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当前教育领域最深刻的悖谬之处在于：一方面“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希望被不断动员和强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自愿被裹挟进教育之中；另一方面教育成本不断增加，让越来越多的人非常吃力或根本无力承受。这样一种悖谬所导致的难以化解的紧张和矛盾往往反映在同一类群体身上，这一群体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是对教育的期望最迫切者，同时也是最无力和最无奈的承受者。“平民教育”的重新提出显然首先不是基于提高教育质量的考虑，而是意在针对上述在教育中挣扎的底层群体，解决教育加在他们身上的既不能摆脱又无力承受之重。
　　
　　一、借助体制空间
　　
　　在教育越来越普及的当下，提出“让更多人接受教育”为核心的“平民教育”这样一个话题似乎有些矛盾，但它事实上触及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国家的教育事业究竟为谁而办？之前所提出、推动并基本完成的义务教育普及化，更多还是站在国家以及少数优势阶层的立场，而并非从大部分平民百姓的角度出发，因此也就出现了本该免费的义务教育因为国家暂时负担不起而要老百姓自掏腰包的状况；也才会出现在推动义务教育普及化、降低教育获得门槛的同时，为了满足社会优势阶层的需求而不断地进行教育分化，比如重点与非重点的区分、贵族学校的建立、教育高收费等等。
　　教育在“为谁”的问题上，始终在上述两方面齐头并进，并试图保持某种平衡：既满足少数优势阶层的需要又能安抚广大老百姓。但在教育资源不可能足够丰富的情况下，满足少数优势阶层的需要就相对剥夺了广大老百姓的利益，这就涉及到一个取舍的问题，究竟更顾及广大平民百姓的利益还是少数人的需求。从之前的教育现实来看，不能说国家明确鼓励或提倡重点校与非重点校的区分，但至少是任其发展的，并在资源分配与政策导向上给予了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从而导致教育的日益分化，以及由此分化带出的少数教育获利群体与大多数教育被剥夺群体之间的冲突和对立日益突出，构成了一个引发诸多矛盾、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域。国家的教育政策以及国家在教育中承担的角色等都受到了空前的质疑和挑战，这意味着国家在教育政策导向与制度设计中需要作出相应的策略调整。如果说在新义务教育法修订中强调的教育均衡化发展是一种具体的解决措施的话，那么“平民教育”理念的重提更是将教育的整个重心下放，向下层社会群体倾斜。
　　如果说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一批五四知识分子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力提倡和实施的平民教育多少带着精英个体抱负与激情成分的话，那么在当下社会的重新提出，而且是出自国家领导人在公开场合的特别强调，则更多地体现出国家在面对教育所产生的各类问题甚至危机时的努力方向，多少是出于对国家角色、公共利益、整体秩序的考虑，是一种理性的国家行为。国家在教育导向上的变化与调整为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的行动提供了新的可能空间，它至少意味着过往零星地为着弱势群体呐喊、做事的教育工作者或研究者可以借助体制的力量与空间真正为处于底层的群体多说点真话、多做点实事。
　　
　　二、提前教育分流
　　
　　何谓“平民教育”？晏阳初等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所提倡的平民教育强调从农村、农民的实际出发，给他们提供一套简单易学、经济实用的教育。它既不同于脱离农村实际的旧教育，也不同于只重学校的新教育，从教育目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到教育内容都完全是依据农村实际而重新构筑的一套相对独立的教育体系。那么在当下社会重提平民教育，这种“另搞一套”的思路是否合适？暂且撇开合适与否的直接回答，我们不妨看看当下重提平民教育与当初相比存在哪些不同：
　　其一，教育对象不同：要在当下社会提倡平民教育，其对象恐怕不仅像二、三十年代那样仅限于农民，更多的是针对贫富分化中因种种原因导致的贫穷落后的群体。这些群体处于社会的底层，除了传统意义上在农村种地的农民之外，还应包括处于底层的其他群体，比如农民工群体、下岗工人群体、落后地区的人们等等，这一教育对象的扩大带来范围的扩散，使得完全意义上的另搞一套的教育思路并不可行，即便能让他们集中在一起接受另一套教育，也无异于宣布由于经济收入的低下而需要接受不同等级的教育，虽然事实上可能已经如此，但大张旗鼓地宣称并付诸实施恐怕任谁都接受不了。
　　其二，教育目的不同：正是因为上述对象的变化，教育的目的就不仅仅是为了让农村失学儿童和青年文盲接受最基本的教育，“除文盲、作新民”；而是重在通过教育让这些处于底层的群体增强改善自身处境的意识与条件。如何让这些因经济贫困而处于底层的群体通过教育改善其处境？一方面要上得起学，即给他们提供最经济的教育；另一方面要使其从教育中直接获益，即给他们提供最实用的教育。
　　其三，教育功能不同：教育通常发挥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功能。一种是布迪厄曾深刻揭示了的教育对原有阶层的再生产与复制功能，即所谓龙生龙、凤生凤，教育维护、再生产原有的阶层结构并将它合法化。教育的这种再生产功能在维持和加大群体分化与社会分层过程中起到作用。完全另搞一套的教育思路，显然会进一步加大底层群体与上层群体的分化，造成阶级再生产。而教育的另一种功能则是通过教育促进社会流动，让出身下层的孩子通过教育获得知识和文凭，继而获得向上流动的可能。在当下社会，对于身处底层的群体而言，不可否认教育恐怕是改变其境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
　　上述不同是否意味着，当下的平民教育就一定要摈弃“另搞一套”的思路，而完全与现有的教育体制接轨？情况似乎也并非如此，“另搞一套”重在体现教育实用性的一面，而“与体制接轨”可增加流动性。在我看来，“实用性”与“流动性”是改变底层群体境遇的两条重要途径，缺一不可。平民教育可考虑提前进行教育分流，将一部分学生导向“实用”的技能培训，而将另一部分学生推向精英选拔的渠道，这样既可降低教育成本，又能使不同需求及不同能力的群体均从教育中获益。
　　
　　三、尝试研究干预
　　
　　“平民教育”主要针对底层群体，对其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认识其存在的问题上，而应进一步以解决这一群体的教育问题、改善其教育现状为旨归。当初晏阳初等提倡平民教育也是一方面要求知识分子深入农村，一方面进一步要求其改造农村。
　　尝试研究干预，主要是将认知与改造相结合的一种研究方法。虽然研究通常要求研究者尽可能保持中立，但事实上不同旨趣的研究，其立场往往也不同，面对社会大众的苦难，需要研究者站在弱者一边，传达来自底层的声音。不仅要认知现实，而且要改造现实，不仅要讨论解放，而且要实践解放。
　　这种“改造”与“实践”并不是要求研究者做些悲天悯人的慈善救济工作，也不是要去鼓动处于底层的人们起来行动，而是一方面努力让这一群体中的人认识到自身的局限、问题及可能，以其内在的觉醒为立足点改变自身的境遇；另一方面利用研究者的资源与条件，使研究朝着改变被研究者境遇的方向迈进。这一迈进过程及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与矛盾也应成为研究的对象，以便更进一步或更加彻底地解决问题。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