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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三国志》问世后虽广受好评,但有两处问题一直备受后人争议,其一是对诸葛亮的评价问题,其二是三国正统问题。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对这两个问题做出了富有个性的处理,与同时期的理学诸儒相比,有同又有异。这应当与司马光的史学家身份和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学术环境有关。无论是司马光还是《资治通鉴》,尚可以将其置于两宋理学发展演变的学术大背景下继续加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