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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鱼王》是张炜近年来跨界进行儿童文学写作的一部重要作品。此书一经问世便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先后获得了包括“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在内等重要奖项。《寻找鱼王》（下文凡引自该书，均只标注页码）是一部优秀的成长小说，成功地将一个现代性的文学命题融进一则古老的东方寓言之中，为当下的成长小说书写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审美范式，并在“成长的主体”“成长小说的结构模式”以及其独有的“功能指向”等方面提供了巨大的阐释空间。
一、成长的主体———共同成长的三代人
成长本身是一件日光下的旧事，但“成长小说”却是一个颇具现代性的概念。巴赫金于《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一文中为其所厘清的特质，至今仍然启迪着我们：“这里，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1]可见成长小说的核心在于“变化”，动荡起伏的人生，流动不定的灵魂，自古以来便是作家用以吸引人们阅读的秘诀。对于变化的好奇、对于成长的期待，提供给人们改变个人命运与历史进程的动力。“这个世界会好吗？”我们永远问着，迷恋着并期待着“成长”。而当这神秘而不可言说的憧憬将读者吸引到一个具体的文本面前之时，对“故事性”的渴望会促使我们率先抛出两个直观而感性的问题：成长的主体是谁？成长的内容如何？在《寻找鱼王》中，张炜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给出了特殊的答案。
（一）一个孩子的成长：从“寻找鱼王”到“守护鱼王”
毫无疑问，《寻找鱼王》中的主人公“我”———一个大山中的小男孩，是成长的主体。尽管作家没有明确点出男孩的年纪，但通过他“初入学校”的情节，判断出这是一个10岁上下的孩子。故事中“我”的身、心皆是处于成长之中的。起初“我”只是一个对鱼儿的气味拥有敏锐嗅觉，却对捕鱼本领一无所知的孩子。在父亲的带领下，“我”认定了师傅的“鱼王”身份，跟随着他生活，学习旱地捕鱼。在一个冬天，年迈的师傅带着一生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也就是在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早已不再是那个初来小石屋时容易焦虑，时常不安的孩子了：“我一辈子都会惊奇这个冬天里的事情。我会惊讶自己，突然就没有了惧怕。我知道自己担当一切的时候终于来到了。我成为小石屋里的主心骨，第一次由我来决定所有的事……”（第157页）“我”像一个大人那样，为师傅料理了后事，并毅然决定按照师傅的指引，再次踏上“寻找鱼王”的道路。这是成长的一个关键节点，“我”迎来了一个新的引路人。她是师傅一生爱慕但又无法相守的人，在这位“新师傅”的指引下，“我”学会了水中捕鱼的本领，并且最终在水底发现了大山中真正的“鱼王”。“我”不再只是希望寻找，或者是成为鱼王，而愿意守护鱼王，守护大山的生命之源。从“寻找鱼王”到“守护鱼王”便是主人公的成长路径。他的成长经历了由迷茫无助、需要他人帮扶到自强自立、承接大山中最神圣使命等一系列过程，从身到心，他的成长都已顺利“完成”。
（二）一群长者的成长：引路人与成长者的“互导”
小說中不仅描绘了主人公的成长，还在另一个层面展示了引路人，即“我”的两位师傅与“我”父亲的成长。[2]他们尽管已人到中年，甚至是暮年，但理应完成的成长却或多或少地被延宕了。幸而在小说中，他们的成长虽然迟到，却未曾缺席。幼者的成长与长者的成长并行，一种充盈着对未可知漫漫前路的好奇与向往，一种则复苏了在沧桑旧时光中被掩盖的悸动和热情。“新生”与“重生”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文本中成长景观的多样性。首先是关于“我”师傅的成长，他是旱手鱼王的儿子，与水手鱼王的女儿自由相识并深深相爱着。在干旱的大山中，老族长更为倚重旱手鱼王。这引发了水手鱼王的怨恨，他诱使师傅并不熟水性的父亲入水，使他丧命于凶恶的“大嘴鱼”之口。上一代人的阴影笼罩了两个年轻人，浪漫爱情最终不敌于家族仇恨。师傅历经辛苦，学成了旱地捉鱼的绝技，但他却选择了离群索居，终生不再与心爱的人相见。直到这个孩子的到来，他的生活才渐渐发生了改变……“我”在师傅去世后，依照他的嘱托寻找到他思慕的人，是“我”代替师傅冲破了那笼罩在山上，甚至是他心上的蓝色雾幔，把他无法启齿的爱与恨、忧愁与思念，通过一件绣着大鱼的肚兜，讲给了那一直在等待的人。“我”了却了师傅最后的心愿，也化解了两代人的仇怨。通过对这个孩子的调教，水手鱼王的女儿不仅谅解了师傅，也终于悟到了他们应当共同承担的使命，悟到了上天赐予他们能力之时也赋予的责任。她将自己的本领教给了男孩，她说：“到了你这儿，谁都不恨了。也许你会把‘旱手’和‘水手’的本事加在一块儿……”（第171页）与此同时，“我”的出现，亦深深慰藉到了这两个老人的心灵，化解了他们暮年生活的寂寞与孤独。此外，“我”与“父亲”也在互相引导着彼此的成长：父亲将“我”送上了学技之路，是“我”成长中最初的引路人。而“我”也替代父亲完成了他少年未竟的理想：寻找并追随“鱼王”，学成大山中人人都梦想的技艺。在故事的结尾，“我”说服父母南迁，我们一家人与水手鱼王的女儿———“我”的新师傅共同临水而居，守护着那片大水的“根”。至此，父亲的成长方才完成。
二、成长的结构模式———东方文化的影响与道家哲学的渗透
作为成长的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必须要经历一系列的困苦与挫折才能化蛹为蝶，完成成长。这些生命体验中不可避免的愁苦与欢愉，在成长小说的文本中生成为一种“经典化”的结构模式，即“幼稚”“受挫”“释怀”“长大成人”。[2]36而《寻找鱼王》作为一部成长小说，在叙事结构这个向度亦有新的探索，它为我们呈现出了一种蕴含着中国传统道家哲学的成长模式。
（一）《寻找鱼王》对成长小说基本结构模式的遵循
无论作家秉持着怎样的写作风格，囿于年龄的共性和受挫的必然性，共同的结构模式必将根植于成长小说的文本中。本书亦如此，起初“我”并非完全主动地踏出家门走向成长，而是被动地经历了与家人忧伤的分离。这一时期的“我”处于“幼稚”阶段，对捕鱼甚至对做人都不甚了解。“受挫”也不止一次地出现：“我”在夜晚的小石屋中不可抑制地想家；在学技的过程中也不止一次让鱼儿溜走；甚至于对师傅的身份、对追随他学习的意义与功成的可能，“我”的心中也产生了怀疑……而在那个冬天，师傅的离去成为年幼的“我”自降生以来所遭逢的最巨大的困境，但也是让“我”彻底改变的一个节点。“挫折”触发了“释怀”。“我”第一次成了小石屋的主心骨，并在前所未有的无助与脆弱之后，悟到了“长辈人牵手走三里，自己走七里”（第151页）的意义。当“我”和父亲共同面对着诸如“怎样离开？去哪儿？回家还是往南？”（第158页）等一系列问题之时，这个年幼的孩子已然能像一个成年人一般果断地做出决定。“我其实早就打定了主意。不过这主意得到了认可，就更加无法改变了。”（第160页）“我”遵从着自己内心的指引踏上了新的路途，这是为了师傅，也是为了自己。成长中新的一个阶段便这样到来，在水手鱼王女儿的指点下，“我”对“水”对“鱼”，对明天对理想，对学技对做人都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这个孩子喊出了他的父辈和祖辈都没有悟到，或者悟到了却没有勇气说出的那句话：“我一条大鱼都不会送给老族长！”（第172页）与为了获得老族长青睐而害人性命的水手鱼王相比，他已然抵达了一个更高的境地。而在小说结尾，“我”终于目睹了真正的“鱼王”，并拥有了新的使命，那就是守护这个温柔而庞大的奇迹。生活的价值得以确定，生命的意义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坦荡姿态铺陈开来，面貌明澈如月光如大水。“长大成人”的神秘时刻就这样从容到来，“我”依旧年轻，但已不再迷茫。 （二）《寻找鱼王》对成长小说基本结构模式的突破
与此同时，《寻找鱼王》的开创性意义也体现在它对成长小说既有结构模式的突破。中国传统的道家哲学理念无比自然地渗透在故事之中，关于成长的叙述鲜明地体现着这种独特的东方气质。于某种意义而言，主人公的成长是一个从“立名”到“祛名”的过程。起初他欲念深重，心中所想无非是：“我需要许多大鱼，越多越好！我生来就是为了捉到大鱼，我要当大山里无人能比的、唯一的‘鱼王’！”（第82页）可是渐渐地，他不再追求成为“鱼王”，甚至不再追问到底什么是“鱼王”。他破除了这个“名”，在心里把“鱼王”的身份交还给了大水深处的生灵，自己则站在岸边，倾听着月光下深水中传来的震动之声。小说行将结束之时，妈妈评价水中的儿子：“这么好的水性啊，孩子成了。”（第214页）这样的结果与一家人最初的期待似乎仍有距离，表面看来他的成长是偏离了初衷的，甚至是“未完成”的。但恰恰是在这看似“未完成”的成长之中蕴含着道家“返璞”的理想。高妙的作家总能在浅语中寓托着深意：至拙则至慧，无为才有为。“我”没有成为鱼王，却变成了一个平凡的守夜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学习与遗忘是同时进行的，“成长”与“退化”似乎也并行不悖。就像师傅教导的那样：“原来这本事不光是从别人那儿取来，还要自己去找，一点点找到一些、放下一些，最后留下来的，才是有用的真本事……”（第119页）这是一种浸润着道家哲思的“成长”，所谓“成长小说的结构模式”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一种不寻常的“反方向呈现”。此外，与此种理念根基共存于文本中的是无处不在的田园牧歌格调，这也使得小说中的“成长节奏”更加和缓从容。成长并没有被简单地割裂成概念阶段，“我”的“幼稚”和“挫折”、“释怀”和“长大”有时甚至界限模糊不清，“我”时常看似已经成熟了不少，一转眼却又陷入了迷茫，而明显的转折性事件（例如师傅的离世）也不常出现。关于“我”究竟是何时放下了“成为鱼王”的执念以及怎样明确了新的生活意义，答案并不是在一个个具体事件里得出的———而是源自平淡却复杂的生活本身。“顿悟”看似是于一瞬，实际却耗时长久。作家在这种田园牧歌的氛围中，不疾不徐地安排了主人公的成长的程式，它们甚至有时前后矛盾，姿态暧昧一如成长本身。
三、成长的功能指向———个人化成长与公共化成长的并存
巴赫金将成长小说区分为五种类型，其中“教育小说”[1]227被界定为第一类，这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启蒙与教化功能之于成长文学的意义。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成长小说也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了自身功能的丰富与更新。根据学者对于自18世纪至当下的成长小说的研究，其文本具有的功能可以根据自身意义指向被区分为“公共化”“个人化”以及“私人化”[2]75-83三类。《寻找鱼王》某种意义上是一则以寓言形式讲述的故事，这导致了它所内涵的成长小说功能的双重性，即兼具个人化成长与公共化成长。
（一）以寓言形式讲述的成长：一则个人化成长的故事
所谓“成长的个人化”主要指向20世纪以来的成长小说，顾名思义，它所关注的是社会中类似于“原子”的个人，对于个体幸福与哀愁的关怀压倒了传统的宏大理想。毫无疑问，《寻找鱼王》首先是一个小男孩的故事，是他独一无二的命运。这段不平凡的人生经历被作家借由一个寓言的外壳，即“寻找鱼王”包裹起来并赋予其神秘色彩。但剥离了外在形式后，它首先是一个极具吸引力和梦幻色彩的冒险故事，是一个大胆的男孩离家远行，追求梦想的神奇故事。它具有特殊性甚至是私密性，这一点对于作为阅读主体的低年龄段读者而言尤其重要。主人公的个性在文本中发挥着重要导向作用，深刻影响并决定着成长的道路与方向。这个孩子所面向的首先是自己的内心世界而非外部空间，在师傅去世后，“我”是该同爸爸一起回家，还是继续“寻找鱼王”？在得见“鱼王”的真正模样后，“我”是该远远逃离还是继承使命守护着它？成长中的矛盾与挣扎、彷徨与无助，乃至思索与顿悟主要发生在“我”自己的心灵世界，发生在个体的内部。“个人化成长”顺理成章地成了这部小说最直观的功能指向。
（二）被成長书写升华的寓言：一个公共化成长的传说
然而，透过文本的表象，结合作家大半生的写作传统与文学姿态，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个人化成长背后的公共化寓托。张炜通过讲述一个男孩的成长经历，描绘着他理想中一种健康的人生境地，构想着我们生存状态的“成长”与“完善”。在这个层面而言，《寻找鱼王》是一个被“成长”升华了的“寓言”。成长的主题栖身于寓言的体裁中———某种意义上还是一个文化寓言。这已然决定了文本遥深的“寄托”，决定了成长的“公共化”。这种公共化的功能也正是成长小说叙事的最传统的意义所在：通过主人公的成长满足社会的需要。要理解文本中的“公共化成长”，首先要理解它蕴含的文化隐喻与原型，其中最主要的当属“鱼”和“水”。张炜一贯是爱写“鱼”的，例如《九月寓言》中“小村人”如深海毒鱼般的生存状态。水乃万物生命之源，鱼则是人类文明中共通的一个典型隐喻（闻一多于《伏羲考·说鱼》中称之为“隐语”[3]）。它承载了我们对于生命中不少美好之物的向往，“鱼水之欢”所表现的和谐与欢愉也远远超过了两性的交融，那是一种生命回到来处的自在与缱绻。甚至在近代科学研究中，“鱼”也成为对人类进化的重要猜测之一。那么不妨大胆猜度，“寻找鱼王”也就是寻找生命本身。作家的笔触注定要从一个男孩的成长伸展到对一个古老乡村，甚至是更广阔的社会国家，乃至人类命运的思考：一代人在执念中死去了，而完成了成长的新人将怎样以他独有的姿态保护这片大水的“根”？在大山中的人们要如何才能走出“老族长”的阴影？集体应怎样运行？生活该怎样继续？……在一个小男孩的私语与呢喃后，响彻着的不仅是水下“鱼王”的声音，还有许多社会公共话语的倾诉。这是一种相当宏大的书写，在小男孩的成长中呈现着“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调和”。作家借由一个孩子的小故事，讲述了他理想中和谐的社会运行状态、描绘了他信奉的健康的生命存在方式。那是一种道家文化的解释，是破除冗杂欲念的智慧，是自主自立自强的精神。男孩的成长，和两代人的成长、一个村庄的成长齐齐联动。而平静的水下，亦传来“鱼王”深沉有力的呼应。
总而言之，在人物塑造、情节构建乃至语言运用等方面，《寻找鱼王》都为当下的成长小说书写树立了典范。它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既平凡又宏大，既古老又新颖的故事。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男孩的成长经历，同样也看到了“成长小说”自身“成长”的过程。文学是人学，人在成长，文学亦在成长。
注释
[1][俄]巴赫金.小说理论[M].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30.
[2]张国龙.成长小说概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30.
[3]闻一多.伏羲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86.
一、成长的主体———共同成长的三代人
成长本身是一件日光下的旧事，但“成长小说”却是一个颇具现代性的概念。巴赫金于《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一文中为其所厘清的特质，至今仍然启迪着我们：“这里，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1]可见成长小说的核心在于“变化”，动荡起伏的人生，流动不定的灵魂，自古以来便是作家用以吸引人们阅读的秘诀。对于变化的好奇、对于成长的期待，提供给人们改变个人命运与历史进程的动力。“这个世界会好吗？”我们永远问着，迷恋着并期待着“成长”。而当这神秘而不可言说的憧憬将读者吸引到一个具体的文本面前之时，对“故事性”的渴望会促使我们率先抛出两个直观而感性的问题：成长的主体是谁？成长的内容如何？在《寻找鱼王》中，张炜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给出了特殊的答案。
（一）一个孩子的成长：从“寻找鱼王”到“守护鱼王”
毫无疑问，《寻找鱼王》中的主人公“我”———一个大山中的小男孩，是成长的主体。尽管作家没有明确点出男孩的年纪，但通过他“初入学校”的情节，判断出这是一个10岁上下的孩子。故事中“我”的身、心皆是处于成长之中的。起初“我”只是一个对鱼儿的气味拥有敏锐嗅觉，却对捕鱼本领一无所知的孩子。在父亲的带领下，“我”认定了师傅的“鱼王”身份，跟随着他生活，学习旱地捕鱼。在一个冬天，年迈的师傅带着一生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也就是在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早已不再是那个初来小石屋时容易焦虑，时常不安的孩子了：“我一辈子都会惊奇这个冬天里的事情。我会惊讶自己，突然就没有了惧怕。我知道自己担当一切的时候终于来到了。我成为小石屋里的主心骨，第一次由我来决定所有的事……”（第157页）“我”像一个大人那样，为师傅料理了后事，并毅然决定按照师傅的指引，再次踏上“寻找鱼王”的道路。这是成长的一个关键节点，“我”迎来了一个新的引路人。她是师傅一生爱慕但又无法相守的人，在这位“新师傅”的指引下，“我”学会了水中捕鱼的本领，并且最终在水底发现了大山中真正的“鱼王”。“我”不再只是希望寻找，或者是成为鱼王，而愿意守护鱼王，守护大山的生命之源。从“寻找鱼王”到“守护鱼王”便是主人公的成长路径。他的成长经历了由迷茫无助、需要他人帮扶到自强自立、承接大山中最神圣使命等一系列过程，从身到心，他的成长都已顺利“完成”。
（二）一群长者的成长：引路人与成长者的“互导”
小說中不仅描绘了主人公的成长，还在另一个层面展示了引路人，即“我”的两位师傅与“我”父亲的成长。[2]他们尽管已人到中年，甚至是暮年，但理应完成的成长却或多或少地被延宕了。幸而在小说中，他们的成长虽然迟到，却未曾缺席。幼者的成长与长者的成长并行，一种充盈着对未可知漫漫前路的好奇与向往，一种则复苏了在沧桑旧时光中被掩盖的悸动和热情。“新生”与“重生”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文本中成长景观的多样性。首先是关于“我”师傅的成长，他是旱手鱼王的儿子，与水手鱼王的女儿自由相识并深深相爱着。在干旱的大山中，老族长更为倚重旱手鱼王。这引发了水手鱼王的怨恨，他诱使师傅并不熟水性的父亲入水，使他丧命于凶恶的“大嘴鱼”之口。上一代人的阴影笼罩了两个年轻人，浪漫爱情最终不敌于家族仇恨。师傅历经辛苦，学成了旱地捉鱼的绝技，但他却选择了离群索居，终生不再与心爱的人相见。直到这个孩子的到来，他的生活才渐渐发生了改变……“我”在师傅去世后，依照他的嘱托寻找到他思慕的人，是“我”代替师傅冲破了那笼罩在山上，甚至是他心上的蓝色雾幔，把他无法启齿的爱与恨、忧愁与思念，通过一件绣着大鱼的肚兜，讲给了那一直在等待的人。“我”了却了师傅最后的心愿，也化解了两代人的仇怨。通过对这个孩子的调教，水手鱼王的女儿不仅谅解了师傅，也终于悟到了他们应当共同承担的使命，悟到了上天赐予他们能力之时也赋予的责任。她将自己的本领教给了男孩，她说：“到了你这儿，谁都不恨了。也许你会把‘旱手’和‘水手’的本事加在一块儿……”（第171页）与此同时，“我”的出现，亦深深慰藉到了这两个老人的心灵，化解了他们暮年生活的寂寞与孤独。此外，“我”与“父亲”也在互相引导着彼此的成长：父亲将“我”送上了学技之路，是“我”成长中最初的引路人。而“我”也替代父亲完成了他少年未竟的理想：寻找并追随“鱼王”，学成大山中人人都梦想的技艺。在故事的结尾，“我”说服父母南迁，我们一家人与水手鱼王的女儿———“我”的新师傅共同临水而居，守护着那片大水的“根”。至此，父亲的成长方才完成。
二、成长的结构模式———东方文化的影响与道家哲学的渗透
作为成长的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必须要经历一系列的困苦与挫折才能化蛹为蝶，完成成长。这些生命体验中不可避免的愁苦与欢愉，在成长小说的文本中生成为一种“经典化”的结构模式，即“幼稚”“受挫”“释怀”“长大成人”。[2]36而《寻找鱼王》作为一部成长小说，在叙事结构这个向度亦有新的探索，它为我们呈现出了一种蕴含着中国传统道家哲学的成长模式。
（一）《寻找鱼王》对成长小说基本结构模式的遵循
无论作家秉持着怎样的写作风格，囿于年龄的共性和受挫的必然性，共同的结构模式必将根植于成长小说的文本中。本书亦如此，起初“我”并非完全主动地踏出家门走向成长，而是被动地经历了与家人忧伤的分离。这一时期的“我”处于“幼稚”阶段，对捕鱼甚至对做人都不甚了解。“受挫”也不止一次地出现：“我”在夜晚的小石屋中不可抑制地想家；在学技的过程中也不止一次让鱼儿溜走；甚至于对师傅的身份、对追随他学习的意义与功成的可能，“我”的心中也产生了怀疑……而在那个冬天，师傅的离去成为年幼的“我”自降生以来所遭逢的最巨大的困境，但也是让“我”彻底改变的一个节点。“挫折”触发了“释怀”。“我”第一次成了小石屋的主心骨，并在前所未有的无助与脆弱之后，悟到了“长辈人牵手走三里，自己走七里”（第151页）的意义。当“我”和父亲共同面对着诸如“怎样离开？去哪儿？回家还是往南？”（第158页）等一系列问题之时，这个年幼的孩子已然能像一个成年人一般果断地做出决定。“我其实早就打定了主意。不过这主意得到了认可，就更加无法改变了。”（第160页）“我”遵从着自己内心的指引踏上了新的路途，这是为了师傅，也是为了自己。成长中新的一个阶段便这样到来，在水手鱼王女儿的指点下，“我”对“水”对“鱼”，对明天对理想，对学技对做人都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这个孩子喊出了他的父辈和祖辈都没有悟到，或者悟到了却没有勇气说出的那句话：“我一条大鱼都不会送给老族长！”（第172页）与为了获得老族长青睐而害人性命的水手鱼王相比，他已然抵达了一个更高的境地。而在小说结尾，“我”终于目睹了真正的“鱼王”，并拥有了新的使命，那就是守护这个温柔而庞大的奇迹。生活的价值得以确定，生命的意义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坦荡姿态铺陈开来，面貌明澈如月光如大水。“长大成人”的神秘时刻就这样从容到来，“我”依旧年轻，但已不再迷茫。 （二）《寻找鱼王》对成长小说基本结构模式的突破
与此同时，《寻找鱼王》的开创性意义也体现在它对成长小说既有结构模式的突破。中国传统的道家哲学理念无比自然地渗透在故事之中，关于成长的叙述鲜明地体现着这种独特的东方气质。于某种意义而言，主人公的成长是一个从“立名”到“祛名”的过程。起初他欲念深重，心中所想无非是：“我需要许多大鱼，越多越好！我生来就是为了捉到大鱼，我要当大山里无人能比的、唯一的‘鱼王’！”（第82页）可是渐渐地，他不再追求成为“鱼王”，甚至不再追问到底什么是“鱼王”。他破除了这个“名”，在心里把“鱼王”的身份交还给了大水深处的生灵，自己则站在岸边，倾听着月光下深水中传来的震动之声。小说行将结束之时，妈妈评价水中的儿子：“这么好的水性啊，孩子成了。”（第214页）这样的结果与一家人最初的期待似乎仍有距离，表面看来他的成长是偏离了初衷的，甚至是“未完成”的。但恰恰是在这看似“未完成”的成长之中蕴含着道家“返璞”的理想。高妙的作家总能在浅语中寓托着深意：至拙则至慧，无为才有为。“我”没有成为鱼王，却变成了一个平凡的守夜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学习与遗忘是同时进行的，“成长”与“退化”似乎也并行不悖。就像师傅教导的那样：“原来这本事不光是从别人那儿取来，还要自己去找，一点点找到一些、放下一些，最后留下来的，才是有用的真本事……”（第119页）这是一种浸润着道家哲思的“成长”，所谓“成长小说的结构模式”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一种不寻常的“反方向呈现”。此外，与此种理念根基共存于文本中的是无处不在的田园牧歌格调，这也使得小说中的“成长节奏”更加和缓从容。成长并没有被简单地割裂成概念阶段，“我”的“幼稚”和“挫折”、“释怀”和“长大”有时甚至界限模糊不清，“我”时常看似已经成熟了不少，一转眼却又陷入了迷茫，而明显的转折性事件（例如师傅的离世）也不常出现。关于“我”究竟是何时放下了“成为鱼王”的执念以及怎样明确了新的生活意义，答案并不是在一个个具体事件里得出的———而是源自平淡却复杂的生活本身。“顿悟”看似是于一瞬，实际却耗时长久。作家在这种田园牧歌的氛围中，不疾不徐地安排了主人公的成长的程式，它们甚至有时前后矛盾，姿态暧昧一如成长本身。
三、成长的功能指向———个人化成长与公共化成长的并存
巴赫金将成长小说区分为五种类型，其中“教育小说”[1]227被界定为第一类，这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启蒙与教化功能之于成长文学的意义。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成长小说也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了自身功能的丰富与更新。根据学者对于自18世纪至当下的成长小说的研究，其文本具有的功能可以根据自身意义指向被区分为“公共化”“个人化”以及“私人化”[2]75-83三类。《寻找鱼王》某种意义上是一则以寓言形式讲述的故事，这导致了它所内涵的成长小说功能的双重性，即兼具个人化成长与公共化成长。
（一）以寓言形式讲述的成长：一则个人化成长的故事
所谓“成长的个人化”主要指向20世纪以来的成长小说，顾名思义，它所关注的是社会中类似于“原子”的个人，对于个体幸福与哀愁的关怀压倒了传统的宏大理想。毫无疑问，《寻找鱼王》首先是一个小男孩的故事，是他独一无二的命运。这段不平凡的人生经历被作家借由一个寓言的外壳，即“寻找鱼王”包裹起来并赋予其神秘色彩。但剥离了外在形式后，它首先是一个极具吸引力和梦幻色彩的冒险故事，是一个大胆的男孩离家远行，追求梦想的神奇故事。它具有特殊性甚至是私密性，这一点对于作为阅读主体的低年龄段读者而言尤其重要。主人公的个性在文本中发挥着重要导向作用，深刻影响并决定着成长的道路与方向。这个孩子所面向的首先是自己的内心世界而非外部空间，在师傅去世后，“我”是该同爸爸一起回家，还是继续“寻找鱼王”？在得见“鱼王”的真正模样后，“我”是该远远逃离还是继承使命守护着它？成长中的矛盾与挣扎、彷徨与无助，乃至思索与顿悟主要发生在“我”自己的心灵世界，发生在个体的内部。“个人化成长”顺理成章地成了这部小说最直观的功能指向。
（二）被成長书写升华的寓言：一个公共化成长的传说
然而，透过文本的表象，结合作家大半生的写作传统与文学姿态，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个人化成长背后的公共化寓托。张炜通过讲述一个男孩的成长经历，描绘着他理想中一种健康的人生境地，构想着我们生存状态的“成长”与“完善”。在这个层面而言，《寻找鱼王》是一个被“成长”升华了的“寓言”。成长的主题栖身于寓言的体裁中———某种意义上还是一个文化寓言。这已然决定了文本遥深的“寄托”，决定了成长的“公共化”。这种公共化的功能也正是成长小说叙事的最传统的意义所在：通过主人公的成长满足社会的需要。要理解文本中的“公共化成长”，首先要理解它蕴含的文化隐喻与原型，其中最主要的当属“鱼”和“水”。张炜一贯是爱写“鱼”的，例如《九月寓言》中“小村人”如深海毒鱼般的生存状态。水乃万物生命之源，鱼则是人类文明中共通的一个典型隐喻（闻一多于《伏羲考·说鱼》中称之为“隐语”[3]）。它承载了我们对于生命中不少美好之物的向往，“鱼水之欢”所表现的和谐与欢愉也远远超过了两性的交融，那是一种生命回到来处的自在与缱绻。甚至在近代科学研究中，“鱼”也成为对人类进化的重要猜测之一。那么不妨大胆猜度，“寻找鱼王”也就是寻找生命本身。作家的笔触注定要从一个男孩的成长伸展到对一个古老乡村，甚至是更广阔的社会国家，乃至人类命运的思考：一代人在执念中死去了，而完成了成长的新人将怎样以他独有的姿态保护这片大水的“根”？在大山中的人们要如何才能走出“老族长”的阴影？集体应怎样运行？生活该怎样继续？……在一个小男孩的私语与呢喃后，响彻着的不仅是水下“鱼王”的声音，还有许多社会公共话语的倾诉。这是一种相当宏大的书写，在小男孩的成长中呈现着“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调和”。作家借由一个孩子的小故事，讲述了他理想中和谐的社会运行状态、描绘了他信奉的健康的生命存在方式。那是一种道家文化的解释，是破除冗杂欲念的智慧，是自主自立自强的精神。男孩的成长，和两代人的成长、一个村庄的成长齐齐联动。而平静的水下，亦传来“鱼王”深沉有力的呼应。
总而言之，在人物塑造、情节构建乃至语言运用等方面，《寻找鱼王》都为当下的成长小说书写树立了典范。它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既平凡又宏大，既古老又新颖的故事。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男孩的成长经历，同样也看到了“成长小说”自身“成长”的过程。文学是人学，人在成长，文学亦在成长。
注释
[1][俄]巴赫金.小说理论[M].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30.
[2]张国龙.成长小说概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30.
[3]闻一多.伏羲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