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教育部《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概况》显示，我国现有普通本科院校1245所。其中超过四分之三的学校开设了英语专业，是开设量最大的专业之一。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技能单一、就业压力大、专业不对口、社会适应性不强等等。基于此，过去一两年里，国内学界关于英语专业的讨论可谓热火朝天，甚至有期刊组织专家学者专门讨论英语专业的“良心”、杂专、优劣、贡献、去留，等等，不一而足，其中争论最激烈的就是英语专业到底“专”在哪，是应该在文学、语言学等方向上的“专”，还是在英语的基础上加上其他某个专业的复合型人才的“专”。

　　英语专业和中文、美术、音乐等专业一样都属于人文学科，其本质在于提高人的人文素养，而不在于“英语 其他专业知识”这样的工具性导向，譬如我们很少见到诸如“中文 经济”、“美术 法学”、“音乐 市场营销”等讨论。在我看来，对于本科生而言，培养的关键是提高学生人文素养或底层能力，和中文、美术、音乐专业一样，“专业性”就应该体现在“眼高手巧”。所谓“眼高”就是要具备鉴别语言高下的能力、具有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且有对文本进行分析的能力。如果仅仅能够指出语言中的语法错误，那么这只能算是英语专业人士的基本能力。更重要的应该具备鉴别、欣赏和分析的能力，能言之有据地分析出什么样的语言更优雅、更地道、更个性，就是英语专业的“专”。
　　“眼高”看似简单，实则不易。钱钟书先生出身于英语专业，被称之为20世纪的一代大师，精通多种语言，在牛津大学获得英国文学副博士学位（B. Litt，一种博士前学位，现已废弃，改名为M. Litt），是“学贯中西”的学者和作家，被称之为外语人的典范。关于钱钟书先生的英语水平如何，向来见仁见智，在网上炒成一锅粥，但很少有人对其语言水平进行有理有据的分析。偶见《英汉大词典》主编陆谷孙先生曾对《管锥篇》中涉及英文的部分做过一个评价，他的用词是“何其精辟又何其妙远”，但也未详细论述。为求证钱先生的英语水平，有人只好找美国教授来评论，包括从事英语语言研究和写作教学的教授。他找了钱先生的三封英文信件，抹去名字发给几位教授，请他们对他的英文水平做出评价。其中一位对语言书写规范非常严格的教授写道，“我的第一反应是有点迷糊，除了三个短语用法有误以外，多数表达非常老练地道。另外，此人的表达看起来像熟悉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电报体的英国人。”这位教授能够准确地指出钱钟书先生英文写作的特点，尤其是他所写文字中体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即“电报体”（telegraphic style）。电报体是二十世纪二三年代英国流行的英语风尚，为了文法的精巧故意删除一些只具语法属性的词，而不影响句意的一种写作风格。钱钟书先生于1935年至1938秋在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攻读英国文学，其英文书写风格很可能是在那一时期形成。这一点正是一些不明所以的人批评钱先生英文功底的根源之所在，他们说钱先生英文基本功不过关，实则是他们对那一时期的语言风尚不了解而已。
　　另一位是从东欧移民美国的比较文学教授，她写道，“从选择的写作样本来看，作者是一位诙谐而逗乐的人，喜欢玩文字游戏。”这位教授从行文就能看出作者的性格特征，觉得“诙谐而逗乐”，真正是文如其人啊。钱钟书先生的诙谐和逗乐在他的小说《围城》中一览无余，在杨绛先生的《我们仨》中也展现得淋漓尽致，如钱先生与女儿阿圆的打闹，以及杨绛先生回忆在牛津时钱先生在杨绛先生脸上练毛笔字的情景。尽管他们从未见过钱先生，也不知道这些文字书信是出自钱先生之手，却能道出其隐藏的秘密，一针见血。这种“专业”就是他们的名片。就如观赏名画《蒙娜丽莎》，对于普通人说，可能关注她的微笑;对于绘画专业的人說可能关注的是技巧和美的欣赏;而医学生来说，他看到的可能是蒙娜丽莎眼角的黄斑瘤、双手之下的脂肪瘤，从而判断她胆固醇超标，可能饮食不太健康。因此，对于英语内行的人来说，看的一定是门道，是文字背后隐藏的秘密，这就是“眼高”。
　　所谓“手巧”，就是熟能生巧的“巧”（Practice makes perfect），是对语言驾轻就熟的信手拈来，是在语言的海洋里如鱼得水的自由穿梭。就如钱钟书先生的英文，“Excuse this belated reply to your very kind May Day greetings. It’s almost literally ‘a day after the fair’…Well， here go my best wishes in which my wife joins. Your letter makes me ashamed. I feel guilty like a swindler who has won your ‘gratitude’ without doing anything to earn it.”（深谢问候，迟复为歉，可谓“佳期已过”……唉，愚携拙荆同祝君安。来信奉悉，甚感且愧。未能助益，愧受言谢，犹如行骗。）短短几行，我们就感受到钱先生能够非常娴熟地使用英语习语，行文节奏声韵也很自然，比喻运用得当，对词汇的掌握水平也很高。即使是上述日常交流的信件，他的语言风格依然非常优雅、纯正，体现了一个传统学者的严谨和修养。
　　这种“巧”不仅在他的书信中有所体现，学术论文中同样体现了他的优雅行文、华丽辞藻和深厚的文学素养。比如他在牛津的硕士毕业论文“十七和十八世纪英语文献里的中国”里有这么一段，“The general verdict of eighteenth century English writers on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stationary’. Their general verdict on the Chinese ‘genius’ is ‘inferior to the European in science’. Their general verdict on Chinese character since Lord Anson’s voyage is ‘wily and crafty’. Their general verdicton on the antiquity of the Chinese is ‘boastful and pretentious’. If this is a reaction against the popularity of the Chinese taste in their actual life， it is surely one with a vengeance.”（十七、八世纪英国作家对中国的臆断，言及文明必谈停滞，言及天赋必谈科学落后欧洲，言及性格必是狡猾诡诈，言及古老必是浮夸自欺。如果这是对他们在真实生活中对中国潮流的反应，那这反应想必是带着些忿恨吧。）这一段排比用得如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他那行云流水般的英文表达绝非一日一时之功可达，而是常年沉浸并刻意练习而成，以至于伊丽莎白女王访问中国前特意找来钱先生的论文阅读。钱钟书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的大量阅读、以及那几麻袋的笔记本就是这种刻意练习的最佳呈现，才有了我们今日所见之“巧”。
　　文化走出去，语言必先行。英语专业学生只有强化英语基本功，练就“眼高手巧”的扎实本领。英语作为一种国际通用语，就是英语专业的优势所在，英语专业同学应“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对外传播中华文化是我们肩负的历史责任。相比于“英语 ”的工具性，服务国家战略，传播中华文明是一项更伟大的任务。
　　（作者系西安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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