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哈马贝斯的协商民主思想对于政治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被众多的学者追捧，但是哈马贝斯民主思想引入我国，必须与我国的现实状况相结合。本文介绍了哈马贝斯的民主思想，并结合我国的状况，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
【关键词】哈马贝斯；民主思想；协商民主制度
哈贝马斯作为使协商民主在当代复兴的最重要思想家，他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下破除了传统理性的意识哲学前提，重建统一的、交往范式的理性，继而把依靠交往理性构建的交往行为理论应用到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去分析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提出了新的民主范式。自从上个世纪90年来，哈贝马斯好像突然闯进了我国知识分子视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联系和交集，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商谈法治国等理论内容与这一巨大社会转型暗涵某种契合。但是在引进和吸收利用哈贝马斯针对其所生活的西方社会实现现代化这“一项尚未完成的事业”而在政治层面作出的民主法治制度安排同时，必须时刻清醒认识到哈贝马斯的理论对象与我国所处的现代化进程、我国现实的现代化事业的差异性，必须将其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特殊性情况具体结合起来。
一、哈马贝斯的民主思想
哈贝马斯以“商谈”和“共识”为核心概念的协商民主思想，涉及应对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目的动机、实施对话和协商的可行性条件、构建寻求统一与合理结论的论证程序、克服主体自我中心主义的主体间性以及协商民主的必要性等众多内容。依照他的见解，作为商谈政治的协商民主思想可以促进公民之间、各民族之间规范、有效交往，甚至可以实现欧洲知识分子尤其是德国人自康德以来就根深蒂固的大同世界、欧洲一体化的理想。所以他认为其协商民主思想的提出不是强心针，而是现代化的一剂良药，这一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方案可以治愈福柯为代表的思想家对事关人类福祉的现代化进程的后现代批判，避免人类在现代化问题上走向迷途。比如他进一步提出的双轨制协商民主理论，“商议性政治是在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的不同层次上沿着两个轨道进行的——一个是具有宪法建制形式的，一个是不具有正是形式的。”
二、哈马贝斯的民主思想在我国的现实应用
（一）不盲从哈马贝斯的民主思想
反观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现实情况成就了一个悖论，即我们在苦苦追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正是哈贝马斯所批判的，这就如同早年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工业起步步履维艰，马恩关于批判工业化的思想却被我们引进、接受和中国化。我国社会转型带有明显的两面性特征，我们既要坚定不移的走现代化道路，更要避免在现代化道路上迷失方向。因此，我们应根据我国政治发展实际、注重挖掘协商民主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基础、重视程序价值、发挥集体主义优于个人主义的传统优势，而不是盲从的学习和照搬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思想。
哈马贝斯希望通过强公共领域与弱公共领域的良性互动，即不具国家正式建制的社会组织、个人等通过社会公共舆论在外围对具有宪法建制形式的管理决策机构进行政治输入，而我国现阶段一方面哈贝马斯所强调的社会公共领域还未形成，但另一方面我国的人民团体、社会团体等和基层自治组织比如居委会、村委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愈加凸显，开发它们的独特协商民主价值显然更符合我国实际。所以，我们不可能照搬哈贝马斯关于协商民主理论，甚至是西方政治发展模式，因为西方社会已经步入以后工业、后现代、后形而上学等为标签的时代，理性精神、公民文化、社会治理、社会分工等与我们相比已经发展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它们也有自身的问题，哈贝马斯立足欧洲的现代性诊断、公共领域分析就是希望通过交往理性、话语伦理构建商谈的政治来解决西方仍存在的困境。我们必须根据转型时期现实社会发展具体情况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政治发展道路。
（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一方面需要全力保障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运行，这主要表现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以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同时，面对转型时期凸显的新情况、新问题，公民参与意识增强、突发事件治理等使中共面临执政合法性的挑战，需要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作为对代议制（在中国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补充，协商民主实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扩充，有利于健全民主制度，有效实现公民参与，巩固中共执政合法性基础。
协商民主在我国的多层次发展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协商民主理论可以结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实践经验，发展成为具有独特实践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曹卫东认为中国虽然经历着现代化的冲击，但是相对于西方它还是完整保有了自身文化传统的总体框架结构，西方思想家会有意绕开这一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可以高度自信的引入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作为人民民主重要实现形式，相信借助中国传统的文化、体制、制度和组织等资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可以规范化、制度化为中国社会重要的政治吸纳机制和政治稳定机制，通过及时有效吸纳社会主义国家既有的和新生的多元化社会力量，保证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基本畅通，社会政治稳定顺理成章，我们可以高度自信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全社会范围内创新发展。
三、结论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备受期待和瞩目的三中全会又进一步要求“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显而易见，协商民主正成为我国人民民主形式的重要补充，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必然对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现代化事业提供重要理论和制度支撑。
参考文献：
[1]刘振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协商的理论和实践[D].武汉大学2010
[2]王志.分析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研究[D].南开大学2014
【关键词】哈马贝斯；民主思想；协商民主制度
哈贝马斯作为使协商民主在当代复兴的最重要思想家，他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下破除了传统理性的意识哲学前提，重建统一的、交往范式的理性，继而把依靠交往理性构建的交往行为理论应用到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去分析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提出了新的民主范式。自从上个世纪90年来，哈贝马斯好像突然闯进了我国知识分子视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联系和交集，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商谈法治国等理论内容与这一巨大社会转型暗涵某种契合。但是在引进和吸收利用哈贝马斯针对其所生活的西方社会实现现代化这“一项尚未完成的事业”而在政治层面作出的民主法治制度安排同时，必须时刻清醒认识到哈贝马斯的理论对象与我国所处的现代化进程、我国现实的现代化事业的差异性，必须将其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特殊性情况具体结合起来。
一、哈马贝斯的民主思想
哈贝马斯以“商谈”和“共识”为核心概念的协商民主思想，涉及应对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目的动机、实施对话和协商的可行性条件、构建寻求统一与合理结论的论证程序、克服主体自我中心主义的主体间性以及协商民主的必要性等众多内容。依照他的见解，作为商谈政治的协商民主思想可以促进公民之间、各民族之间规范、有效交往，甚至可以实现欧洲知识分子尤其是德国人自康德以来就根深蒂固的大同世界、欧洲一体化的理想。所以他认为其协商民主思想的提出不是强心针，而是现代化的一剂良药，这一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方案可以治愈福柯为代表的思想家对事关人类福祉的现代化进程的后现代批判，避免人类在现代化问题上走向迷途。比如他进一步提出的双轨制协商民主理论，“商议性政治是在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的不同层次上沿着两个轨道进行的——一个是具有宪法建制形式的，一个是不具有正是形式的。”
二、哈马贝斯的民主思想在我国的现实应用
（一）不盲从哈马贝斯的民主思想
反观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现实情况成就了一个悖论，即我们在苦苦追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正是哈贝马斯所批判的，这就如同早年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工业起步步履维艰，马恩关于批判工业化的思想却被我们引进、接受和中国化。我国社会转型带有明显的两面性特征，我们既要坚定不移的走现代化道路，更要避免在现代化道路上迷失方向。因此，我们应根据我国政治发展实际、注重挖掘协商民主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基础、重视程序价值、发挥集体主义优于个人主义的传统优势，而不是盲从的学习和照搬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思想。
哈马贝斯希望通过强公共领域与弱公共领域的良性互动，即不具国家正式建制的社会组织、个人等通过社会公共舆论在外围对具有宪法建制形式的管理决策机构进行政治输入，而我国现阶段一方面哈贝马斯所强调的社会公共领域还未形成，但另一方面我国的人民团体、社会团体等和基层自治组织比如居委会、村委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愈加凸显，开发它们的独特协商民主价值显然更符合我国实际。所以，我们不可能照搬哈贝马斯关于协商民主理论，甚至是西方政治发展模式，因为西方社会已经步入以后工业、后现代、后形而上学等为标签的时代，理性精神、公民文化、社会治理、社会分工等与我们相比已经发展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它们也有自身的问题，哈贝马斯立足欧洲的现代性诊断、公共领域分析就是希望通过交往理性、话语伦理构建商谈的政治来解决西方仍存在的困境。我们必须根据转型时期现实社会发展具体情况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政治发展道路。
（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一方面需要全力保障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运行，这主要表现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以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同时，面对转型时期凸显的新情况、新问题，公民参与意识增强、突发事件治理等使中共面临执政合法性的挑战，需要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作为对代议制（在中国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补充，协商民主实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扩充，有利于健全民主制度，有效实现公民参与，巩固中共执政合法性基础。
协商民主在我国的多层次发展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协商民主理论可以结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实践经验，发展成为具有独特实践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曹卫东认为中国虽然经历着现代化的冲击，但是相对于西方它还是完整保有了自身文化传统的总体框架结构，西方思想家会有意绕开这一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可以高度自信的引入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作为人民民主重要实现形式，相信借助中国传统的文化、体制、制度和组织等资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可以规范化、制度化为中国社会重要的政治吸纳机制和政治稳定机制，通过及时有效吸纳社会主义国家既有的和新生的多元化社会力量，保证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基本畅通，社会政治稳定顺理成章，我们可以高度自信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全社会范围内创新发展。
三、结论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备受期待和瞩目的三中全会又进一步要求“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显而易见，协商民主正成为我国人民民主形式的重要补充，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必然对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现代化事业提供重要理论和制度支撑。
参考文献：
[1]刘振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协商的理论和实践[D].武汉大学2010
[2]王志.分析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研究[D].南开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