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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牺牲佳酿原有的美味，也要确保药酒的疗效? 但已有一些中国水果、香料酒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好喝得让人愉悦，它们才是中国配制酒的未来。
酒的草药观
理查德·马贝、迈克尔·麦克因提尔等五位英国草药学家共同编写的《草药生活》（The New Age Herbalist）一书，于1988年在伦敦出版。全书分七十五科，收草药二百余种，貌似中国的《本草纲目》。然而本书与《本草纲目》不同之处在于，它所选草药多围绕生活需要，在解说它们的成分、用途和疗效之后，着重寄情这些花草能为人类的生活做什么，而不是能为人类的身体做什么。特别是关于草药用于烹饪、泡酒、调酒的种种情形，书中作了详细和有趣的记载。
《草药生活》和《本草纲目》的差异充分展现了东西方两种草药、药酒文化的不同。其中，最直观的体现无疑是“药酒”这一称谓。欧洲人把草本植物浸泡过酒精饮料称为“配制酒”；中国人则习惯称之为“药酒”。可见在药性追求上，中国人远远超过欧洲。在传统中国文化中，药和酒两个概念纠缠在一起的时间相当久远，以至于令人瞠目结舌。这一点从汉字的“医”字即可得到充分证实。
“医”字繁写体字为“醫”，古代字书将医字列入酉部。酉是古代中国酒坛子的意思，也引申为酒。所以医道与酒的神秘联系非常之早。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对医的解释是：“治病工也。殹，恶姿也，医之性然得酒而使。从酉。”意思是说：醫就是给人治病的人，它上半边是殹，是人们患疾病的样子，下半边的酉字是指医生给人治病的方法——酒。医字最早的含义就是用酒为人治病。可见在秦以前的医疗工作者的药箱里，酒属于常备药品。《周礼·天官·酒正》中说：“辨四饮之物，一曰清，二曰医，三曰浆，四曰酏。”证明古代还有一种专门的酒精饮品被称作医，可能是当时的某种“处方药”。
出于这种深入骨髓的医酒同源理念。中国人宁可牺牲佳酿原有的美味，也要确保疗效。
在《草本生活》一书中，欧洲人却阐述了截然不同的药草和药酒观。以大众熟悉的金银花为例，欧洲人注明它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治疗咽喉肿痛的作用，和李时珍当年的表述大同小异。然而，欧洲人在后面着重强调“金银花一直被广泛用作药材，现在，它们也常用于制作香水（香水也是以香精溶于酒精而成）。大部分的品种都因花香浓郁而被广泛种植。”关于啤酒花的介绍也大致如此：“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国会曾联名反对引进啤酒花，认为它是‘一种邪恶的野草，能够毁掉饮料的滋味，危害英国国民的健康’。啤酒花传入英国之后，传统用来酿造啤酒的艾菊淡出历史舞台。”可以看出，啤酒花引入英国的核心冲突是它同艾菊的味道战争，和疗效无关。
另一个泄露欧洲人药酒观的细节是草药的名字。苦艾草、小茴香、迷迭香、薰衣草、丁香，从字里行间里的“苦”、“香”、“熏衣”等字可知，酿酒者的动机是提取它们的味道，让酒变得更芳香可口。所以正如《草本生活》总结的：“不论在家中种植，还是在花园中培育，药草醉人的香气和鲜艳的色彩，都能够为生活增添不少情调。”欧洲人的草药观是陶冶生活，而非调养身体。
对比这种不同的药酒观念后，结论十分明显：在中国人眼里，药酒首先是药，然后才是酒。在欧洲人眼里，配制酒首先是芳香美味的酒，然后才被视作保健品。为了贯彻两种不同理念，东西方技师在选材上各自费尽心思：欧洲人的泡酒材料通常分两种：水果和药草（欧洲人对药草的理解通常指芳香的草）；中国人泡酒的材料也分两种，植物药和动物药，动物药包括虎骨、鹿角、蛇胆、龟血等等。在老外心中，吃蛇、吃乌龟都是恐怖无比的事，喝它们泡制的酒大概会被吓死。
种种不同导致两种配制酒文化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不过，寻找文化差异的过程像是把化妆镜搬上舞台，如果你蒙上酒瓶子再尝尝两种药酒的味道，差异不见得有想象中夸张。
中国药酒短板——不痛不快乐
欧洲很多药草酒也是由二三十药材配制而成，例如意大利的加力安奴香草酒、法国的DOM修士酒。他们的色泽光鲜可人、瓶子设计前卫，没人因为它们是药酒敬而远之。相反，他们的药酒身份增添神秘感，透过迷离的灯光，泡吧的青年自然联想到爽口的柠檬或橙味伏特加。一杯加冰的加力安奴，鸡尾酒杯、浅金色、甜味、淡苦、薰衣草香，全都充满诱惑。
为什么，中国的配制酒总有挥之不去的药腥味呢？如果一个欧洲人酿的药酒有二三十种药草，他一定绞尽脑汁去口调和各种香料的口感，去除所有怪味。如果一个中国人酿药酒，不但舍不得去除药腥，还会想尽办法让药腥味多样化。为什么会这样？
“中国人骨子里有种观念叫良药苦口。所谓良药苦口，从正面说良药都是苦的，从反面说不够苦的都不是良药”，英国归来的调酒师，酒术餐吧的老板小宝这样认为，“同样的玫瑰花，中国人宣传它美容养颜，欧洲则宣传芬芳宜人。如果酒里有味道古怪的药草，欧洲人就要添加其它香草去掩盖和综合，实在综合不了的，就用更直接的办法，把它做成鸡尾酒。”这一套在中国行不通，药酒如果做得和茅台五粮液一样，没有古怪的药味，人们一定大呼上当，认为这是假药酒！所以酒厂保护药腥味还来不及，怎么敢研究除却药腥味呢？这种观念引发另一个副作用：很多药酒只有药味，没有疗效。
在欧洲，很多药酒只是用来调制的，极少净饮。例如茴香草药酒，将近70度，味道浓重得根本无法纯饮，饮用时必须兑四到五倍冰水。中国绝不会去调酒，调的药味少了一分，心里也觉得药性少了一分。说白了，中国人喝药酒属于痛并快乐着。一旦“不痛”了、美味了，药物崇拜的内心快感也随之削弱了。在这种消费观念的背景下，国产配制酒离酒吧很难拉近。
大断层之后
徐友渔曾说：“我们这两三代中国人是地球上最缺乏传统文化滋养的一群人。”这话放在配制酒上一定不错。欧洲的配制酒大多是二三百年的骨灰级品牌，绝密配方掌握在大厂家手里。除了竹叶青这样的大酒厂，今天世面上的国产药酒方子大多是从故纸堆里扒出来的。
过去中国有种莲花白酒，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这是慈禧太后的宫廷秘方，取莲蕊补肾祛毒的功效，味道清凉适口。逢年过节老佛爷还将它赐给王公大臣滋补一下。清末时这个配方被一位姓连的商人弄到手。他在北京海淀开了个仁和酒馆，专卖莲花白酒，生意红火的不得了。到了解放以后，北京葡萄酒厂在香港《大公报》一名记者建议下，想重新开发这项产品。葡萄酒厂厂长任玉玺跑去仁和酒馆一看，酒馆已经改成了仁和食堂，原来的少掌柜正在长阳农场劳动改造。原汁原味的秘方也随之失传了。如今大家喝的莲花白酒只是些照猫画虎的仿品而已。
这个故事在中国悲剧大潮中仅为沧海一粟，却反映了当下中国药酒头重脚轻根底浅的现状。你有30味“名贵药材”，我就有40味，他飙升到50味……中国配制酒的精神内核也彻底被歪曲。老祖宗在《国语·郑语》中早已道出“和谐”一词的本质：“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稗同，尽乃弃矣。”不是材料越多、样样高档就好，关键在于不同药效的材料彼此调和。某知名药酒厂家号称自己用了67味名贵药材，外国药学者当头就问：“这么多药不怕彼此冲突，产生副作用吗？”古往今来，每个著名的配方都是经年累月千锤百炼的产物。然而在传统文化经历大断层之后，中国现在的配制酒还在寻找回归的路上。
“我去昆明一个小镇吃饭的时候，当地人拿出自己泡制的枣酒，香甜可口叫人刮目相看。”调酒师小宝通过这段经历，他认为中国许多老百姓自己用水果、特产泡的酒已经非常洋气了。“东北的林蛙油泡酒带有葡萄干和蜂蜜的香味，入口有淡淡的甜味，当地时酒师在国内旅行时发现各地土生土长的配制酒仁和酒馆，每天口。
酒的草药观
理查德·马贝、迈克尔·麦克因提尔等五位英国草药学家共同编写的《草药生活》（The New Age Herbalist）一书，于1988年在伦敦出版。全书分七十五科，收草药二百余种，貌似中国的《本草纲目》。然而本书与《本草纲目》不同之处在于，它所选草药多围绕生活需要，在解说它们的成分、用途和疗效之后，着重寄情这些花草能为人类的生活做什么，而不是能为人类的身体做什么。特别是关于草药用于烹饪、泡酒、调酒的种种情形，书中作了详细和有趣的记载。
《草药生活》和《本草纲目》的差异充分展现了东西方两种草药、药酒文化的不同。其中，最直观的体现无疑是“药酒”这一称谓。欧洲人把草本植物浸泡过酒精饮料称为“配制酒”；中国人则习惯称之为“药酒”。可见在药性追求上，中国人远远超过欧洲。在传统中国文化中，药和酒两个概念纠缠在一起的时间相当久远，以至于令人瞠目结舌。这一点从汉字的“医”字即可得到充分证实。
“医”字繁写体字为“醫”，古代字书将医字列入酉部。酉是古代中国酒坛子的意思，也引申为酒。所以医道与酒的神秘联系非常之早。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对医的解释是：“治病工也。殹，恶姿也，医之性然得酒而使。从酉。”意思是说：醫就是给人治病的人，它上半边是殹，是人们患疾病的样子，下半边的酉字是指医生给人治病的方法——酒。医字最早的含义就是用酒为人治病。可见在秦以前的医疗工作者的药箱里，酒属于常备药品。《周礼·天官·酒正》中说：“辨四饮之物，一曰清，二曰医，三曰浆，四曰酏。”证明古代还有一种专门的酒精饮品被称作医，可能是当时的某种“处方药”。
出于这种深入骨髓的医酒同源理念。中国人宁可牺牲佳酿原有的美味，也要确保疗效。
在《草本生活》一书中，欧洲人却阐述了截然不同的药草和药酒观。以大众熟悉的金银花为例，欧洲人注明它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治疗咽喉肿痛的作用，和李时珍当年的表述大同小异。然而，欧洲人在后面着重强调“金银花一直被广泛用作药材，现在，它们也常用于制作香水（香水也是以香精溶于酒精而成）。大部分的品种都因花香浓郁而被广泛种植。”关于啤酒花的介绍也大致如此：“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国会曾联名反对引进啤酒花，认为它是‘一种邪恶的野草，能够毁掉饮料的滋味，危害英国国民的健康’。啤酒花传入英国之后，传统用来酿造啤酒的艾菊淡出历史舞台。”可以看出，啤酒花引入英国的核心冲突是它同艾菊的味道战争，和疗效无关。
另一个泄露欧洲人药酒观的细节是草药的名字。苦艾草、小茴香、迷迭香、薰衣草、丁香，从字里行间里的“苦”、“香”、“熏衣”等字可知，酿酒者的动机是提取它们的味道，让酒变得更芳香可口。所以正如《草本生活》总结的：“不论在家中种植，还是在花园中培育，药草醉人的香气和鲜艳的色彩，都能够为生活增添不少情调。”欧洲人的草药观是陶冶生活，而非调养身体。
对比这种不同的药酒观念后，结论十分明显：在中国人眼里，药酒首先是药，然后才是酒。在欧洲人眼里，配制酒首先是芳香美味的酒，然后才被视作保健品。为了贯彻两种不同理念，东西方技师在选材上各自费尽心思：欧洲人的泡酒材料通常分两种：水果和药草（欧洲人对药草的理解通常指芳香的草）；中国人泡酒的材料也分两种，植物药和动物药，动物药包括虎骨、鹿角、蛇胆、龟血等等。在老外心中，吃蛇、吃乌龟都是恐怖无比的事，喝它们泡制的酒大概会被吓死。
种种不同导致两种配制酒文化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不过，寻找文化差异的过程像是把化妆镜搬上舞台，如果你蒙上酒瓶子再尝尝两种药酒的味道，差异不见得有想象中夸张。
中国药酒短板——不痛不快乐
欧洲很多药草酒也是由二三十药材配制而成，例如意大利的加力安奴香草酒、法国的DOM修士酒。他们的色泽光鲜可人、瓶子设计前卫，没人因为它们是药酒敬而远之。相反，他们的药酒身份增添神秘感，透过迷离的灯光，泡吧的青年自然联想到爽口的柠檬或橙味伏特加。一杯加冰的加力安奴，鸡尾酒杯、浅金色、甜味、淡苦、薰衣草香，全都充满诱惑。
为什么，中国的配制酒总有挥之不去的药腥味呢？如果一个欧洲人酿的药酒有二三十种药草，他一定绞尽脑汁去口调和各种香料的口感，去除所有怪味。如果一个中国人酿药酒，不但舍不得去除药腥，还会想尽办法让药腥味多样化。为什么会这样？
“中国人骨子里有种观念叫良药苦口。所谓良药苦口，从正面说良药都是苦的，从反面说不够苦的都不是良药”，英国归来的调酒师，酒术餐吧的老板小宝这样认为，“同样的玫瑰花，中国人宣传它美容养颜，欧洲则宣传芬芳宜人。如果酒里有味道古怪的药草，欧洲人就要添加其它香草去掩盖和综合，实在综合不了的，就用更直接的办法，把它做成鸡尾酒。”这一套在中国行不通，药酒如果做得和茅台五粮液一样，没有古怪的药味，人们一定大呼上当，认为这是假药酒！所以酒厂保护药腥味还来不及，怎么敢研究除却药腥味呢？这种观念引发另一个副作用：很多药酒只有药味，没有疗效。
在欧洲，很多药酒只是用来调制的，极少净饮。例如茴香草药酒，将近70度，味道浓重得根本无法纯饮，饮用时必须兑四到五倍冰水。中国绝不会去调酒，调的药味少了一分，心里也觉得药性少了一分。说白了，中国人喝药酒属于痛并快乐着。一旦“不痛”了、美味了，药物崇拜的内心快感也随之削弱了。在这种消费观念的背景下，国产配制酒离酒吧很难拉近。
大断层之后
徐友渔曾说：“我们这两三代中国人是地球上最缺乏传统文化滋养的一群人。”这话放在配制酒上一定不错。欧洲的配制酒大多是二三百年的骨灰级品牌，绝密配方掌握在大厂家手里。除了竹叶青这样的大酒厂，今天世面上的国产药酒方子大多是从故纸堆里扒出来的。
过去中国有种莲花白酒，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这是慈禧太后的宫廷秘方，取莲蕊补肾祛毒的功效，味道清凉适口。逢年过节老佛爷还将它赐给王公大臣滋补一下。清末时这个配方被一位姓连的商人弄到手。他在北京海淀开了个仁和酒馆，专卖莲花白酒，生意红火的不得了。到了解放以后，北京葡萄酒厂在香港《大公报》一名记者建议下，想重新开发这项产品。葡萄酒厂厂长任玉玺跑去仁和酒馆一看，酒馆已经改成了仁和食堂，原来的少掌柜正在长阳农场劳动改造。原汁原味的秘方也随之失传了。如今大家喝的莲花白酒只是些照猫画虎的仿品而已。
这个故事在中国悲剧大潮中仅为沧海一粟，却反映了当下中国药酒头重脚轻根底浅的现状。你有30味“名贵药材”，我就有40味，他飙升到50味……中国配制酒的精神内核也彻底被歪曲。老祖宗在《国语·郑语》中早已道出“和谐”一词的本质：“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稗同，尽乃弃矣。”不是材料越多、样样高档就好，关键在于不同药效的材料彼此调和。某知名药酒厂家号称自己用了67味名贵药材，外国药学者当头就问：“这么多药不怕彼此冲突，产生副作用吗？”古往今来，每个著名的配方都是经年累月千锤百炼的产物。然而在传统文化经历大断层之后，中国现在的配制酒还在寻找回归的路上。
“我去昆明一个小镇吃饭的时候，当地人拿出自己泡制的枣酒，香甜可口叫人刮目相看。”调酒师小宝通过这段经历，他认为中国许多老百姓自己用水果、特产泡的酒已经非常洋气了。“东北的林蛙油泡酒带有葡萄干和蜂蜜的香味，入口有淡淡的甜味，当地时酒师在国内旅行时发现各地土生土长的配制酒仁和酒馆，每天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