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由单一中心治理的社会,总是需要某种科举制度的。科举制的特点是教育、考试的国家化,即全国学生接受统一的教育,考试由国家统一举办,通过这个考试是进入仕途的唯一正道,而进入仕途就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享有了特权。
　　世纪初兴起的中国现代教育是以废除科举为前提发展起来的。教育不再是培养官员,而是满足日益多样化的社会的多样需求。新兴的大学也以自治为其治理框架,这种自治权当然也就包括按照自己的标准录取学生的权利。
　　不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随着权力广泛控制社会的计划体制建立,教育又迅速地再科举化,从而形成了与科举考试十分类似的高考制度。这种科举化的高考由国家来举办,考试范围、标准答案由国家统一规定,考试在同一时间在全国统一举行,大学只能据学生在这次考试中的成绩录取学生。到1990年代,社会开始再度多元化,大学也开始商业化,但教育仍然保留了科举化的形态,且近些年来,随着教育行政权力扩张,科举化色彩似乎更强烈了。
　　政府建立和维护这套制度,可能是为了确保教育的公平。但这种公平性相当可疑,人们曾经热烈争议过地区间名额分配不均匀的问题。更根本的问题是,大学录取新生标准由国家垄断,必然形成标准的单一化,而这必然堵塞社会寻求有助于社会公平、教育公平的更多渠道。
　　因此,这种高考制度必须改革,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去科举化、去国家化。教育本来就不应当是国家权力垄断的事务。国家在教育领域只能扮演承担义务主体的角色。国家得掏钱,但这种义务并不赋予国家以垄断教育的权力。
　　归根到底,教育乃是社会的事情,社会是教育的权利主体。依此原理,高校录取学生,是每所大学自己的事情,最多也只是独立的教育共同体的事情。国家应当退出高考事务领域,让大学自己决定该录取什么样的学生,该怎样教育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