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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娃不是娃，是个老头，是个很老的老头。得娃生性乐观，只会笑，不会哭，他一生没掉过一滴泪。他一辈子最遗憾的事情是，没有看见过老婆白娃的俊模样儿。白娃是解放初期全县闻名的美人儿。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怎么会落到一个又老又丑的瞎子手里？这在当年的斩城算是一桩奇事。但细说起来，奇事也不算奇。
得娃在县剧团拉硬弦，许多事情睁眼人都做不到，他却能做到。剧团发工资，他用手一摸，就知道是三十六块八：三张十块的，一张五块的，三张五毛的，一张两毛的，一张一毛的。他把钱卷成一卷，往裤兜里一塞，拄着枣木拐棍，摸黑往家赶。老婆白娃等着用钱哩。他虽然是个瞎子，但走路却不比常人慢，这全凭着跟了他多年的那根枣木拐棍。拐棍就是他的眼睛。拐棍被他的手磨得溜光溜光，只是比原先短了一两寸，他后来在下面包了层铁皮，才没有继续短下去。他家在赵村。赵村离县城不远，5里多地。他一路走，一路放屁。那年月整天吃红苕，吃得嘴里直冒酸水，后面臭屁“嗵嗵”。走着走着，感觉肚子不舒服，知道是红苕“驴蹄子”在里面踢腾，只好拐到路边的麦地里。清明刚过，麦苗不高，还戳不到尻子。蹲了一会儿，肚子松泛多了。他提起裤子，又继续赶路。
等他回到家，娃们已经睡了，白娃还醒着，伸手向他要钱。他一摸裤兜，坏了，钱不见了。白娃脸都吓白了，说，赶紧找找，跳下炕动手就在他身上翻，把所有衣兜翻成了狗舌头，也没有找到钱。白娃急哭了，说，肯定遗在路上了，你咋这么不经心！要是让人拾去了，这个月咱喝风屁呀？赶紧去找！得娃摆摆手，让她甭吭声，自己坐在炕廊上低头想。想了一会儿，突然一拍大腿说，我知道遗在哪里了！起身就往外走。白娃跟出屋，得娃头也不回地说，你去干啥？你安心睡觉，我保证能找回来！白娃心里说，昏天黑地的，明眼人都看不见，你就能找到？但嘴上啥也没说，不再动步。想是这么想，但还是相信他，知道啥事都难不住他。他说能找到，就一定能找到。
得娃顺原路朝县城返，走到刚才解手的地方停下来，拐进麦地，一边往前蹭，一边弯腰用鼻子嗅。嗅到味儿了，从地上捡起土疙瘩，往刚才自己蹲的地方扔。扔到硬处不是，扔到软处才是。“噗”的一声，扔到软东西上了。他在周边伸手一摸，没有摸到不该摸的东西，真就摸到了那卷钱。他直起身子，舒了一口气，嘿嘿笑了，心里说：“啥能难住我得娃？”把钱塞进兜，又顺原路朝家返。
这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得娃现在年纪大了，但腿不圈，腰不弯，就像他拉了一辈子的那把硬弦那么硬棒。得娃是解放后才成家的，成亲时他三十六，白娃二十四。白娃白白净净，嫩得能捏出水来。头几年他们没有娃娃，得娃回家比较勤，隔三岔五就从县里回去一趟。天黑从县城回家，鸡叫二遍再起身往县城赶，来回这么折腾，也不觉得累。剧团人笑他：“得娃你瘾真大，得是想把前多年的损失补回来？”得娃疙挤着瞎眼笑着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说着“嗵嗵”放了几个臭屁，惹得大家一阵哄笑。得娃说：“笑啥哩？谁吃红苕不放屁？毛主席红苕吃多了，也一样放屁。”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有天黑夜，得娃回家走进院子，听见白娃在屋里跟人争吵。
白娃说：“你是队长，你还要不要脸？”
队长说：“你能跟国民党的师长睡，能跟瞎子得娃睡，就不能跟我睡？我要脸弄啥？脸皮薄，摸不着；脸皮厚，吃个够！”
白娃说：“你再动手动脚，我就喊人呀！”
队长说：“你喊你喊，你把人喊来，我就说你想腐蚀我！”
白娃说：“你敢胡来，我告诉得娃！”
队长说：“他一个瞎子，能把我[尸][求]咬了？”
一股黑血直往得娃头上涌，他冲进屋里，抡起拐棍就打，正好打在队长的头上。队长“哎哟”一声往外跑，得娃从后面又是一拐棍，打掉了队长的半只耳朵。第二天，队长对村里人说，黑夜走路遇见了狼，半只耳朵让狼爪子打掉了。得娃两口装着啥事也没发生。
十六岁之前，得娃睁着眼睛看世事；十六岁之后，他只能闭着眼睛听世事。进县剧团之前，他在田家戏班拉硬弦。进田家戏班之前，他是一名红军游击队员。他是稀里糊涂当上红军的。一觉醒来，眼前红星闪耀。有人问他：“你想不想当红军？”他反问：“当红军能吃上馍？”那人说：“能么，不光能吃玉米馍，还要吃上麦面馍。”他一听这话就说：“我当，我当红军，我想吃馍，我不想饿死！”
那时他才十二岁。两年前的民国十八年，关中遭遇大年馑，村里人一片一片饿死。他家六口，除了父母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最后只剩下了他自己。家里只剩下三碗玉米面，父亲对两个姐姐说：“你俩大，得让着弟弟。”剩下的玉米面，每天不多不少，只熬两碗稀糊糊，兄弟俩一人一碗。他们喝的时候，母亲就把两个姐姐领到后院，等他们喝完再回来。父亲去亲戚家借粮，粮没借到，人却死在了半道上，等母亲找到时只剩下了半个人，另外半个不知是被狼或狗吃了，还是被人吃了。父亲死后，日子就更难了，两个姐姐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夜里饿得直哭，后来连哭泣的力气也没有了。姐妹俩坐在墙根下晒暖暖，晒着晒着，大姐的眼睛就闭上了，二姐用手一推，大姐顺着墙根倒下去，没了气息。大姐死后不久，二姐也死了。二姐临死前对母亲说：“妈呀，你真偏心啊……”母亲流着泪说：“娃啊，妈总不能让赵家断后啊。”几天后，母亲也死了。
为了活命，兄弟俩骗来村里唯一的一条狗。狗很瘦，风都能吹倒。兄弟俩用裤腰带勒住狗脖子，一人拽一头，使劲儿勒。狗瘦是瘦，但命却很硬，咋勒也勒不死。哥哥说：“灌凉水，听人说用凉水一激就死了。”他们把狗吊在房梁上，哥哥端来一瓦罐凉水，往狗嘴里灌。奄奄一息的狗被凉水一激，突然疯狂起来，一口咬破了瓦罐。哥哥连续灌了几次，狗才踢蹬了几下死了。这只瘦狗，让兄弟俩撑了半个月。哥哥吃得很少，总是让着他。后来哥哥饿得躺在炕上，睁眼都无力。得娃出去找吃食，在邻村遇到一只猫，他将猫“咪咪”地一直召唤到家门口，猫好像预感到了危险，最后一刻转身跑了。那天夜里，哥哥死了。父母姐姐死的时候，他和哥哥还有力气掩埋。现在哥哥死了，他已经没有一点儿力气掩埋了。他让哥哥原样躺在炕上，然后锁上家门，离开了村子。 后来他饿晕在路上，遇到了红军。他年龄小，拿不动枪，只能跟在队伍后面刷标语。红军每到一个村，他就提着糨糊桶，在墙上树上刷标语：“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扛枪参加红军，打倒土豪劣绅”……一年后，红军在照金建立了根据地。后来根据地范围越来越大，国民党的“围剿”也越来越凶猛，红军不得不边打边往北撤退，撤退到甘肃与陕北交界的南梁，建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1935年秋天，红二十五军从陕南一路突围来到陕北，两路红军胜利会师，成立了红十五军团。再后来，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了陕北。但是那个时候，得娃早已离开红军队伍，成了一个“逃兵”。其实不是他要当“逃兵”，是连长用枪硬逼着他当了“逃兵”。
早在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之前，“北方代表”的特派员从上海来到陕北，在永坪镇召开的中共西北工委扩大会上，传达了北方代表一封很长的指示信。信中说，陕甘党内有严重的右倾取消主义；右倾取消主义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服务的，实质上是反动统治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要与国民党的走狗坚决斗争，等等。两路红军会师不久，针对陕甘红军的“肃反”运动开始了，以刘志丹、习仲勋为首的一大批陕甘红军遭到了逮捕，先后有两百多人被枪杀或活埋。
得娃当时是连里的通信员。一天夜里，连长王强把他叫到跟前说：“我已经被列入‘肃反’黑名单了，你跟我好几年了，很可能会受到牵连，你年龄还小，赶快跑吧，咱俩能活一个是一个，不能都等着被人家活埋！”得娃说：“我不走，要死咱一块儿死！”王连长说：“你必须走，现在就走！”得娃说：“连长，你让我去哪儿？我家里人已经死光了，我没有家了，这里就是我的家，红军就是我的亲人，我死也要死在队伍里！”王连长怒吼道：“你这娃娃咋不听话呢！不想死是吧？那好，你再不走，我就枪毙你！”得娃一向很佩服连长，从来没有顶撞过连长，只得转身朝门口走。连长突然叫住他，从衣兜里掏出一支钢笔递给他，说：“你逃出去后，去照金柳林镇看看我媳妇，把这支钢笔交给她留个念想，就说我死在了战场，让他另嫁人吧。”连长说着，眼泪流了下来，紧紧抱住了得娃……
得娃朝南跑出几十里，天亮了，他坐在地上喘息，这才发现身上还穿着红军的衣裳。他坐的地方是红区与白区交界处，几十万国军正在“围剿”陕甘红军，穿着这身衣裳跑，无疑就是活靶子，得想办法换身衣裳。可这附近都是沟岔，看不到一户人家。他不敢走山梁，专拣窄小的川道走。一边走，一边留心寻找人家。走着走着，山梁上突然冒出一支队伍，他想躲藏，但已经来不及了，山梁上有人喊：“红胡子！你站下！”他撒腿就跑，只听身后“叭叭”两声，子弹在脚下直跳。有人喊：“用手榴弹炸狗日的！”一声轰响后，他就啥也不知道了……
等他醒来，天色已暗。他弄不清自己在哪里。感觉头疼欲裂，伸手一摸，两只眼睛肿得比拳头还大，一只啥也看不见，另一只剩下一条细缝儿，只能影影绰绰看见一点儿昏暗的天光。他这才想起自己被手榴弹炸了。天快黑了，不能躺在这里等死，得继续赶路。他摇摇晃晃站起来，继续朝南走。天越来越黑，半只眼睛很难看清东西。他一阵恶心，头疼欲裂，两腿稀软，又一次晕倒了。
再次醒来已是第二天早上，他的眼睛比昨天肿得更厉害了，几乎看不见东西。他用手指撑开眼皮，看一下，走一截，磕磕绊绊继续朝南走。路上遇到兵马，不管是白军还是红军，他都得赶紧躲起来。他身上穿着红军衣裳，遇到白军是死；他是红军逃兵，遇到红军也是死。走走躲躲，走到后晌，看见半崖上散落着七八孔窑洞，认出是他前两年来过的村子，他在村里刷过标语，当时住在村头老杨家里。杨家两个儿子，都在红军队伍里，家里只剩下老杨两口。他想找老杨换身衣裳，但不知道村里有没有白军，不敢轻易进村。一直等到天黑，他才摸进村子，走进老杨家。老杨看见他，愣住了。他说，杨叔，我是红军里的得娃。老杨很惊讶，终于认出了他，说，你咋弄成这样了？他说，杨叔，我快要饿死了，你先给我弄点吃的吧。说着就瘫软在地上。老杨两口急忙把他扶到炕上，拿来冷馍，端来开水。吃喝之后，他慢慢恢复了力气，说了自己路上的遭遇，但没有说自己是逃兵，只说是去南边送信。老杨说，村里天天过白军，都是开到北边去打你们的，早上才刚刚走了一拨，说不定啥时候又来一拨。得娃说，我知道，我不会连累你们的，你给我找套衣裳换上我就走。老杨说，我不是赶你走，我是想把你藏起来，要是让白军看见了，你可就没命了。得娃心里说，让红军看见了，我也会没命的。老杨说，你伤成这样咋走？等把伤养好了再走。得娃说，我有任务哩，我得赶紧走！老杨吭哧了半天，说，那好，队伍上的事我知道，不敢耽误，天一亮你就走，我不拦你。得娃也实在走不动了，再说眼睛也看不见啊，只得住下。
天麻麻亮，老两口早早起来，女人照顾得娃吃喝，老杨提着砍刀去后院，从那棵老枣树上砍下一根树枝，削成拐棍，交给得娃说：“你眼睛伤得厉害，这枣木拐棍能帮你探路，路上还能打狗。”又往得娃怀里塞了几个冷馍，一直把得娃送到川道路口。
得娃走了三天，来到照金柳林镇。一问才知道，连长的媳妇已经死了三年了。红军从薛家寨撤退后，白军包围了村子，把连长媳妇和村里另外三个红军家属抓起来，用麻绳捆了，推进一个提前挖好的土坑，用枪逼着村里人全给活埋了。有人把得娃领到土坑前，他“扑通”跪下，说，嫂子，连长让我来看你，可你咋就不在了呢。鼻子发酸，想哭却没有泪，瞎眼里流下的只有两股浓水。他掏出那支钢笔，插在土坑上。想想又拔出来，揣在身上，说，嫂子，你人不在了，钢笔就不给你了，我留着作个念想。想到连长可能已经被人活埋了，心里又是一阵悲伤，对着土坑说：“你们两口子命咋这么苦，都被人活埋了……”
离开柳林镇，往老家方向走。走啊走啊，眼窝里直淌脓水，后来眼睛彻底看不见了。走到斩城西门外，听到了鼓乐声，心想是哪个戏班在唱阿宫腔哩。一听到家乡的曲调，腿一软，再也走不动了，一屁股瘫坐在地上。谁家在过事，戏班唱的是《屎巴牛抬轿》。曲终人散，只剩下戏班人收拾摊子。有个人走过来问得娃：“伙计，你咋还不走？”得娃说：“我腿软，走不动了，我歇会儿。”那人对另一个人说：“田老板，是个瞎子，要饭的。”那个被叫作田老板的人走过来，对得娃说：“你跟我来喝碗粥，先暖和暖和。”班主说着扶起得娃，领他喝了三碗粥，吃了两个馍。得娃用衣袖抹了把嘴，问班主：“班主，你戏班要不要人？”没等班主说话，一个人说：“你个瞎子，能干啥？”得娃说：“我干啥都行，只要给我一口饭吃。”那人说：“你以为谁都能吃这碗饭？”班主用干咳声阻止了那人，对得娃说：“好吧，你就跟着戏班，我们吃干的，不会让你喝稀的。”那人说：“你娃有福，今儿个遇到了活菩萨！” 田班主是个热心肠，喜欢帮助人。戏班以前有个叫张青的小生，最早在金家戏班，金家戏班倒灶散伙后，来投靠田班主。田班主跟金班主以前有过节儿，但并不计较，还是收留了张青，待张青跟亲儿子一般，后来准备将自己的独生女儿凤儿许配给张青。但张青不知感恩，后来却跟一个叫娟子的女子私奔了。他们路上遇到了土匪，娟子被抢走了。匪首想让娟子做压寨夫人，娟子性子烈，一把剪刀结果了自己的性命。张青心灰意冷，到仓颉庙当了和尚。
田家戏班人多，文乐武乐比较齐全，最拿手的戏是《天台山》《蛟龙驹》和《屎巴牛招亲》。文乐是管弦乐，武乐是打击乐。文乐以硬弦、月琴和黄调板胡为主；武乐有干鼓、暴鼓、战鼓、牙子、钩锣、铙钹、铰子、手锣、梆子等。得娃刚进戏班那阵子，正好少个钩锣的，班主就让得娃钩锣，偶尔也让他插几声吼：
“得娃——”
“哎——”
“娃们来了么？”
“来了！”
“来了就走啊——”
“走啊——”
一场戏下来，就这么简单几声吼。日子长了，得娃不满足钩锣和吼这几嗓子，想跟班主学拉硬弦。田班主的硬弦在全县几个戏班无人可比，能拉几十种曲牌，《小桃红》《柳生芽》《金钱》《苦相思》《宝箱芽》《蟠桃宴》《点花开》《钻烟筒》《杀妲己》《八步》《永寿奄》《普奄咒》，他都会拉。得娃喜欢硬弦。他犹豫了好一阵子，才硬着头皮给班主说了自己的想法，班主勉强答应了。班主心里清楚，学硬弦可不是一桩简单事，别说是个瞎子，就是睁眼人也很难出师。但他能学会也好，忙时也好替换我，学不会还钩他的锣。
硬弦也叫二弦，是阿宫腔的乐器之王，由琴筒、琴杆、琴轴、琴弦、琴弓组成，样子跟胡琴差不多，但琴杆比胡琴粗短，两根琴弦用牛筋做成。演奏时左手三指得戴铁套，这样按弦、滑弦、揉弦时不伤指头，而且音色明亮清脆。得娃记性好，人很灵醒，班主在一边拉，他闭着瞎眼坐在一旁听，不管啥曲调，只要听上一两遍他就全记下了，不到三个月，他就学会了全部曲牌，连班主也不得不咋舌佩服。班主背后对人说：“得娃天生就是拉硬弦的料，他拉硬弦就像拉自个儿的神经，听得人心疼，唉，可惜是个瞎子。”
解放后，县政府在民乐剧社的基础上，吸收了田家戏班和另外几个戏班的民间艺人，组建了县阿宫腔剧团。剧团在老县城东北角。老县城也叫“斩城”，元末明初从义亭城迁到窑桥寨时，窑桥寨是一处高台，人们便削壁为墙，以险代防。斩城呈长方形，东临温泉河，城内除了县府和数百住户，还有望湖楼、藏书楼、城隍庙、文庙、关帝庙等。剧团院子很大，也很破旧，藏书楼就在院子里。全国剧团很多，但阿宫剧团独此一家。传说秦朝末年，项羽攻入咸阳，火烧阿房宫，宫女舞伎流落关中，将秦宫里的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唱腔带到民间，历经两千年流传至今，慢慢形成了独特的民间戏曲。阿宫戏曲角色跟秦腔差不多，也有生旦净丑，表演上却保留了一些皮影模式，有“塌城”“剑出鞘”、踢打等动作，显得独特而别致。女声唱腔里的“哪噫呀唉”带有明显的拖腔，无疑是秦宫遗韵。50年代后期，剧团将阿宫腔皮影戏搬上戏曲舞台，排演了《鸳鸯谱》和《玉瓶赠金》，曾经走出潼关，进京演出过。
那时田班主已经去世，得娃成了县剧团的头把硬弦，演出时坐在乐队第一排正中位置。团长五十多岁，慈眉善眼，人很厚道，对得娃一直很尊重，得娃也把团长当知心人，有啥话喜欢给团长说。一次俩人闲谝，谝到高兴处，得娃嘴一松，说了自己当过红军的事。团长很惊讶：“原来你是老红军啊，我明天就让人给县里写报告，给你申请革命待遇。”得娃一听紧张了，急忙阻拦说：“我只是随口说说，你千万不要给县里写报告，我很早就离开了队伍，后来一直在戏班混日子，没资格享受革命待遇，求团长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团长想想也是，叹息一声说：“你要是在队伍里一直待到解放就好了。”
得娃性格随和，爱开玩笑，生活上却有一些不被人理解的怪癖。自己是个瞎子，却喜欢晚上点灯。别人说，你点灯不是白费油吗？他疙挤着瞎眼笑着说，我不是为自己点灯，我是为老鼠点灯，我怕老鼠偷吃东西时栽倒了。他走夜路时，喜欢手里捏根电筒，他对人解释说：“我怕别人看不见我，把我撞倒了。”他一个瞎子，倒替明眼人操心。
团长的孙子过满月，请剧团的人喝酒。得娃喝多了。大家唱戏凑热闹，得娃摇头晃脑拉硬弦，拉了一阵说：“我也给咱吼两嗓子。”有人说：“你快算了，你那破锣嗓子，可别把我尿唱出来。”得娃不管别人咋说，自拉自唱起来：
咱团长德行好人丁兴旺，
儿孙们站满了一街两行。
我得娃孤单单实在恓惶，
黑夜里睡光席空着半炕……
有人说，好你个得娃，今天是团长的喜日子，你咋唱起自己的恓惶！得娃不管不顾，只管乱唱。团长嘿嘿笑着，摆摆手，意思是甭管，让他唱。但团长从此心里多了一个心思。
省上有个领导喜欢看戏，秦腔、眉户、碗碗腔，只要是戏都爱看，但唯独没有看过阿宫腔。听说斩城有全国独一无二的阿宫腔，就请剧团去西安易俗社演出。演的是传统剧目《女巡按》。演出开始前，得娃听说看戏的领导叫王强，一下子惊呆了：“王强，不会是连长吧？他当年没被活埋？”激动得不行，又不敢胡乱打问。上场拉硬弦时脊背湿透了，手不停地哆嗦。幕间休息，团长小声问他：“你咋回事？”得娃说：“咋也不咋，身子有些不舒服。”团长说：“今儿个非同寻常，省上领导坐在台下，你可得撑硬些。”再上场，得娃心里平静多了，手也不再哆嗦。心想，世上叫王强的多了，或许碰到个重名的。
等到演出结束，领导上台接见。“同志们辛苦了！”得娃一听这洪亮的嗓门，就知道是他的老连长王强。可是老连长跟他握手时，却没有认出他来，他手抖得厉害，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从戏台下来，他心里叹息一声说：“戏上，咱在台上，人家在台下；世上，人家在台上，咱在台下。‘闹红’那几年，俩人伙着盖一床被子，分着喝一碗米汤，现在面对面却不认识。人都说戏上就是世上，其实世上也是戏上啊。咱一个百姓，咋能跟人家平起平坐？”想到这里，心里酸酸的。后来又想：“也不能怪老连长，二十多年过去了，咱成了瞎子，这张脸被手榴弹炸成了这样，老连长认不出来也属正常。只要他还活着就好，他当他的官，咱拉咱的硬弦，咱不麻烦老连长。” 王强以前没看过阿宫腔，看过一场就喜欢得不行，尤其喜欢得娃拉的硬弦，就让剧团多演了三天。每次谢幕时，王强都上台跟演职员握手，可他始终没认出得娃。得娃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没有说破。
半年后，团长问得娃：“六里店有白娃，你知道不？”
得娃说：“斩城谁不知道？她给牛师长当过小老婆嘛。”
团长嘿嘿笑了，说：“我打问过，她现在是一个人，你三十六，她二十四，你们不如搭伙一起过，你嫌不嫌？”
得娃说：“只要是个女的就行，我都不弹嫌。咱一个瞎子，人家不弹嫌咱就行了，咱有啥资格弹嫌人家？怕是人家看不上咱哩。”
团长说：“她人长得好，心肠也好，就是出身不好。你也有你的优势，你一个老红军，娶她是抬举她哩。”
得娃脸红了，说：“团长，你以后不要再提老红军的事了。我不弹嫌，管她给谁当过小老婆，娶到咱炕上，就是咱的女人！”
团长说：“我已经给人家说了，人家愿意，你看啥时成亲？”
得娃说：“我回村把老房子拾掇拾掇，就娶她。”
得娃娶白娃时，没有办喜宴。得娃不想亏待白娃，想好好办一下，可白娃不同意，说她不喜欢张扬。得娃尊重白娃的意见，就对想吃喜酒的人说：“不办啦，不办啦，两个‘娃’过家家，有啥好办的？”成亲第一夜，得娃发现白娃还是女儿身，又惊又喜，心里说肯定是自己祖上积了八辈子德，让自己捡了宝贝疙瘩。
得娃去上班，剧团人问：“白不白？”
得娃说：“白么，白得跟瓷娃娃一样。”
“嫩不嫩？”
“嫩么，嫩得能捏出水来。”
“结婚是啥感觉？”
“把他家的，活了几十年，没想这事这么好！”
白娃娘家在三原，解放前是村里的大户。她十七岁那年，牛师长带队伍路过赵村，一眼看上了她，把盒子枪往八仙桌上一拍，当场向她爸提亲，她爸吓得直哆嗦，哪敢不从？牛师长放下十块大洋，把她带回老家六里店。成亲那天夜里，牛师长吹了灯，扒下她的衣裤，惊讶地说：“你可真白！”直到这时，才想起问她叫啥。她厌恶面前这个男人，他夸她白，便不想说自己叫白娃，故意说自己叫“黑娃”。没想到这话像一把刀，一下子戳在了牛师长的心窝。牛师长是个孝子，母亲年轻守寡，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吃尽了苦头，五年前母亲过世，心里的悲伤还没有完全消逝。他母亲长得黑，小名就叫“黑娃”。白娃哪儿知道这个？一句话惹恼了牛师长，被牛师长一脚踹到了炕下，从此不再碰她。说是小老婆，其实跟丫环一样，在家里啥活都干。牛师长有时看见白娃心里发痒，想要她，又想起母亲，只好作罢。解放前夕，牛师长战死在外省，白娃成了寡妇。解放后她想回三原娘家，但娘家已被划为地主，她这个国民党师长的小老婆再回去，会给家人雪上加霜，所以只好留在六里店，一个人过日子。年轻寡妇的日子并不好过，其中缘由谁都知道，所以剧团团长一提亲她就答应了。得娃虽说是个瞎子，但听说是老红军，根正苗红，就凭这一点，她就该嫁。成亲后得娃很疼她，这让她心里更踏实了。三年自然灾害，得娃几乎饿死，也没有让白娃饿肚子。得娃瘦得趴在炕上，像一张纸，叹息一声都能吹跑了，可他还跟白娃开玩笑：“我这人皮实，十八年年馑都没饿死，我扛饿，挨饿我有经验。”感动得白娃直掉泪。
那年，队长被得娃打掉了半只耳朵，当时没敢声张，可“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他就实施报复了。那时每个队都要找一两个“反革命”“阶级敌人”，队长就把白娃定为“反革命”，不光本村斗，还“借”给外村斗。每次斗白娃，得娃都从县城赶回来陪斗。他站在白娃旁边，低声说：“不要怕，有我哩，谁也不能把你咋样！”红卫兵把得娃推开，他又站过来；再推，再站过来。台下人喊口号：“打倒国民党军官小老婆！”得娃也朝台下喊：“她没有给牛师长当过一天小老婆！她名义上是小老婆，其实只是个丫环。我可以证明，她从来没有跟牛师长睡过觉！她跟我成亲时还是浑圈身子。”台下一阵哄笑：“你一个瞎子，能看出她浑圈不浑圈？”得娃说：“我眼瞎心红，我当过红军，我用我红军的名义为我老婆担保！”有人听说过得娃是红军，但都不知详情，也不敢拿得娃咋样。剧团当时正在排练“样板戏”，离不开得娃的硬弦，但得娃经常向团长请假，说要去陪老婆挨斗。得娃一走，排练就得停下。团长去找县革委会领导，说得娃是个老红军，为革命弄成了瞎子，能不能看在老红军的份上，放过他老婆？革委会领导点了头，这才停止了对白娃的批斗。
“文革”第二年，剧团团长被打倒了，换了一个新团长。新团长姓侯，三十多岁，不懂业务，但很有政治头脑。当时各单位都争树革命典型，剧团没有典型，侯团长很着急，找到得娃问：“你真是老红军？”得娃已经把话说出去了，只能硬着头皮说：“真是。”侯团长说：“那你给我讲讲你当红军的事。”得娃讲了他如何逃荒，快要饿死时被红军救了，如何在渭北和陕北打游击的事情。侯团长说：“太好了，我们团也有革命典型了！”侯团长向县革委会汇报后，县里组成写作班子，开始整理得娃的“革命事迹”。材料整理好后，一篇一篇念给得娃听，得娃有些迷糊，问：“你们写的这是谁？”写材料的人说：“当然是你呀。”得娃说：“我咋听着不像。”写材料的人说：“典型来源于生活，但必须高于生活，像不像你不重要，重要的是教育群众。”
县里开群众大会，得娃被请到主席台上，侯团长陪在身边。先是领导讲话，然后几个人介绍得娃的“革命事迹”。得娃像听天书一样，满脸羞红，一脑门的汗。轮到他发言了，他疙挤着瞎眼说：“全县都在学习得娃，我也得学习得娃哩，因为材料里的得娃比我这个得娃更先进、更革命……”侯团长低声说：“甭说这个，说说你小时候吃的苦。”得娃对着话筒说：“要说小时候吃的苦，再苦也苦不过六一二年，民国十八年年馑我都没被饿死，六一二年我几乎被饿死……”台上的领导一个个惊出了一身汗，仓促结束了大会。后来再开大会，再也不敢请得娃上台讲话了。再后来，县里也停止了宣传得娃。
那年秋天，省里的王强被打倒了，天天挨批斗。得娃听说后心里很难过。老连长“肃反”都躲过了，咋就躲不过红卫兵？他提着自己那把硬弦，白娃背着10斤小米，两口子相跟着进城去看老连长。七找八问，才找到老连长的家。可是家里没人。他们就蹲在门口等，等到天黑，王强才一瘸一拐地走回来。白娃拽了拽得娃的袖子，得娃忙站起来，对王强说，我是阿宫剧团的，知道老领导喜欢听阿宫戏，专门来给你拉几曲。王强很感动，说，我已经不是领导了，谢谢你们，你们赶快走吧，要是让人看见了会惹麻烦的。得娃说，一个瞎子，他们能把我咋样？王强紧紧握住得娃的手，说，你们是好人，我不想连累你们。得娃说，我们走了一天的路，也乏了，你先让我们进屋歇一会儿。王强只好把他们让进屋。家里被洗劫一空，找不到一口水。 王强苦笑着说：“唉，想让你们喝口水都办不到。”
得娃说：“我们不渴，我给你拉上几曲，解解乏。”
王强环顾四周，竟然找不到一个凳子。
“啥都被拉走了，只剩下一张床。要不你们坐床上？”
得娃盘腿往地上一坐说：“还是这样舒坦。”
坐在地上开始拉，一连拉了三曲。
得娃疙挤着眼，笑着问王强：“好听不？”
王强说：“好听，好听。”
得娃问：“你知道为啥好听？”
王强被问住了：“为啥？”
得娃说：“因为这硬弦硬嘛。”
王强“哦”了一声。
得娃说：“其实人跟这硬弦一样，软了拉不成调，硬了才能拉出好声色。老领导，再苦再难，你都要撑住哩。”
王强很感动，点了点头。
“老领导，你认得我不？”
“你是阿宫剧团拉硬弦的。”
“你还是没认出来。”得娃说，“我给你看样东西。”
得娃从身上掏出那支钢笔，递给王强。
“你认得它不？”
王强接到手里一看，吃了一惊，抬头看着得娃，脸色煞白：
“你是谁？这钢笔咋在你手里？”
“连长，我是得娃啊，你不认得我了？”
王强从地上拉起得娃，仔细看，抓住得娃的手：
“你真是得娃？”
得娃仰起脸：“连长，你好好看看，我真是得娃啊！”
王强仔细打量了一会儿，突然抱住了得娃，泪如雨下：
“真是你呀得娃！你还活着？你咋弄成这模样了……”
后来，得娃和白娃又去西安看望过老连长几次，有时带点小米，有时带些碗豆。到了第二年夏天，得娃再没有去看过老连长。因为那时县里已经开始批斗他了。有人揭发他从前说过“毛主席吃红苕也放屁”的话，用毛主席语录“只争朝夕”形容夫妻房事；有人揭发他捏造红军经历欺骗组织；有人还联系到他前两年在全县大会上说过“六一二年几乎把人饿死”的话，说他给社会主义抹黑。新账老账一起算，得娃被打成了“反革命”，天天被揪到各种会场去批斗。以前批斗白娃，得娃陪斗；现在批斗得娃，白娃不敢去陪斗。以她的身份，去陪斗只能是火上浇油。得娃接受批斗时，腰板挺得很直。红卫兵说：“听说你面软心硬，从来不哭。你哭一个，我们就放了你！”得娃说：“我家里人旧社会都死光了，我活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幸福得很，我心里没恓惶，你让我哭啥？”红卫兵说：“你仇恨新社会，你说反动话，你不哭就是心里不服，我们打也要把你打哭、打服，打！打狗！”几个人上来拳打脚踢，打得他鼻青脸肿，从台上滚到台下，又被架到台上，嘴角打出了血，也没有打出一滴泪。接着打，还是没有泪。实在撑不住了，得娃说：“甭打了！甭打了。你们不就想看我的眼泪嘛，我给你们看就是了。”他用手指蘸了嘴角的血水，抹在两只瞎眼下，“你们看，这不就是眼泪嘛。”红卫兵被他的滑稽样逗笑了。
那时王强已经重新上台，恢复了职务。白娃去省城找王强，还是在门口等。看到王强从黑色小汽车里钻出来，白娃迎上去哭着说：“老连长，你快救救得娃吧，他快被人斗死啦！”王强派秘书带着他的亲笔信去了一趟斩城，这才停止了对得娃的批斗……
“文革”之后，王强有一次视察渭北，绕道来到斩城，看望了得娃。王强想请得娃去省城易俗社当艺术顾问。得娃说：“我一个瞎子，去省城会给你丢脸。”说啥也不去，还在剧团拉硬弦。
得娃跟白娃婚后育有三男一女，孙子孙女一大堆，现在重孙已经三岁了。得娃现在九十七了，从剧团退休都快三十年了。白娃比他年轻十二岁，可十年前就去世了。那根枣木拐棍随跟得娃八十年，被他的手磨得油光发亮，只是比先前短了一两寸。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喜欢帮孙媳妇干一些家务活：照管重孙子、剥苞谷、生炉子、喂鸡喂羊、开门关门，啥都喜欢干。没事干的时候，就拿出他的硬弦，坐在院子里拉上一阵儿。徒弟们常从县城来看他。他们坐在院子里喝茶、抽烟、唱阿宫。几年前，他被列入省“非遗”人物。电视台记者找上门采访，他疙挤着瞎眼说：“你看我这样，上电视还不把人吓死？”
报社记者说：“我们不拍照片，只发文章。”
他笑着说：“我只会拉，不会吹。”
记者死磨硬缠，他只东拉西扯谝闲传，就是不谈自己。记者没办法，最后说：“你只回答我一个问题，行不行？”
“说好，就一个。”他竖起一根指头。
记者问：“听说你一辈子只会笑，不会哭，真有这事？”
他有些得意，娃娃似的笑了，疙挤着眼说：“哭有屁用？笑才能消愁。其实有时我也想哭，可就是哭不出来。为啥？我的泪腺被手榴弹炸断了嘛。我的泪只能倒流，往肚子里流……”
作者简介
党益民，男，军旅作家。出版10余部文学作品，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本刊曾发表其报告文学《守望天山》、短篇小说《桃花刀》《墨面客》等作品。
责任编辑 师力斌
得娃在县剧团拉硬弦，许多事情睁眼人都做不到，他却能做到。剧团发工资，他用手一摸，就知道是三十六块八：三张十块的，一张五块的，三张五毛的，一张两毛的，一张一毛的。他把钱卷成一卷，往裤兜里一塞，拄着枣木拐棍，摸黑往家赶。老婆白娃等着用钱哩。他虽然是个瞎子，但走路却不比常人慢，这全凭着跟了他多年的那根枣木拐棍。拐棍就是他的眼睛。拐棍被他的手磨得溜光溜光，只是比原先短了一两寸，他后来在下面包了层铁皮，才没有继续短下去。他家在赵村。赵村离县城不远，5里多地。他一路走，一路放屁。那年月整天吃红苕，吃得嘴里直冒酸水，后面臭屁“嗵嗵”。走着走着，感觉肚子不舒服，知道是红苕“驴蹄子”在里面踢腾，只好拐到路边的麦地里。清明刚过，麦苗不高，还戳不到尻子。蹲了一会儿，肚子松泛多了。他提起裤子，又继续赶路。
等他回到家，娃们已经睡了，白娃还醒着，伸手向他要钱。他一摸裤兜，坏了，钱不见了。白娃脸都吓白了，说，赶紧找找，跳下炕动手就在他身上翻，把所有衣兜翻成了狗舌头，也没有找到钱。白娃急哭了，说，肯定遗在路上了，你咋这么不经心！要是让人拾去了，这个月咱喝风屁呀？赶紧去找！得娃摆摆手，让她甭吭声，自己坐在炕廊上低头想。想了一会儿，突然一拍大腿说，我知道遗在哪里了！起身就往外走。白娃跟出屋，得娃头也不回地说，你去干啥？你安心睡觉，我保证能找回来！白娃心里说，昏天黑地的，明眼人都看不见，你就能找到？但嘴上啥也没说，不再动步。想是这么想，但还是相信他，知道啥事都难不住他。他说能找到，就一定能找到。
得娃顺原路朝县城返，走到刚才解手的地方停下来，拐进麦地，一边往前蹭，一边弯腰用鼻子嗅。嗅到味儿了，从地上捡起土疙瘩，往刚才自己蹲的地方扔。扔到硬处不是，扔到软处才是。“噗”的一声，扔到软东西上了。他在周边伸手一摸，没有摸到不该摸的东西，真就摸到了那卷钱。他直起身子，舒了一口气，嘿嘿笑了，心里说：“啥能难住我得娃？”把钱塞进兜，又顺原路朝家返。
这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得娃现在年纪大了，但腿不圈，腰不弯，就像他拉了一辈子的那把硬弦那么硬棒。得娃是解放后才成家的，成亲时他三十六，白娃二十四。白娃白白净净，嫩得能捏出水来。头几年他们没有娃娃，得娃回家比较勤，隔三岔五就从县里回去一趟。天黑从县城回家，鸡叫二遍再起身往县城赶，来回这么折腾，也不觉得累。剧团人笑他：“得娃你瘾真大，得是想把前多年的损失补回来？”得娃疙挤着瞎眼笑着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说着“嗵嗵”放了几个臭屁，惹得大家一阵哄笑。得娃说：“笑啥哩？谁吃红苕不放屁？毛主席红苕吃多了，也一样放屁。”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有天黑夜，得娃回家走进院子，听见白娃在屋里跟人争吵。
白娃说：“你是队长，你还要不要脸？”
队长说：“你能跟国民党的师长睡，能跟瞎子得娃睡，就不能跟我睡？我要脸弄啥？脸皮薄，摸不着；脸皮厚，吃个够！”
白娃说：“你再动手动脚，我就喊人呀！”
队长说：“你喊你喊，你把人喊来，我就说你想腐蚀我！”
白娃说：“你敢胡来，我告诉得娃！”
队长说：“他一个瞎子，能把我[尸][求]咬了？”
一股黑血直往得娃头上涌，他冲进屋里，抡起拐棍就打，正好打在队长的头上。队长“哎哟”一声往外跑，得娃从后面又是一拐棍，打掉了队长的半只耳朵。第二天，队长对村里人说，黑夜走路遇见了狼，半只耳朵让狼爪子打掉了。得娃两口装着啥事也没发生。
十六岁之前，得娃睁着眼睛看世事；十六岁之后，他只能闭着眼睛听世事。进县剧团之前，他在田家戏班拉硬弦。进田家戏班之前，他是一名红军游击队员。他是稀里糊涂当上红军的。一觉醒来，眼前红星闪耀。有人问他：“你想不想当红军？”他反问：“当红军能吃上馍？”那人说：“能么，不光能吃玉米馍，还要吃上麦面馍。”他一听这话就说：“我当，我当红军，我想吃馍，我不想饿死！”
那时他才十二岁。两年前的民国十八年，关中遭遇大年馑，村里人一片一片饿死。他家六口，除了父母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最后只剩下了他自己。家里只剩下三碗玉米面，父亲对两个姐姐说：“你俩大，得让着弟弟。”剩下的玉米面，每天不多不少，只熬两碗稀糊糊，兄弟俩一人一碗。他们喝的时候，母亲就把两个姐姐领到后院，等他们喝完再回来。父亲去亲戚家借粮，粮没借到，人却死在了半道上，等母亲找到时只剩下了半个人，另外半个不知是被狼或狗吃了，还是被人吃了。父亲死后，日子就更难了，两个姐姐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夜里饿得直哭，后来连哭泣的力气也没有了。姐妹俩坐在墙根下晒暖暖，晒着晒着，大姐的眼睛就闭上了，二姐用手一推，大姐顺着墙根倒下去，没了气息。大姐死后不久，二姐也死了。二姐临死前对母亲说：“妈呀，你真偏心啊……”母亲流着泪说：“娃啊，妈总不能让赵家断后啊。”几天后，母亲也死了。
为了活命，兄弟俩骗来村里唯一的一条狗。狗很瘦，风都能吹倒。兄弟俩用裤腰带勒住狗脖子，一人拽一头，使劲儿勒。狗瘦是瘦，但命却很硬，咋勒也勒不死。哥哥说：“灌凉水，听人说用凉水一激就死了。”他们把狗吊在房梁上，哥哥端来一瓦罐凉水，往狗嘴里灌。奄奄一息的狗被凉水一激，突然疯狂起来，一口咬破了瓦罐。哥哥连续灌了几次，狗才踢蹬了几下死了。这只瘦狗，让兄弟俩撑了半个月。哥哥吃得很少，总是让着他。后来哥哥饿得躺在炕上，睁眼都无力。得娃出去找吃食，在邻村遇到一只猫，他将猫“咪咪”地一直召唤到家门口，猫好像预感到了危险，最后一刻转身跑了。那天夜里，哥哥死了。父母姐姐死的时候，他和哥哥还有力气掩埋。现在哥哥死了，他已经没有一点儿力气掩埋了。他让哥哥原样躺在炕上，然后锁上家门，离开了村子。 后来他饿晕在路上，遇到了红军。他年龄小，拿不动枪，只能跟在队伍后面刷标语。红军每到一个村，他就提着糨糊桶，在墙上树上刷标语：“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扛枪参加红军，打倒土豪劣绅”……一年后，红军在照金建立了根据地。后来根据地范围越来越大，国民党的“围剿”也越来越凶猛，红军不得不边打边往北撤退，撤退到甘肃与陕北交界的南梁，建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1935年秋天，红二十五军从陕南一路突围来到陕北，两路红军胜利会师，成立了红十五军团。再后来，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了陕北。但是那个时候，得娃早已离开红军队伍，成了一个“逃兵”。其实不是他要当“逃兵”，是连长用枪硬逼着他当了“逃兵”。
早在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之前，“北方代表”的特派员从上海来到陕北，在永坪镇召开的中共西北工委扩大会上，传达了北方代表一封很长的指示信。信中说，陕甘党内有严重的右倾取消主义；右倾取消主义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服务的，实质上是反动统治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要与国民党的走狗坚决斗争，等等。两路红军会师不久，针对陕甘红军的“肃反”运动开始了，以刘志丹、习仲勋为首的一大批陕甘红军遭到了逮捕，先后有两百多人被枪杀或活埋。
得娃当时是连里的通信员。一天夜里，连长王强把他叫到跟前说：“我已经被列入‘肃反’黑名单了，你跟我好几年了，很可能会受到牵连，你年龄还小，赶快跑吧，咱俩能活一个是一个，不能都等着被人家活埋！”得娃说：“我不走，要死咱一块儿死！”王连长说：“你必须走，现在就走！”得娃说：“连长，你让我去哪儿？我家里人已经死光了，我没有家了，这里就是我的家，红军就是我的亲人，我死也要死在队伍里！”王连长怒吼道：“你这娃娃咋不听话呢！不想死是吧？那好，你再不走，我就枪毙你！”得娃一向很佩服连长，从来没有顶撞过连长，只得转身朝门口走。连长突然叫住他，从衣兜里掏出一支钢笔递给他，说：“你逃出去后，去照金柳林镇看看我媳妇，把这支钢笔交给她留个念想，就说我死在了战场，让他另嫁人吧。”连长说着，眼泪流了下来，紧紧抱住了得娃……
得娃朝南跑出几十里，天亮了，他坐在地上喘息，这才发现身上还穿着红军的衣裳。他坐的地方是红区与白区交界处，几十万国军正在“围剿”陕甘红军，穿着这身衣裳跑，无疑就是活靶子，得想办法换身衣裳。可这附近都是沟岔，看不到一户人家。他不敢走山梁，专拣窄小的川道走。一边走，一边留心寻找人家。走着走着，山梁上突然冒出一支队伍，他想躲藏，但已经来不及了，山梁上有人喊：“红胡子！你站下！”他撒腿就跑，只听身后“叭叭”两声，子弹在脚下直跳。有人喊：“用手榴弹炸狗日的！”一声轰响后，他就啥也不知道了……
等他醒来，天色已暗。他弄不清自己在哪里。感觉头疼欲裂，伸手一摸，两只眼睛肿得比拳头还大，一只啥也看不见，另一只剩下一条细缝儿，只能影影绰绰看见一点儿昏暗的天光。他这才想起自己被手榴弹炸了。天快黑了，不能躺在这里等死，得继续赶路。他摇摇晃晃站起来，继续朝南走。天越来越黑，半只眼睛很难看清东西。他一阵恶心，头疼欲裂，两腿稀软，又一次晕倒了。
再次醒来已是第二天早上，他的眼睛比昨天肿得更厉害了，几乎看不见东西。他用手指撑开眼皮，看一下，走一截，磕磕绊绊继续朝南走。路上遇到兵马，不管是白军还是红军，他都得赶紧躲起来。他身上穿着红军衣裳，遇到白军是死；他是红军逃兵，遇到红军也是死。走走躲躲，走到后晌，看见半崖上散落着七八孔窑洞，认出是他前两年来过的村子，他在村里刷过标语，当时住在村头老杨家里。杨家两个儿子，都在红军队伍里，家里只剩下老杨两口。他想找老杨换身衣裳，但不知道村里有没有白军，不敢轻易进村。一直等到天黑，他才摸进村子，走进老杨家。老杨看见他，愣住了。他说，杨叔，我是红军里的得娃。老杨很惊讶，终于认出了他，说，你咋弄成这样了？他说，杨叔，我快要饿死了，你先给我弄点吃的吧。说着就瘫软在地上。老杨两口急忙把他扶到炕上，拿来冷馍，端来开水。吃喝之后，他慢慢恢复了力气，说了自己路上的遭遇，但没有说自己是逃兵，只说是去南边送信。老杨说，村里天天过白军，都是开到北边去打你们的，早上才刚刚走了一拨，说不定啥时候又来一拨。得娃说，我知道，我不会连累你们的，你给我找套衣裳换上我就走。老杨说，我不是赶你走，我是想把你藏起来，要是让白军看见了，你可就没命了。得娃心里说，让红军看见了，我也会没命的。老杨说，你伤成这样咋走？等把伤养好了再走。得娃说，我有任务哩，我得赶紧走！老杨吭哧了半天，说，那好，队伍上的事我知道，不敢耽误，天一亮你就走，我不拦你。得娃也实在走不动了，再说眼睛也看不见啊，只得住下。
天麻麻亮，老两口早早起来，女人照顾得娃吃喝，老杨提着砍刀去后院，从那棵老枣树上砍下一根树枝，削成拐棍，交给得娃说：“你眼睛伤得厉害，这枣木拐棍能帮你探路，路上还能打狗。”又往得娃怀里塞了几个冷馍，一直把得娃送到川道路口。
得娃走了三天，来到照金柳林镇。一问才知道，连长的媳妇已经死了三年了。红军从薛家寨撤退后，白军包围了村子，把连长媳妇和村里另外三个红军家属抓起来，用麻绳捆了，推进一个提前挖好的土坑，用枪逼着村里人全给活埋了。有人把得娃领到土坑前，他“扑通”跪下，说，嫂子，连长让我来看你，可你咋就不在了呢。鼻子发酸，想哭却没有泪，瞎眼里流下的只有两股浓水。他掏出那支钢笔，插在土坑上。想想又拔出来，揣在身上，说，嫂子，你人不在了，钢笔就不给你了，我留着作个念想。想到连长可能已经被人活埋了，心里又是一阵悲伤，对着土坑说：“你们两口子命咋这么苦，都被人活埋了……”
离开柳林镇，往老家方向走。走啊走啊，眼窝里直淌脓水，后来眼睛彻底看不见了。走到斩城西门外，听到了鼓乐声，心想是哪个戏班在唱阿宫腔哩。一听到家乡的曲调，腿一软，再也走不动了，一屁股瘫坐在地上。谁家在过事，戏班唱的是《屎巴牛抬轿》。曲终人散，只剩下戏班人收拾摊子。有个人走过来问得娃：“伙计，你咋还不走？”得娃说：“我腿软，走不动了，我歇会儿。”那人对另一个人说：“田老板，是个瞎子，要饭的。”那个被叫作田老板的人走过来，对得娃说：“你跟我来喝碗粥，先暖和暖和。”班主说着扶起得娃，领他喝了三碗粥，吃了两个馍。得娃用衣袖抹了把嘴，问班主：“班主，你戏班要不要人？”没等班主说话，一个人说：“你个瞎子，能干啥？”得娃说：“我干啥都行，只要给我一口饭吃。”那人说：“你以为谁都能吃这碗饭？”班主用干咳声阻止了那人，对得娃说：“好吧，你就跟着戏班，我们吃干的，不会让你喝稀的。”那人说：“你娃有福，今儿个遇到了活菩萨！” 田班主是个热心肠，喜欢帮助人。戏班以前有个叫张青的小生，最早在金家戏班，金家戏班倒灶散伙后，来投靠田班主。田班主跟金班主以前有过节儿，但并不计较，还是收留了张青，待张青跟亲儿子一般，后来准备将自己的独生女儿凤儿许配给张青。但张青不知感恩，后来却跟一个叫娟子的女子私奔了。他们路上遇到了土匪，娟子被抢走了。匪首想让娟子做压寨夫人，娟子性子烈，一把剪刀结果了自己的性命。张青心灰意冷，到仓颉庙当了和尚。
田家戏班人多，文乐武乐比较齐全，最拿手的戏是《天台山》《蛟龙驹》和《屎巴牛招亲》。文乐是管弦乐，武乐是打击乐。文乐以硬弦、月琴和黄调板胡为主；武乐有干鼓、暴鼓、战鼓、牙子、钩锣、铙钹、铰子、手锣、梆子等。得娃刚进戏班那阵子，正好少个钩锣的，班主就让得娃钩锣，偶尔也让他插几声吼：
“得娃——”
“哎——”
“娃们来了么？”
“来了！”
“来了就走啊——”
“走啊——”
一场戏下来，就这么简单几声吼。日子长了，得娃不满足钩锣和吼这几嗓子，想跟班主学拉硬弦。田班主的硬弦在全县几个戏班无人可比，能拉几十种曲牌，《小桃红》《柳生芽》《金钱》《苦相思》《宝箱芽》《蟠桃宴》《点花开》《钻烟筒》《杀妲己》《八步》《永寿奄》《普奄咒》，他都会拉。得娃喜欢硬弦。他犹豫了好一阵子，才硬着头皮给班主说了自己的想法，班主勉强答应了。班主心里清楚，学硬弦可不是一桩简单事，别说是个瞎子，就是睁眼人也很难出师。但他能学会也好，忙时也好替换我，学不会还钩他的锣。
硬弦也叫二弦，是阿宫腔的乐器之王，由琴筒、琴杆、琴轴、琴弦、琴弓组成，样子跟胡琴差不多，但琴杆比胡琴粗短，两根琴弦用牛筋做成。演奏时左手三指得戴铁套，这样按弦、滑弦、揉弦时不伤指头，而且音色明亮清脆。得娃记性好，人很灵醒，班主在一边拉，他闭着瞎眼坐在一旁听，不管啥曲调，只要听上一两遍他就全记下了，不到三个月，他就学会了全部曲牌，连班主也不得不咋舌佩服。班主背后对人说：“得娃天生就是拉硬弦的料，他拉硬弦就像拉自个儿的神经，听得人心疼，唉，可惜是个瞎子。”
解放后，县政府在民乐剧社的基础上，吸收了田家戏班和另外几个戏班的民间艺人，组建了县阿宫腔剧团。剧团在老县城东北角。老县城也叫“斩城”，元末明初从义亭城迁到窑桥寨时，窑桥寨是一处高台，人们便削壁为墙，以险代防。斩城呈长方形，东临温泉河，城内除了县府和数百住户，还有望湖楼、藏书楼、城隍庙、文庙、关帝庙等。剧团院子很大，也很破旧，藏书楼就在院子里。全国剧团很多，但阿宫剧团独此一家。传说秦朝末年，项羽攻入咸阳，火烧阿房宫，宫女舞伎流落关中，将秦宫里的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唱腔带到民间，历经两千年流传至今，慢慢形成了独特的民间戏曲。阿宫戏曲角色跟秦腔差不多，也有生旦净丑，表演上却保留了一些皮影模式，有“塌城”“剑出鞘”、踢打等动作，显得独特而别致。女声唱腔里的“哪噫呀唉”带有明显的拖腔，无疑是秦宫遗韵。50年代后期，剧团将阿宫腔皮影戏搬上戏曲舞台，排演了《鸳鸯谱》和《玉瓶赠金》，曾经走出潼关，进京演出过。
那时田班主已经去世，得娃成了县剧团的头把硬弦，演出时坐在乐队第一排正中位置。团长五十多岁，慈眉善眼，人很厚道，对得娃一直很尊重，得娃也把团长当知心人，有啥话喜欢给团长说。一次俩人闲谝，谝到高兴处，得娃嘴一松，说了自己当过红军的事。团长很惊讶：“原来你是老红军啊，我明天就让人给县里写报告，给你申请革命待遇。”得娃一听紧张了，急忙阻拦说：“我只是随口说说，你千万不要给县里写报告，我很早就离开了队伍，后来一直在戏班混日子，没资格享受革命待遇，求团长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团长想想也是，叹息一声说：“你要是在队伍里一直待到解放就好了。”
得娃性格随和，爱开玩笑，生活上却有一些不被人理解的怪癖。自己是个瞎子，却喜欢晚上点灯。别人说，你点灯不是白费油吗？他疙挤着瞎眼笑着说，我不是为自己点灯，我是为老鼠点灯，我怕老鼠偷吃东西时栽倒了。他走夜路时，喜欢手里捏根电筒，他对人解释说：“我怕别人看不见我，把我撞倒了。”他一个瞎子，倒替明眼人操心。
团长的孙子过满月，请剧团的人喝酒。得娃喝多了。大家唱戏凑热闹，得娃摇头晃脑拉硬弦，拉了一阵说：“我也给咱吼两嗓子。”有人说：“你快算了，你那破锣嗓子，可别把我尿唱出来。”得娃不管别人咋说，自拉自唱起来：
咱团长德行好人丁兴旺，
儿孙们站满了一街两行。
我得娃孤单单实在恓惶，
黑夜里睡光席空着半炕……
有人说，好你个得娃，今天是团长的喜日子，你咋唱起自己的恓惶！得娃不管不顾，只管乱唱。团长嘿嘿笑着，摆摆手，意思是甭管，让他唱。但团长从此心里多了一个心思。
省上有个领导喜欢看戏，秦腔、眉户、碗碗腔，只要是戏都爱看，但唯独没有看过阿宫腔。听说斩城有全国独一无二的阿宫腔，就请剧团去西安易俗社演出。演的是传统剧目《女巡按》。演出开始前，得娃听说看戏的领导叫王强，一下子惊呆了：“王强，不会是连长吧？他当年没被活埋？”激动得不行，又不敢胡乱打问。上场拉硬弦时脊背湿透了，手不停地哆嗦。幕间休息，团长小声问他：“你咋回事？”得娃说：“咋也不咋，身子有些不舒服。”团长说：“今儿个非同寻常，省上领导坐在台下，你可得撑硬些。”再上场，得娃心里平静多了，手也不再哆嗦。心想，世上叫王强的多了，或许碰到个重名的。
等到演出结束，领导上台接见。“同志们辛苦了！”得娃一听这洪亮的嗓门，就知道是他的老连长王强。可是老连长跟他握手时，却没有认出他来，他手抖得厉害，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从戏台下来，他心里叹息一声说：“戏上，咱在台上，人家在台下；世上，人家在台上，咱在台下。‘闹红’那几年，俩人伙着盖一床被子，分着喝一碗米汤，现在面对面却不认识。人都说戏上就是世上，其实世上也是戏上啊。咱一个百姓，咋能跟人家平起平坐？”想到这里，心里酸酸的。后来又想：“也不能怪老连长，二十多年过去了，咱成了瞎子，这张脸被手榴弹炸成了这样，老连长认不出来也属正常。只要他还活着就好，他当他的官，咱拉咱的硬弦，咱不麻烦老连长。” 王强以前没看过阿宫腔，看过一场就喜欢得不行，尤其喜欢得娃拉的硬弦，就让剧团多演了三天。每次谢幕时，王强都上台跟演职员握手，可他始终没认出得娃。得娃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没有说破。
半年后，团长问得娃：“六里店有白娃，你知道不？”
得娃说：“斩城谁不知道？她给牛师长当过小老婆嘛。”
团长嘿嘿笑了，说：“我打问过，她现在是一个人，你三十六，她二十四，你们不如搭伙一起过，你嫌不嫌？”
得娃说：“只要是个女的就行，我都不弹嫌。咱一个瞎子，人家不弹嫌咱就行了，咱有啥资格弹嫌人家？怕是人家看不上咱哩。”
团长说：“她人长得好，心肠也好，就是出身不好。你也有你的优势，你一个老红军，娶她是抬举她哩。”
得娃脸红了，说：“团长，你以后不要再提老红军的事了。我不弹嫌，管她给谁当过小老婆，娶到咱炕上，就是咱的女人！”
团长说：“我已经给人家说了，人家愿意，你看啥时成亲？”
得娃说：“我回村把老房子拾掇拾掇，就娶她。”
得娃娶白娃时，没有办喜宴。得娃不想亏待白娃，想好好办一下，可白娃不同意，说她不喜欢张扬。得娃尊重白娃的意见，就对想吃喜酒的人说：“不办啦，不办啦，两个‘娃’过家家，有啥好办的？”成亲第一夜，得娃发现白娃还是女儿身，又惊又喜，心里说肯定是自己祖上积了八辈子德，让自己捡了宝贝疙瘩。
得娃去上班，剧团人问：“白不白？”
得娃说：“白么，白得跟瓷娃娃一样。”
“嫩不嫩？”
“嫩么，嫩得能捏出水来。”
“结婚是啥感觉？”
“把他家的，活了几十年，没想这事这么好！”
白娃娘家在三原，解放前是村里的大户。她十七岁那年，牛师长带队伍路过赵村，一眼看上了她，把盒子枪往八仙桌上一拍，当场向她爸提亲，她爸吓得直哆嗦，哪敢不从？牛师长放下十块大洋，把她带回老家六里店。成亲那天夜里，牛师长吹了灯，扒下她的衣裤，惊讶地说：“你可真白！”直到这时，才想起问她叫啥。她厌恶面前这个男人，他夸她白，便不想说自己叫白娃，故意说自己叫“黑娃”。没想到这话像一把刀，一下子戳在了牛师长的心窝。牛师长是个孝子，母亲年轻守寡，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吃尽了苦头，五年前母亲过世，心里的悲伤还没有完全消逝。他母亲长得黑，小名就叫“黑娃”。白娃哪儿知道这个？一句话惹恼了牛师长，被牛师长一脚踹到了炕下，从此不再碰她。说是小老婆，其实跟丫环一样，在家里啥活都干。牛师长有时看见白娃心里发痒，想要她，又想起母亲，只好作罢。解放前夕，牛师长战死在外省，白娃成了寡妇。解放后她想回三原娘家，但娘家已被划为地主，她这个国民党师长的小老婆再回去，会给家人雪上加霜，所以只好留在六里店，一个人过日子。年轻寡妇的日子并不好过，其中缘由谁都知道，所以剧团团长一提亲她就答应了。得娃虽说是个瞎子，但听说是老红军，根正苗红，就凭这一点，她就该嫁。成亲后得娃很疼她，这让她心里更踏实了。三年自然灾害，得娃几乎饿死，也没有让白娃饿肚子。得娃瘦得趴在炕上，像一张纸，叹息一声都能吹跑了，可他还跟白娃开玩笑：“我这人皮实，十八年年馑都没饿死，我扛饿，挨饿我有经验。”感动得白娃直掉泪。
那年，队长被得娃打掉了半只耳朵，当时没敢声张，可“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他就实施报复了。那时每个队都要找一两个“反革命”“阶级敌人”，队长就把白娃定为“反革命”，不光本村斗，还“借”给外村斗。每次斗白娃，得娃都从县城赶回来陪斗。他站在白娃旁边，低声说：“不要怕，有我哩，谁也不能把你咋样！”红卫兵把得娃推开，他又站过来；再推，再站过来。台下人喊口号：“打倒国民党军官小老婆！”得娃也朝台下喊：“她没有给牛师长当过一天小老婆！她名义上是小老婆，其实只是个丫环。我可以证明，她从来没有跟牛师长睡过觉！她跟我成亲时还是浑圈身子。”台下一阵哄笑：“你一个瞎子，能看出她浑圈不浑圈？”得娃说：“我眼瞎心红，我当过红军，我用我红军的名义为我老婆担保！”有人听说过得娃是红军，但都不知详情，也不敢拿得娃咋样。剧团当时正在排练“样板戏”，离不开得娃的硬弦，但得娃经常向团长请假，说要去陪老婆挨斗。得娃一走，排练就得停下。团长去找县革委会领导，说得娃是个老红军，为革命弄成了瞎子，能不能看在老红军的份上，放过他老婆？革委会领导点了头，这才停止了对白娃的批斗。
“文革”第二年，剧团团长被打倒了，换了一个新团长。新团长姓侯，三十多岁，不懂业务，但很有政治头脑。当时各单位都争树革命典型，剧团没有典型，侯团长很着急，找到得娃问：“你真是老红军？”得娃已经把话说出去了，只能硬着头皮说：“真是。”侯团长说：“那你给我讲讲你当红军的事。”得娃讲了他如何逃荒，快要饿死时被红军救了，如何在渭北和陕北打游击的事情。侯团长说：“太好了，我们团也有革命典型了！”侯团长向县革委会汇报后，县里组成写作班子，开始整理得娃的“革命事迹”。材料整理好后，一篇一篇念给得娃听，得娃有些迷糊，问：“你们写的这是谁？”写材料的人说：“当然是你呀。”得娃说：“我咋听着不像。”写材料的人说：“典型来源于生活，但必须高于生活，像不像你不重要，重要的是教育群众。”
县里开群众大会，得娃被请到主席台上，侯团长陪在身边。先是领导讲话，然后几个人介绍得娃的“革命事迹”。得娃像听天书一样，满脸羞红，一脑门的汗。轮到他发言了，他疙挤着瞎眼说：“全县都在学习得娃，我也得学习得娃哩，因为材料里的得娃比我这个得娃更先进、更革命……”侯团长低声说：“甭说这个，说说你小时候吃的苦。”得娃对着话筒说：“要说小时候吃的苦，再苦也苦不过六一二年，民国十八年年馑我都没被饿死，六一二年我几乎被饿死……”台上的领导一个个惊出了一身汗，仓促结束了大会。后来再开大会，再也不敢请得娃上台讲话了。再后来，县里也停止了宣传得娃。
那年秋天，省里的王强被打倒了，天天挨批斗。得娃听说后心里很难过。老连长“肃反”都躲过了，咋就躲不过红卫兵？他提着自己那把硬弦，白娃背着10斤小米，两口子相跟着进城去看老连长。七找八问，才找到老连长的家。可是家里没人。他们就蹲在门口等，等到天黑，王强才一瘸一拐地走回来。白娃拽了拽得娃的袖子，得娃忙站起来，对王强说，我是阿宫剧团的，知道老领导喜欢听阿宫戏，专门来给你拉几曲。王强很感动，说，我已经不是领导了，谢谢你们，你们赶快走吧，要是让人看见了会惹麻烦的。得娃说，一个瞎子，他们能把我咋样？王强紧紧握住得娃的手，说，你们是好人，我不想连累你们。得娃说，我们走了一天的路，也乏了，你先让我们进屋歇一会儿。王强只好把他们让进屋。家里被洗劫一空，找不到一口水。 王强苦笑着说：“唉，想让你们喝口水都办不到。”
得娃说：“我们不渴，我给你拉上几曲，解解乏。”
王强环顾四周，竟然找不到一个凳子。
“啥都被拉走了，只剩下一张床。要不你们坐床上？”
得娃盘腿往地上一坐说：“还是这样舒坦。”
坐在地上开始拉，一连拉了三曲。
得娃疙挤着眼，笑着问王强：“好听不？”
王强说：“好听，好听。”
得娃问：“你知道为啥好听？”
王强被问住了：“为啥？”
得娃说：“因为这硬弦硬嘛。”
王强“哦”了一声。
得娃说：“其实人跟这硬弦一样，软了拉不成调，硬了才能拉出好声色。老领导，再苦再难，你都要撑住哩。”
王强很感动，点了点头。
“老领导，你认得我不？”
“你是阿宫剧团拉硬弦的。”
“你还是没认出来。”得娃说，“我给你看样东西。”
得娃从身上掏出那支钢笔，递给王强。
“你认得它不？”
王强接到手里一看，吃了一惊，抬头看着得娃，脸色煞白：
“你是谁？这钢笔咋在你手里？”
“连长，我是得娃啊，你不认得我了？”
王强从地上拉起得娃，仔细看，抓住得娃的手：
“你真是得娃？”
得娃仰起脸：“连长，你好好看看，我真是得娃啊！”
王强仔细打量了一会儿，突然抱住了得娃，泪如雨下：
“真是你呀得娃！你还活着？你咋弄成这模样了……”
后来，得娃和白娃又去西安看望过老连长几次，有时带点小米，有时带些碗豆。到了第二年夏天，得娃再没有去看过老连长。因为那时县里已经开始批斗他了。有人揭发他从前说过“毛主席吃红苕也放屁”的话，用毛主席语录“只争朝夕”形容夫妻房事；有人揭发他捏造红军经历欺骗组织；有人还联系到他前两年在全县大会上说过“六一二年几乎把人饿死”的话，说他给社会主义抹黑。新账老账一起算，得娃被打成了“反革命”，天天被揪到各种会场去批斗。以前批斗白娃，得娃陪斗；现在批斗得娃，白娃不敢去陪斗。以她的身份，去陪斗只能是火上浇油。得娃接受批斗时，腰板挺得很直。红卫兵说：“听说你面软心硬，从来不哭。你哭一个，我们就放了你！”得娃说：“我家里人旧社会都死光了，我活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幸福得很，我心里没恓惶，你让我哭啥？”红卫兵说：“你仇恨新社会，你说反动话，你不哭就是心里不服，我们打也要把你打哭、打服，打！打狗！”几个人上来拳打脚踢，打得他鼻青脸肿，从台上滚到台下，又被架到台上，嘴角打出了血，也没有打出一滴泪。接着打，还是没有泪。实在撑不住了，得娃说：“甭打了！甭打了。你们不就想看我的眼泪嘛，我给你们看就是了。”他用手指蘸了嘴角的血水，抹在两只瞎眼下，“你们看，这不就是眼泪嘛。”红卫兵被他的滑稽样逗笑了。
那时王强已经重新上台，恢复了职务。白娃去省城找王强，还是在门口等。看到王强从黑色小汽车里钻出来，白娃迎上去哭着说：“老连长，你快救救得娃吧，他快被人斗死啦！”王强派秘书带着他的亲笔信去了一趟斩城，这才停止了对得娃的批斗……
“文革”之后，王强有一次视察渭北，绕道来到斩城，看望了得娃。王强想请得娃去省城易俗社当艺术顾问。得娃说：“我一个瞎子，去省城会给你丢脸。”说啥也不去，还在剧团拉硬弦。
得娃跟白娃婚后育有三男一女，孙子孙女一大堆，现在重孙已经三岁了。得娃现在九十七了，从剧团退休都快三十年了。白娃比他年轻十二岁，可十年前就去世了。那根枣木拐棍随跟得娃八十年，被他的手磨得油光发亮，只是比先前短了一两寸。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喜欢帮孙媳妇干一些家务活：照管重孙子、剥苞谷、生炉子、喂鸡喂羊、开门关门，啥都喜欢干。没事干的时候，就拿出他的硬弦，坐在院子里拉上一阵儿。徒弟们常从县城来看他。他们坐在院子里喝茶、抽烟、唱阿宫。几年前，他被列入省“非遗”人物。电视台记者找上门采访，他疙挤着瞎眼说：“你看我这样，上电视还不把人吓死？”
报社记者说：“我们不拍照片，只发文章。”
他笑着说：“我只会拉，不会吹。”
记者死磨硬缠，他只东拉西扯谝闲传，就是不谈自己。记者没办法，最后说：“你只回答我一个问题，行不行？”
“说好，就一个。”他竖起一根指头。
记者问：“听说你一辈子只会笑，不会哭，真有这事？”
他有些得意，娃娃似的笑了，疙挤着眼说：“哭有屁用？笑才能消愁。其实有时我也想哭，可就是哭不出来。为啥？我的泪腺被手榴弹炸断了嘛。我的泪只能倒流，往肚子里流……”
作者简介
党益民，男，军旅作家。出版10余部文学作品，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本刊曾发表其报告文学《守望天山》、短篇小说《桃花刀》《墨面客》等作品。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