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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各种活动的范围和地域都得到了扩展。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都可以依托现代科技进行随时随地的沟通与交流。英语是世界通用语言，随着经济贸易全球化的发展单纯的语言文学教学已经不能满足交际的需求了，因此英语的系统化学习成为了热潮。需要正视的是，当代的翻译活动大多是跨地域、跨语言的，其过程也是文化和语言沟通的过程。因此，在跨文化语境下对英语翻译进行研究成为了提升交际质量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全球背景；教与学；翻译；跨文化语境研究
1、翻译理论与实践新解
翻译作为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可分出三个范畴：翻译实践、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翻译实践的工作基础是双语和双文化能力、百科知识和语际转换技能，工作方式是源文诱发的译文写作，服务对象是译文读者，目的是促成和实现语际交流。翻译教学的工作基础是翻译实践能力加上教学能力，工作方式是包括讲解、示范和批改学生练习在内的教学活动，服务对象是委托人、学生或学员，目的是培养能独立完成跨文化、语言交际的翻译人才。翻译研究的工作基础是有关语言、文学、文化和社会的理论知识以及对翻译活动进行观察和分析的能力，工作方式是对翻译实践的各个方面进行理论分析、描写和阐释，服务对象是翻译领域或相关领域的研究者、理论爱好者和部分实践者，目的是加深人类对语际交流的认识，揭示跨文化、语言交际的规律和实质。与这三个范畴相应的人员即译者、教师和研究者三种角色。这三类角色应当也必须相互沟通。研究者研究的是实践者的具体工作过程和成果，教师讲授的内容也同样基于他人或自己的实践，没有翻译实践，翻译研究无从谈起，教学也会沦为空谈。
Hatim（2001）在谈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说：“翻译研究力推这样的主张：研究不仅是针对或关于翻译实践者的，还是实践者可以做的。”他呼吁打破实践与理论的绝对边界，提倡所谓自省考辨（self-reflective enquiry），即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这对当前我国翻译研究的现状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但也应该预见到，随着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随着有关文章著述的大量涌现，随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拓展，分工势必会越来越明确。有专攻理论者，也有专事实践者。研究人员会无暇从事实践，实践人员也无意去读那么多文章和著述。“实践和理论是不能互相取代的”，“实践家不是理所当然的理论家，理论家也未必就是理所当然的实践家，实践家可以成为理论家，但前提是他必须花费与他的实践几乎相同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理论。反之亦然”（王东风，2002）。理论研究人员不应将实践人员贬为“翻译匠”，工匠干活其实自有其原则和方略，塑得一篇篇独具匠心的好译文，是很了不起的。实践人员也无须将理论斥为空谈，他们其实是以你为研究对象的，他们发现的东西可能对你有用，你也可以用自己丰富的实践为他们提供材料，对他们的看法进行批评。应该提倡理论研究者从事些翻译实践，也应提倡实践者拨冗读一点、写一点研究文章，在翻译研究发展的目前阶段尤其应这样做。但这两类人毕竟是在两个范畴内从事着不同性质的活动的。
研究者和实践者是可以沟通的，但他们是两种角色，研究层面和实践层面也是两个不同的范畴。Toury（1995）在谈论翻译研究和實践的关系时这样说：“翻译实践当然是翻译研究各个分支的目标层次，但却不是诸分支的‘实际应用’。这正如说话……并非语言学的实际应用样：但语言教学或言语矫治倒是语言学的具体应用。”
2、翻译研究中的跨学科移植
被移植的理论在翻译研究这个受体学科的新环境中能否存活并发展是翻译学科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被移植的理论至少要经历下述两种适应、演变和确立的过程。首先，要经受更多的翻译语料的验证，要经受不同翻译研究人员从各种不同视角的审视；其次，要经历与其他植入理论——尤其是从不同供体学科移植来的理论——的互动、合作和体系化的过程。翻译研究的发展表明，与翻译活动密切相关的学科很多，其中不乏有移植价值的理论和概念。这些理论植入翻译研究领域后绝不能各自为政，互不相干，而必须经历一个相互影响、融合，逐步形成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理论体系的过程，供体理论的身份渐渐淡化，翻译学科的内在体系渐渐显露成型。
然而，翻译研究与供体学科的亲缘关系是会长期存在下去的。如何处理好这种亲缘关系对翻译学科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供体学科的任何新发展动向都可能对翻译研究产生新的影响，提供新的营养。而翻译学科选定某个理论进行移植，实际上也就是对供体学科的某一理论模式或概念的一次实际应用和验证，也会对供体学科提出某些新问题对其发展有所促进，并产生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翻译研究者移植了某个学科的理论，而这个学科的研究人员也对翻译领域的某些问题产生了兴趣，想用自己的理论探索一下。前者是跨学科移植行为，而后者则是对现有理论的应用。应允许这两种研究模式同时存在，并鼓励和提倡它们相互交流、交锋。这将对供体学科和受体学科产生双赢的促进作用。
翻译研究中的跨学科移植活动，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为描写和解释同一类翻译问题而引进来自不同供体理论体系的一个以上的模式或概念的植入重叠现象。比如，语用学中的预设（presupposition）、文化研究中的文化缺省（cultural default）、功能语法中的文化语境（cultural context）均可用以描写特定源语文化成分的翻译问题。
3、翻译研究的学科间性
自从Toury（1995）将Holmes（1988）对翻译研究领域的整体设想化为一张图解以来，它一直是现代翻译研究这门新兴学科的最重要的蓝图，尽管有的学者提出过这样或那样的批评和补充。比如Pym（1998）就认为这张图没给翻译史研究留下一席之地。随着这门学科的蓬勃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诸多研究范式的出现，学术界对这张图的描写和涵盖力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也出现了对翻译研究领域分裂趋势（fragmentation）的担忧。一个新的认识是：应采取学科间性（interdisciplinary）的视角来审视翻译研究作为一个自立学科的发展和其涵盖范畴（Duarte，2006）。McCarty（1999）在一篇文章中讨论了人文资讯学（humanities computing）的学科地位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虽然Mccarty所论针对的是人文资讯学的学科地位问题，但他对学科间性的认识无疑具有普遍意义。翻译研究也是一门新兴学科，目前也处于十分相似的境地，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翻译研究确实一直游走于众多传统学科之间，学科间性是它格外突出的本质属性。我们也看到，翻译研究和相关学科的关系是动态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和语言学有关分支发生学科间性关系，而90年代以来则有众多的诸如文化研究、哲学、社会学等领域和翻译研究发生了影响深远的间性互动。从研究人员个体的角度看，不同学者也会选择向不同的学科寻求理论支持。
其次，游走于相关学科间的翻译学者们必须明确自己的准确身份。我们是间性学科研究者（interdisciplinarian），而不是单学科研究者（disciplinarian），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便失去了学科身份，或隶属于其他某个学科，比如变成了比较文学学者或后殖民主义学者。
最后，学科间性顾名思义就是双向的。翻译学者既索取也给予，我们也要承担向相关学科“兜售”我们的研究成果和对他们提出批评的任务。这样翻译研究才能在学科间性互动中真正获益，并对其他学科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4 语境与语境视野
4.1翻译语境的前理论概念
在“语境”（context）作为一个语言学术语引进翻译研究中并给予系统的理论意义以前，类似的朴素概念早就以“上下文”的提法存在于译论和翻译教科书中了，而且有关阐述已具有相当的深度。翻译家们常常在讨论词语翻译时使用这一概念。范存忠（1978）说“理解一句话或一个词，必须通过上下文，不能断章取义。这种上下文关系，英语叫做‘verbal context’。语言学者把这种关系扩而充之，指出除上下文关系外，还有时间关系、地点关系、文化背景（time context，place context，cultural background），等等”。朱光潜（1980）在谈到一词多义的时候也十分强调上下文的作用，而且还进一步说：“单靠语篇的上下文还不够，有时还要理解作者的思想体系和用词习惯。”这些观点其实是很接近现在所说的包括情境、文化和上下文在内的语境概念的。焦菊隐则早在1951年便以“符号联立”的概念讨论过上下文对词汇意义的框定作用，他指出一个词“只是一个静止的、孤立的、不发展的、抽象的符号。它必须和别的符号联系在一起，才被别的符号相乘相因相消长而建立起意义来…它和不同的符号联立起来，又可能消灭了自己，发展出另外符号的意义，也可能消灭别的符号，强调它自己的意义，更可能连自己带别的符号的意义一起消灭而成为另一个新的意义”（焦菊隐，1951）。所以语境这一概念并不是前所未有的全新而陌生的东西，它的雏形恐怕在更早的时候就已存在于翻译工作者的下意识中。现代翻译研究的目标是要发展它，将其系统化，构建出一个有明确理论框架的描写范式。
4.2翻译研究中的语境观
Nida（1999）在一篇题为 The Role of Context in Translating的文章中结合翻译实践阐发了这种翻译语境概念。除了语言学中常常谈到的上下文、文化、情境等因素，还对更为广泛的语境因素进行了阐述。既涉及了所谓横组合语境（syntagmatic context）和纵聚合语境（paradigmatic context）这样的语篇语境层面，但他的讨论并未形成明确的语境体系。Nida（2001）后来还讨论过翻译中制约词汇意义的各种语境因素，大部分是语篇语境因素，也提及个别的情境和文化因素。翻译语境这一概念不是简单的语言学概念，它必须彰显与翻译活动密切相关的一切重要因素，在引进语言学、语用学和文体学中的语境概念的时候，必须针对跨文化、语言交际的特点加以必要的变通和延伸，各理论概念间也要进行适当的整合，形成一个自立的翻译语境体系，以期对纷繁、微妙的翻译现象产生更大的描写力和解释力。
4.3译者的语境视野
译者语境视野是在交际过程中生成的，而非事先给定。语境是个动态的过程，是译者以自己的语境视角对翻译语境中另外两个主体的语境视野及其心理世界进行认同或推知的过程，是译者在企图沟通源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交际渠道的努力中对相关语境因素的认识过程。这一认识过程充满着探察和選择，因为对某一项翻译任务而言，并非所有语境因素都同等重要，须视与翻译目的的关联性大小而加以选择。
译者的大脑既是源语语境诸参数的聚焦点，也是译语语境诸参数的聚焦点；译者的翻译决策和选择是这两个视野面互动的结果。从所处理的语境参数的数量和语境因素复杂性来看，译者为交际活动所付出的努力要大于作者。
4.4翻译研究者的语境视野
翻译研究者的语境视野是对译者视野（也应包括作者和译文读者视野）的移情。研究者视野和译者视野不会重合，和译文读者的视野也不会重合，这就决定了翻译研究话语也永远不可能是“客观”的，它只能是主体间沟通（intersubjective communication）或主体间协议（intersubjective agreement）。整个翻译事件本来就没有一个等我们去发现的“客观”存在，它只存在于研究者的语境视野中。翻译研究话语是研究者以自我心理世界为基准对其他交际主体的语境视野努力进行理解和解释、评价的产物。如Hermans（1999）所言，“我们并不能‘按其原来的面貌’重新构建规则或规范或常规。事实是，我们自己构建了它们。在翻译研究中，正像在其他研究中一样，‘事实’不是给定的，而是构建的。”语言学派研究者的思维往往发端于作为译语语篇世界一员的译文和作为源语语篇世界一员的源文的对比，从而引发对译文、源文与各自语篇世界关系，以及与各自外部世界关系的观察和思考。翻译研究话语所遵循的基本就是这样一种归因式的推论模式。译者的语境视野是前瞻性的（prospective），而翻译研究者的语境视野是回顾性的（retrospective），研究者则可被看作独立的研究主体，或更确切地说是某个特定理论框架的机构性延（institutionalized extension of a specifictheoretical framework）（Koster，2003）。
人们常说翻译研究者是特殊的读者。按Rosenblatt（1988）的说法，阅读有两类：信息阅读和审美阅读。信息阅读过程中读者个人因素（个人经历、思想意识、审美情趣等）参与少，而审美阅读过程中读者个人因素参与多。我们似乎应该把翻译研究者对源文和译文的阅读单立为另一种类型。
5 结语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当然也是在一定的语境，而且是更为复杂的语境中发生的。翻译所处的语境和单语环境中的交际有许多相同之处，必须考虑文化、情境、参与者、目的等因素，但它面对的是两种文化中的两套语境参数，译文就是在这两套参数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过程中生成的。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提出翻译语境这一概念，以有别于单语环境中的语境研究。
参考文献
[1]李茨婷.国际汉语教师跨文化教学能力研究述评[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7，33（5）：103-112.
[2]李运兴.翻译语境描写论纲[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版.
[3]吕和发.Chinglish之火可以燎原？——谈“新常态”语境下的公示语翻译研究[J].上海翻译，2017（4）：80-87.
[4]武晋原.全媒体语境下我国跨文化传播策略解析[J].传媒，2017（16）：90-92.
[5]曾传生，李双梅.基于跨文化语境下我国对外宣传翻译研究——评《对外宣传翻译理论与实践》[J].新闻爱好者，2017（4）.
[6]张晓莉.跨文化语境下的商务英语翻译研究[M].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7年第1版.
[7]张奕雯，许群航.对外汉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语境下的语用失误研究——评跨文化商务交际（第2版）[J].高教探索，2017（7）.
作者简介
乔琼（1979-），武汉人，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翻译，跨文化研究。
王旸（1979-），武汉人，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传播。
（作者单位：武汉科技大学）
关键词：全球背景；教与学；翻译；跨文化语境研究
1、翻译理论与实践新解
翻译作为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可分出三个范畴：翻译实践、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翻译实践的工作基础是双语和双文化能力、百科知识和语际转换技能，工作方式是源文诱发的译文写作，服务对象是译文读者，目的是促成和实现语际交流。翻译教学的工作基础是翻译实践能力加上教学能力，工作方式是包括讲解、示范和批改学生练习在内的教学活动，服务对象是委托人、学生或学员，目的是培养能独立完成跨文化、语言交际的翻译人才。翻译研究的工作基础是有关语言、文学、文化和社会的理论知识以及对翻译活动进行观察和分析的能力，工作方式是对翻译实践的各个方面进行理论分析、描写和阐释，服务对象是翻译领域或相关领域的研究者、理论爱好者和部分实践者，目的是加深人类对语际交流的认识，揭示跨文化、语言交际的规律和实质。与这三个范畴相应的人员即译者、教师和研究者三种角色。这三类角色应当也必须相互沟通。研究者研究的是实践者的具体工作过程和成果，教师讲授的内容也同样基于他人或自己的实践，没有翻译实践，翻译研究无从谈起，教学也会沦为空谈。
Hatim（2001）在谈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说：“翻译研究力推这样的主张：研究不仅是针对或关于翻译实践者的，还是实践者可以做的。”他呼吁打破实践与理论的绝对边界，提倡所谓自省考辨（self-reflective enquiry），即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这对当前我国翻译研究的现状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但也应该预见到，随着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随着有关文章著述的大量涌现，随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拓展，分工势必会越来越明确。有专攻理论者，也有专事实践者。研究人员会无暇从事实践，实践人员也无意去读那么多文章和著述。“实践和理论是不能互相取代的”，“实践家不是理所当然的理论家，理论家也未必就是理所当然的实践家，实践家可以成为理论家，但前提是他必须花费与他的实践几乎相同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理论。反之亦然”（王东风，2002）。理论研究人员不应将实践人员贬为“翻译匠”，工匠干活其实自有其原则和方略，塑得一篇篇独具匠心的好译文，是很了不起的。实践人员也无须将理论斥为空谈，他们其实是以你为研究对象的，他们发现的东西可能对你有用，你也可以用自己丰富的实践为他们提供材料，对他们的看法进行批评。应该提倡理论研究者从事些翻译实践，也应提倡实践者拨冗读一点、写一点研究文章，在翻译研究发展的目前阶段尤其应这样做。但这两类人毕竟是在两个范畴内从事着不同性质的活动的。
研究者和实践者是可以沟通的，但他们是两种角色，研究层面和实践层面也是两个不同的范畴。Toury（1995）在谈论翻译研究和實践的关系时这样说：“翻译实践当然是翻译研究各个分支的目标层次，但却不是诸分支的‘实际应用’。这正如说话……并非语言学的实际应用样：但语言教学或言语矫治倒是语言学的具体应用。”
2、翻译研究中的跨学科移植
被移植的理论在翻译研究这个受体学科的新环境中能否存活并发展是翻译学科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被移植的理论至少要经历下述两种适应、演变和确立的过程。首先，要经受更多的翻译语料的验证，要经受不同翻译研究人员从各种不同视角的审视；其次，要经历与其他植入理论——尤其是从不同供体学科移植来的理论——的互动、合作和体系化的过程。翻译研究的发展表明，与翻译活动密切相关的学科很多，其中不乏有移植价值的理论和概念。这些理论植入翻译研究领域后绝不能各自为政，互不相干，而必须经历一个相互影响、融合，逐步形成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理论体系的过程，供体理论的身份渐渐淡化，翻译学科的内在体系渐渐显露成型。
然而，翻译研究与供体学科的亲缘关系是会长期存在下去的。如何处理好这种亲缘关系对翻译学科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供体学科的任何新发展动向都可能对翻译研究产生新的影响，提供新的营养。而翻译学科选定某个理论进行移植，实际上也就是对供体学科的某一理论模式或概念的一次实际应用和验证，也会对供体学科提出某些新问题对其发展有所促进，并产生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翻译研究者移植了某个学科的理论，而这个学科的研究人员也对翻译领域的某些问题产生了兴趣，想用自己的理论探索一下。前者是跨学科移植行为，而后者则是对现有理论的应用。应允许这两种研究模式同时存在，并鼓励和提倡它们相互交流、交锋。这将对供体学科和受体学科产生双赢的促进作用。
翻译研究中的跨学科移植活动，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为描写和解释同一类翻译问题而引进来自不同供体理论体系的一个以上的模式或概念的植入重叠现象。比如，语用学中的预设（presupposition）、文化研究中的文化缺省（cultural default）、功能语法中的文化语境（cultural context）均可用以描写特定源语文化成分的翻译问题。
3、翻译研究的学科间性
自从Toury（1995）将Holmes（1988）对翻译研究领域的整体设想化为一张图解以来，它一直是现代翻译研究这门新兴学科的最重要的蓝图，尽管有的学者提出过这样或那样的批评和补充。比如Pym（1998）就认为这张图没给翻译史研究留下一席之地。随着这门学科的蓬勃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诸多研究范式的出现，学术界对这张图的描写和涵盖力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也出现了对翻译研究领域分裂趋势（fragmentation）的担忧。一个新的认识是：应采取学科间性（interdisciplinary）的视角来审视翻译研究作为一个自立学科的发展和其涵盖范畴（Duarte，2006）。McCarty（1999）在一篇文章中讨论了人文资讯学（humanities computing）的学科地位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虽然Mccarty所论针对的是人文资讯学的学科地位问题，但他对学科间性的认识无疑具有普遍意义。翻译研究也是一门新兴学科，目前也处于十分相似的境地，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翻译研究确实一直游走于众多传统学科之间，学科间性是它格外突出的本质属性。我们也看到，翻译研究和相关学科的关系是动态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和语言学有关分支发生学科间性关系，而90年代以来则有众多的诸如文化研究、哲学、社会学等领域和翻译研究发生了影响深远的间性互动。从研究人员个体的角度看，不同学者也会选择向不同的学科寻求理论支持。
其次，游走于相关学科间的翻译学者们必须明确自己的准确身份。我们是间性学科研究者（interdisciplinarian），而不是单学科研究者（disciplinarian），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便失去了学科身份，或隶属于其他某个学科，比如变成了比较文学学者或后殖民主义学者。
最后，学科间性顾名思义就是双向的。翻译学者既索取也给予，我们也要承担向相关学科“兜售”我们的研究成果和对他们提出批评的任务。这样翻译研究才能在学科间性互动中真正获益，并对其他学科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4 语境与语境视野
4.1翻译语境的前理论概念
在“语境”（context）作为一个语言学术语引进翻译研究中并给予系统的理论意义以前，类似的朴素概念早就以“上下文”的提法存在于译论和翻译教科书中了，而且有关阐述已具有相当的深度。翻译家们常常在讨论词语翻译时使用这一概念。范存忠（1978）说“理解一句话或一个词，必须通过上下文，不能断章取义。这种上下文关系，英语叫做‘verbal context’。语言学者把这种关系扩而充之，指出除上下文关系外，还有时间关系、地点关系、文化背景（time context，place context，cultural background），等等”。朱光潜（1980）在谈到一词多义的时候也十分强调上下文的作用，而且还进一步说：“单靠语篇的上下文还不够，有时还要理解作者的思想体系和用词习惯。”这些观点其实是很接近现在所说的包括情境、文化和上下文在内的语境概念的。焦菊隐则早在1951年便以“符号联立”的概念讨论过上下文对词汇意义的框定作用，他指出一个词“只是一个静止的、孤立的、不发展的、抽象的符号。它必须和别的符号联系在一起，才被别的符号相乘相因相消长而建立起意义来…它和不同的符号联立起来，又可能消灭了自己，发展出另外符号的意义，也可能消灭别的符号，强调它自己的意义，更可能连自己带别的符号的意义一起消灭而成为另一个新的意义”（焦菊隐，1951）。所以语境这一概念并不是前所未有的全新而陌生的东西，它的雏形恐怕在更早的时候就已存在于翻译工作者的下意识中。现代翻译研究的目标是要发展它，将其系统化，构建出一个有明确理论框架的描写范式。
4.2翻译研究中的语境观
Nida（1999）在一篇题为 The Role of Context in Translating的文章中结合翻译实践阐发了这种翻译语境概念。除了语言学中常常谈到的上下文、文化、情境等因素，还对更为广泛的语境因素进行了阐述。既涉及了所谓横组合语境（syntagmatic context）和纵聚合语境（paradigmatic context）这样的语篇语境层面，但他的讨论并未形成明确的语境体系。Nida（2001）后来还讨论过翻译中制约词汇意义的各种语境因素，大部分是语篇语境因素，也提及个别的情境和文化因素。翻译语境这一概念不是简单的语言学概念，它必须彰显与翻译活动密切相关的一切重要因素，在引进语言学、语用学和文体学中的语境概念的时候，必须针对跨文化、语言交际的特点加以必要的变通和延伸，各理论概念间也要进行适当的整合，形成一个自立的翻译语境体系，以期对纷繁、微妙的翻译现象产生更大的描写力和解释力。
4.3译者的语境视野
译者语境视野是在交际过程中生成的，而非事先给定。语境是个动态的过程，是译者以自己的语境视角对翻译语境中另外两个主体的语境视野及其心理世界进行认同或推知的过程，是译者在企图沟通源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交际渠道的努力中对相关语境因素的认识过程。这一认识过程充满着探察和選择，因为对某一项翻译任务而言，并非所有语境因素都同等重要，须视与翻译目的的关联性大小而加以选择。
译者的大脑既是源语语境诸参数的聚焦点，也是译语语境诸参数的聚焦点；译者的翻译决策和选择是这两个视野面互动的结果。从所处理的语境参数的数量和语境因素复杂性来看，译者为交际活动所付出的努力要大于作者。
4.4翻译研究者的语境视野
翻译研究者的语境视野是对译者视野（也应包括作者和译文读者视野）的移情。研究者视野和译者视野不会重合，和译文读者的视野也不会重合，这就决定了翻译研究话语也永远不可能是“客观”的，它只能是主体间沟通（intersubjective communication）或主体间协议（intersubjective agreement）。整个翻译事件本来就没有一个等我们去发现的“客观”存在，它只存在于研究者的语境视野中。翻译研究话语是研究者以自我心理世界为基准对其他交际主体的语境视野努力进行理解和解释、评价的产物。如Hermans（1999）所言，“我们并不能‘按其原来的面貌’重新构建规则或规范或常规。事实是，我们自己构建了它们。在翻译研究中，正像在其他研究中一样，‘事实’不是给定的，而是构建的。”语言学派研究者的思维往往发端于作为译语语篇世界一员的译文和作为源语语篇世界一员的源文的对比，从而引发对译文、源文与各自语篇世界关系，以及与各自外部世界关系的观察和思考。翻译研究话语所遵循的基本就是这样一种归因式的推论模式。译者的语境视野是前瞻性的（prospective），而翻译研究者的语境视野是回顾性的（retrospective），研究者则可被看作独立的研究主体，或更确切地说是某个特定理论框架的机构性延（institutionalized extension of a specifictheoretical framework）（Koster，2003）。
人们常说翻译研究者是特殊的读者。按Rosenblatt（1988）的说法，阅读有两类：信息阅读和审美阅读。信息阅读过程中读者个人因素（个人经历、思想意识、审美情趣等）参与少，而审美阅读过程中读者个人因素参与多。我们似乎应该把翻译研究者对源文和译文的阅读单立为另一种类型。
5 结语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当然也是在一定的语境，而且是更为复杂的语境中发生的。翻译所处的语境和单语环境中的交际有许多相同之处，必须考虑文化、情境、参与者、目的等因素，但它面对的是两种文化中的两套语境参数，译文就是在这两套参数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过程中生成的。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提出翻译语境这一概念，以有别于单语环境中的语境研究。
参考文献
[1]李茨婷.国际汉语教师跨文化教学能力研究述评[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7，33（5）：103-112.
[2]李运兴.翻译语境描写论纲[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版.
[3]吕和发.Chinglish之火可以燎原？——谈“新常态”语境下的公示语翻译研究[J].上海翻译，2017（4）：80-87.
[4]武晋原.全媒体语境下我国跨文化传播策略解析[J].传媒，2017（16）：90-92.
[5]曾传生，李双梅.基于跨文化语境下我国对外宣传翻译研究——评《对外宣传翻译理论与实践》[J].新闻爱好者，2017（4）.
[6]张晓莉.跨文化语境下的商务英语翻译研究[M].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7年第1版.
[7]张奕雯，许群航.对外汉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语境下的语用失误研究——评跨文化商务交际（第2版）[J].高教探索，2017（7）.
作者简介
乔琼（1979-），武汉人，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翻译，跨文化研究。
王旸（1979-），武汉人，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传播。
（作者单位：武汉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