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暑假，我客居上海表妹家。她住在浦西，城隍庙隔壁的福佑路上，因地段之闹猛，临去时，我是有无限憧憬的。
　　到了那儿，眼前的场景是，繁华浮世劫后余生的老弄堂，那种破旧，远不是张爱玲笔下譬如明新公寓的贵族式落魄，而是一种真正彻底的凋敝，好似宫闱之中，那些不得承恩且容貌平庸的宫女--零落年深残此身哪！我好奇地跟着她，穿过幽暗的甬道，几乎手脚并用地爬上了逼仄的木梯，我的高跟鞋踩出一片丁丁冬冬的回声，打水漂儿般一连串的响。
　　晚饭时，表妹说要到楼下的烟杂店买两瓶可乐。我坐在窗户前，居然真有闲情逸致去看夕阳。听着她一路欢快的脚步声，看着她的身影变成了跳动的音符，我的心里满是温暖。
　　窄窄的弄堂里，那家烟杂店，还上着老式的木门板，还有散装的绍兴花雕卖，盛在一个个器口刷白的褐色陶瓮里，厚重而古朴，整齐地排列着。有一个穿着花睡衣的女人，每天黄昏时分都要到这家店里买一袋拷扁橄榄，一包香烟，就着店老板的手，点燃了猛吸一口，她的眼睛上有一层雾青的颜色，没睡醒的样子，神情冷漠而倦怠，红颜将衰未衰，灵魂却已然烟一样飘渺。无端的，我构思起她的身世，她的故事。无端地想，她应该有一个看不见抓不牢的情人，否则，岁月怎会把她消磨成这个样子？
　　临走的时候，店老板在她的胯间狠狠摸了一把。我陡然一凛，守着窗户看得心惊肉跳。只是她，不避不让，亦不蹙不笑，轻轻把那人的手推开。转身时，背影被夕阳拉得长长的，映在石板地上，仿佛有无限凄惶。
　　很多年以后，那个场景在我的记忆里依旧挥之不去。里弄，傍晚，烟杂店，店老板，上海女人……试图解构着现代暧昧版的《人约黄昏》。
　　记得3岁时的我，第一次回上海，穿着当年最时兴的大红色滑雪衫，它宽大得像一件袍子，把我整个儿地罩住。一进门，我就用清脆的北京话大声叫道：“姥姥、姥爷！”那个坐在高高的太师椅上的，双鬓灰白的老人不相信我是在喊他，疑惑地望着我。
　　我的姥姥，年轻时据说是个美人。因为长相标致，19岁上嫁给了我的外公——彼时浦东塘桥至南码头一带最大的一家烟杂店的老板。父亲早丧，由小开升任老板时，才18岁。
　　时间是如此奇妙的一样东西，几十年前稀松平常的柴米油盐，被时间的大手抚摩着，渐渐变得圆润而饱满，一部断断续续的黑白片，在后人眼里，无疑是一部色彩缤纷的传奇。
　　塘南路万春园油酱店，就是这样一个传奇。说是烟杂店，可南北干货一应俱全，方圆几十里的住家，买东西都要到这儿。我母亲是这家的长女，坐在几十种稻米袋子上游戏，闻着上百种酒香，长大了。
　　因此，我愈加坚信，在我的私人像簿里，上海烟杂店始终是一个附含无数密码的概念性名词。它的意义无穷无尽。
　　就在我不断地为之解密的时候，《秦关路十号》恰如其分地出现在我的视野里。这部讲述上海老牌烟杂店的生存现状的纪录片曾获全国大奖，编导TONNY后来也成了我的朋友。2004年，这个1980年出生的男孩想用DV镜头寻找城市中即将消失的文化，带着这个想法，他行走在上海的老城厢里。大年初二的早上，当他看见“万源酱酒烟杂商店”那古老的排门板的时候，一下子就被击中了。这家不为人知的老字号，从店主的爷爷开始，几代经营下来，至今已经六十多年了。时间流逝，上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个小店依然保持着古老、简易的经营方式——距小店一步之遥，就是上海著名的四川北路商业街，那里高楼林立，百货齐全，两相对照，令人顿生时空交错的感慨。
　　为了完成这部片子，TONNY在小店里住了一个多月，跟着老板生活——这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在里弄里有不错的口碑。他从祖辈手里接下的这家烟杂店，除了形式上保留了老上海的特色外，同时也是弄堂里的“交流中心”。他与妻子、朋友、邻居以此为圆点，构筑了他们自己独立的人情天堂。浓酽而真切的人生况味在DV镜头里以最自然的状态流泻而出。
　　也许有一天，一觉醒来，我们将发现自己已经完完全全被罗森、快客、好德、喜士多、迪亚天天和联华超市……这些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所淹没，我们将彻底忘记曾有那样一爿烟杂店，那样一种宛如戏台的布景，那样的人与事。我们将行走在布局一致，货样相仿，连售货员都清一色相似的超市里，你是否还会想起那些曾让你心弦颤响的记忆碎片？想起关于老上海烟杂店那些平淡如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