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1月27日在位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家中去世,享年91岁。他是出生在美国的犹太人,1942年参加二战,曾经前往欧洲战场专事反间谍,经历传奇惊险。1946年塞林格退役,回到美国潜心写作。1951年出版《麦田里的守望者》,在青少年读者中反响强烈。书中主人公成为美国二战后“垮掉的一代”的象征。问世之初,美国学校曾将其列为禁书。后来,《麦田里的守望者》成为美国学校必读书。1951年成名之后,塞林格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乡下的一座山顶上建造了一座小屋,过起隐居生活,鲜有作品问世,像一位守望者,默默看护自己心灵的麦田。
　　
　　塞林格是绝对“遁世”的作家。许多年以来,他遗世独立地活着,让无数人甚至忘记他的存在。但是,半个多世纪的岁月烟尘,却没有让他的那本《麦田里的守望者》蒙上半点暗淡。而现在塞林格的辞世,则掀起了强烈的文化波涛。最伟大的作家就应如此,活着的时候让人们记着他的作品,死后却让整个世界因他的离去感受到强大的文化空洞。
　　“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卡尔维诺这样说。每一代年轻人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都可以让自己将来在守望自己文化的年轮时,找到青春最珍贵或者最疼痛的印记。就像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懂得摘下了塞林格那部书里那个叫做霍尔顿身上“垮掉的一代”的称号,甚至将之干脆视为不服从的文化英雄。这就是经典的超越意义。
　　对文化巨人辞世的纪念,绝不是要借此去传递所谓的悲情与感伤。特别是对于塞林格,享年91岁的自然死亡,让我们除了祝福他在天堂里继续进行文化守望,还要真正懂得从这个持续影响世人的文化巨人身上,梳理出属于这个时代最为需要的文化价值。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麦田里的守望者》对中国青年的影响集中爆发。直到现在,霍尔顿不妥协、愤世嫉俗、不随波逐流,特别是对“主流文化”的反叛,以激烈而错位的道德感顽强地抵抗着成人世界,仍然是一种强烈的文化符号,成为无数人内心摇曳的烛火。原因不难理解,霍尔顿在战后美国遭遇的青春期文化压抑和价值焦虑,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暗合了中国几代年轻人文化心理。
　　诚如书评人止庵所说,美国二战后的情结,西方固有的价值观念被推翻,这与中国文革后时期类似。在20世纪以“文革”为最高潮的文化毁损与围剿之后,今天的中国公民在自由精神与独立人格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空洞与缺损,道德体系与思想信仰出现了严重的崩溃与瓦解,传统文化与知识体系也需要得到妥当的传承与重建。也就是说,今天的文化需要在守望与修复中,梳理与重建起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文化体系。
　　曾经以霍尔顿为象征的美国“垮掉的一代”,之所以可以发育成长成为引领美国政治与经济的主流人群,说到底,也就是那一代人完成了令人敬畏的集体文化价值转型;而直到现在,过去被视为中国“垮掉的一代”的80后,尽管进入了时间意义的而立,但是,必须承认他们仍然处于普遍的文化价值紊乱状态,犬儒主义依旧以强大毁损力在消解任何一种文化英雄的成长基因。就像这段时间,尽管有无数媒体在试图把离经叛道的韩寒树为一种文化价值标杆,但是韩寒们要像霍尔顿那样经历岁月路径实现普遍文化转身,恐怕需要漫久的文化博弈过程。
　　不妨就把塞林格隐居遁世视为一种文化守望者的姿态,不需要太多喧嚣与光环,文化只能在坚守中完成社会道德和伦理秩序的重构。那么,在祝福塞林格今后继续转移在天堂里进行安宁的文化守望时候,我们应该勉励自己在现实秩序下勇敢地进行文化守望与价值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