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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兴的社会企业成长面临制度困境。
由于社会企业的特殊性，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社会企业无法得到一个恰当的“身份”而给经营带来了不确定性。
社會企业注册为公司，不仅可能引发公众对其使命的怀疑和不信任，还无法获得基金会的投资。
在过去30年里，中国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同时收入差距拉大、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全球和中国的社会企业，都在提供可持续的解决办法来缩小社会差距，保持社会稳定。
社会企业起源于英国，与一般私有企业不同，它不是为股东谋取最大的利润而运作。企业获益并不分红，而是在满足企业自身运营以后，主要用于解决社会问题。它不是纯粹的企业，亦不是一般的社会服务。简而言之，社会企业是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
社会企业的概念在2004年通过各种研讨会，首次被介绍到中国。两年后，两本关于社会企业的全球畅销书被翻译为中文，社会企业为更多的人熟知。它们是戴维·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的《如何改变世界》（How to Change the World）和穆罕默德·尤努斯（Mohammed Yunus）的《穷人的银行家》（Banker to the Poor）。青年社会企业家基金会（FYSE）对中国社会企业调查显示，95％的受访者是在2006年后开始涉足社会企业的。
2008年，社会企业家和非盈利组织对四川汶川大地震迅速做出了反应。在此之后，社会企业进一步引起关注并蓬勃发展：社会企业的推动者，包括孵化机构和影响投资者（impact investors）开始出现，报道和关注社会企业的媒体和研究学者也迅速增加。
目前，中国社会企业的规模和经济影响力仍然有限，这主要是因为它们还太年轻。根据FYSE发布的2012中国社会企业报告，71％的中国社会企业年收入不到50万元人民币，平均创造7个就业岗位。与海尔、联想、中石化等已实现国际扩张的中国企业相比，社会企业经营所覆盖的地理范围较小。63％仅在单座城市或村镇经营，只有8％采取国际经营模式，即使这8％通常也只向国际市场销售产品，而销售活动的受益者仍是中国而不是全球。因而，中国社会企业发展潜力巨大。
中国社会企业面临着成长困境
与印度、中国香港和英国等地的社会企业一样，由于商业和市场技能的缺乏、业务模式不清晰以及创收战略的低效，中国许多社会企业正为生存和增长苦苦挣扎。
中国社会企业所面临的独特挑战是：创业生态环境不成熟，包括金融、人力、社会和智力资本等资源条件皆不成熟，此外还面临着制度的挑战。创业生态环境和社会企业本身一样，自发地出现并摸索发展。因此，支撑社会企业的基础结构非常不完善。
在中国，大多数社会企业难以获得银行贷款，原因是银行专注于大额贷款业务，其中主要是向国有企业贷款，不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其他融资来源，如私人、公共基金会、企业以及影响投资者，尚未填补这一空缺。而它们本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为社会企业提供所需资金。目前中国的大多数基金会都是经营性基金会，执行自己的项目并为之融资，而不是为非政府组织和社会企业提供资金。不确定的监管环境，也促使基金会只为风险较低的项目和组织提供资金，如教育、扶贫和环境保护领域，而避开例如艾滋病（AIDS）预防等较敏感领域。此外，中国民政部2012年颁发了《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其中一条关键的规定是：“基金会不得资助以营利为目的开展的活动”（第1款第11条）。这将会给社会企业和大量注册为企业的非政府组织带来困难。
同时，社会企业常常不清楚需要何种融资、融资多少以及如何与资助方谈判，而且很少有社会企业拥有站得住脚的业务模式，以显示它们对市场的了解，因而难以吸引合理的投资。
社会企业家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另一重要挑战是人力资源的培育，包括吸引、留住和发展人才。尽管中国的人才越来越有社会意识，但与跨国企业或国企相比，社会企业的就业机会仍缺乏吸引力，而且员工还面临高昂的机会成本：一方面，加入社会企业，就意味着失去大公司提供的社会和经济利益以及职业培训机会。此外，社会企业多数不具备工资收入竞争力，能为员工提供的薪资较低。另一方面，从非政府组织进入社会企业的员工，由于掌握的是另一套不同的技能，常常在社会企业的环境中难以脱颖而出。LGT公益创投基金（LGT Venture Philanthropy）投资经理张女士指出，社会企业家本人通常是整个团队唯一的驱动力，其他员工要么缺乏经验，要么执行力不足。
最后，当前法律框架为社会企业同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一方面，社会企业家在选择注册成为何种组织时，面临多种选择，使他们在公司治理、免税和监管方面，有一定的灵活性。另一方面，例如在非政府组织的立法中显示的，政府会执行哪些法规以及会对社会企业产生何种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另外，将社会企业注册为公司，可能引发公众对其社会使命及价值观的怀疑和不信任。
如何打破社会企业发展的障碍？
就像促进中国其他关键领域的成长一样，政府可以有意识地扶持社会企业的创业生态环境，让孵化机构、非营利组织、大学和投资者构成的支持网络成熟起来，促进其发展。
对于如何刺激社会企业发展、打破其增长障碍，有以下四点建议：
一、提高社会企业的整体能力
由孵化机构、非营利组织和大学组成的小型支持网络正在形成，比如恩派（NPI）、南都公益基金会（Narada Foundation）和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等，它们正在为社会企业家提供培训和技术协助。中国大多数扶持项目目前都以创始人为中心，专注于培养和扶持社会企业的创始人或首席执行官。如果社会企业的职员和其他管理员工缺少发展和学习机会，得不到培训和指导，社会企业难以形成规模。因此，社会企业的扶持网络应该提供更多项目，增强社会企业的整体能力，开展针对中层管理者（处于战略管理层和执行层之间的员工）的培训项目。 二、加大对初创社会企业的支持力度
FYSE的研究顯示，相当高比例的社会企业无法完成从初创企业到成熟组织的转变。除了争相推出业务规划方案以外，还必须启动项目来支持处于构想阶段和初始阶段的社会企业家，并提高项目规模，以扩大能够成长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企业的后备军。应该有更多的扶持者，从源头上去激励更多人成为社会企业家，并为其社会企业提供孵化。
除激励和培养更多社会企业家之外，还必须有更多资助者填补资金空白，专门为初创社会企业提供财务支持，包括在必要的时候提供资金。只有当更多的初创企业得到经济支持，去摸索和验证它们的业务模式，才有可能成长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企业。
三、资助各类社会企业，而不局限于政府注册的非政府组织
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有人把注意力放在对社会企业法律地位的讨论上，也有更多的人采取实用主义态度，讨论如何经营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企业。包括政府、基金会和影响投资者等资助者，应该更多关注经营效果、如何变革和创新，较少关注资助对象的形式、经营方式和法律地位。这也包括向有能力、历史业绩好的社会企业提供资金，不论它们是在政府的哪个部门注册。资助者和政府可以以业绩为基础提供资金，而不是以组织类型为基础（比如只给在政府部门注册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从而让有限的资金达到最大影响。
四、调整大学课程设置，适应市场需求
中国每年有上千万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受过创业教育和培训，难以从求职者变成创业者。研究发现，年轻人创业的主要动因是自我实现（79％）、独立（63％）和为社会做贡献（55％）。大学要想支持学生把创业（或创立社会企业）当作职业选择，可以与创业家建立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实战案例分析、实地考察和讲座，同时调整课程大纲，提供相关专业课、选修课和实习机会，培养学生，也为社会企业提供人才储备。
虽然社会企业家在中国面临各种困难，但越来越多的社会企业正在涌现并发展壮大，绣嘉（Shokay）、苗荟（Miaolosophy）、乐朗乐读学习潜能开发中心（Langlang Learning Potential Development Center）和残友（Canyou）就是其中几个典型代表。
若如上建议能够引起进一步重视，中国的社会企业将有能力部分解决社会和环境失衡问题，并创造就业从而创造经济价值，为发展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由于社会企业的特殊性，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社会企业无法得到一个恰当的“身份”而给经营带来了不确定性。
社會企业注册为公司，不仅可能引发公众对其使命的怀疑和不信任，还无法获得基金会的投资。
在过去30年里，中国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同时收入差距拉大、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全球和中国的社会企业，都在提供可持续的解决办法来缩小社会差距，保持社会稳定。
社会企业起源于英国，与一般私有企业不同，它不是为股东谋取最大的利润而运作。企业获益并不分红，而是在满足企业自身运营以后，主要用于解决社会问题。它不是纯粹的企业，亦不是一般的社会服务。简而言之，社会企业是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
社会企业的概念在2004年通过各种研讨会，首次被介绍到中国。两年后，两本关于社会企业的全球畅销书被翻译为中文，社会企业为更多的人熟知。它们是戴维·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的《如何改变世界》（How to Change the World）和穆罕默德·尤努斯（Mohammed Yunus）的《穷人的银行家》（Banker to the Poor）。青年社会企业家基金会（FYSE）对中国社会企业调查显示，95％的受访者是在2006年后开始涉足社会企业的。
2008年，社会企业家和非盈利组织对四川汶川大地震迅速做出了反应。在此之后，社会企业进一步引起关注并蓬勃发展：社会企业的推动者，包括孵化机构和影响投资者（impact investors）开始出现，报道和关注社会企业的媒体和研究学者也迅速增加。
目前，中国社会企业的规模和经济影响力仍然有限，这主要是因为它们还太年轻。根据FYSE发布的2012中国社会企业报告，71％的中国社会企业年收入不到50万元人民币，平均创造7个就业岗位。与海尔、联想、中石化等已实现国际扩张的中国企业相比，社会企业经营所覆盖的地理范围较小。63％仅在单座城市或村镇经营，只有8％采取国际经营模式，即使这8％通常也只向国际市场销售产品，而销售活动的受益者仍是中国而不是全球。因而，中国社会企业发展潜力巨大。
中国社会企业面临着成长困境
与印度、中国香港和英国等地的社会企业一样，由于商业和市场技能的缺乏、业务模式不清晰以及创收战略的低效，中国许多社会企业正为生存和增长苦苦挣扎。
中国社会企业所面临的独特挑战是：创业生态环境不成熟，包括金融、人力、社会和智力资本等资源条件皆不成熟，此外还面临着制度的挑战。创业生态环境和社会企业本身一样，自发地出现并摸索发展。因此，支撑社会企业的基础结构非常不完善。
在中国，大多数社会企业难以获得银行贷款，原因是银行专注于大额贷款业务，其中主要是向国有企业贷款，不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其他融资来源，如私人、公共基金会、企业以及影响投资者，尚未填补这一空缺。而它们本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为社会企业提供所需资金。目前中国的大多数基金会都是经营性基金会，执行自己的项目并为之融资，而不是为非政府组织和社会企业提供资金。不确定的监管环境，也促使基金会只为风险较低的项目和组织提供资金，如教育、扶贫和环境保护领域，而避开例如艾滋病（AIDS）预防等较敏感领域。此外，中国民政部2012年颁发了《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其中一条关键的规定是：“基金会不得资助以营利为目的开展的活动”（第1款第11条）。这将会给社会企业和大量注册为企业的非政府组织带来困难。
同时，社会企业常常不清楚需要何种融资、融资多少以及如何与资助方谈判，而且很少有社会企业拥有站得住脚的业务模式，以显示它们对市场的了解，因而难以吸引合理的投资。
社会企业家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另一重要挑战是人力资源的培育，包括吸引、留住和发展人才。尽管中国的人才越来越有社会意识，但与跨国企业或国企相比，社会企业的就业机会仍缺乏吸引力，而且员工还面临高昂的机会成本：一方面，加入社会企业，就意味着失去大公司提供的社会和经济利益以及职业培训机会。此外，社会企业多数不具备工资收入竞争力，能为员工提供的薪资较低。另一方面，从非政府组织进入社会企业的员工，由于掌握的是另一套不同的技能，常常在社会企业的环境中难以脱颖而出。LGT公益创投基金（LGT Venture Philanthropy）投资经理张女士指出，社会企业家本人通常是整个团队唯一的驱动力，其他员工要么缺乏经验，要么执行力不足。
最后，当前法律框架为社会企业同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一方面，社会企业家在选择注册成为何种组织时，面临多种选择，使他们在公司治理、免税和监管方面，有一定的灵活性。另一方面，例如在非政府组织的立法中显示的，政府会执行哪些法规以及会对社会企业产生何种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另外，将社会企业注册为公司，可能引发公众对其社会使命及价值观的怀疑和不信任。
如何打破社会企业发展的障碍？
就像促进中国其他关键领域的成长一样，政府可以有意识地扶持社会企业的创业生态环境，让孵化机构、非营利组织、大学和投资者构成的支持网络成熟起来，促进其发展。
对于如何刺激社会企业发展、打破其增长障碍，有以下四点建议：
一、提高社会企业的整体能力
由孵化机构、非营利组织和大学组成的小型支持网络正在形成，比如恩派（NPI）、南都公益基金会（Narada Foundation）和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等，它们正在为社会企业家提供培训和技术协助。中国大多数扶持项目目前都以创始人为中心，专注于培养和扶持社会企业的创始人或首席执行官。如果社会企业的职员和其他管理员工缺少发展和学习机会，得不到培训和指导，社会企业难以形成规模。因此，社会企业的扶持网络应该提供更多项目，增强社会企业的整体能力，开展针对中层管理者（处于战略管理层和执行层之间的员工）的培训项目。 二、加大对初创社会企业的支持力度
FYSE的研究顯示，相当高比例的社会企业无法完成从初创企业到成熟组织的转变。除了争相推出业务规划方案以外，还必须启动项目来支持处于构想阶段和初始阶段的社会企业家，并提高项目规模，以扩大能够成长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企业的后备军。应该有更多的扶持者，从源头上去激励更多人成为社会企业家，并为其社会企业提供孵化。
除激励和培养更多社会企业家之外，还必须有更多资助者填补资金空白，专门为初创社会企业提供财务支持，包括在必要的时候提供资金。只有当更多的初创企业得到经济支持，去摸索和验证它们的业务模式，才有可能成长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企业。
三、资助各类社会企业，而不局限于政府注册的非政府组织
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有人把注意力放在对社会企业法律地位的讨论上，也有更多的人采取实用主义态度，讨论如何经营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企业。包括政府、基金会和影响投资者等资助者，应该更多关注经营效果、如何变革和创新，较少关注资助对象的形式、经营方式和法律地位。这也包括向有能力、历史业绩好的社会企业提供资金，不论它们是在政府的哪个部门注册。资助者和政府可以以业绩为基础提供资金，而不是以组织类型为基础（比如只给在政府部门注册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从而让有限的资金达到最大影响。
四、调整大学课程设置，适应市场需求
中国每年有上千万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受过创业教育和培训，难以从求职者变成创业者。研究发现，年轻人创业的主要动因是自我实现（79％）、独立（63％）和为社会做贡献（55％）。大学要想支持学生把创业（或创立社会企业）当作职业选择，可以与创业家建立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实战案例分析、实地考察和讲座，同时调整课程大纲，提供相关专业课、选修课和实习机会，培养学生，也为社会企业提供人才储备。
虽然社会企业家在中国面临各种困难，但越来越多的社会企业正在涌现并发展壮大，绣嘉（Shokay）、苗荟（Miaolosophy）、乐朗乐读学习潜能开发中心（Langlang Learning Potential Development Center）和残友（Canyou）就是其中几个典型代表。
若如上建议能够引起进一步重视，中国的社会企业将有能力部分解决社会和环境失衡问题，并创造就业从而创造经济价值，为发展和谐社会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