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轨(中篇小说)

来源 :北京文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ajimide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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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的好多事情,都是事儿赶事儿赶到那儿的,看似是巧合,其实是宿命。发生在法官刘世续身上的事儿,就是如此。本来,这件事跟他半毛钱关系也没有,就因为他为人热心,这事就跟他关联上了。当然了,一年前他要不是作为优秀法官调到诉讼服务中心来锻炼,即便他再怎么热心,也不会遇到这件事。因为诉讼服务中心是法院的窗口单位。
  这天上午快接近中午时分,当事人马鼎盛来到诉讼服务中心大厅,诉讼服务中心大厅有很多窗口,马鼎盛当时的位置离刘世续所在的窗口很近,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冲刘世续的窗口去,而是直奔他的同事王一梅的窗口去了。王一梅是那种长得不算漂亮但非常有滋味的女人,男人一般都非常喜欢接近她。这一点,从她平时接待的业务量就能看得出来,只要那天男当事人多,她的窗口就从不断人流。当然了,除了长相有亲和力以外,王一梅同志平时的态度也是可亲的。
  但这一天王一梅的态度一点也不可亲。打早上一上班,那种类似谁欠她钱不还的表情就挂在脸上。也难怪,她刚刚经历了竞岗失败的打击,正痛苦着呢。刘世续其实和她一样,也刚刚经历了竞岗失败的打击,但他之前有三次失败的经历,疲了,所以他撂了一天的挑子以后,就缓过来了,来自基因深处的热心肠基本上又恢复了原形。他觉得人家当事人又没有得罪你,你怎么能拿人家当事人出气,耍态度呢?因此,他还是像以前那样客客气气地接待来访者。但王一梅不同,她是第一次,这跟做人流一样,第一次总是很痛的,所以还没有缓过来,此时正烦着,性格中急躁的一面就像汽油碰到了火星子一样,不点自燃。看到这样的脸色,稍微识一点趣的人都会躲开她,谁也不想因为办事找别扭。那天,好多当事人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不知道老马为何没长眼眉?后来有人分析,可能与老马厚厚的眼镜片有关,他没看清王一梅的表情,以为女人心细、温情,就过去了。偏偏老马又不是那种讨人喜欢的中年有点偏老的男人,一脸的苦相,邋遢的衣着还打着卷儿,看不清颜色的衬衣外露着,脚下的皮鞋满是污渍,早已变形,整个一个糟老头子的形象。特别膈应的是,周身还散发着一种说不清什么味道的气味。而王一梅又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甚至干净到有点洁癖的程度。平时遇到这样的当事人,王一梅表面不膈应,心里早已膈应得不行,只不过她忍着。这从她那不经意的小表情就能看出来。每当这样的当事人走近她的窗口时,她总是下意识地用手在鼻翼前轻轻地扇一扇。但今天她忍不住了,她简单地翻了一下老马递过来的材料,还没看清怎么回事,就将老马递进来的材料递了回去。“到中院上诉去。”她不耐烦地丢给老马一句,目光连看老马一眼都省略了。
  老马申辩说:“我去了,中院让我上高院来。”老马这话如同撞到海绵上,没有回音。王一梅别过脸,权当眼前没他这个人似的,目光空洞地看着一个地方。可老马不识相,以为王一梅没听见,又重复了一遍。王一梅不耐烦地白了他一眼说:“听得懂人话吗?”
  这话老马听明白了,不干了,嚷道:“你什么态度!”
  “我就这态度。”王一梅一脸不屑的样子,表情充满了鄙夷。
  “你、你们领、领导呢,我找你们领导。”老马气得语不成句。
  “爱找谁找谁。”
  老马脸气得煞白,他站在空旷的大厅里无助地环视了一圈,最后与刘世续的目光相遇了。说不清是第几感觉,刹那间,老马觉得刘世续应该像个领导。这不能不说是刘世续的尴尬。过了四十以后,刘世续经常遇到这样的尴尬。和朋友聚会,朋友向不熟悉他的人介绍,不再直呼其名,而是含糊地给他封个官称,譬如刘主任、刘处、刘庭什么的。外出参会,举办方也在通讯录上含糊地给他封个官称,搞得刘世续很不好意思。好像他这个岁数又满脸沧桑的样子,应该混个一官半职似的。好长时间,刘世续不知道这是一种尊重还是一种鞭策,抑或是一种嘲弄。后来,他想通了,那些抬举他的人不是为了抬他,而是为了抬自己,瞧,我交的朋友或我邀的人多有档次。这样一想,刘世续就不申辩了,随他们怎么叫吧。或许是惯性使然,当老马问他是不是领导时,刘世续没有给予正面肯定或否定,而真像一个领导那样安慰老马别着急。这时,旁边的同事也跟着敲铲子,说,这是我们刘庭长。按说这话对刚刚竞岗失败的刘世续有一定的刺激,他也想纠正,但一想,当着当事人的面就别纠正了。平时他们就这样给当事人演戏,遇到闹访的,吵着要见领导的,他们一般就推出来一个人,说是领导。大多数情况下就这么蒙混过去了。当事人傻乐,领导觉得他们敢于担当,矛盾不上交。挺好。
  老马一听是庭长,就像在外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大人那样,开始仗着势子痛骂王一梅。刘世续一边安慰老马,一边煞有介事地说回头批评她。然后接过老马手中的材料,认真地翻看起来,不消几眼,刘世续就看明白了,老马一审败诉了,但他过了上诉期限,不能上诉,只能走申诉程序。于是,他对老马说:“你把材料留下,我们研究后给你回话。”老马说行,然后按要求留下联系电话就走了。
  如果换一个人,责任心没有那么强的话,软拖老马几天,然后说这个案子过了法定上诉期限,没法解决,也就把老马打发了。事情如果朝这个方向发展,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悲剧发生。问题是,生活中的好多事情不可能按“如果”的方向发展。接过老马的材料以后,刘世续认认真真地看了几天,他发现老马的案子输得多少有点冤。


  说是老马的案子,其实是他女儿马静的案子。老马女儿马静是某大学的职工,马静刚结婚那会儿,正好赶上单位有一批公产房要卖,价钱虽然不便宜,但是比市场价还是要低一点,而且在面积上也没抠那么细,所以还是比较划算的。但这种划算只对单位的员工,不对外,换句话说,买这种房子有一定的人身属性在里面,不能简单地视为商品房买卖。当初买房时,马静没有钱,老马虽然有点儿,但也没有那么多。可这种带有福利性质的房子又不能作价卖给别人从中赚取差价。没办法,马静只好让未婚夫刘福生找他父亲。可是刘福生父亲是工薪阶层,也没有那么多钱,但这种明显便宜的房子又不能不买。刘福生父母合计来合计去,决定把自己住的一处稍大一点的房子卖掉,买一个小的自己住,剩下的钱和老马的钱伙在一块儿,买了这房子。房产证上的名字当然写的是马静,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的房产证上只能写一个人的名字,而这房子原本是马静单位的,又带有某种福利性质出售的,所以只能写马静。对此,刘福生和他的父母也未置可否,甚至一点意见都没有。在他们看来,都是一家人,写谁的名无所谓。   可如今世事就是这么难料,正如微信朋友圈里有一个微信写的那样:飞机飞着飞着就丢了,哥们儿喝着喝着就没了,朋友走着走着就散了,夫妻过着过着就离了……马静和刘福生还没到七年之痒就过不下去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过不下去。过不下去的标志,也不吵,就是不在一块儿睡。不是马静不愿意跟刘福生在一块儿睡,而是刘福生不愿意跟马静一块儿睡。二十多岁的男人,应该正是对性生活充满热爱的年龄,可刘福生一年半载也不主动碰一下马静。马静长得虽然不是那种漂亮的女人,但绝对算得上是有滋味的女人。这一点,从单位男同事讨好她的殷勤劲就能看出来。一开始,刘福生不碰马静,马静以为是刘福生性功能出了问题。可后来发现不对劲,刘福生老后半夜上网和人聊天。为了搞清楚这里面的秘密,马静花了四千块钱,搞到了刘福生与人QQ聊天的记录。不看不要紧,一看,马静差点晕倒。聊天的内容不堪入目,全是下三路那点事,最让马静不能忍受的是,他居然厚颜无耻地给一个大他十多岁的女人展示他那雄赳赳的玩意儿。于是马静明白了,不是他的性功能出了问题,而是他真的不爱自己了。那就离呗。于是,起诉到法院。
  解除人身关系,两人没有异议,他俩最大的分歧就是这房子,两人都想要,而且都愿意以现在的市场价评估房价,然后按当初买房时出资多少补给对方差价。刘福生认为房子应该判给他,因为购房款的百分之七十是他父母出的。而马静对抗的理由,就是房子是单位卖给职工的,没有她,刘福生出多少钱也买不到。事情是不是像马静说的那样?马静所在的单位最有发言权。如果马静所说属实,房子当然由马静优先购买。于是,一审法官谭畅畅带着书记员到马静所在的大学调查。调查的结果既不能说对马静有利,也不能说对马静不利,因为马静单位给的话很原则:该房原则上是卖给单位职工的,但单位不限制上市交易。换句话说,不是本单位职工想买也可以。这样又将矛盾踢给了法院。考虑到刘福生父母情绪比较激动,法官最后将房子判给了刘福生。
  接到一审判决后,马静和她父亲老马不是不想上诉,也不是不知道有上诉期,而是听了所谓的明白人的现身说法:上诉没用,上访有用。因为那个现身说法的当事人,就是通过无休止的上访加闹访,硬是将一个30平米的违建棚户房换回了一个80平米的偏单房。不是他吹牛,老马上门看过,四楼,两室一厅,阳光通透,把老马羡慕死了,也给老马带来了极具示范的作用。于是老马选择了上访,放弃了上诉权利。但老马的上访最终还是要回到法律轨道上解决,因为老马的要求必须通过法院改判才能实现,所以法官接访时指点老马,你的案子还有申诉这个渠道,于是,老马就来到高院申诉。这样,这个案子就到了刘世续手里。刘世续觉得一审法院判的也不能说错,但他们忽略了这个房子带有人身属性这一特征有待商榷。“商榷”二字本来是学术理论研讨中的一个常用词,跟某些常用的外交辞令的意味有点相似,不可以当真。可是,老马听到高院法官说到“商榷”二字以后,就觉得他的案子有戏了。从后来的结果看,正是刘世续一句随意性很大的话,让本来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刘世续说“商榷”二字时,不是在一个正式场合说的,也不是对老马说的,而是和一个叫韩东的大学同学说的。韩东当然是法律人。毕业后,刘世续进了法院,韩东留校当了老师,后来读硕又读博,现在成了教授,而且是本市法律界颇有知名度的教授。大学同窗的时候,刘世续的成绩要比韩东优秀,没想到几十年以后,人家成了知名教授,而自己还是一个啥也不是的小力巴。虽然现在混得不如韩东,但他也不能让韩东小瞧自己。所以,当韩东问到这个案子时,刘世续是以学者对学者的口吻说出了这两个字。
  韩东为什么要关心这个案子,当然是受老马的女儿马静相托。韩东和马静是同事,虽然韩东教授在外面人五人六,但作为同事的韩东就没有那么伟大了,尤其在女同事面前,他就更没有那么伟大了。韩东和马静虽然差着年龄,但韩东是那种愿意把自己往小里放的男人,而且见到女人特别兴奋。兴奋的标志,就是话特别多,反应特别快。但他的兴奋又不让人膈应,所以韩东比较有女人缘。但有女人缘的韩东在这事之前,并不认识马静,大学太大了,不认识也正常。韩东是通过刘冬梅认识马静的。刘冬梅和马静是一个办公室的。那天韩东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来到马静的办公室。当时,马静正为这个案子的事情和同事刘冬梅念叨。刘冬梅和马静一样不懂法,但她凭着朴素的感情认为法官这样判没有道理,并且义愤填膺。正激昂着,韩东推门进来了。韩东虽然不认识马静,但是和刘冬梅特别熟。刘冬梅一看进来的人是韩东,一拍大腿,差点没把韩东吓晕。刘冬梅对韩东说:“我怎么把你给忘了!”说得马静云里雾里,说得韩东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在韩东和马静面面相觑时,刘冬梅自揭谜底。她指着韩东对马静说:“你这事有救了,找他,韩教授,法律专家,我怎么把你忘了。”不待韩东问明白怎么回事,刘冬梅的嘴像机关枪一样就秃噜了。韩教授听个大概,就说:“法院判得有问题。”刘冬梅在一旁说:“这事你找韩教授,他在法律界老有名了,他的桃李遍及公检法司。一个电话,他就把你这事给平了。”韩教授喜欢别人捧他,尤其是女人吹捧他,那个爽劲儿,打一个不文明的比喻,就像鹅毛掸子掸腚沟一样,全身上下酥极了。韩教授脸上乐开了花,他对马静说:“我给你找人,案子现在在哪个法院、哪个法官手里?”
  马静说:“在市高院刘世续庭长手里。”
  “在刘世续手里?那是我同学,好办。”说完掏出手机,当着马静的面给刘世续打电话。刘世续就是在这次通话中和他说了“商榷”二字。撂下电话,韩东对马静说:“刘世续说了,这个案子有商榷的地方。这话你懂吧?”马静点点头。韩东说:“你直接去找他,提我就行。”
  马静下班回家,把这事告诉了她爹老马。马鼎盛听到的虽是“商榷”二字,但他把“商榷”当成“商量”理解了。既然这事可以商量,五十多年的生活经历告诉他,得使点好,要不人家凭什么跟你商量。于是,第二天老马就揣着两千块钱来找刘世续。这天,刘世续不值班,不在窗口,但他也没在办公室接待老马,而是在法院大门口一侧接待了他,很随便。因为刘世续本意不想接待他,案子还没有进入程序,说什么呢?但碍于韩东的情面,就打算在大门口对付一下。刘世续对老马很客气,他对老马说:“老马,你的材料我看过了,现在正在走程序,你别着急。”刘世续说的尽管是客气话,但也是实情。可老马不这么理解,他一根筋地认为,刘世续在点拨他,目的就是要点好。老马像地下党接头那样,四下瞅了瞅,见没有熟脸,便快速地从兜里掏出一个纸卷,往刘世续手里塞。刘世续被老马的突然动作搞得像遭蛇咬了一般,快速地抽回手,他当然知道老马这是干什么。虽然他没有收受过当事人的钱财,但是他若干次面对过这样的情景,熟,知道怎么应对。但那都是在办公室里或者在一个私密的地方。可是头一遭在大庭广众之下,他有点发蒙,情急之下也就脱口说出了实话:“别别别……大庭广众之下,影响多不好。”老马虽说有点一根筋,但他不傻,见刘世续把话说得这么明,他也意识到这种地方不是“打点”的场合。他尴尬地笑了笑,收回纸卷,说了句“明白”,就走了。   回到办公室,刘世续觉得像吃了一只苍蝇似的恶心,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不靠谱的当事人。虽然刘世续行得端,从没有收受过别人的钱财,但他也不希望在大庭广众之下和人拉扯这种事,尤其是和当事人拉扯这种事。若传出去,好说不好听。知道他的为人,没什么;不了解他人品的人或者与他有过节,这事在他关键时刻就是一个事儿。这年头,别说你真有这档子事,即便没有,别人还能捕风捉影说得有鼻子有眼呢。若要是让“拍客”拍了,更坏菜,捅到网上,一炒,那就更摊上大事了!到时候,與情一上来,领导可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没人听你解释。到那时,黄泥巴掉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想到这儿,刘世续就觉得别扭,而且是越想越别扭,于是,一股小情绪栓塞在那儿,死活绕不过去,非要给韩东打电话不可。
  人就是这么怪。电话一拨通,栓塞开了,觉得不值当跟韩东说这事。可是晚了,电话那头传来了韩东的声音。刘世续只好硬着头皮跟韩东说事,先说了一会儿闲篇作铺垫,趁这档子工夫,他想好了词。本来,他是要说,“马鼎盛这人怎么这样。”但如果这样说了,那等于说韩东你怎么给我介绍这样的人!虽然刘世续不是那种特圆滑的人,但是与人交往的基本套路他还是懂的。于是,趁着闲篇的间隙,他以一副很随意的口气说:“哎,老马下午来找我了。”为了不给韩东造成刻意说这事的印象,说完这话后,他既不等电话那头有回音,又恰到好处地留了一点间隙,然后继续刚才的腔调说:“老马这人多有意思。”
  “他怎么有意思了?”韩东问。
  “在法院门口,他非要给我塞两千块钱。”说完,就像讲了一个笑语似的笑了。两千块钱,是刘世续根据信封的厚度,猜的。也许是三千,但无关紧要。
  电话那头的韩东也只能笑着说:“这人怎么这样办事?”
  韩东说完这话以后,刘世续赶紧把话头岔开了,说些别的。


  马静也没有想到他爸这么办事。下班回家,她数落了老马一顿。说老马不该不分场合给人送礼,老马知错,但女儿说他不该只出手两千块钱,老马有点不服气。当然,马静说的话也有点难听。
  马静说:“这点钱,你当打发叫花子?”
  老马说:“给两千块还少?比我一个月的退休金还多。”
  马静说:“你没见过钱,不代表别人没见过,人家是见过吃过的。”
  老马说:“那给多少?”
  马静说:“至少一个数?”
  老马说:“一个数是多少?”
  马静说:“一万。”
  老马有点不解地说:“给这么多?也太黑了吧?”
  马静说:“现在就这世道,找人办事,别让人说咱们不懂事。”
  老马低头沉吟了一会儿,然后以一副不得不接受的口吻说:“好吧,我明天带一万块钱去。”
  马静说:“您别愣了吧唧地去,把人吓着了,让我们同事先垫个话。”
  第二天,马静来到韩东办公室,委婉地表达了他爸要去感谢刘世续的意思,为了不显得唐突,想让韩教授先垫个话。韩东当然知道马静的意思,但他没有马上表态。他故作深沉了一下说:“别老让你爸去了,影响不好,换个生脸去。”马静觉得韩教授说得在理,但她一时想不好谁去合适。在她心里,最合适的人选应该是韩教授,案外人,他去了,谁也不会怀疑这中间有什么猫腻。可她说不出口,人家一个大教授,能给你干这种事?你和人家关系到那份上了吗?这样一想,她一副犯难的样子自言自语地说:“我爸不去谁去呢?”
  这话不该从她的嘴里说出来!尤其是韩东教授在场,你自己的事你问谁呀?但年轻再加上有点姿色的女人就这点好,不该说的话,从她们嘴里说出来反倒显得可爱。这会儿韩东教授就是这么以为的。他笑笑说:“你去。”
  “我?”马静一副没有底气的样子。
  “没事,我给你垫个话,你直接上他办公室找他。”说完,他掏出手机给刘世续打电话。
  刘世续不好拒绝,也没有办法拒绝。人家就是说想见一见你,又没有说要给你整糖衣炮弹那一套,你就不好此地无银三百两推辞说不见她。换另一个人,他肯定不见了,问题是马静是韩东介绍的,不见她等于不给老同学韩东的面子。于是就答应了。
  马静是在几天以后的一天下午来的。刘世续没见过马静,但他觉得马静在高校工作,素质应该不错,于是就在办公室接待了她。马静给刘世续第一印象不错,肩挎一个坤包,戴着一副无边框眼镜,很文静的样子,很符合刘世续年轻时的审美趣味。可现如今,这样的女孩子很稀有,一个个安上翅膀都能上天大闹天宫。刘世续不明白现如今的小男人们都是咋的了,放着这么好的女人不好好过日子,动辄就上法院来离婚。要是他是一审法官,他肯定当庭训斥她的男人刘福生,还福生呢,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这样走着脑子,他竟然忘了招呼马静坐。搁一般人,这种局面肯定有点尴尬,可马静非常得体地笑笑说:“刘庭长,我可以坐吗?”
  “坐坐坐,请坐。”刘世续的脑子回到了现实。为了给刚才的不周找个台阶,他索性拿自己开涮说,“我这人一见到美女就紧张。”
  马静当然知道他在说笑话,于是应和道:“您说话真幽默,跟您在一起工作一定很愉快!”
  “那是必须的!”刘世续学着小沈阳的腔调,挺逗。两个人就乐。
  乐够了,刘世续坐在办公桌前,敛住笑容,口气轻松,略带随意地问马静:“怎么,找我有事?”
  于是,两人谈事,很随意地进入了叙事状态。马静说的那些,刘世续通过阅卷早就烂熟于心,但他还是非常有耐心地听马静说过程。说完过程,马静后找补的一句话,有点打动了刘世续。马静说:“我们婚都离了,您说我在学校老碰见他,多别扭呀!”听到这句人之常情的话,刘世续不易觉察地点了点头。但这一细节,马静看个满眼。她说:“刘庭长,这事我就拜托您了,我一个弱女子,他们家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呀!”说到动情处,眼睛闪着泪光。要是换一个油滑的人,这会儿肯定虚头巴脑应付一下,哄当事人高兴得了。可刘世续的骨子里没有这基因,他实打实地对马静说:“案子最后怎么样,我说了不算,但我肯定会如实把你的想法和实际情况向领导汇报,你看怎么样?”   人有时就是这么怪,你跟他虚头巴脑,他觉得你这人不错;你跟他说实话,他反而觉得你在刁难他或在点拨他。马静现在就是这个感觉。当然,这个时候她愿意刘世续在点拨她。点拨她,证明她的事有戏。她现在就是这么理解的,也是冲着这个“理解”来的。当刘世续的话音最后落在“你看怎么样”时,她知道这是他们之间谈话结束的信号,她必须在这个时候出手。她识趣地站起身,一边说着客气话,一边将左手放进坤包里,然后像拿名片一样拿出了一个厚厚的信封。根据生活经验推测,应该是一万元。马静像是他庭里的内勤给他送一份文件那样,自然得体地将信封放在刘世续的办公桌上,顺手还拿起一本书压在了上面。刘世续怔了一下。
  马静说:“刘庭长,啥也别说,一点心意。”
  刘世续猜到是这个结局。看来,韩东还是没有理解那天下午他打电话给他的良苦用心,或者说把他的用心理解反了。是我的话说得不够清晰吗?他这样思忖了一秒钟,马上态度决绝地拿起信封塞到马静手里。马静推让。两人各抓住信封的一边,推来推去。马静说:“就一点心意。”
  刘世续说:“心意我领了,咱有韩东这层关系,没有必要。”
  马静说:“就一点心意,没别的意思。”
  刘世续说:“没必要。别说你这点钱,再多我也不收,我从不收当事人的钱和物。”
  马静说:“一点心意。”
  刘世续说:“这是我做人的准则。”
  马静心有不甘,还要推让。这时,刘世续办公室的门被敲了两下,两人都怔了。刘世续率先警醒过来,示意马静将信封放包里。马静心领神会。刘世续对着门说道:“请进!”
  门推开了,一个女人站在门口,是刘世续的同事。女同事是拿着卷宗过来的,要谈事。刘世续就坡下驴对马静说:“这样,咱们回头再说,我们要谈事。”女同事一副不好意思的表情看着马静和刘世续说:“要不,我等一会儿再过来,你们先谈。”刘世续说:“没事,我们谈完了。”说着,就要送马静走。马静不无遗憾地站起身。刘世续将她送到了办公室门外。


  马静非常沮丧地来到韩东的办公室。路上,她还不明白来这儿的目的,现在清晰了。虽然她觉得她和韩东的关系还没有达到这个份上,但她也只好厚着脸皮求韩东帮忙了。马静说了原委,韩东问马静:“你把钱往他办公桌上放的时候,说话了没有?”马静向上转一下眼珠子回忆说:“好像说了,但我没说别的,只说是一点心意。”韩东笑笑,对马静说:“问题出在这儿!你应该什么也不说,放那儿赶紧走人。”
  “为什么?”韩静不明就里。
  “怕你录音呗。现在高科技的东西多厉害,谁知道你包里藏没藏一支录音笔。”
  “我哪能那样干,我是怕他不知道随报纸一起当垃圾扔了。”
  “你们女人心细得不是地方。别忘了,人家是干法律的。”
  “我没想那么多。”
  “你给人多少?”
  “一万。”
  韩东笑了一下,没说话。
  马静心里有一种踩空了的感觉。“多了少了?”
  “还多了?我当多少,一万块钱找人办事你也好意思?我问你,你那房子值多少钱?”
  “值一百万吧。”
  “别忘了,你那事两可!你才拿一万块钱,你当人没见过钱?”
  “那……多少合适?”
  韩东伸出一个巴掌说:“五万都不多。”
  马静显然被韩东的“五指山”镇住了,虽然她心里一时接受不了这个数,但她不好作大惊小怪状。韩东显然知道她此刻心中的小九九,但他不好点破,于是对着窗外咏叹道:“唉,眼界决定境界!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舍不得老婆逮不住流氓。”
  两人短暂地无语后,马静以一副豁出去的口气说:“我明白,要不改天我再去他办公室送一趟。”
  韩东笑笑说:“别去办公室,换个地方吧。”
  “上哪儿合适。”
  “他家。”
  “不知道他家在什么地方?”
  “这事还用我教你?用脚后跟想想都能想明白。”
  下班回到家,马静就和她爸说这事。老马得知马静没有送成钱,对她撇撇嘴说:“还说我办事不行,要是我去了准办成了。”马静知道老马有“事后诸葛亮”的毛病,就没搭他的茬儿,而是自言自语地说:“怎么才能打听到他家的住址?”
  “韩教授不知道吗?”老马问。
  “他没告诉我,我想他肯定也不知道,只是不好意思说。”
  接下来,两人又想了几种方法,但很快又自我否定了。眼看几条路都堵死了,老马突然来了灵感,他说:“我有办法。”
  马静问:“什么办法?”
  老马说:“等他下班的时候,我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在法院门口等着,他一出门,我骑车跟踪他,我就不信找不到他家住什么地方。”
  马静觉得可行,可高兴了还不到两秒钟,又觉得不靠谱。马静说:“要是人家开车你怎么办?你眼神又不好。”老马想想,觉得也是,但他心有不甘,他说:“我试试,不试怎么知道不行呢。实在不行,咱再想招。”
  说干就干,第二天下午五点不到,老马就来到距离法院门口十来米远的一棵树下,若无其事地坐着。那儿常年坐着很多一脸苦相的当事人。刚坐下不久,一位中年男子走过来问老马:“大哥,你是打算跟踪法官吗?”老马没有注意到中年男子凑过来,加上突然有一个人在他耳边说了一句戳中了他心思的话,让他不由得一怔,以为遇到便衣了。但等回过神来看这位中年男子的打扮和气质,不像便衣,于是厉色地反问道:“谁说的?”
  中年男子笑笑说:“大哥你紧张什么,不为跟踪你坐这儿干什么?”
  老马犟嘴说:“我骑车骑累了,坐这儿休息一下。”
  中年男子说:“大哥你没说实话,跟你说,你这招我十年前就干过。”
  老马上下打量着中年男子,问道:“你是什么人?”   中年男子说:“我是什么人不重要,但我能给你提供你想要的法官家的地址。”
  老马像被点了穴位似的直愣愣地看着中年男子,他不明白中年男子怎么像他肚子里的蛔虫似的,知道他的所思所想。中年男子确实像他肚子里的蛔虫,他说:“你肯定很奇怪我是怎么知道你要跟踪法官的?”中年男子故意停顿了一下,眼睛盯着老马。老马没吭声,但他很响地吞了一口唾液。中年男子知道老马的心理防线崩溃了,接下来会像一只温顺的羊羔一样跟着他的感觉走。中年男子没有接刚才的话,而是直接从一个布提兜里拿出一个卷了边的小本子,打开给老马看。他指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名字对老马说:“你说谁,我这上面都有。”
  老马被镇住了,脱口说道:“刘世续。”
  中年男子嘴里一边叨叨着“刘世续”三个字,一边一页一页地翻找小本本,很快,他就找到“刘世续”所在的那一页。他端着小本子对老马说:“你看,找到了。”等老马侧过头想看时,他马上合上小本子。他对老马说:“对不起,这是我多年的心血,想知道,必须付费。”
  “多少钱?”
  “不多,五十块钱。”
  “这么多!我不要了,我自己跟踪他。”
  中年男子笑笑说:“你拿什么跟踪他,就你这辆破自行车?告诉你,人家早就开上车了。”
  老马赌气说:“我看他开哪辆车,打个的士跟踪他。”
  中年男子说:“你要是能看清他开哪辆车,我给你五十块钱。”
  老马决定不再理他。快五点半了,法院门口开始像懒驴撒尿似的,一会儿哩哩啦啦地往外蹿一个人或自行车或一辆车。五点半一到,人流、车流见多,但又不是像工厂到点下班那样一窝蜂往外涌。老马眼神够使,骑车和步行的人,他能看清,但开车的人,他看不清。看不清,与眼神无关,因为车玻璃反光,眼神好也看不清,加上距离又远。虽然中年男子说刘世续早就开上车了,但他还是将信将疑地把注意力放在骑车或步行的人身上。可是,快到六点半了,他也没有看到刘世续的身影。老马的脸上写满了失望。
  这时,中年男人又踅了回来。他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对老马说:“怎么样,没看见吧。”老马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接下来,中年男人带有挑衅的意味说:“你是继续蹲守呢,还是买我的信息?”老马有点服软了,但他嘴上不示弱地说:“我怎么知道你提供的信息准不准?”中年男人说:“我带你去,看到他人你给钱。”老马说行。
  两人商量第二天下午五点在这儿见面,然后由中年男子骑车带老马到刘世续居住的小区里等他。可是第二天中年男子变卦了,讲好五十块钱,这时非要一百。老马嫌多,中年男子摆出一副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劲头说:“一百块钱,你愿意出,我带你去;不愿意,没关系,我也不是非等你这一百块钱买米下锅。”说完,还冲老马哼哼两声。老马本来不想惯他这毛病,可是一想到昨天晚上已经跟马静把牛吹出去了,只好认他宰了。老马说:“行,一百就一百。”
  六点多钟,两人来到刘世续居住的小区,然后在离刘世续停车位不远的地方,找了一个长椅坐了下来。刘世续是六点半到的小区,当他看到老马坐在小区的长椅子上时,吓了一跳。虽然他听同事说过被当事人跟踪到家的事,但是他在小区里碰到自己的当事人还是第一次。尽管如此,他还是马上镇静了下来,对老马说:“你怎么在这儿?”老马说:“我是来串门的,我一个工友住在这儿。”刘世续没有多想,和老马象征性地客套了两句就径自上楼了。


  刘世续怎么也没有想到,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当他听到有人敲门时,打开门一看,站在他家门口的人竟然是老马。刘世续知道老马来的目的,尽管老马的脸上堆满了小人物的笑容,但此刻刘世续内心升腾的厌恶,已经占据了上风。他不喜欢在家里接待他不熟悉的人。他横在门口,没有好脸地对老马说:“你找谁?”
  老马尴尬地笑了笑说:“刘庭长,我可以进去坐坐吗?”
  “不可以。”刘世续态度决绝,不给情面。
  老马还要坚持。刘世续严肃地说:“你再不走,我可要报警了。”
  老马无奈,只好无趣地走了。
  回到家,老马跟马静说了自己的遭遇,尽管心情十分沮丧,但他还是打心眼里敬佩刘世续的为人,认为他是一个好官。老马说:“刘世续是一个好官,咱们把人想歪了。”老马这样夸刘世续时,马静没有作声。此刻,“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这句形容时下法官的流行语,在她心里根深蒂固。虽然她从没有和官员打过交道,但不知怎的,她对“十官九贪”笃信不疑。也难怪,因为从媒体频繁曝光的腐败官员来看,她已经不相信这个世道上还有所谓的清官了。也是,政治局委员甚至政治局常委都贪,能有好官吗?即便有那么一两个,也不会让自己赶上了。所以,在她眼里,不,在很多老百姓眼里,所谓的清官只是贪多贪少的问题,而手里有权,却一点不贪的官,在当下的政治生态中能生存吗?按照这个逻辑,她的结论是:刘世续之所以拒绝他们,不是因为清廉,而是觉得跟你不熟不敢收。现在的贪官都鬼着呢,看看那些出事的贪官就知道了,哪个是自己出面收钱的?看来,必须找一个和刘世续特别熟的中间人,才能把钱送过去。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只能是韩东韩教授。
  尽管马静和韩教授一来二去,也比较熟了,但真要张口说这事,马静还是觉得张不开口。她想这事只能通过好姐们儿刘冬梅了。
  第二天一上班,她跟刘冬梅说了自己的想法。刘冬梅特别爽快,也不知道她哪来的信心,当即就将马静忧心的事大包大揽了过来。
  她对马静说:“小事一桩,我跟他说。”
  “能行吗?”马静将信将疑。
  “他敢不听。”撂下这话,刘冬梅就给韩东打电话。
  刘冬梅说:“韩大教授,晚上有空吗?”
  电话那头的韩教授忙不迭地说:“有有有,太有了,别人约我不一定有,你约我肯定有。”
  刘冬梅说:“那好,晚上我请你。”
  “你请我,是不是又有事要麻烦我?”   “来不来吧,给个痛快话。”
  “来来来,当然来,什么地方?”
  “稻乡村。”
  “这么破费,那我就受累出席一下。”
  六点钟,韩东教授准时出现在“稻乡村”饭店,当他看到马静和刘冬梅坐在一起时,马上明白是什么事了。他的那颗热切的心,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里。韩东教授一直对刘冬梅有那意思,刘冬梅也知道韩教授对她有那意思,但她的分寸拿捏得特别好,既让你感到有希望,又让你伸手够的时候还差那么一丁点。这是聪明女人对付好色男人的最好办法。这样的女人也是男人尊重的。男人这东西,越是他得不到的,在他眼里越是珍贵的;一旦得到了,他反而唾弃你,甚至背后还拿你和他上床的事当作他的本事和人吹嘘。刘冬梅深谙这一点,所以,她像拿着一块骨头对付一条狗一样对付韩教授,时不时把骨头拿出来,香一香他,而韩教授每回都上当。今天他又一次上当了,他以为就他和刘冬梅两个人。一路上,他无数次幻想着吃过饭以后带刘冬梅上哪儿,设想着用什么方式自然得体地拉一拉她的手,然后再得寸进尺。没想到,这一切美好的设想,让马静这个灯泡给破灭了。此刻,他的心,套用本山大叔小品里的一句台词,瓦凉瓦凉的。
  但是,韩教授有一点比较好,喜怒不形于色。尽管好心情受到了重创,但你丝毫感受不到他心情不好。或许是韩教授没太觉得失望,或许已经折磨疲了,所以,席间有两位美女陪着,他还是像以往一样谈笑风生。当然,谈的都是闲篇,没有触及正题。酒过三巡以后,刘冬梅说了正事。韩教授严肃了一下说:“就这点事儿,你们至于绕这么大圈子,累不累呀?”
  马静马上赔不是说:“您这么大教授,我是怕我没有那台面。”
  韩东嗔怪地说:“你这是没拿我当自己人,咱们这么熟了,你直接说不就得了。”
  韩东这么一说,刘冬梅不干了,她装作一副吃醋的样子冲韩东嚷道:“哎哎哎,刚过河就想拆桥,没这么干的啊!”三人都乐了。
  接下来,研究具体细节,主要是韩东教授和马静在商量,刘冬梅听着也心不在焉。马静想把钱给韩东,让韩东送过去。韩东想了想,觉得不妥。他说:“这种事,中间环节越少越好。”韩东说的是实情,这种事,好比跟通奸一样,第三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多余的,说不定还惹一身骚。所以,他不想卷入其中。
  “可是,我们送过去他不收呀。”马静说。
  韩东沉吟了一下说:“你看这样行不行。他不是不让你爸进他家吗,哪天我领你去,别让你爸去了,你去也好说话。咱们别一上来就直奔主题,先聊天。聊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借故上个厕所或者去他书房里看看,这个时候你把东西放那儿,啥也别说,都懂。我一出来,立马走人。”
  看马静扑棱着两只眼睛,不谙其道,韩东解释说:“人家知道你是来干啥的,东西往那儿一放,立马走人,再坐容易生尴尬。”
  马静自叹弗如,她没想到韩教授这么大学问的一个人,对社会上的事居然也这么门清。


  几天以后的一天晚上,韩东领着马静来到刘世续家。那天晚上,刘世续不在家,他老婆于洋老师接待了他们。于洋老师和韩东熟,见他领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就不怀好意地笑。韩东知道她笑什么。他对她说:“这是我同事,找刘世续有点事。刘世续呢?”
  刘世续去医院照顾他父亲去了。于洋老师本想实话实说,又觉得不妥,怕韩东知道后又要破费,于是撒谎说出门办事去了。再说了,说刘世续去医院照顾他父亲,她这个做儿媳妇的不陪着去也有点不正常。事实上,他们夫妇正在为这事闹别扭,现在还没缓和。
  事情起因正是为了钱,但导火索是刘世续没有跟于洋老师商量就擅自将父亲接过来看病。其实,于洋老师知道刘世续要接他父亲过来看病。刘世续也心知肚明于洋老师知道他要接他父亲过来看病。自己那么大声音,她能听不见?可是听见了和从你嘴里说出来是两码事。刘世续当然也懂,但他就是置这个气!你不是不闻不问吗?那我就不跟你说。
  于洋老师不闻不问是习惯,但也不能说与上周二早上她情绪不好没有关系。近一段时间,可能是更年期的原因,于洋老师的睡眠一直不好,时常被失眠折磨得半宿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天又快亮了。所以早晨那一刻,对于洋老师来说十分宝贵。为了让于洋老师早晨能多睡一会儿,刘世续每晚睡觉前都将手机调到振动上。不知怎的,昨晚忘了。当然了,以前也忘过,只不过没引发后果罢了。不知道这天早上谁这么不长眼眉,五点钟就给刘世续打电话,好不容易进入睡眠的于洋老师听到手机铃响,立马崩溃,她情绪失控地喊道:“谁他妈的这么不长眼,大清早的扰民!”
  刘世续也被手机铃响惊醒了,他赶忙捂住手机来到另一间屋。电话是哥哥刘世继打过来的,哥哥从来没有这么早打过电话来,刘世续第一感觉家里肯定出大事了。果不其然,家里出大事了,一向身体健壮的老父亲查出患了胃癌,需要立马手术。结果是昨天出来的,刘世继因为没有手机,又记不住弟弟的手机号,所以,一大早从县城赶回家,迫不及待地给弟弟刘世续打电话。听到噩耗的刘世续一下子蒙了,他无暇顾及隔壁房间失眠的于洋老师的情绪,声音不知不觉地高了上去。于洋老师在卧室里听得很真切。
  刘世续说:“哥,你先别急,说不定是县医院误诊了。”
  刘世续说:“这样,你把爹送到我这儿来吧,我领他上大医院复查一下。”
  刘世续说:“你一定要给爹买卧铺,买不到硬卧买软卧,买不到软卧就坐飞机,千万别图省钱坐硬座。”
  刘世续说:“你别找人借了,我上午给你汇点过去。”
  刘世续说:“买到票后给我打电话,好吧。”
  刘世续说:“嗯,就这样。好好。”
  挂断电话,刘世续回到卧室,见于洋老师瞪着两眼出神地看着窗帘,他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他知道于洋老师什么都听见了。既然都听见了,于洋老师说什么这个时候也应该主动问一声。可她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一样,在那儿愣神,好像他们家的事跟她半毛钱关系也没有似的。这么多年来,于洋老师就是这个样子,从不主动过问和关心他家的事情。刘世续偶尔跟她说些他农村的父母和哥嫂家的事时,她都是一副事不关己的表情,心不在焉地听着,然后不是出于礼貌“哦”地应付一声,就是将话题岔开。刘世续始终不明白于洋老师为什么这样?虽然他们结婚这么多年,对他本人也不错,但她好像始终无法从心里接受他的家人,甚至连表面上充满虚情假意的接受也没有。正是这一点,让刘世续很不爽,可又说不出口。因为于洋老师的不接受,不是那种挂在脸上,也不是反对给他家里寄钱。她的不接受是一种与己无关的冷漠和不屑,就像孤独症患者一样,屏蔽一切来自刘世续家人的信息。   过了一会儿,刘世续问:“你怎么不问一问我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又过了一会儿,于洋老师不紧不慢地应道:“你们家能有什么好事?”
  于是,两人无话。这么多年来,只要一提到他的家人,两人就无话。本来,刘世续还想找于洋老师拿点钱,刘世续的工资卡都在于洋老师手里。这个城市的女人都这样,永远掌握着家庭的经济命脉。在她们看来,男人有钱就变坏,现如今女人又这么开放,把钱看牢点,看你们怎么变坏?所以,于洋老师和这个城市的许多女人一样,对自己的男人实行供给制,口袋里的零花钱,永远也别想超过一百块。需要用大钱时,得说明理由,且在她们情绪好的情况下,才能拨付。但今天早上,于洋老师的情绪显然属于不好的情形,虽然于洋老师是知书达理之人,但是知识分子也是有脾气的。所以,刘世续不想因为钱的事,让他们夫妇狞目。这不是他的行事风格!他总是避其锋芒,然后办成自己想要办成的事。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们夫妇也很少争吵。
  可是,答应上午给哥哥寄钱,这会儿上哪儿给他弄钱呢?自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后,他就没有再找人借过钱。他知道现如今的城里人不时兴找人借钱,再好的朋友,借什么都行,唯独借两样东西不行,一是女人,二是钱。因为和这两样事情发生关系,好朋友早晚也会变成路人和仇人。所以久而久之,大伙也就遵从了这一规则,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找朋友借钱。
  但眼下,他必须硬着头皮找人借钱,因为农民哥哥在等着呢!可是找谁借呢?他只能找吴立峰了。吴立峰是民一庭庭长,刘世续没有调到诉讼服务中心之前,就在他手下混。虽说吴立峰当过刘世续的庭长,但两人谁也没把这种官本位的东西当回事儿,不是公务场合,刘世续对吴立峰总是直呼其名;公务场合能不叫官称,他尽量不叫。虽然吴立峰没说不让他叫官称,但是刘世续觉得叫官称显得两人关系远了。他们是同一年进的法院,又都是外地人,有那么一段时间,两人合租一室,睡上下铺。成家后,吴立峰还啥也不是的时候,只要有饭局,不管谁的朋友攒的局,都会叫上对方一同前往。这种关系再叫官称,那准是病得不轻。
  别看他和吴立峰关系到了不分彼此的地步,但真要找他借钱,刘世续还是觉得张不开嘴。为此,他纠结在办公室里,像下午四五点钟的狼一样,横竖不是地坐卧不宁,斗争了好长时间,他才鼓足勇气来到吴立峰的办公室,坐下后,挠了半天的头皮才挤出一句:“你手头有钱吗?”
  吴立峰愣了一下,有点没反应过来:“干什么?”
  “我有点急事。”
  “要多少?”吴立峰心里发虚,怕他狮子大张口。
  “三千块钱有吗?”
  “这点钱你怎么还找我借?”
  “老婆出门了,工资卡在她那儿。”刘世续撒谎说。
  “瞧你这点出息,说你什么好。”吴立峰说归说,还是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三千块钱递给了刘世续,“够吗?”
  “够了够了,我老婆一回来就还你。”
  “得了吧,不找你要利息。”
  刘世续本以为这是他最后一次张口找人借钱,没想到一周以后,他又找吴立峰借钱,借的不是三千,而是一万五千块钱。父亲来了以后,刘世续安排他住进了肿瘤医院,检查后再次确诊患了胃癌,需要立即手术,但住院手续费需要交三万块钱押金。刘世续找于洋老师要钱时,于洋老师说,费用你们哥儿俩一人一半。不能说于洋老师说的不在理,都是儿子,理应共同承担父亲的医药费,可是这话刘世续说不出口。哥哥在地里刨食,一万五千块钱对于他来说,比命都重要,让他拿一万五千块钱,如同让他砸锅卖铁。这是其一。还有一个原因,他也不能让哥哥出钱,因为要是没有哥哥,他也不可能读到大学。那时,家里很穷,农民父亲只能勉强供一个孩子读书,而他们兄弟俩都是读书的好材料。两人读到初中时,父亲实在供不起,决定让一个人辍学。父亲打小读过私塾,在乡下也算是一个文化人,因而在决定孩子的前途命运时,不像没有文化的乡村人那样指鹿为马说啥是啥,而是让两个孩子抓阄,谁抓着了,谁继续读;抓不上,认命。可是,当父亲把阄做好以后,哥哥刘世继放弃了选择。他对父亲说:“让弟弟接着读吧,我是长子,应该替您卸点家庭担子。”哥哥的话,让父亲十分感动,也一直觉得亏欠他的。若干年以后,当刘世续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准备出远门读书的头天晚上,父亲和他作了长谈,除了殷殷教导他怎么做人以外,让他印象深刻的就是父亲嘱托他将来一定要接济哥哥。他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他打小就渴望有朝一日能这么做。他至今记得,小时候村里的一个乡亲收到在城里工作的亲戚寄来的汇款单时在稻场上激动的情景。那时候乡下穷,这个乡亲每到节日就会收到亲戚寄来的十块、五块的汇款单。每每如此,稻场上就沸腾了,乡亲们像自己收到汇款单一样,激动着,羡慕着。每回看到这种场景,刘世续就幻想着将来自己也能像这位乡亲的亲戚那样,不断往家寄钱该多好!那时候,他脑海里的接济对象还不具体,考上大学以后,具体了。这个人就是哥哥。可是,在城里工作了二十多年,他一直也没有机会这样做。现如今农村也富了,虽然没有大钱,但日子也能安排开,不需要他接济。一直没有报答哥哥的刘世续,这个时候怎能为区区几万块钱的医药费跟哥哥计较呢?但这些,他没法跟于洋老师说。他也习惯了不跟于洋老师说他家里的张三李四。
  跟老婆说不通,又不想和老婆吵架,刘世续只好跟吴立峰说了实情,从他那儿又借了一万五千块钱。这事暂且算是过去了。但为这事,刘世续一直耿耿于怀,有一周多没有理于洋老师了。
  见刘世续不在家,韩东和马静也只是象征性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把大信封放在茶几上,说是交给刘世续的材料,就走了。于洋老师也没有多想,原封不动地搁在那儿。第二天早上,从医院回来的刘世续,见茶几上摆放一只大信封,打开一看,里面放着三万块钱,顿时心生感动。此时,于洋老师早已上班去了。


  父亲的手术没有成功,挨了一刀以后,又给缝上了,因为癌细胞已经转移了。父亲在医院里养了些日子,等伤口愈合后,就出院了。或许是想家的缘故,抑或是怕儿子耽误工作,出院当天,父亲就要求回家。刘世续拗不过父亲,买了两张软卧票,把父亲和哥哥送上了南下的列车。这是父亲第一次来到他工作的城市,也是最后一次来他所在的这个城市。当列车启动的一刹那,望着父亲满意又依依不舍的笑容,这个山村走出来的孩子,再也控制不住压抑很久的悲伤,任凭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送走父亲,刘世续恢复正常上班。此前,手头压的一些活儿,也按部就班进入了程序。老马女儿的案子,虽在父亲住院之前交到庭长那儿审批,庭长也同意刘世续的观点,但如果启动再审程序,庭长也说了不算,需要上审委会讨论决定。因为父亲住院,刘世续不能上会,这事一直搁在那儿。这中间,老马也打过电话催问,刘世续都以等着上会为由答复了老马。可老马不满足,他希望得到某种明确的信号,来排解心中因案件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恓惶。于是他强人所难地问刘世续:“这个案子能改过来吗?”刘世续诧异地愣了几秒钟,不知如何作答。搁以往,他肯定会说不好说。可是,那样他又怕老马没完没了,毕竟在医院里,也不是和当事人通话的环境。为了不影响父亲的休息,刘世续打发老马说:“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
  不能说这是刘世续的随口一说,他这样说也是对自己业务能力的一种自信。事实上,这么多年来,经刘世续再审审查后认为应该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上审委会后,没有一件打回来的。正是基于这种自信,他第一次既违心又违规地让老马吃了定心丸。老马窃喜,以为是糖衣炮弹起的作用。而刘世续对此浑然不觉。
  然而,刘世续的这种自信这一次没能继续。主管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鲁志明在审委会上,否定了刘世续对该案启动再审程序的建议。鲁志明是民事审判方面的专家,他认为一审判决把诉争房判给男方也是合情合法的,没有错。既然没有错,为什么要启动再审程序给本已生效的判决烙烧饼?仅仅是因为当事人多次上访,为了维稳,我们就改变本已生效的判决吗?如果我们满足一方当事人的愿望,把这个案子翻过来,那另一方当事人也上访,我们是不是再把它改过来呢?这样改来改去,法律还有什么权威!别说这个案子没什么瑕疵,即便有点瑕疵,只要不影响案件的根本性公正,我认为就应该维护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在当下中国普遍缺少法治意识的今天,我们只有坚定地维护判决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才能培养国民遵守法律和遵从法院判决的习惯!而不应该为了维稳,无原则地迁就甚至迎合当事人。
  他的一席话,得到了审委会大多数委员的认同。虽然刘世续不能完全认同鲁副院长的意见,但他是列席人员,没有表决权,只能服从。服从对他来说,也不难接受,因为这个案子本来就是一个怎么判都有道理的案子,他只是觉得判给女方,似乎更合理一点,仅此而已。所以,当这个案子的再审申请没能在审委会上通过时,刘世续觉得也无所谓,没有什么挫败感。因为与业务能力无关,只是个人观点不同罢了。对于这类案子,刘世续的经验做法就是听领导的,让启动再审程序,他有词;不让启动再审程序,他也有词。既然没通过,那就写一个驳回当事人再审申请的裁定书,让当事人来取呗!
  审委会是上午开的。下午一上班,刘世续就坐在电脑前准备写裁定书。以往,他的习惯做法是写好了文书让当事人来拿或邮寄给当事人。可是,这回在下笔之前,他竟然鬼使神差地改变了以往的习惯做法。他突然觉得应该先给老同学韩东说一声,毕竟他受人之托过问这事,成和不成,都应该让他先知道一下,这样他在当事人面前也有面子。再者,也可以让韩东帮助做一做当事人的工作。可是,打了几次电话,韩东都不接。过了好一会儿,他发来短信说自己正在瑞士做半年时间的访问学者。刘世续正要回短信,老马电话打进来了,催问案子的事,刘世续被顶在那儿,来不及整理思路,顺嘴说了实情。老马因为前段时间刘世续说问题不大,一直抱着热火罐。这会儿一听刘世续说案子要维持原审判决,落差太大,有点接受不了。他的声音立马高了起来:“刘庭长,不带这么玩咱小老百姓的。”
  刘世续愣了,心想怎么这么说话,但他没急,只是轻声地问:“怎么了?”
  这下老马更来劲了,甩出一句:“您心里明白!”
  刘世续笑笑说:“我明白什么?”
  “刘庭长,咱该打点的可都打点了,如果我们哪方面做得还不到位,您跟我们明说,我们小老百姓的心脏可坐不了过山车。”
  刘世续越发云里雾里,问道:“你打点谁了?”
  老马笑笑说:“刘庭长,打点谁您还不知道吗?您也没必要跟我在这儿唱双簧,虽然几万块钱对你们当官的来说是小钱,可对我们小老百姓来说就是血汗钱。咱做人也不能太黑了!”老马说这话时,一定后悔没有听马静的话。依马静,肯定送的是五万块钱,可老马死活不同意,认为送两万就够多的了。后来在马静的一再坚持下涨到了三万块。这会儿,刘世续说案子不能支持他,他认为刘世续太黑了,嫌钱送少了。
  听老马这么一说,刘世续有点生气了,认为老马想倒打一耙。于是,他的口气就有点质询的味道:“老马,你把话说清楚了,你和你女儿给我送钱时我可是当场退还给你们了,对吧?”
  “不错,那是因为我们不懂行情,给少了。”
  “我听不懂。”
  “您是真听不懂还是装糊涂?真听不懂回家问问你老婆。”说完,老马就把电话挂了。
  经老马这么一提醒,刘世续突然想起了那只大信封里的三万块钱。莫非是老马趁自己不在家时送来的?但他马上否定了这一猜想。刘世续对老婆的人品还是比较了解的,她虽然爱钱,但绝对是一个取之有道的人,不正道的钱,打死她,她也不会要的。退一万步讲,这钱真是老马送的,老婆一时糊涂收下了,事后能不告诉他吗?
  但是,老婆给了自己一万五千块钱后,又不声不响地拿出三万块钱放在茶几上也确实不是她的风格,即便她良心发现,尽一个做晚辈的孝心,也不会一下子拿出这么多。莫不是老马进屋后悄悄放在茶几上她没发现?如果这钱不是老婆放在那儿的,就只能是这种可能了!要是这样,就坏菜了,检察机关可以据此立案侦查,定你一个受贿罪,没跑。想到这儿,他的后脊梁骨一阵阵地往外冒冷汗。现在,他恨不得立马搞清楚那只大信封里的三万块是不是老婆给他准备的。如果不是,趁纪检或检察机关没有发现,赶紧悄悄把钱退还人家。这钱还他了,纪检和检察机关发现以后,是违纪;在手里,就是受贿,是犯罪。因此,这钱在手里多一天就多一分危险。只要当事人见到钱并且收下了,这事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太阳明天还会照样升起。   要搞清这事其实很简单,打个电话问一下就妥了,可刘世续掏出手机后犹豫了一下,又放下了。于洋老师的办公环境和自己不一样,四个人一个办公室也不方便接这种高度私密和敏感话题的电话。再者,电话里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而他们夫妇又没有这方面经验,担心万一没默契好,本来还能捂住的事,说不定真成了纸团包火,还是等下班后当面问问她牢靠。可是离下班还有好几个小时。


  这个下午刘世续过得很煎熬。这一点,从他到点就下班这一具体行为就能看出来。以往,他不是这样;以往,他总是有事没事都要在办公室里磨蹭一会儿才下班。但今天下午他像厌学的学生听到放学铃声一样,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办公室。这是刘世续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正点下班。
  可是,这一天焦躁的情绪好像有意跟他过不去。他到家后,老婆还没有到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老婆先到家,所以刘世续非常习惯一进家门,老婆在家忙碌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情景。可是老婆不在家,刘世续突然觉得少了什么,没有抓手。空落落的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显得十分焦躁。但他又不能给老婆打电话问她在哪儿,什么时间回家,因为于洋老师特别烦这个,尤其在饭局上,于洋老师特别腻歪刘世续给她打电话,问她什么时间回家。于洋老师不认为这么做是关心她,而是认为在干涉她的人身自由,让同事笑话。于洋老师这个点还没回家,一定是有活动。所以,刘世续也只能坐卧不宁地等待于洋老师早点回家。坐卧不宁的标志,就是不停地看表和一趟趟无意识地往阳台上跑。也不知道跑了多少趟,还不见老婆的身影在楼下出现。眼看时间已是晚上九点多,他有点沉不住气了,再这样下去,他非崩溃不可。实在忍不住,他掏出手机,拨通了老婆的手机。
  电话一接通,刘世续因为急迫,加上又煎熬了这么长时间,所以给于洋老师的感觉口气有点硬。“在哪儿呢?”他问。
  于洋老师不悦地反问:“什么事?”
  刘世续显然没注意于洋老师的情绪,语气依旧急迫,“有急事,在哪儿?”
  “就在楼下。”
  “赶紧回来。”
  于洋老师一定在路上踩死了很多只蚂蚁,因为在刘世续看来只要两分钟即可走完的路程,于洋老师却走了十多分钟。这种明确期待的煎熬十分折磨人,所以,当于洋老师进家门的时候,刘世续呈现给于洋老师的脸一定是一张驴脸。“怎么这么长时间?”刘世续问。
  于洋老师还是比较有涵养的,没急,只是怪怪地问:“什么急事?”
  刘世续没有马上回答于洋老师的话,而是站起身,径直走到阳台上,关上封闭阳台上的窗户,而后,又拿起电视遥控器将电视的音量调大。看着刘世续神秘兮兮的样子,于洋老师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她像不认识刘世续似的,站在一旁不知所措地看着他。接下来,刘世续的动作更加怪异,他指着侧面的一只沙发对于洋老师说:“你坐下。”
  于洋老师就坐下,陌生地看着他,“什么事,这么神经兮兮的?”
  刘世续直视于洋老师的眼睛说:“那三万块钱是不是你给我的?”
  “什么三万块钱?”于洋老师越发云里雾里,声音有点高。
  “声音小点,怕人听不见?”
  “神经病,怎么了?”
  “你是不是将三万块钱放在茶几上了?”
  “没有啊!”
  “那就怪了,我在咱家茶几上捡到了三万块钱。”
  于洋老师觉得像听到一个谵妄的人说胡话一样,哭笑不得地扯动了一下嘴角,笑笑。她说:“有这好事,你没发烧吧?”
  “于洋你给我听着,我不是跟你开玩笑,你确信这钱不是你放的。”
  “真有这事?”
  “真有这事。”
  “奇了怪了。该不是小偷落下的吧?”
  “我问你,我不在家时有谁来过咱家?”
  “谁来过?”于洋老师在搜肠刮肚,过了一会儿,她说,“我想起来了,一个月前韩东来过,还带了一个挺年轻的女的。难道是他们放下的?他们没说送钱呀,只是说有材料交给你。那三万块是放在一只大信封里的吗?”
  刘世续点点头。
  “那准是他们干的,没跑。”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我哪知道里面有钱。再说,那段时间你不是不理我吗。怎么,他们告发你了?”
  “没有。”
  “没有你着哪门子急?退给人家不就得了。”
  刘世续没吭声,过了一会儿他说:“你把我的工资卡给我吧,明天我取三万块钱还给人家。”
  “那三万块钱你都花完了?”
  刘世续本想实话实说,但话到嘴边,又吞下去了。他清楚父亲将不久于人世,还剩两万多块钱,他给了哥哥为父亲将来准备后事用。不能跟老婆说实话的刘世续,这时只好硬着头皮“嗯”了一声。
  于洋老师欲言又止。这个时候,她是知道轻重的。她从柜子里拿出银行卡,交给了刘世续,然后对刘世续说:“洗洗睡吧,时候不早了。”
  可是,刘世续哪能睡得安生?他是法律人,对这中间的法律关系及后果十分清楚。他是农民的儿子,走出山村来到城市,成为一个城里人,对他来说非常知足,又有这么好的工作,他更是觉得是前世修来的。因此,他非常珍惜既有的一切,小心翼翼地工作,小心翼翼地做人,不图别的,只想顺顺当当地把日子过好。熬到退休前,能混到个职务更好,混不到现职,以他目前的工作状态和为人,退休前调个正处级,一点问题没有。一个农民的儿子还要咋样?正处级,挺好。他就是这么设想和规划着他的人生。其实也无须规划,只要搭上这趟车,就是十拿九稳的事,因为都是这趟线到站。他要做的,就是守住底线和职业操守。事实上,他就是这么做的,这么多年来,他除了偶尔参加律师朋友的吃请外,从没有收受过任何人的钱和物。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还会遇到这一曲!
  为了不影响于洋老师的睡眠,刘世续对于洋老师说:“你睡你的吧,我上儿子那间屋睡。”   可是,分床睡的刘世续还是影响到了于洋老师的睡眠。因为失眠,在床上辗转反侧的他,一趟趟地跑洗手间,直到凌晨四点多钟,于洋老师还听到了抽水马桶冲水的声音。于洋老师急了,她推开儿子卧室的门,冲刘世续嚷道:“多大个事,比你大的鱼有的是!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
  不知道刘世续是几点走的,于洋老师醒来的时候家里静悄悄的。于洋老师看了一眼表,快八点了。迟到了。她一骨碌爬起来,在忙着整理自己的当口,于洋老师还是放心不下刘世续,丈夫是一个谨慎的人,这样的人也是心里装不下事的人,那么早出门,别出什么事。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于洋老师就更不放心了。她掏出手机,拨通了刘世续的手机。
  “在哪儿呢?”她问。
  “在银行门口。”
  “去那么早,银行还没开门吧?”
  “嗯!”


  银行开门时间是九点。门一开,刘世续第一个走了进去,在柜台前取了三万块钱。拿到钱后,刘世续心里有一种莫名的踏实感。出了银行,刘世续在一个相对僻静的地方掏出手机,给老马打电话。昨天夜里,刘世续在床上辗转的时候,已经把词想好了,他要让老马明白,不是他不愿意给他帮忙,而是这事他真的作不了主。
  电话接通后,刘世续简单和老马客套了两句就转入正题。刘世续说:“老马,前段时间我父亲住院,我一直在医院里陪他,那个钱的事,我昨晚才听我老婆说的,这之前我一直不知道。你看是你来取,还是我送给你。”
  “刘庭长,我们不怕花钱,我们花钱就是为了办事。”
  “老马,昨天我跟你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事不是我能作得了主的。”
  “刘庭长,您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您可是一直跟我说没问题。”
  “我可从来没跟你说没问题,我只是说问题不大。”
  “这个时候您就不要跟我咬文嚼字了,咬文嚼字我肯定说不过您,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只要把事情办成了,花多少钱都行。”
  “老马,你怎么听不明白呢?这事我说了不算。”
  老马很有内容地笑笑,说,“刘庭长,我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我也是经过事的人,要是钱少了,您跟我明说。”
  “老马,这跟钱多钱少没关系。再说了,我也没找你们要钱,是你们一趟趟地往我这儿送,对不?”
  “没错!但你不是收下了吗?收人钱就得办事,对不?”
  “谁收你钱了,我们不知道那里面是钱。”刘世续的声音不知不觉高了起来。
  “刘庭长,你我都不是三岁小孩子。说一句难听的话,你就是不办事。你这号人我见多了,噢,先说这事难办,等着要好,这事要是成了,就说是你出的力,干落三万块钱,不行再把钱退给人家。当别人都是傻子呀?”老马越说越来气。
  见老马急了,刘世续将声音降了下来。为了尽快结束这场没完没了的矫情,他对老马说:“老马,咱别的话不说了,我把钱退给你,好吧!”
  “那我的事怎么解决?”
  “你先把你的钱拿走。”
  “这时候你觉得烫手了?”老马的话依旧带刺。
  “老马,你要是不要,我就上交纪检部门了。”刘世续语调不紧不慢。
  刘世续本想吓唬老马一下,没想到老马不吃这一套。老马说:“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了我,这事不解决,我就上纪检部门讨公道。”
  听老马这么一说,刘世续愤然地将手机挂了。
  回到办公室,刘世续真有将这三万块钱上交纪检部门的冲动,但这个冲动持续大约一分多钟就结束了。他是一个做事思前想后的人。这个钱,一旦交到纪检部门后果是什么?他必须想清楚。仅仅是上交那么简单吗?退赃也是有时间限制的,超过48个小时,受贿罪已经成立,即便退赃也不影响定罪,这是杠杠,谁也保不了你!何况你一个多月以后才想起来退赃。你说你昨天才搞清楚这钱是老马送的,有证据证明你确实不知道吗?没有,那三万块钱够定罪了。只要一定罪,自己二十多年辛辛苦苦打拼的一切立马清零,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即便最后不判实刑,判个缓刑,既有的一切,也一撸到底,从一个广受人们羡慕嫉妒恨、拿着人民给予的不薄俸禄的法官,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无业游民。唉,都说公务员好,一不小心犯了错,清出队伍连个养老保险都没有。
  往前退二十年,不,往前退十年,变成无业游民他也不怕,用一句流行歌词的话说,大不了从头再来。可是,快五十岁了,他不敢说这个了。他知道,自己没有任何能耐和资本可以从头再来,一生中最最美好的年华都贡献在审判台上,除了法律,他无一技立世。加上长期坐办公室,腰椎、颈椎都不好,微胖的身体基本宣告他是一个废人,连回农村种地都种不了,唯一的一技之长──法律,也因为受到刑事处罚而基本上失去作用,不能给他带来丰厚的收入,因为法律明文规定,受过刑事处罚的人不能担任律师。不能做律师自己还能干什么?一个大男人,难道后半生要靠老婆养活吗?不靠老婆养着又能怎么办?像自己这种情况连低保都申请不了,因为老婆有工作,有房还有车,根本就不符合苛刻的低保申请条件。退一万步讲,即使可以申请低保,一个月七八百块钱,饿是饿不死,可是那样苟且活着有意思吗?不说别人,你那样活着,连老婆和家人都看不起你。人活着,不就是为了巴掌大的脸吗?活得体面一点、有尊严一点吗?否则,自己干吗像受虐一样苦读寒窗十八年,逃离农村走向城市?现在,要是因为这事,一下子把自己打回原形,他真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勇气再活下去……
  “真要是这样,就不活了……”他被自己自言自语的声音吓了一跳,赶忙屏住呼吸,听一听走廊上有没有脚步声。没有。他吁出一口气,苦笑着摇了摇头,自己是不是太草木皆兵了,把这事想得过于复杂?老马正在气头上,兴许就那么一说,我们往日无仇,近日无冤,他没有理由非要把这事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过两天等他气消了,再跟他好好说说,把这事化了。
  可是,他的一厢情愿,第二天就被老马的电话打碎了。
  老马说:“刘庭长,你想好了没有,是我找纪检反映问题呢,还是你再帮我找一找人?我愿意再出两万块钱办成这事。”   “老马,真不是钱的事……”刘世续语调近乎低三下四。
  “你也别跟我说其他废话,事办成了,什么都好说。”
  “老马,您听我……”
  “打住!看来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我给你一周时间考虑,不行,到时候别怪我不讲仁义!”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看着已经黑了屏的手机,刘世续感觉像挨了一闷棍似的。他怅然若失地从办公桌前站起身,来到窗前,一筹莫展地看着窗外。楼下一块旷地上,一阵风卷起树叶,像舞狮子一样上下翻滚。唉,上访户大都是一根筋,一条道走到黑的主儿,老马之前就是个令人头痛的上访老户,看来,这事要是不遂了他的心愿,他肯定要置自己于死地……

十一


  “要不,找找吴立峰,他跟鲁副院长关系不错,让他到鲁副院长那儿通融通融?”在下班回家的途中,刘世续脑海里突然蹦出了这个想法。但他马上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自己怎么会有这个想法泥?这是做法官的大忌,即便你有私心,也要从业务上找词,不能说是自己的关系,这样,同行会瞧不起你的。话又说回来,这事现在已经没有办法通融了,审委会定下的事,谁有那么大的权力更改呢?不懂法的人可以这么想。自己真是急糊涂了,幸亏自己没有跟吴立峰说,要是说了,吴立峰准会认为自己有病。可是……
  唉,当初要是意志坚定点儿,不到诉讼服务中心来锻炼,老老实实在民一庭做自己的法官,就不会遇到现在这件闹心的事。本来,他以为到诉讼服务中心锻炼一段时间以后,能够提个一官半职。因为诉讼服务中心是新来的院长搞的,之前,法院没这个部门。新院长之所以要成立这个新部门,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他从外省调来的,年轻,还有往上蹦的空间。这年头往上蹦,说是靠运气,但没有政绩肯定也不行。二是,上任院长给他留的摊子也不太好,他刚到任的时候,法院涉诉信访案件像股市遭遇牛市一样,一路蹿红,直冲全国三甲。当事人成天围在法院门口,披麻戴孝举牌子喊冤,影响非常不好。新院长觉得,与其让他们在法院门口披麻戴孝举牌子喊冤,不如把他们请进来说事。于是,他决定在原有立案大厅的基础上,再开辟几个专门的窗口,专门接待他们。实质上就是将过去专门的信访部门与立案庭合二为一。对外,叫诉讼服务中心;对内,该干啥干啥。没办法,中国的好多创新,都跟川剧变脸一样,看着花哨,其实是换汤不换药。但是新院长不这么认为,新院长认为这就是创新,并煞有介事地对外宣称,当事人进了这个中心以后,除了开庭以外,一切有关诉讼活动都能在这个中心得到解决,用他的话说,打造一个“一站式”诉讼服务平台。
  不管新院长的新瓶子里装的是不是旧酒,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中心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涉诉信访问题。干过信访工作的人都知道,上访户基本上都是难缠的主儿,特别是上访老户,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也不听你讲道理,进门就发飙,骂粗话。这还算好的,遇到难缠的,撒泼打滚,随地大小便,要死要活,甚至整宿整宿赖着不走。你还不敢动他们,只要你和他们身体一接触,就说你打他了。遇到这样的上访老户,工作人员算是倒上了血霉,到点下班也走不了人,得整宿整宿地陪他们耗钟点。这哪是人干的活儿!所以,法官,尤其是业务好的法官,都不愿意干这种像居委会大妈们干的活儿,只有业务不行或一些边边角角的人,才不得不干。新院长是法官出身,对此他当然心知肚明。但他的创新,得有人喝彩呀!
  为了有人喝彩,新院长在中层干部会议上很激昂,他说,一定要把我们首创的诉讼服务中心在全国打响,成为经验在全国推广。为此,他明确要求各业务部门,一定要把优秀法官选派到诉讼服务中心锻炼。新院长说到优秀法官时,吴立峰的脑海里就对应上了刘世续,虽然新院长只是说锻炼,但在场很多人的领会,锻炼之后肯定有说法。说白了,锻炼之后,得安排一个中层副职。中国人就是这么务实!否则,谁没事吃饱了撑的,闲着蛋痛,跑那儿“锻炼”?
  吴立峰是这么理解的,刘世续当然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如果不是吴立峰一个劲地撺掇他,刘世续肯定也不会去。实事求是地说,三次竞岗失败以后,他对这辈子能不能当个中层领导已经不抱希望了。中国人都讲个事不过三,都已经三次了,而且又是个快五十岁的人,那就死心吧,知天命,不折腾了。可是刘世续死心了,庭长加好哥们儿吴立峰却一直不死心,不但不死心,而且一直为他鸣不平。前面说过,他们是同一年进的法院,当年刘世续上的大学要比自己上的大学硬多了,业务更是呱呱叫,在法官这个岗位上干了二十多年,大小案子审了上千件,没有一个当事人投诉过他。这一点,就连吴立峰自己也没有做到。可是,自己十年前就是中层副职了,现在是中层正职,而几乎年年先进的刘世续,至今仍是一个大头兵,落到在自己的手底下混。
  最让吴立峰心里不落忍的是,面对三次打击,他还像以前一样工作。和他差不多大的同事,一看上不去,早就耍活上了,而他一个快五十岁的人几乎年年是法院的结案标兵。这么好的同志却始终提不上来,作为庭长和好哥们儿,吴立峰一直觉得亏欠他的,他特别希望有个机会把刘世续推上去,可一直苦于没有这样的机会。这下,机会来了,吴立峰怎能不替他激动呢?
  可是面对吴立峰的激动,刘世续心情可以用心若止水来形容。他说:“嗨,我都这么一大把岁数了,不想那事,谁爱当谁当。”要不是吴立峰接下来的一句话,刘世续肯定与诉讼服务中心失之交臂。吴立峰说:“你不争,只能让一个更不如你的人当。”
  这话说到刘世续的心坎上。他不是一个张扬的人,甚至有点内敛,但骨子里还是很自负的。这么多年一路走来,他一次次目睹了太多的酒囊饭袋通过所谓的竞岗,走上领导岗位。这些只会纸上谈兵、没有深刻社会实践的人走上领导岗位,焉能不误国误事?要不,现在法院涉诉信访怎么那么多呢?所以,当吴立峰说出这句话时,他刚才的坚持其实已经松动了,他觉得应该占住有利地形,不能让这拨人以这种方式轻易打败自己。
  “说得也是。”他说。
  “那我给你报上?”
  “我再想想,明天给你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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