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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3年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到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离开工作岗位，刘少奇在中央领导岗位上的时间长达23年。
在此期间，刘少奇一直是排在毛泽东之后的“第二把手”，这应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在毛泽东不能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刘少奇多次代理党的主席职务。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代理过毛泽东职务的领导人，刘少奇是唯一的一位。这在党的历史文献中有过三次正式记载。
第一次是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和谈期间。
第二次是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
第三次是在1953年年底。这年年底，毛泽东外出到杭州主持新宪法的起草工作。在12月24日毛泽东临行前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特别作出决定：在毛泽东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之所以把这个决定称之为“特别”，是有特定原因的。就在这次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征询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谁主持工作时，高岗坚决反对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提出“轮流吧，搞轮流好”，刘少奇也表示“轮流负责为好”（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页），最后是毛泽东毅然拍板作出决定：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
除多次代理毛泽东的职务外，还有一次是在特殊情况下作为中央的“预备队”而被毛泽东委以重任。
重庆谈判后不久，蒋介石重新挑起内战，并于1947年初派胡宗南率重兵进攻延安。中共中央为避敌锋芒，主动撤离延安。
3月29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的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而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为常委（后增加康生、彭真）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经五台往太行”，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刘少奇率部到达晋西北后，又辗转来到华北，经过慎重选择，新组成的中央工委最后落脚在太行山麓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战略指挥部。
毛泽东的这个部署是有着深远考虑的。内战初期，国内战争形势敌强我弱。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为了拖住敌人的主力部队，支援其他战场展开战略反攻，祭出一步“险棋”：决定中央机关不离开陕北。
对这步“险棋”带来的险境，毛泽东是有着清醒认识的：战争形势瞬息万变，面对十倍于我的强敌，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遭遇不测。
毛泽东既出此险招，就不能不留有后路。这个后路，就是由刘少奇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这实际上是作为党中央的“预备队”而考虑的。在国共两党决战的前夜，毛泽东又一次将重担托付给了刘少奇。
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工作分为“一线”“二线”后，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
严格意义上讲，所谓“一线”、“二线”的概念是含混模糊的。中共中央进城后，从未在“一线”“二线”问题上有过正式的规定，也未对“一线”“二线”的权限和职责作过任何解释；但在实际工作中，中央高层即政治局常委的这种分工又确实存在着。
大约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特别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工作分为“一线”“二线”的情况较为明显了。毛泽东不再参加党的经常性会议，党的日常工作和政治局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书记处会议则由邓小平主持，大事向毛泽东请示。这种状况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才改变。
实践证明，中央工作分“一线”“二线”的做法是不成功的，给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带来的影响是负面的。但仅从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这一点看，刘少奇的地位则是不言而喻的。
由此可以说，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刘少奇“第二把手”的地位是确定的，但由此认定刘少奇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却值得商榷。
通常认为刘少奇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的根据主要有两个：一是1959年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二是1961年毛泽东同蒙哥马利的一次谈话。
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主要基于毛泽东退居二线的考虑。何况在我国的领导体制中，国家主席只是名誉职务，并没有实际权力。事实上，在最初考虑国家主席人选时，除刘少奇外，还考虑过朱德、董必武等。由于朱德力辞，同时考虑到年龄，党内分工等原因，并由毛泽东出面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加以解释，刘少奇才得以当选。因此以刘当选国家主席来作为刘是毛认定的接班人的依据似乎不充分。
毛泽东1961年9月在武昌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谈话时，倒是明确说过他的继承人（即接班人）是刘少奇。关于这次谈话的记载有两个版本。
蒙哥马利在他回国后写的《三大洲》一书中是这样记述的：“我接着就问到他的继承人。”“他说，在中国，继承是清楚的，并且已经确定了——那将是刘少奇。我问，刘以后又是谁呢？他说他不知道，也不过问。”以外交部官员身份陪同蒙哥马利在华参观并参加这次谈话的熊向晖的回忆，同蒙哥马利的叙述大体一致。蒙哥马利问：“主席现在是否已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这次谈话通过蒙哥马利的著作捅向了全世界，我国外交部也曾以内参的形式在国内小范围作过通报，自然在国内外引起不小的反响。但这次谈话前后，毛泽东并没有在党的会议上提及此事，从笔者目前了解的资料看，也没有在党的高层中进行过议论。毛泽东在其他外交场合包括同兄弟党、兄弟国家领导人的谈话中，均没有做过如此明确的表示。选定接班人这样关乎党的前途的大事，竟只和一个西方人士谈及，似乎有悖常理。
这个事件中有一个背景细节似乎被人们忽略了。据熊向晖回忆，蒙哥马利在太原、包头、西安、洛阳等地参观时，十分关注毛百年以后的接班问题，多次委婉地向接触的群众及熊本人提出询问。这一动向熊向晖及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于是，毛泽东同蒙哥马利谈话之前，已经对此问题作了准备，甚至还问过熊向晖“接班人”同英文“successor(继承人)”的不同含义。
蒙哥马利在同毛泽东交谈时，兴趣点似乎并不在刘少奇身上，而是在毛刘这一代人之后。在毛泽东回答接班人是刘少奇之后，蒙马上接问刘以后是谁，毛以“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作答，话题就此打住。显然，蒙哥马利更想了解的是毛刘这一代人之后的接班人问题。
可以佐证的是，在美英等国近期解密的档案中，也透出当年的这种动向。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情报部门一直在关注中国高层的动向，特别是毛之后的接班人问题，并作过种种推测。
联想到蒙哥马利的关注点，想必这之间应该不是巧合。
那么，从以上细节中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在同蒙哥马利的谈话前，已从熊向晖的汇报中以及其他渠道，得知西方国家在密切关注中国政局的动向，特别是关注毛以后的接班人问题，而毛泽东的回答，则更多带有外交上的策略意义。
从七大到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期，毛泽东对刘少奇是信任和倚重的。尽管其间有过“高饶事件”的波折，但最终得以平息。在这段时间里，毛刘的关系应该还不是“接班”与“被接班”的关系，毛刘基本是同一代人，开国初期还都年富力强，考虑接班问题为时过早。而在进入晚年需要认真考虑接班人问题时，毛泽东的思路已开始偏离了。这种偏离，预示着党将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摘自《党的文献》2011年第2期）B⑨
在此期间，刘少奇一直是排在毛泽东之后的“第二把手”，这应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在毛泽东不能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刘少奇多次代理党的主席职务。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代理过毛泽东职务的领导人，刘少奇是唯一的一位。这在党的历史文献中有过三次正式记载。
第一次是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和谈期间。
第二次是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
第三次是在1953年年底。这年年底，毛泽东外出到杭州主持新宪法的起草工作。在12月24日毛泽东临行前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特别作出决定：在毛泽东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之所以把这个决定称之为“特别”，是有特定原因的。就在这次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征询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谁主持工作时，高岗坚决反对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提出“轮流吧，搞轮流好”，刘少奇也表示“轮流负责为好”（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页），最后是毛泽东毅然拍板作出决定：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
除多次代理毛泽东的职务外，还有一次是在特殊情况下作为中央的“预备队”而被毛泽东委以重任。
重庆谈判后不久，蒋介石重新挑起内战，并于1947年初派胡宗南率重兵进攻延安。中共中央为避敌锋芒，主动撤离延安。
3月29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的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而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为常委（后增加康生、彭真）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经五台往太行”，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刘少奇率部到达晋西北后，又辗转来到华北，经过慎重选择，新组成的中央工委最后落脚在太行山麓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战略指挥部。
毛泽东的这个部署是有着深远考虑的。内战初期，国内战争形势敌强我弱。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为了拖住敌人的主力部队，支援其他战场展开战略反攻，祭出一步“险棋”：决定中央机关不离开陕北。
对这步“险棋”带来的险境，毛泽东是有着清醒认识的：战争形势瞬息万变，面对十倍于我的强敌，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遭遇不测。
毛泽东既出此险招，就不能不留有后路。这个后路，就是由刘少奇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这实际上是作为党中央的“预备队”而考虑的。在国共两党决战的前夜，毛泽东又一次将重担托付给了刘少奇。
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工作分为“一线”“二线”后，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
严格意义上讲，所谓“一线”、“二线”的概念是含混模糊的。中共中央进城后，从未在“一线”“二线”问题上有过正式的规定，也未对“一线”“二线”的权限和职责作过任何解释；但在实际工作中，中央高层即政治局常委的这种分工又确实存在着。
大约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特别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工作分为“一线”“二线”的情况较为明显了。毛泽东不再参加党的经常性会议，党的日常工作和政治局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书记处会议则由邓小平主持，大事向毛泽东请示。这种状况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才改变。
实践证明，中央工作分“一线”“二线”的做法是不成功的，给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带来的影响是负面的。但仅从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这一点看，刘少奇的地位则是不言而喻的。
由此可以说，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刘少奇“第二把手”的地位是确定的，但由此认定刘少奇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却值得商榷。
通常认为刘少奇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的根据主要有两个：一是1959年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二是1961年毛泽东同蒙哥马利的一次谈话。
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主要基于毛泽东退居二线的考虑。何况在我国的领导体制中，国家主席只是名誉职务，并没有实际权力。事实上，在最初考虑国家主席人选时，除刘少奇外，还考虑过朱德、董必武等。由于朱德力辞，同时考虑到年龄，党内分工等原因，并由毛泽东出面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加以解释，刘少奇才得以当选。因此以刘当选国家主席来作为刘是毛认定的接班人的依据似乎不充分。
毛泽东1961年9月在武昌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谈话时，倒是明确说过他的继承人（即接班人）是刘少奇。关于这次谈话的记载有两个版本。
蒙哥马利在他回国后写的《三大洲》一书中是这样记述的：“我接着就问到他的继承人。”“他说，在中国，继承是清楚的，并且已经确定了——那将是刘少奇。我问，刘以后又是谁呢？他说他不知道，也不过问。”以外交部官员身份陪同蒙哥马利在华参观并参加这次谈话的熊向晖的回忆，同蒙哥马利的叙述大体一致。蒙哥马利问：“主席现在是否已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这次谈话通过蒙哥马利的著作捅向了全世界，我国外交部也曾以内参的形式在国内小范围作过通报，自然在国内外引起不小的反响。但这次谈话前后，毛泽东并没有在党的会议上提及此事，从笔者目前了解的资料看，也没有在党的高层中进行过议论。毛泽东在其他外交场合包括同兄弟党、兄弟国家领导人的谈话中，均没有做过如此明确的表示。选定接班人这样关乎党的前途的大事，竟只和一个西方人士谈及，似乎有悖常理。
这个事件中有一个背景细节似乎被人们忽略了。据熊向晖回忆，蒙哥马利在太原、包头、西安、洛阳等地参观时，十分关注毛百年以后的接班问题，多次委婉地向接触的群众及熊本人提出询问。这一动向熊向晖及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于是，毛泽东同蒙哥马利谈话之前，已经对此问题作了准备，甚至还问过熊向晖“接班人”同英文“successor(继承人)”的不同含义。
蒙哥马利在同毛泽东交谈时，兴趣点似乎并不在刘少奇身上，而是在毛刘这一代人之后。在毛泽东回答接班人是刘少奇之后，蒙马上接问刘以后是谁，毛以“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作答，话题就此打住。显然，蒙哥马利更想了解的是毛刘这一代人之后的接班人问题。
可以佐证的是，在美英等国近期解密的档案中，也透出当年的这种动向。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情报部门一直在关注中国高层的动向，特别是毛之后的接班人问题，并作过种种推测。
联想到蒙哥马利的关注点，想必这之间应该不是巧合。
那么，从以上细节中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在同蒙哥马利的谈话前，已从熊向晖的汇报中以及其他渠道，得知西方国家在密切关注中国政局的动向，特别是关注毛以后的接班人问题，而毛泽东的回答，则更多带有外交上的策略意义。
从七大到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期，毛泽东对刘少奇是信任和倚重的。尽管其间有过“高饶事件”的波折，但最终得以平息。在这段时间里，毛刘的关系应该还不是“接班”与“被接班”的关系，毛刘基本是同一代人，开国初期还都年富力强，考虑接班问题为时过早。而在进入晚年需要认真考虑接班人问题时，毛泽东的思路已开始偏离了。这种偏离，预示着党将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摘自《党的文献》2011年第2期）B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