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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知识日新月异的今天，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要解决这些问题单靠一门学科很难做到。许多重大的科研成就，如DNA结构的发现、人类基因序列、载人太空飞船等都属于跨学科研究的结果。200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在年度报告《促进跨学科研究》中指出：“跨学科研究是人类进行的最有效、最令人鼓舞的尝试之一，它提供了一种能够产生新知识的对话和联系方式”。[1]
20世纪初期，跨学科运动在美国主要表现为跨学科教育，如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高校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二战后，由于联邦政府拨款模式的转变、大学职能的发展以及市场化等因素的影响，跨学科研究组织作为大学对社会需求的一种回应在大学内得到大力发展，其中建立跨学科研究组织是比较普遍的形式，在一些美国大学中甚至形成了系统化的跨学科组织体系——组织化的研究部门[2]。然而，大学传统的“学科—学系”结构、学术评价制度、学科文化等对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却有一定的阻碍。针对发展跨学科研究中的若干障碍，美国的一些研究型大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消除跨学科研究发展中的不利因素，推动跨学科科研的发展与科技创新水平。
一、跨学科研究发展的障碍
虽然跨学科研究在发展前沿交叉学科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大学内部的跨学科研究组织仍然面临着一些体制性障碍，如学科壁垒、学术评价制度、学科专业设置等。
1. 组织困境
大学实行科层组织结构，学科建设主要围绕本学科的逻辑结构进行，学校的人才培养、人事安排、经费资助等都与学科相对应，这就导致了学科之间的隔离与分化。学科建设是大学谋求发展的重要载体：一方面，大学按照学科或专业的人才标准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人才；另一方面，大学又按照学科或专业的人才标准招聘人才。这对跨学科人才的培养势必产生消极的影响，并增加了跨学科人才取得职业成就的困难，使得跨学科成为“单学科体制下的流浪儿”[3]，没有相应的组织部门对跨学科的发展负责。
2. 经费缺失
除了大学内部的单一学科组织结构，政府资助部门所采用的单一学科资助体制也对跨学科研究带来了不小的阻力。大学的科研经费通常是按院系行政单位进行使用和管理，每个课题项目和每笔科研经费的负责人都必须明确其院系归属。这使得跨学科研究在课题申报、成果鉴定、教师职称评定等方面仍处于边缘化的不利地位。
3. 学术认可与晋升中的困难
学术研究强调系统性以及建立在同行评议基础上的认可。克拉克曾指出，大学教授对学科专业的忠诚度较高，因为大学教授得到其所在学科的同行认可远比他的大学教师职位重要得多。因此，从事跨学科研究的学者通常会发现在寻求稳固的经费支持，发表、出版科研论文并得到学科同行的认同等方面存在困难，从而使跨学科研究的学者在评价、晋升和获得终身教职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二、促进跨学科研究发展的措施
在认识到跨学科研究存在的组织障碍和微观运行的困境后，美国研究型大学在促进跨学科研究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
1. 建立跨学科研究组织
为了克服跨学科研究的组织阻力，一些美国研究型大学设立了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如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实验室、伊利诺依大学的贝克曼研究所都是典型的跨学科研究组织。近二、三十年来，由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资助以及医学院校的特殊管理模式，生命科学领域出现越来越多的跨学科研究项目，可以说生物医学研究是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典型案例。在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发展中，以支持大学基础研究为主要使命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大力推进跨学科组织的发展，美国联邦政府的科研资助机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4］
2. 实行新的组织策略
虽然通过成立跨学科研究组织能为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提供跨学科合作的组织平台，但如何保障跨学科研究机构的正常运转？如何协调、监管跨学科研究组织以便其合理利用学校的资源？如何保证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工作人员得到合理的评价并获得公平的晋升机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研究型大学实施了新的资助和管理模式，但这些改革大部分只涉及到资源的配置问题，学系仍控制着教师的评聘权。不过，在有些跨学科机构中已经实施了新的教员招聘与评价模式，而且这些新模式呈现出不断发展的乐观前景。
（1）科研资助
在针对跨学科研究活动的资助方面，大学通常采取的做法是向跨学科研究机构提供竞争性的项目资助，使跨学科研究机构实现自我的可持续发展。如乔治·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学校以“种子基金计划”或对跨学科研究的针对性投资等形式鼓励开展跨学科研究。俄亥俄州立大学则把其资助计划称为“大型跨学科资助发展项目”。虽然各大学的具体做法各不相同，但总体思路是：大学把资源集中起来并通过竞争重新分配这些资源，从而推动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发展。
此外，联邦资助机构的拨款以及数量不菲的研究经费也是促使大学实施“种子基金计划”和针对跨学科投资的重要外部诱因。联邦资助机构是跨学科研究机构重要的经费来源渠道，而且跨学科研究机构往往把得到联邦资助机构的拨款看作是一种荣誉。
（2）监管协调机制
随着科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对科研资助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即使在科研经费相对充裕的院校，同样需要合理地调配资源，提高研究设施与研究经费的使用效率。有些大学成立了全校性研究所，用于监督、协调大学的资源分配，对跨学科研究机构的设施设备、多学科合作实验室等核心设施以及教师招聘进行监管，以促进校园资源的合理化利用，提高院校的科研能力。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以往对跨学科研究的资助是由各单位独立编制预算，各单位都希望获得尽可能多的科研经费，这就必然会导致对科研经费的恶性竞争和重复投资。20世纪90年代中期，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行政部门要求各学术单位采取强制性措施降低成本，用节省下来的资金成立一个基金，推进跨学科合作。到21世纪初，该大学在材料学研究、环境、社会科学以及生命科学领域成立了四个全校性的研究机构。在这种新的模式下，来自外部的科研资助都由大学统一管理，以避免跨学科机构之间、学院和学系之间的恶性竞争，使资源（如研究设施）尽可能得到合理的利用。
在斯坦福大学，类似的跨学科研究机构也在卫生科学、环境研究和国际研究领域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并成为斯坦福大学跨学科研究的典型代表。虽然这些研究机构也能得到联邦政府的资助，但其主要的经费来源是斯坦福大学的自筹经费。
（3）改革教师聘任与评价模式
杜克大学和美国南加州大学已对现有的教师评价、晋升政策进行了改革，要求学院和学系在教师的评价、晋升以及终身教职的评选过程中要考虑跨学科研究者的特点，以维护跨学科研究者的利益。杜克大学要求各个学术单位的终身教职审查委员会中要有来自其他学院和学系的专家学者，甚至可以由外院系的专家担任联席主席，以更准确地评价跨学科研究者的学术成就。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在20世纪90年代末实施了“集群招聘计划”，以应对因联邦预算削减而导致的师资严重流失的问题。“集群”是指一种虚拟的跨学科学者团体，它不隶属于任何组织机构，也没有特定的研究实体。研究者经跨学科遴选委员会招聘进某一研究“集群”之后，根据其研究专长与兴趣确定一个适当的部门作为他的“学术家园”。“集群”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开展活动，通过定期举行会议，促使不同学院的教师群体之间就某一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开展跨学科合作研究。威斯康星大学的“集群”经费主要来源于联邦拨款和私人捐助，由学校教务长办公室提供资金并统一管理，但学者归属于不同的学系。
20世纪初期，跨学科运动在美国主要表现为跨学科教育，如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高校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二战后，由于联邦政府拨款模式的转变、大学职能的发展以及市场化等因素的影响，跨学科研究组织作为大学对社会需求的一种回应在大学内得到大力发展，其中建立跨学科研究组织是比较普遍的形式，在一些美国大学中甚至形成了系统化的跨学科组织体系——组织化的研究部门[2]。然而，大学传统的“学科—学系”结构、学术评价制度、学科文化等对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却有一定的阻碍。针对发展跨学科研究中的若干障碍，美国的一些研究型大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消除跨学科研究发展中的不利因素，推动跨学科科研的发展与科技创新水平。
一、跨学科研究发展的障碍
虽然跨学科研究在发展前沿交叉学科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大学内部的跨学科研究组织仍然面临着一些体制性障碍，如学科壁垒、学术评价制度、学科专业设置等。
1. 组织困境
大学实行科层组织结构，学科建设主要围绕本学科的逻辑结构进行，学校的人才培养、人事安排、经费资助等都与学科相对应，这就导致了学科之间的隔离与分化。学科建设是大学谋求发展的重要载体：一方面，大学按照学科或专业的人才标准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人才；另一方面，大学又按照学科或专业的人才标准招聘人才。这对跨学科人才的培养势必产生消极的影响，并增加了跨学科人才取得职业成就的困难，使得跨学科成为“单学科体制下的流浪儿”[3]，没有相应的组织部门对跨学科的发展负责。
2. 经费缺失
除了大学内部的单一学科组织结构，政府资助部门所采用的单一学科资助体制也对跨学科研究带来了不小的阻力。大学的科研经费通常是按院系行政单位进行使用和管理，每个课题项目和每笔科研经费的负责人都必须明确其院系归属。这使得跨学科研究在课题申报、成果鉴定、教师职称评定等方面仍处于边缘化的不利地位。
3. 学术认可与晋升中的困难
学术研究强调系统性以及建立在同行评议基础上的认可。克拉克曾指出，大学教授对学科专业的忠诚度较高，因为大学教授得到其所在学科的同行认可远比他的大学教师职位重要得多。因此，从事跨学科研究的学者通常会发现在寻求稳固的经费支持，发表、出版科研论文并得到学科同行的认同等方面存在困难，从而使跨学科研究的学者在评价、晋升和获得终身教职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二、促进跨学科研究发展的措施
在认识到跨学科研究存在的组织障碍和微观运行的困境后，美国研究型大学在促进跨学科研究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
1. 建立跨学科研究组织
为了克服跨学科研究的组织阻力，一些美国研究型大学设立了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如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实验室、伊利诺依大学的贝克曼研究所都是典型的跨学科研究组织。近二、三十年来，由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资助以及医学院校的特殊管理模式，生命科学领域出现越来越多的跨学科研究项目，可以说生物医学研究是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典型案例。在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发展中，以支持大学基础研究为主要使命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大力推进跨学科组织的发展，美国联邦政府的科研资助机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4］
2. 实行新的组织策略
虽然通过成立跨学科研究组织能为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提供跨学科合作的组织平台，但如何保障跨学科研究机构的正常运转？如何协调、监管跨学科研究组织以便其合理利用学校的资源？如何保证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工作人员得到合理的评价并获得公平的晋升机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研究型大学实施了新的资助和管理模式，但这些改革大部分只涉及到资源的配置问题，学系仍控制着教师的评聘权。不过，在有些跨学科机构中已经实施了新的教员招聘与评价模式，而且这些新模式呈现出不断发展的乐观前景。
（1）科研资助
在针对跨学科研究活动的资助方面，大学通常采取的做法是向跨学科研究机构提供竞争性的项目资助，使跨学科研究机构实现自我的可持续发展。如乔治·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学校以“种子基金计划”或对跨学科研究的针对性投资等形式鼓励开展跨学科研究。俄亥俄州立大学则把其资助计划称为“大型跨学科资助发展项目”。虽然各大学的具体做法各不相同，但总体思路是：大学把资源集中起来并通过竞争重新分配这些资源，从而推动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发展。
此外，联邦资助机构的拨款以及数量不菲的研究经费也是促使大学实施“种子基金计划”和针对跨学科投资的重要外部诱因。联邦资助机构是跨学科研究机构重要的经费来源渠道，而且跨学科研究机构往往把得到联邦资助机构的拨款看作是一种荣誉。
（2）监管协调机制
随着科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对科研资助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即使在科研经费相对充裕的院校，同样需要合理地调配资源，提高研究设施与研究经费的使用效率。有些大学成立了全校性研究所，用于监督、协调大学的资源分配，对跨学科研究机构的设施设备、多学科合作实验室等核心设施以及教师招聘进行监管，以促进校园资源的合理化利用，提高院校的科研能力。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以往对跨学科研究的资助是由各单位独立编制预算，各单位都希望获得尽可能多的科研经费，这就必然会导致对科研经费的恶性竞争和重复投资。20世纪90年代中期，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行政部门要求各学术单位采取强制性措施降低成本，用节省下来的资金成立一个基金，推进跨学科合作。到21世纪初，该大学在材料学研究、环境、社会科学以及生命科学领域成立了四个全校性的研究机构。在这种新的模式下，来自外部的科研资助都由大学统一管理，以避免跨学科机构之间、学院和学系之间的恶性竞争，使资源（如研究设施）尽可能得到合理的利用。
在斯坦福大学，类似的跨学科研究机构也在卫生科学、环境研究和国际研究领域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并成为斯坦福大学跨学科研究的典型代表。虽然这些研究机构也能得到联邦政府的资助，但其主要的经费来源是斯坦福大学的自筹经费。
（3）改革教师聘任与评价模式
杜克大学和美国南加州大学已对现有的教师评价、晋升政策进行了改革，要求学院和学系在教师的评价、晋升以及终身教职的评选过程中要考虑跨学科研究者的特点，以维护跨学科研究者的利益。杜克大学要求各个学术单位的终身教职审查委员会中要有来自其他学院和学系的专家学者，甚至可以由外院系的专家担任联席主席，以更准确地评价跨学科研究者的学术成就。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在20世纪90年代末实施了“集群招聘计划”，以应对因联邦预算削减而导致的师资严重流失的问题。“集群”是指一种虚拟的跨学科学者团体，它不隶属于任何组织机构，也没有特定的研究实体。研究者经跨学科遴选委员会招聘进某一研究“集群”之后，根据其研究专长与兴趣确定一个适当的部门作为他的“学术家园”。“集群”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开展活动，通过定期举行会议，促使不同学院的教师群体之间就某一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开展跨学科合作研究。威斯康星大学的“集群”经费主要来源于联邦拨款和私人捐助，由学校教务长办公室提供资金并统一管理，但学者归属于不同的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