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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博该不该合法化？政府允许赌场存在甚至经营博彩业利弊如何？这些问题与色情业能否合法化一样纠缠不清。
两个相对的案例
2007年春季的一个星期五下午，61岁的患有帕金森症的工程师约瑟夫·特赖耶斯撑着他的助行器进入多伦多市西北郊的伍德宾赛马场的门厅，在赌场的老虎机中输掉了一千多加元。到那天为止，这个老赌徒(即问题赌博者)在过去10年中，总共在赌博中输掉了30万加元，其中包括他与妻子离婚時卖掉的一套房子所得房款中分得的20万加元，以及他想方设法借到的3万加元。此外，他还将应该支付护理院房租的残障费支票上的钱也输给了赌场，结果被院方赶了出来。
当约瑟夫·特赖耶斯一拐一瘸地从赌场走出来时，在这座城市的另一处，24岁，心脏有疾病，姓名叫查克·特伊特尔的青年，突然因右腿麻木摔倒。他被紧急送入多伦多市的圣迈克尔医院，在那里做了MRI机(磁共振成像)检查。MRI机在他的脊椎处发现一个肿瘤。两个星期之后，通过外科手术，这个肿瘤被切除了。查克·特伊特尔又恢复了健康生活。
意想不到吧？政府掌控的赌场使得约瑟夫·特赖耶斯破了产；但同时却用从赌场所获取的收益办了医院，买了机器，使查克·特伊特尔开了刀，过上了正常而健康的生活。一个人的灾难却成了另一个人的救星。
赌场收益颇丰
自从政府主管发行的彩票于1969年在加拿大合法化之后，政府掌管的卡西诺赌场也于上世纪80年代问世。赌博对社会显而易见的毒害和带来的经济收益产生了一个道德上的进退维谷。与美国不同的是，加拿大的合法化赌博几乎完全是政府的见识。参与阿尔伯塔大学政府项目研究的退休荣誉教授加里·史密斯指出，其他“罪孽税”，如烟草和烈性酒，传统上是私人拥有的，很少受到政府的管制。而政府之所以创办合法性质的赌博场所，其论点是：无论我们将赌博合法化或禁止，人们都会参与赌博，因此不如让我们好好掌控它；赌博业以前是一项未利用的筹资渠道，从它获得的收益可直接用于有益的事业。据说，加拿大在世界上，按人口比例来讲，撒在“问题赌博”上的钱，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所以，将赌博业合法化是否值得？从实践或道德上来分析，查克·特伊特尔和约瑟夫·特赖耶斯，孰轻孰重？
无可否认，政府掌控的赌博业的确财源滚滚。1982年，阿拉伯塔省的赌博业总收益是0.44亿加元。26年后，即2008—2009财政年度，该省的彩票基金上交给省政府的款项估计为15亿加元。其中大部分钱都用于保健(2.605亿)、文化和社区建设(4.754亿)、教育(1.291亿)。在2007—2008财政年度，安大略省彩票和赌博业公司总收益为62亿加元，其中19亿上交给了政府(其余的作为彩票奖金、运作开支和其他费用)。而在政府收取的19亿加元中，15亿用于公立医院经营，包括MRI机的运营成本——每台机一年都得花费数十万加元。这些数字的确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它们并不是内容的全部。
罗伯特·威廉姆斯是赖斯伯利基大学健康科学教授和阿尔伯塔赌博业研究所的主持人之一。在过去5年中，他在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从事一项赌博业对社会影响的研究，而现在又在阿尔伯塔省和安大略省进行类似的资料分析。他的研究使他对于那些声称赌博合法化所获得的经济利益高于社会成本的说法产生了疑问。
“在美国内华达州和新泽西州以及摩纳哥、中国澳门这类地方，这种说法可能站得住脚，”威廉姆斯说，“赌博业在那些地方能产生真实的财富效应，因为那些钱不是来自当地，而是来自旅游者。那些地方几乎不承担社会成本。旅游者将所有的钱交给赌场，然后带着各种懊悔和沮丧返回故乡。”可是在加拿大，他指出，不包括在安大略省与美国交界的那些赌场以及一些土著人办的赌场，赌场的收益主要来自当地人的腰包。没有新财富创造出来，收益只不过是一种再分配而已。
“一些省份从赌博业的收益中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威廉姆斯说，“但是证据显示，这些收益的大部分间接来自加拿大的其他地区。在那些地区，原本用于娱乐的钱，如保龄球、旅馆住宿、酒吧消费等等，却输在了赌场，使该地区丧失了不少商业收益，甚至工作岗位。此外，这种钱的转移并非有益于社会。一个新行业替代旧行业原本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当一个所谓的‘新行业’取代旧行业时，紧随其后的是后患无穷的社会问题。”
赌博的危害性
那么这些危害是什么？威廉姆斯认为它们的形式多种多样：例如金融问题和破产，精神健康问题和自杀，法律问题以及婚姻问题，甚至影响到子女。据这位教授的资料，3.2%的加拿大人，约80万有赌博嗜好。他估计，至少有10%的加拿大人会受到赌博业负面效应的影响。
情况显示，电子赌博机很容易使人上瘾。在过去的12个月中，有9%的加拿大人沉溺于这种形式的赌博。威廉姆斯指出，“如果某商家推出一种新药或新割草机，对10%的使用者造成了伤害，就会被加拿大卫生部和一个负责产品安全的委员会禁止使用。可是那些省一级的政府部门却对在公共场所安放的老虎机和视频彩票终端机的大量增加熟视无睹。”
当然，说句公平话，有关政府部门也试图帮助那些赌博成瘾的人，即所谓的问题赌博者。在阿尔伯塔省，它设立了“阿尔伯塔赌博研究所”，在2008—2009财政年度获得的研究经费为150万加元，以研究赌博衍生出的各种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安大略省政府从卡西诺赌场和赛马场安放的老虎机收入总额中每年拿出2%，约3500万加元，用于“赌博业问题策略”项目的研究，其中包括资助“安大略省赌博业问题中心”。
赌博的危害是会传导的。问题赌博者的子女也更有可能染上赌瘾。虽然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在某些城市，已发生过一些子女偷了父母的钱去投老虎机的事情。另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合法的赌博业还导致了犯罪率的增加，如挪用公款和诈骗。问题赌博者为了还赌债，在有机可乘时就有可能以此类方法铤而走险，拿了钱再去赌，试图赢回失去的钱。“摆在面前的局势是，”史密斯指出，“政府从犯罪的后果中受益——一名赌徒从公司或某个机构搞到钱，将它在政府拥有的卡西诺赌场中输掉。”
综上所述，许多对于赌博业持负面看法的加拿大公众认为：作为具有公共机构特征的政府部门，不应该诱导市民进入卡西诺赌场这个拿金钱博弈的世界。购买或运作MRI机的资金来源应该通过别的渠道想办法。某些人的好运不能以另一些人的不幸作为交换。
(刘旭东译自加拿大《读者文摘》2009年3月 作者：杰伊·特伊特尔)
两个相对的案例
2007年春季的一个星期五下午，61岁的患有帕金森症的工程师约瑟夫·特赖耶斯撑着他的助行器进入多伦多市西北郊的伍德宾赛马场的门厅，在赌场的老虎机中输掉了一千多加元。到那天为止，这个老赌徒(即问题赌博者)在过去10年中，总共在赌博中输掉了30万加元，其中包括他与妻子离婚時卖掉的一套房子所得房款中分得的20万加元，以及他想方设法借到的3万加元。此外，他还将应该支付护理院房租的残障费支票上的钱也输给了赌场，结果被院方赶了出来。
当约瑟夫·特赖耶斯一拐一瘸地从赌场走出来时，在这座城市的另一处，24岁，心脏有疾病，姓名叫查克·特伊特尔的青年，突然因右腿麻木摔倒。他被紧急送入多伦多市的圣迈克尔医院，在那里做了MRI机(磁共振成像)检查。MRI机在他的脊椎处发现一个肿瘤。两个星期之后，通过外科手术，这个肿瘤被切除了。查克·特伊特尔又恢复了健康生活。
意想不到吧？政府掌控的赌场使得约瑟夫·特赖耶斯破了产；但同时却用从赌场所获取的收益办了医院，买了机器，使查克·特伊特尔开了刀，过上了正常而健康的生活。一个人的灾难却成了另一个人的救星。
赌场收益颇丰
自从政府主管发行的彩票于1969年在加拿大合法化之后，政府掌管的卡西诺赌场也于上世纪80年代问世。赌博对社会显而易见的毒害和带来的经济收益产生了一个道德上的进退维谷。与美国不同的是，加拿大的合法化赌博几乎完全是政府的见识。参与阿尔伯塔大学政府项目研究的退休荣誉教授加里·史密斯指出，其他“罪孽税”，如烟草和烈性酒，传统上是私人拥有的，很少受到政府的管制。而政府之所以创办合法性质的赌博场所，其论点是：无论我们将赌博合法化或禁止，人们都会参与赌博，因此不如让我们好好掌控它；赌博业以前是一项未利用的筹资渠道，从它获得的收益可直接用于有益的事业。据说，加拿大在世界上，按人口比例来讲，撒在“问题赌博”上的钱，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所以，将赌博业合法化是否值得？从实践或道德上来分析，查克·特伊特尔和约瑟夫·特赖耶斯，孰轻孰重？
无可否认，政府掌控的赌博业的确财源滚滚。1982年，阿拉伯塔省的赌博业总收益是0.44亿加元。26年后，即2008—2009财政年度，该省的彩票基金上交给省政府的款项估计为15亿加元。其中大部分钱都用于保健(2.605亿)、文化和社区建设(4.754亿)、教育(1.291亿)。在2007—2008财政年度，安大略省彩票和赌博业公司总收益为62亿加元，其中19亿上交给了政府(其余的作为彩票奖金、运作开支和其他费用)。而在政府收取的19亿加元中，15亿用于公立医院经营，包括MRI机的运营成本——每台机一年都得花费数十万加元。这些数字的确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它们并不是内容的全部。
罗伯特·威廉姆斯是赖斯伯利基大学健康科学教授和阿尔伯塔赌博业研究所的主持人之一。在过去5年中，他在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从事一项赌博业对社会影响的研究，而现在又在阿尔伯塔省和安大略省进行类似的资料分析。他的研究使他对于那些声称赌博合法化所获得的经济利益高于社会成本的说法产生了疑问。
“在美国内华达州和新泽西州以及摩纳哥、中国澳门这类地方，这种说法可能站得住脚，”威廉姆斯说，“赌博业在那些地方能产生真实的财富效应，因为那些钱不是来自当地，而是来自旅游者。那些地方几乎不承担社会成本。旅游者将所有的钱交给赌场，然后带着各种懊悔和沮丧返回故乡。”可是在加拿大，他指出，不包括在安大略省与美国交界的那些赌场以及一些土著人办的赌场，赌场的收益主要来自当地人的腰包。没有新财富创造出来，收益只不过是一种再分配而已。
“一些省份从赌博业的收益中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威廉姆斯说，“但是证据显示，这些收益的大部分间接来自加拿大的其他地区。在那些地区，原本用于娱乐的钱，如保龄球、旅馆住宿、酒吧消费等等，却输在了赌场，使该地区丧失了不少商业收益，甚至工作岗位。此外，这种钱的转移并非有益于社会。一个新行业替代旧行业原本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当一个所谓的‘新行业’取代旧行业时，紧随其后的是后患无穷的社会问题。”
赌博的危害性
那么这些危害是什么？威廉姆斯认为它们的形式多种多样：例如金融问题和破产，精神健康问题和自杀，法律问题以及婚姻问题，甚至影响到子女。据这位教授的资料，3.2%的加拿大人，约80万有赌博嗜好。他估计，至少有10%的加拿大人会受到赌博业负面效应的影响。
情况显示，电子赌博机很容易使人上瘾。在过去的12个月中，有9%的加拿大人沉溺于这种形式的赌博。威廉姆斯指出，“如果某商家推出一种新药或新割草机，对10%的使用者造成了伤害，就会被加拿大卫生部和一个负责产品安全的委员会禁止使用。可是那些省一级的政府部门却对在公共场所安放的老虎机和视频彩票终端机的大量增加熟视无睹。”
当然，说句公平话，有关政府部门也试图帮助那些赌博成瘾的人，即所谓的问题赌博者。在阿尔伯塔省，它设立了“阿尔伯塔赌博研究所”，在2008—2009财政年度获得的研究经费为150万加元，以研究赌博衍生出的各种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安大略省政府从卡西诺赌场和赛马场安放的老虎机收入总额中每年拿出2%，约3500万加元，用于“赌博业问题策略”项目的研究，其中包括资助“安大略省赌博业问题中心”。
赌博的危害是会传导的。问题赌博者的子女也更有可能染上赌瘾。虽然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在某些城市，已发生过一些子女偷了父母的钱去投老虎机的事情。另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合法的赌博业还导致了犯罪率的增加，如挪用公款和诈骗。问题赌博者为了还赌债，在有机可乘时就有可能以此类方法铤而走险，拿了钱再去赌，试图赢回失去的钱。“摆在面前的局势是，”史密斯指出，“政府从犯罪的后果中受益——一名赌徒从公司或某个机构搞到钱，将它在政府拥有的卡西诺赌场中输掉。”
综上所述，许多对于赌博业持负面看法的加拿大公众认为：作为具有公共机构特征的政府部门，不应该诱导市民进入卡西诺赌场这个拿金钱博弈的世界。购买或运作MRI机的资金来源应该通过别的渠道想办法。某些人的好运不能以另一些人的不幸作为交换。
(刘旭东译自加拿大《读者文摘》2009年3月 作者：杰伊·特伊特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