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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这是绝无仅有的事，它向世界传递着一个重要信息：迈开改革开放大步，正在快速奔向富裕的中国，决不会忽视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英明决策，引领我们在富有而又文明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1994年2月5日晚，是我一生中最为荣耀的日子。
庄严而神圣的总政八一礼堂内，首都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即将开始。我们2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双拥模范代表被工作人员引进贵宾室。晚上7点40分，贵宾室的大门突然打开，江泽民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健步向我们走来。镁光灯亮起来，掌声响起来，我的心情又激动又兴奋。江主席走到我身边，握住我的手亲切地说：“你就是徐洪刚啊，现在伤势怎么样啦?”暖心的话语，使我热泪盈眶。在同20多位代表一一握手之后，江主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徐洪刚等人的事迹，体现了我们共产党的传统，老红军的传统，军爱民、民拥军的传统，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直到现在，一想起那晚的经历，我就热血沸腾。更让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是，3月1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学习徐洪刚见义勇为、不畏强暴的高尚思想和英雄行为，弘扬新时期的雷锋精神。” 对于一个普通士兵来说，这是何等的荣耀!仿佛在一夜之间，我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战士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鲜花与掌声，赞誉与嘉许，潮一般向我涌来。而这一切，都源于那次偶然事件。
1993年8月17日，我从家乡云南探亲返回部队途中，当乘坐的客车行至四川省筠连县境内时，车内的4个歹徒突然向一名年轻妇女强行勒索钱物，并肆意侮辱。当时，我忍无可忍，挺身而出。歹徒转而向我实施了疯狂的报复，在我胸、背、腹上连刺14刀后跳车逃窜。我用背心兜住流出体外50多厘米的肠子，跳下汽车向歹徒追击。追赶了50多米后，因失血过多体力不支，一头栽倒在路旁。 后来，筠连县税务局副局长詹本方等人驾车路过此地，把我送到医院。在当地党政军民的关怀下，医院腾出了最好的病房，上百名医护人员参与抢救。经过3次大手术、40多天的精心救治，终于把我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
现在回头想想，当时祖国和人民给了我那么高的荣誉，实在是那个特殊年代造成的。我是中国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一个符号：在社会渴盼英雄出现的时候，我正好做了这件事。
而我当年之所以能够挺身而出，并非仅仅凭着一时之勇，是家乡那块红土地和红军部队的优良传统哺育了我，滋养了我。
我的家乡在云、贵、川交界处的乌蒙山区。75年前，红军北上抗日就曾路过那里，红军长征纪念碑就建在我家附近的奎香乡。毛泽东写下的《长征》诗句“乌蒙磅礴走泥丸”，就是指的我们那一带。
1990年底，我怀揣“英雄梦”踏入军营。这是一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从秋收起义中诞生的部队，我军“支部建在连上”最早就是在我们团实行的；第三次反“围剿”中活捉敌师长张辉瓒；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智取遵义城；抗日战争中首战平型关；解放战争中从兴安岭打到海南岛……
多么值得骄傲的辉煌历史啊!从当兵第一天起，我就置身于浓厚的传统氛围中，听的第一堂课是传统课，学的第一首歌是“秋收起义红二团”团歌，听的第一个故事是团领导拿着“红菜盘”讲述长征中毛主席和官兵一同就餐的故事。
兵之初的生活，并无想象中的波澜壮阔，仅有的一些“辉煌”，给平淡无奇的军营生活带来不少惊喜。1991年，新兵下班排后，我参加了为期一周的施工劳动。对我这个农村兵来说，挥锹的功夫绝不亚于操枪，常常是一天的任务半天就完成了。不知哪位老班长看中了我，给我写了篇广播稿送到宣传队，在小广播里播出了：“下面请听来自通信连的报道：《钢铁战士徐洪刚》……”第二天，宣传队报道员就扛着照相机来到工地，对准我扬起的一锹泥土按下了快门。结果那张照片在施工任务结束后，在团部宣传栏里张贴出来。那是我的第一张“英雄照”，打扫卫生或是午休没人时，我就偷偷跑去看。那张照片不知给我注入了多少信心和力量。
在传统的熏陶和激励下，我很快由一个懵懂青年成长为一名合格战士。当兵第一年，在全团通信专业集训中，我因成绩优秀，获得团嘉奖一次；第二年，被选拔作为班长苗子走进教导队，结业时，被评为优秀学员，年底回来就走上班长的岗位。“首长干杯我随意” 在物质产品极度匮乏的年代，在我这样一个从未见过茅台酒的农村战士看来，只有让首长多喝一点，才能表达敬意。如今，别说茅台、五粮液等国产名酒，就是XO、人头马等西洋名酒，也步入寻常百姓家。“首长干杯，我随意”之类的笑话，永远不会再发生了。
凡在有军人参加的酒席上，下级给上级敬酒时，往往会出现这样一句敬酒词：“首长干杯，我随意!”一时满座宾朋开怀大笑，主宾大悦，一饮而尽。主宾大赞敬酒者：“你小子有办法。”敬酒者不敢贪其功，忙改口道：“这是徐洪刚的敬酒词。”
“首长干杯，我随意”这个“故事”，据说是始于我多年前第一次进京参加活动，给一位首长敬酒时“制造”的。从此以后，这句敬酒词就一传十、十传百，从京城传到军营内外、大江南北。酒桌上，人们似乎习惯了用这个“故事”助兴取乐。
在济南，一位多次陪同我进京参加活动的首长请我吃饭，席间举杯时，他问我：“徐洪刚，我这么长时间陪着你，没有少替你挡酒解围，大家都在这么传，说‘首长干杯，我随意’发明权是你的，你到底什么时候说的，我怎么没听见?”听到首长善意的询问，我笑着说：“信就有，不信就无呗!”
今年年初，在总政大院，一位退休的老首长在席间重提此事，他说：“1994年，在军委办公楼三重门，两位军委副主席带领军委首长宴请你时，我在场，你小子就是说了‘首长干杯，我随意’，当时我的脸上是挂不住的。后来想想也对，喝的是茅台酒，一个普通士兵哪里喝过这么好的酒，想让首长多喝，自己少喝，这是普通战士尊敬长辈的一种表现嘛。”
这一次，老首长的解释还真是在理儿上。我家在偏僻的山区农村，家庭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哪里喝过像茅台这样的好酒哦，连见都没见过。
因为来自贫困山区，刚来部队时出了不少“洋相”。记得我们那批新兵到部队时已是深夜时分，连队给我们准备了点面条和炒米，当时我一个人就吃了4大碗，其他战友都看傻了眼。现在还记得当时那个饭香噢，饿是一方面，主要是在老家吃不上啊。
上世纪90年代初，部队物质生活不如现在丰富，连队的菜篮子和菜盘子还显得十分单调。每人每天只有几元钱的伙食标准，每周六打一次“牙祭”，大家都盼着过周末。偶尔吃一次蒸面，大家都很兴 奋。这样的生活水平，让我这个农村兵已经很知足了，吃饭从不挑食，为此，我还得到过指导员的表扬哩。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如今，不光是吃饱的问题，而是讲究吃什么、吃多少、怎么吃了。不用说四菜一汤，就连自助餐也进了连队，火锅也上了餐桌，推出了以分餐为主，自助餐、会餐为补充的就餐方式，每人每天早餐有一杯牛奶(豆奶)、一个鸡蛋，中、晚餐有一份水果。许多连队还根据不同阶段、不同季节、担负不同任务时营养消耗的特点，进行膳食营养供给和调配，官兵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实现了由“温饱型”向“营养型”的跨越。
当兵快20个年头了，部队在吃穿住行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今，茅台酒已不是什么稀罕东西了，早已走进寻常百姓家。亲朋好友来了，我也能拿出茅台酒招待了。如果当初有现在这样的生活水平，我想我也不会为了珍惜好酒，闹出“首长干杯我随意”这样的笑话来了。
为了培养我，上级给团里超编了一名副政委
这种做法，看起来很不合常理，实际上体现的是部队对官兵的关心和爱护。正是因为各级如此用心、合得投入，部队这个大熔炉才会越烧越旺，我们这支老红军部队才会人才辈出，威名更响。
“根据军委总部首长指示，为加强对徐洪刚的培养，集团军党委研究制定了5条措施：建立培养教育制度，切实负起帮助徐洪刚成长进步的责任；加强思想教育，帮助徐洪刚不断改造世界观，指导搞好学习，帮助徐洪刚提高理论素质；严格管理监督，使徐洪刚保持普通一兵本色；生活上关心照顾，保证徐洪刚身心健康。”
从箱底翻出这张已经泛黄的“培养报告”，我感慨万千。组织上对我可谓用心良苦啊!从四川疗伤归来，各级组织对我的关心照顾，大到提高能力，小到待人接物，又浮现在我面前。
从昏迷中醒来时，眼前的一切就变了，锦旗挂满墙，鲜花摆满床，报纸、广播、电视屏幕上，天天都有我的事迹报道。刚刚经受生与死的考验，我又面临盛名之下如何保持普通一兵本色的严峻考验。
周泉玉副政委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我身边的。
当时，从军区到集团军，再到师、团，各级都有“学习徐洪刚办公室”，团里成立了以周副政委牵头的培养班子，主要负责我的文化辅导，大量信件的处理和采访、报告等相关事宜，还定期向上级汇报我的学习工作以及身体恢复情况。
周副政委专门给我制定了一份详细的学习计划，何时学习《邓小平文选》，何时读报，都给我规定得一清二楚。团里还给我单独订了4份报刊：《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半月谈》、《前卫报》，这是上级组织和领导关心培养我的直接举措之一。 对于领导的谈心、关怀和要求，当时真有点抵触情绪，感觉周副政委就是组织派来“调教”我的。
一件事惊醒了我的“英雄”梦。
回到团里时，我的事迹已经在驻地传开了，邀请我作报告的单位很多。一次，在给一所院校所作的报告会上，我把“参差不齐”念成了“参羞(cancha)不齐”。会后，一名学生写了一张字条，给我指出了错误，并希望我努力学习，不断提高。当时我的脸上火辣辣的，感到无地自容。 我的一举一动，周副政委都看在眼里。回团的路上，他没有说什么，第二天给我送来一本《新华字典》，还教我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记到小本子上，有空就拿出来翻一翻。这一招的确管用，许多生疏的字都是这样被攻克的。 我也有翘尾巴的时候，同别人聊天时，动不动就把首长、名人的名字挂在嘴边。周副政委一次次地提醒我，给我讲道理，还把我带进团史馆、师史馆上传统课，帮我改掉了“搬大人物”的毛病。
部队转型，我转变
仿佛在一夜之间，我们由摩步团变成了机步团，昔日满山遍野摸爬滚打的官兵，登上了先进的步兵战斗车，并且还在快步向信息化迈进。在这种飞速发展的形势下，谁跟不上转变的步伐谁就会被淘汰。多年来，我在变，我的战友在变，我们的老红军部队也在变，变得更加有内涵、更加有潜力、更加威猛、更加具有战斗力。
1998年12月，我们“铁军”部队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经中央军委批准，我们师由传统的摩托化步兵改编为轻型机械化步兵。
第一批新型轮式装甲车列装部队时，我比捡了金子还兴奋。可第一次实车操练，时任装步二连指导员的我就出了“洋相”。面对各种仪器和超大驾驶盘，我手忙脚乱。在一个下坡的拐弯处，我只感觉车子前轮往右下一斜，停车下来一看，右侧破旧的围墙被剐倒了一片。当时，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从那以后，我每天坚持跟班训练，星期天、节假日也很少休息，力求把新装备的每个课目搞懂练精。经过一年的刻苦训练，我掌握了装甲车通信、驾驶、射击3大专业，顺利考取了驾驶、通信两个专业的等级证书，实现了“精一门、会两门、了解三门”的目标要求。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电脑的应用已是大势所趋，而仅会开机和关机的我，时常被战士们的提问弄得面红耳赤。
我的内心时常涌动着“本领恐慌”和“使命焦虑”。我深刻认识到，人生不能睡死在功劳簿上，没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必备的专业知识，仅凭良好的愿望和热情干工作是远远不够的。1999年8月，我向团党委提出了人校深造的申请。团党委经过研究，同意了我的请求。当年9月，我被保送进入南京政治学院攻读政工专业本科。
金陵古都南京让人流连忘返，痴心于学业的我无暇顾及这里的美丽。那段时间，我几乎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被同学称为“自习室的守夜人”、“泡图书馆的书包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学习期间，刘正斌教授安排我讲的《基层是成才的沃土》一课，45分钟时间内，掌声不断。2001年7月，我以全优的成绩完成了本科学业，并接着就读了该院研究生。
应该讲，这些年，我在军营的成长是全方位的，除了工作能力与业务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外，我十分注重加强文化修养。我一直对写作情有独钟，业余时间写了不少诗歌和散文。报社用稿不完全看我的名气，我也是投得多，刊发得少。发表的第一首诗《向往》，刊载在1995年的《云南日报》上，是在投寄半年后刊发的。
一篇“处女作”，给了我很多动力和自信。几年来，我白天工作，晚上“爬格子”。从最初的“火柴盒”、“豆腐块”起步，先后在军内外报刊发表作品500多篇，并有10多篇论文在省级以上期刊发表，有10多篇文章还获过全国、全军大奖。
业余时间，除了爱好写诗和散文外，我还坚持练习书法，已经坚持lO多年了。最初学习的临帖本是一些书法家的赠帖本，这么多年来，先后临帖过曹全碑、张迁碑、华山庙碑等几十册字帖，最终在隶书上找到了感觉。家里房子小，没有书房，每天吃完饭，就在餐桌上铺上一张帖子，弄上几份旧报纸，就在上面临习。现如今，谈不上什么大的成就，已有多幅作品参加全军全国书画展并获奖，作品被全国各地一些博物馆和军事革命博物馆收藏，数十幅作品被国外友人收藏，被多家书法院授予名誉院长，得到了著名军旅书法家申万胜将军称赞为“气势磅礴，汉风浓厚”。
荣誉不是终点，奉献没有止境。 一生有荣誉伴随是幸运的，一生奋斗不息才是幸福的。我深信，随着我们国家和军队的不断发展变化，我还会取得新的成绩、新的进步!
这是绝无仅有的事，它向世界传递着一个重要信息：迈开改革开放大步，正在快速奔向富裕的中国，决不会忽视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英明决策，引领我们在富有而又文明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1994年2月5日晚，是我一生中最为荣耀的日子。
庄严而神圣的总政八一礼堂内，首都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即将开始。我们2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双拥模范代表被工作人员引进贵宾室。晚上7点40分，贵宾室的大门突然打开，江泽民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健步向我们走来。镁光灯亮起来，掌声响起来，我的心情又激动又兴奋。江主席走到我身边，握住我的手亲切地说：“你就是徐洪刚啊，现在伤势怎么样啦?”暖心的话语，使我热泪盈眶。在同20多位代表一一握手之后，江主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徐洪刚等人的事迹，体现了我们共产党的传统，老红军的传统，军爱民、民拥军的传统，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直到现在，一想起那晚的经历，我就热血沸腾。更让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是，3月1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学习徐洪刚见义勇为、不畏强暴的高尚思想和英雄行为，弘扬新时期的雷锋精神。” 对于一个普通士兵来说，这是何等的荣耀!仿佛在一夜之间，我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战士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鲜花与掌声，赞誉与嘉许，潮一般向我涌来。而这一切，都源于那次偶然事件。
1993年8月17日，我从家乡云南探亲返回部队途中，当乘坐的客车行至四川省筠连县境内时，车内的4个歹徒突然向一名年轻妇女强行勒索钱物，并肆意侮辱。当时，我忍无可忍，挺身而出。歹徒转而向我实施了疯狂的报复，在我胸、背、腹上连刺14刀后跳车逃窜。我用背心兜住流出体外50多厘米的肠子，跳下汽车向歹徒追击。追赶了50多米后，因失血过多体力不支，一头栽倒在路旁。 后来，筠连县税务局副局长詹本方等人驾车路过此地，把我送到医院。在当地党政军民的关怀下，医院腾出了最好的病房，上百名医护人员参与抢救。经过3次大手术、40多天的精心救治，终于把我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
现在回头想想，当时祖国和人民给了我那么高的荣誉，实在是那个特殊年代造成的。我是中国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一个符号：在社会渴盼英雄出现的时候，我正好做了这件事。
而我当年之所以能够挺身而出，并非仅仅凭着一时之勇，是家乡那块红土地和红军部队的优良传统哺育了我，滋养了我。
我的家乡在云、贵、川交界处的乌蒙山区。75年前，红军北上抗日就曾路过那里，红军长征纪念碑就建在我家附近的奎香乡。毛泽东写下的《长征》诗句“乌蒙磅礴走泥丸”，就是指的我们那一带。
1990年底，我怀揣“英雄梦”踏入军营。这是一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从秋收起义中诞生的部队，我军“支部建在连上”最早就是在我们团实行的；第三次反“围剿”中活捉敌师长张辉瓒；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智取遵义城；抗日战争中首战平型关；解放战争中从兴安岭打到海南岛……
多么值得骄傲的辉煌历史啊!从当兵第一天起，我就置身于浓厚的传统氛围中，听的第一堂课是传统课，学的第一首歌是“秋收起义红二团”团歌，听的第一个故事是团领导拿着“红菜盘”讲述长征中毛主席和官兵一同就餐的故事。
兵之初的生活，并无想象中的波澜壮阔，仅有的一些“辉煌”，给平淡无奇的军营生活带来不少惊喜。1991年，新兵下班排后，我参加了为期一周的施工劳动。对我这个农村兵来说，挥锹的功夫绝不亚于操枪，常常是一天的任务半天就完成了。不知哪位老班长看中了我，给我写了篇广播稿送到宣传队，在小广播里播出了：“下面请听来自通信连的报道：《钢铁战士徐洪刚》……”第二天，宣传队报道员就扛着照相机来到工地，对准我扬起的一锹泥土按下了快门。结果那张照片在施工任务结束后，在团部宣传栏里张贴出来。那是我的第一张“英雄照”，打扫卫生或是午休没人时，我就偷偷跑去看。那张照片不知给我注入了多少信心和力量。
在传统的熏陶和激励下，我很快由一个懵懂青年成长为一名合格战士。当兵第一年，在全团通信专业集训中，我因成绩优秀，获得团嘉奖一次；第二年，被选拔作为班长苗子走进教导队，结业时，被评为优秀学员，年底回来就走上班长的岗位。“首长干杯我随意” 在物质产品极度匮乏的年代，在我这样一个从未见过茅台酒的农村战士看来，只有让首长多喝一点，才能表达敬意。如今，别说茅台、五粮液等国产名酒，就是XO、人头马等西洋名酒，也步入寻常百姓家。“首长干杯，我随意”之类的笑话，永远不会再发生了。
凡在有军人参加的酒席上，下级给上级敬酒时，往往会出现这样一句敬酒词：“首长干杯，我随意!”一时满座宾朋开怀大笑，主宾大悦，一饮而尽。主宾大赞敬酒者：“你小子有办法。”敬酒者不敢贪其功，忙改口道：“这是徐洪刚的敬酒词。”
“首长干杯，我随意”这个“故事”，据说是始于我多年前第一次进京参加活动，给一位首长敬酒时“制造”的。从此以后，这句敬酒词就一传十、十传百，从京城传到军营内外、大江南北。酒桌上，人们似乎习惯了用这个“故事”助兴取乐。
在济南，一位多次陪同我进京参加活动的首长请我吃饭，席间举杯时，他问我：“徐洪刚，我这么长时间陪着你，没有少替你挡酒解围，大家都在这么传，说‘首长干杯，我随意’发明权是你的，你到底什么时候说的，我怎么没听见?”听到首长善意的询问，我笑着说：“信就有，不信就无呗!”
今年年初，在总政大院，一位退休的老首长在席间重提此事，他说：“1994年，在军委办公楼三重门，两位军委副主席带领军委首长宴请你时，我在场，你小子就是说了‘首长干杯，我随意’，当时我的脸上是挂不住的。后来想想也对，喝的是茅台酒，一个普通士兵哪里喝过这么好的酒，想让首长多喝，自己少喝，这是普通战士尊敬长辈的一种表现嘛。”
这一次，老首长的解释还真是在理儿上。我家在偏僻的山区农村，家庭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哪里喝过像茅台这样的好酒哦，连见都没见过。
因为来自贫困山区，刚来部队时出了不少“洋相”。记得我们那批新兵到部队时已是深夜时分，连队给我们准备了点面条和炒米，当时我一个人就吃了4大碗，其他战友都看傻了眼。现在还记得当时那个饭香噢，饿是一方面，主要是在老家吃不上啊。
上世纪90年代初，部队物质生活不如现在丰富，连队的菜篮子和菜盘子还显得十分单调。每人每天只有几元钱的伙食标准，每周六打一次“牙祭”，大家都盼着过周末。偶尔吃一次蒸面，大家都很兴 奋。这样的生活水平，让我这个农村兵已经很知足了，吃饭从不挑食，为此，我还得到过指导员的表扬哩。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如今，不光是吃饱的问题，而是讲究吃什么、吃多少、怎么吃了。不用说四菜一汤，就连自助餐也进了连队，火锅也上了餐桌，推出了以分餐为主，自助餐、会餐为补充的就餐方式，每人每天早餐有一杯牛奶(豆奶)、一个鸡蛋，中、晚餐有一份水果。许多连队还根据不同阶段、不同季节、担负不同任务时营养消耗的特点，进行膳食营养供给和调配，官兵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实现了由“温饱型”向“营养型”的跨越。
当兵快20个年头了，部队在吃穿住行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今，茅台酒已不是什么稀罕东西了，早已走进寻常百姓家。亲朋好友来了，我也能拿出茅台酒招待了。如果当初有现在这样的生活水平，我想我也不会为了珍惜好酒，闹出“首长干杯我随意”这样的笑话来了。
为了培养我，上级给团里超编了一名副政委
这种做法，看起来很不合常理，实际上体现的是部队对官兵的关心和爱护。正是因为各级如此用心、合得投入，部队这个大熔炉才会越烧越旺，我们这支老红军部队才会人才辈出，威名更响。
“根据军委总部首长指示，为加强对徐洪刚的培养，集团军党委研究制定了5条措施：建立培养教育制度，切实负起帮助徐洪刚成长进步的责任；加强思想教育，帮助徐洪刚不断改造世界观，指导搞好学习，帮助徐洪刚提高理论素质；严格管理监督，使徐洪刚保持普通一兵本色；生活上关心照顾，保证徐洪刚身心健康。”
从箱底翻出这张已经泛黄的“培养报告”，我感慨万千。组织上对我可谓用心良苦啊!从四川疗伤归来，各级组织对我的关心照顾，大到提高能力，小到待人接物，又浮现在我面前。
从昏迷中醒来时，眼前的一切就变了，锦旗挂满墙，鲜花摆满床，报纸、广播、电视屏幕上，天天都有我的事迹报道。刚刚经受生与死的考验，我又面临盛名之下如何保持普通一兵本色的严峻考验。
周泉玉副政委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我身边的。
当时，从军区到集团军，再到师、团，各级都有“学习徐洪刚办公室”，团里成立了以周副政委牵头的培养班子，主要负责我的文化辅导，大量信件的处理和采访、报告等相关事宜，还定期向上级汇报我的学习工作以及身体恢复情况。
周副政委专门给我制定了一份详细的学习计划，何时学习《邓小平文选》，何时读报，都给我规定得一清二楚。团里还给我单独订了4份报刊：《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半月谈》、《前卫报》，这是上级组织和领导关心培养我的直接举措之一。 对于领导的谈心、关怀和要求，当时真有点抵触情绪，感觉周副政委就是组织派来“调教”我的。
一件事惊醒了我的“英雄”梦。
回到团里时，我的事迹已经在驻地传开了，邀请我作报告的单位很多。一次，在给一所院校所作的报告会上，我把“参差不齐”念成了“参羞(cancha)不齐”。会后，一名学生写了一张字条，给我指出了错误，并希望我努力学习，不断提高。当时我的脸上火辣辣的，感到无地自容。 我的一举一动，周副政委都看在眼里。回团的路上，他没有说什么，第二天给我送来一本《新华字典》，还教我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记到小本子上，有空就拿出来翻一翻。这一招的确管用，许多生疏的字都是这样被攻克的。 我也有翘尾巴的时候，同别人聊天时，动不动就把首长、名人的名字挂在嘴边。周副政委一次次地提醒我，给我讲道理，还把我带进团史馆、师史馆上传统课，帮我改掉了“搬大人物”的毛病。
部队转型，我转变
仿佛在一夜之间，我们由摩步团变成了机步团，昔日满山遍野摸爬滚打的官兵，登上了先进的步兵战斗车，并且还在快步向信息化迈进。在这种飞速发展的形势下，谁跟不上转变的步伐谁就会被淘汰。多年来，我在变，我的战友在变，我们的老红军部队也在变，变得更加有内涵、更加有潜力、更加威猛、更加具有战斗力。
1998年12月，我们“铁军”部队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经中央军委批准，我们师由传统的摩托化步兵改编为轻型机械化步兵。
第一批新型轮式装甲车列装部队时，我比捡了金子还兴奋。可第一次实车操练，时任装步二连指导员的我就出了“洋相”。面对各种仪器和超大驾驶盘，我手忙脚乱。在一个下坡的拐弯处，我只感觉车子前轮往右下一斜，停车下来一看，右侧破旧的围墙被剐倒了一片。当时，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从那以后，我每天坚持跟班训练，星期天、节假日也很少休息，力求把新装备的每个课目搞懂练精。经过一年的刻苦训练，我掌握了装甲车通信、驾驶、射击3大专业，顺利考取了驾驶、通信两个专业的等级证书，实现了“精一门、会两门、了解三门”的目标要求。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电脑的应用已是大势所趋，而仅会开机和关机的我，时常被战士们的提问弄得面红耳赤。
我的内心时常涌动着“本领恐慌”和“使命焦虑”。我深刻认识到，人生不能睡死在功劳簿上，没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必备的专业知识，仅凭良好的愿望和热情干工作是远远不够的。1999年8月，我向团党委提出了人校深造的申请。团党委经过研究，同意了我的请求。当年9月，我被保送进入南京政治学院攻读政工专业本科。
金陵古都南京让人流连忘返，痴心于学业的我无暇顾及这里的美丽。那段时间，我几乎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被同学称为“自习室的守夜人”、“泡图书馆的书包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学习期间，刘正斌教授安排我讲的《基层是成才的沃土》一课，45分钟时间内，掌声不断。2001年7月，我以全优的成绩完成了本科学业，并接着就读了该院研究生。
应该讲，这些年，我在军营的成长是全方位的，除了工作能力与业务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外，我十分注重加强文化修养。我一直对写作情有独钟，业余时间写了不少诗歌和散文。报社用稿不完全看我的名气，我也是投得多，刊发得少。发表的第一首诗《向往》，刊载在1995年的《云南日报》上，是在投寄半年后刊发的。
一篇“处女作”，给了我很多动力和自信。几年来，我白天工作，晚上“爬格子”。从最初的“火柴盒”、“豆腐块”起步，先后在军内外报刊发表作品500多篇，并有10多篇论文在省级以上期刊发表，有10多篇文章还获过全国、全军大奖。
业余时间，除了爱好写诗和散文外，我还坚持练习书法，已经坚持lO多年了。最初学习的临帖本是一些书法家的赠帖本，这么多年来，先后临帖过曹全碑、张迁碑、华山庙碑等几十册字帖，最终在隶书上找到了感觉。家里房子小，没有书房，每天吃完饭，就在餐桌上铺上一张帖子，弄上几份旧报纸，就在上面临习。现如今，谈不上什么大的成就，已有多幅作品参加全军全国书画展并获奖，作品被全国各地一些博物馆和军事革命博物馆收藏，数十幅作品被国外友人收藏，被多家书法院授予名誉院长，得到了著名军旅书法家申万胜将军称赞为“气势磅礴，汉风浓厚”。
荣誉不是终点，奉献没有止境。 一生有荣誉伴随是幸运的，一生奋斗不息才是幸福的。我深信，随着我们国家和军队的不断发展变化，我还会取得新的成绩、新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