一个地主的地抢来分给了十个农民，那么，你在得罪这个地主的同时那十个农民卻感谢你，这无论从经济学上还是政治学上都讲得通。可是，你把一个人弄到台上批斗，挨斗的固然恨你自不待说，台下“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运动”，跟著举手喊口号的，也並无快感，至少耽误了他们买菜做饭的时间。等到历史翻盘的时候，这些从举手喊口号中毫利未获的人，卻又被莫名其妙地戴上了一顶“不明真相受蒙蔽”的帽子。这叫一个窝囊！这窝囊气当然得撒到“四人帮”头上。所以，四位倒台后国人皆曰可杀。可杀固然可杀，但有一点需要明确：这是一种“仇杀”。他得罪了我，所以我要杀他。当然，仇杀未必就一定不是“义杀”；仇杀与义杀未必矛盾。只是，要鉴定是不是“义杀”，我们这些尚在世的“仇人”似乎是没有发言权的。法律上的“迴避制度”大概就是来源於这个道理。
　　 “嫉恶如仇”，被中国人看作是一项很大的美德。一个人若能做到嫉恶如仇，他自身的道德纯度似乎就不证自明了。然而，细想来，做到疾恶如仇有时也不难。古人骂秦桧，是因为他害了岳飞，而害了岳飞就是害了国家，害了国家，与自己的利益也有关係，所以，骂秦桧还算不上是纯粹的疾恶如仇。然而此番药家鑫撞人又杀人，国人激愤，硬逼著政府杀了这个恶棍。网上那些愤青与张妙非亲非故，这就是地道的嫉恶如仇了。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不相信这句话。群众跟著坏人骂好人的事，历史上很多。戊戌六君子往菜市口走的路上，沿途跟著往囚车上扔屎的，可並不都是满州贵族。但要说绝大多数人有嫉恶如仇心，这说法是成立的。只要“嫉恶”的时候不会为自己惹来“仇”，嫉恶如仇並不难，从某种意义上，它其实可以看作是与“恻忍”“羞恶”並列的人类天性。
　　 那如此说来，“嫉恶如仇”怎么会成为一种高尚的美德而被用来作为赞誉人的佳话呢？想来想去，我有个猜测：这个道德观很可能是从官场上流出来的。一个官场人每天周围有那么多仇敌要应对，还能有精神头儿去“嫉恶”，确实难能可贵。要知道，你嫉一个恶，就会为自己制造一个仇。而中国人报仇，在“嫉恶如仇”观念的启发下，其方式又很是独特。假如少正卯有个儿子，他要骂孔子而为父报仇，则他绝不会就事论事地去分辨他爹如何冤枉、孔子杀他爹杀得如何不对；他会避开他爹的事不谈，直捅孔子的软肋，在“子见南子”搞破鞋的事上下刀子。如果再多个心眼儿，他还可以造出一套社会科学理论，据而批判孔子祸国殃民、阻碍了历史进步等等，从而发动全民来帮著其报仇。以“嫉恶”的面目复仇，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可见，在中国，得罪人是件很可怕的事，即使你是个一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圣人，只要你得罪了人，就难保你身后的名声不被你的仇人加工成流氓恶棍。如此，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上，敢於因“嫉恶”而结仇，便当然是一种值得给以高度评价的美德了。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确实看到过这样的人，一生只嫉恶，不记仇，当他混身满佈著仇人的弹孔而倒下时，回首一看，他自己並没有一个私敌。一个民族一万年中出一个这样的英雄，就足以让这个民族因之再骄傲上一万年了！毕竟，一个社会永远需要政府，永远需要政治，永远需要整人，因而永远需要那些敢於激流勇进、敢於得罪人、敢於为天下苍生计而勇趟混水的人。较之那些“隐君子”，这种人更值得尊敬！
　　 做隐士，虽然潇洒，卻也並不容易。盗亦有道，隐更有道。“小隐隐於野，中隐隐於市，大隐隐於朝”，是中国“隐士道”的高度概括。隐於野，住在乡间，象诸葛亮出山之前那样，只要家里有房子有地，不愁吃穿，此道最易。隐於市，住在城市里，只要碰上牛二这样的人躲得远一点，只要别象西门庆那样到处拈花惹草，如果能象宋江那样，交一帮江湖朋友大小事有个照应，更好。如此，隐於市也不是难不可及。最难的是这“隐於朝”。
　　 朝堂之上，文东武西、龙爭虎斗之地，如何隐得？一个隐士一旦做了官，就意味著他“出山”了，这本身就意味著他隐士生活的结束呀。难道还有“官隐士”不成？然也。不然，“大隐隐於朝”一句是怎么来的？不但做官可以做隐士，做皇帝也可以做隐士。明朝万历皇帝，在宫中一隐就是三十年，不理朝政，是中国历史上的超级隐士。他死后谥号“神宗”，大概就是喻其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隐士功夫。明朝虽死於崇祯，但其灭亡的真正基础卻是由这位万历皇帝给牢牢夯实的。把中国隐士道的小、中、大三隐，再加上一句，“超隐隐於宫”，就全面了。
　　 隐於朝也罢，陷於宫也罢，千难万难，学问其实就是两句话：一是推卸责任，二是不得罪人。把这两句话再精简一下，变成一个字：混。官场上的隐道就是混道。如果说，小隐和中隐之士，基本都是好人、善人、甚至伟人，那么，隐於朝隐於宫的大隐超隐之士，则好人不多，坏人不少。这结论无须用归纳推理的方法到历史上去一个个地查验，一个简单的演绎推理就可以证明：做小隐中隐之士，是要自己掙饭吃的；而拿著纳税人的钱，跑到朝堂上混日子，能有几个好东西吗？神宗信奉道教，躲在宫里修炼了一辈子，但明显地，他不是真信。若真信，他至少应当相信因果报应。像这样置亿万苍生的命运於不顾，佔著茅坑不拉屎的怠政皇帝，不但成仙梦定然破灭，死后恐怕还要下十八层地狱。
　　 做皇帝，有个好处：什么事都归他管，什么事也都不归他管。国家的大事小情，各有分管的部门。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来了事，让各部门去对付。对付得过去更好，对付不过去，得罪了人，惹出了事，谁经手的谁顶著。朝臣们当然不是傻瓜，“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宫隐率朝隐，君隐臣更隐，国家也就在这“上下交征隐”中完了蛋了。
　　 “时势造英雄”这句话，除了“国家乱，有忠臣”一层，应当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努尔哈赤这个英雄，与其说是由其时女真族内部的时事造的，勿宁说是由大明帝国的时事造的。成就努尔哈赤者，朱翊钧也。万历朝“断头政治”的大好形势，为女真族的迅速统一和強大，提供了巨大的诱惑和动力，也为努尔哈赤成为一代枭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而今天的日本人、韩国人、越南人、菲律宾人、马来西亚人、印度人，……，一点也不比当年的女真人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眼下正是做英雄的好时机。
　　 日本有武士道，中国有隐士道。前者，是亮剑之道、舍命之道、一根筋之道；后者，是韬晦之道、保身之道、鬼机灵之道。如此千年铸就的文化差異，岂是一世一代之力所能扳得过来？只可惜了四七一生转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