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世纪之交,内外交困衰败不堪的大清帝国,突然发现自己处境尴尬而危险,那些来自于华北平原被饥饿和绝望驱使着的农民,喧嚷着进入了北京城。而那些心怀叵测的外国军队亦已开进了与皇宫相距不远的东交民巷。帝国朝廷里吵吵嚷嚷,臣子们分成了两派。
　　剿除,还是抚用?这个问题摆在了权力的最高执掌者慈禧太后的面前。
　　
　　考察
　　
　　一队清兵簇拥着两乘轿子行走在帝国的官道上。
　　这是1900年6月5日,军机大臣赵舒翘和顺天府尹何乃莹奉命前往河北涿州“考察”义和团的实力。赵舒翘科举出身,任职刑部,据说他“扬历京外,开藩陈臬,并皆卓有政声;而且学问淹通,持躬廉正”( 吴永口述,刘治襄笔记:《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在戊戌变法中,赵舒翘坚定地站在慈禧一边,对六君子下手又快又狠,因此深得宠信,入了军机处。
　　如今,他被委以重任。名义上他们是前去“宣抚拳勇”。这是自义和团闹事以来,朝廷暧昧态度的另外一种说法。就在两天前,朝廷刚刚指示文渊阁大学士、京畿武卫五军统帅荣禄,近畿一带,拳民聚众滋事,然而“此等拳民,虽属良莠不齐,究系朝廷赤子,总宜涉法弹压解散”,(《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不准派兵剿办。帝国的政策,如同玩跷跷板,在“剿”和“抚”之间游离徘徊。
　　按照习惯,戊戌变法后再度听政的慈禧太后此时住在颐和园里。尽管已六十有余,她仍然精力充沛,决断非常。在此非常之际,她照旧在园子里召戏班唱戏,欣赏戏曲。和山东、河北的拳民一样,太后喜欢看戏。戏曲把政治的纷繁复杂、人生的沉重哀伤皆化为唱念做打,表达着中国人最普遍朴素的情感模式和道德观念。
　　到达涿州城的赵舒翘也在欣赏一出最为特别的戏剧。此时,涿州城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舞台。城门上插着义和团的大旗,上书“扶清灭洋”。城墙上,城里,到处是红巾红衣的团民。5月底,义和团蜂拥入这个京畿小城。这些充满激情的青年农民们接管了当地军政。涿州知府龚荫培左右为难。朝廷态度暧昧,该如何是好?幸亏帝国官员极富聪明才智,他选择主动绝食。非暴力,不合作,不表态。
　　赵舒翘欣赏了“神灵附体”、“刀枪不入”这些义和团们的看家本领。这些青壮农民们,短衣窄袖,腰里束上红布,呼呼跳跳,如狂醉之人。
　　饱读诗书、淹通律法的赵舒翘大人如何向慈禧太后汇报这次考察呢?
　　当太后问,义和团是否可靠。“他只装出拳匪样子,道是两眼如何直视的,面目如何发赤的,手足如何抚弄的,叨叨絮絮,说了一大篇。”时任直隶怀来知县的吴永曾在庚子年两宫西狩时接驾,据他口述,曾听慈禧说皆是刚毅、赵舒翘误国,他们实在死有余辜。
　　随后到达涿州的另一位军机大臣、满人刚毅是狂热的仇洋派,他和赵舒翘的看法大相径庭。吴永又回忆说,赵舒翘明白义和团不可凭恃,同行的何乃莹代拟了一折。然而他碍于端王和刚毅是义和团的支持者,而他又多得刚毅推举,关系甚好;踌躇再三,还是没有上折。如果赵舒翘以一个标准儒家“奉君忘身、殉国忘家”的精神,能把他所见的真实情状一一陈奏,明白无误地主张拳民不可靠,太后还会不会开战呢?
　　自然,历史没有分岔口,也无法设想,但赵舒翘无疑做了一个彼时对自己有利的决定。然而,古老的中国哲学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从此赵舒翘与刚毅连在一起,被目为援引义和团入京的朝廷大员,便是李鸿章亦有“刚、赵袒匪”的电奏。一年之后,联军要求惩罚义和团事件罪魁,赵舒翘名列其中。刚毅早在西逃途中病死,赵舒翘被赐自尽。他的死亡过程极其痛苦。据吴永记述,前来护驾的甘肃布政使岑春煊被派去监视,“赵体质素强,扼吭仰药,百计不得死。而岑在客堂,不耐久候,再四逼促,词气极凌厉。家人不得已,乃以棉纸遍糊七窍,浇以烧酒而闷煞之,屡绝屡苏,反覆数次而后毕命。”
　　
　　开会
　　
　　像在庚子事变之中、之后,接二连三掉了脑袋的朝廷大员们,赵舒翘也许只是一个牺牲品。
　　谁也无法忖度老太后的真实想法。在她眼里,义和团到底是何等模样?在她心里,局势到底要向哪个方向发展?
　　到这一年,她执政已届四十年。她早已成为一个娴熟的政治家。她历经政治上的惊涛,也亲自体验过战争骇浪,性格坚毅,决断不二。多年的政治生活也让她心思深沉,轻易不外露,连身边服侍多年的宫女都觉得她心比海还深。
　　多年以后,她在历史书上的形象顢顸愚蠢,迹近胡搅蛮缠的无知妇女。然而能够成为几十年事实上的最高领袖,才力决非一般。对于义和团,她的心情极为矛盾。按说,以多年丰富的政治经验, 什么“扶清灭洋”,她当知晓这一群被饥饿结合起来的拳民们,除了骚乱,不可能带给大清国真正的安全。而且,在5月29日到6月4日之间,她的心腹荣禄连上七书,提醒太后,不管拳民是良是莠,他们的行为将导致外国的武装干涉,这比拳乱还要危险。就在派赵舒翘查看义和团实力的第二天,慈禧召见了军机大臣和满清王公。也就在这天,拳民们在天津落垡车站破坏了京津铁路,和聂士成军开战达两小时。
　　帝国的最高权力核心层们吵成一团。会上明显分作两派。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祖谋于6月14日所上的一份奏摺里,对此讲得极为明白:“今廷臣持论,约有两端,均非弥患之道。一则谓该匪声势已大,宜一律痛剿,以除内乱。此未免不分良莠,殊失我国家子惠元元之意。一则认该匪为义民,欲倚以剿灭洋人。此论虽出血诚,召乱尤速……”(《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
　　以端郡王载漪为首的近支王公和刚毅、徐桐(汉族,大学士,大阿哥师傅)、崇绮(满族,同治岳父)、启秀(满族,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大声疾呼,要求太后承认义和团,倚靠这些刀枪不入的神兵们把洋鬼子赶出中国去。他们慷慨激昂,别的大臣稍有异议,便谓之“通夷”。里通外国,出卖国家,这个罪名历来都是打击政敌最有效的手段。仇洋派们完全主导了这次会议。
　　饶是如此,慈禧仍然没有做出最终决断。6月6日到8日,朝廷继续发布禁拳的上谕。同时,6日的宫廷会议决定派刚毅去视察拳民。一路上,刚毅对拳民褒奖有加,同时要武卫中军停止剿拳行动。6月7日,大批拳民公开进入北京城。原本驻扎在京郊南苑的董福祥部也奉调入京,以对抗外国使馆卫队。
　　风沙弥漫的春天已经过去。北方初夏绿意盎然,点缀着古老帝都的沉重色调,空气中尚遗留着槐花的香味。习惯了安静清新的初夏,居民们突然发现头戴红巾标志的拳民们扛着大刀、长矛,从各个城门进入了帝都。董福祥的甘军和载漪的虎神营都没有阻拦。上下都认为太后无疑是支持拳民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在日记里写道:“知太后圣意,颇佑义和团,欲倚以抵制外洋,为强中国计。”
　　端郡王的王府成了义和团北京总部。北京居民们第一次看到“普通人”在王府里进出。府邸大门口香烟缭绕,念咒声,附体声,声声入耳。义和团成了城中热门话题。
　　
　　任命
　　
　　京城铁铺日夜打造刀剑,生意红火,大刀长矛的价格疯长。京郊各县乡的武器也纷纷运输进入京城,而官府居然不闻不问,予以默许,这可真是千古以来未曾有之事。
　　巡视铁路沿线回京后的荣禄觉得事态严重,请求太后从颐和园回宫主持朝政。
　　6月9日,慈禧重返紫禁城。
　　6月10日,她任命载漪管理各国事务衙门。三名随同载漪进入总理衙门的官员启秀、工部右侍郎溥兴和礼部侍郎那桐皆为仇洋派。庆亲王奕劻没有了实权。
　　这个任命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外国人尤其视为太后和外国决裂的决心。
　　载漪是道光帝第五子惇亲王奕誴的次子,算是慈禧的子侄辈。这位在史书里被描述为“鲁莽浅薄,不学无术”的皇亲,因为娶了慈禧的内侄女,而从毫无希望的“公”爵摇身成了郡王。他被过继给瑞怀亲王,被封为贝勒,以后承袭的也应该是“瑞郡王”,由于办理手续的大臣写了错字,结果成了“端郡王”。在1899年以前,这位满清王爷的身影并未闪现在中国的权力中枢。
　　直到1900年1月1日。
　　朝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谕旨:自己身体不好,为了不使皇家断了香火,立端郡王的儿子溥儁为同治皇帝子嗣。年轻的中国皇帝为自己没有生出儿子惭愧,为自己气体违和惭愧。各国公使们则频频约见庆亲王和李鸿章,表示他们只承认光绪帝为中国首脑。 他们甚至史无前例地实现了为一位中国皇帝体检──1899年12月19日,法国医生多德福进入了紫禁城瀛台,用当时医学领域的最新成果听诊器压舌板为光绪看病。关于皇帝企图逃跑的消息在民间四处流传。各国公使们则实打实地发了份外交照会,说明如果光绪不明不白死去,将会产生不利于中国的后果。戊戌变法中逃到国外的康有为此际也向全世界发电,号称华侨们起来反对慈禧支持光绪。
　　满心期望着儿子承继大宝的端郡王由此成为铁杆的仇洋派。无疑,慈禧对于关于最高权力任何风吹草动的高度敏感,载漪可是再清楚不过了。废黜光绪遭到了外交使团的一致反对,借用一下底层的政治力量未尝不是一着妙棋。普遍的说法是载漪不断挑起慈禧对洋人的痛恨。同时,又在老太后心里为义和团加码。慈禧西逃之后,曾回忆当时:“当乱起时,人人都说拳匪是义民,怎样的忠勇,怎样的有纪律、有法术,描形画态,千真万确,教人不能不信。后来又说京外人心,怎样的一伙儿向着他们。又说满汉各军,都已与他们打通一气了,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多年来浸淫中国官场,他对这一备受关注的任命自有独特的看法。在写给英国公使窦纳乐的信中,他这样说:“过去有过多次类似的情况。一些极端的仇洋派在进入总理衙门之后,由于责任重大,在对外交更加熟悉之后,反而变得友善起来。所以我认为端王入总署未必是件坏事。”
　　太后可能是将了端王一军,这位从1854年便服务于清廷的中国通揣测,慈禧把端王推到前台,让他亲自解决,毕竟他需要考虑自己儿子的利益。西方人普遍认为这是一个饱受中国文化毒害的老迈之人的澹妄之语。赫德无疑也抓住了慈禧太后的部分心理。毕竟,6月10日的任命并未显示出太后抗洋决心已定。
　　这一天,西摩联军上千名先头部队从天津出发,后续部队也陆续跟上。北京将面临兵临城下的危险境地。
　　
　　犹豫
　　
　　慈禧陷入两难之中。
　　一方面,义和团在北京已经越来越难以控制。她回忆说,“攻打使馆,攻打教堂,甚至烧了正阳门,杀的抢的,我瞧着不像个事,心下早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时他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这时太监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
　　端郡王为首的仇洋派散布流言,说义和团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龙,便是光绪皇帝,因他效法外洋,是教民“总教主”。“二虎”指办洋务的庆亲王和李鸿章。三百羊则指京师所有洋人。6月16日,义和团焚烧前门外大栅栏老德记大药房。首领“法术”不灵,火势熊熊燃烧,帝国的天空刮起了大风,约一千余民宅和大批商铺被夷为平地,大栅栏一带数百年的商业精华化为灰烬。
　　另一方面,大批洋兵即将兵临城下。慈禧曾亲身经历过英法联军占据北京,二十几岁的她和咸丰帝被迫出逃热河,圆明园被焚烧,咸丰死于热河。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在她内心深处,并不愿意真正与列强彻底决裂。
　　于是,从朝廷发出的上谕互相矛盾。既未明确发出命令指示武卫军阻挡联军前进,又一会要军队进京剿匪,一会要武卫军去保卫天津和大沽口,前线军队不知所从。他们大概处于历史上最乌龙之状态:同时面临势同水火的两方敌人,又都无法明确予以剿除或抵抗。6月10日,驻守杨村的聂士成急电直隶总督裕禄:今午忽有洋兵千余,随带快炮材料等,由车直赴北京。正欲诘止,旋接铁路局复电,专车装洋兵入都,系奉制宪札饬办理等语。夹在义和团和联军之间,聂士成在军事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对于联军的真正目的,慈禧仍然不能确定。此时,华北的军力颇为可观:武卫军共有10万余人,荣禄自领中军16营1万人,董福祥后军11000人,共25营驻守北京。宋庆左军12000人在山海关一代驻防,袁世凯右军7营7000多人在山东,直隶尚有聂士成前军20营16000人。京师庆亲王奕儁统领的“神机营”和端郡王载漪统率的“虎神营”,各有1万人,此外还有步军统领所辖万余警备部队。慈禧太后决定调集宋庆部和袁世凯部往京津一带。同时,她电令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回京,重掌外交。
　　同时,清廷和公使团的接触仍未中断。这证明赫德所言未尝不是慈禧太后心中所想。总署大臣许景澄分别在6月11日和13日前往拜会英国公使窦纳乐。11日一同前去的是另外一位总署大臣袁昶。两位富有洋务经验的大臣一贯主张剿拳。 13日,则有三位重臣和许景澄一道前来。可惜,因为西摩联军的撑腰,窦纳乐对中方建议西摩联军暂缓进京不屑一顾。
　　既然劝阻无效,慈禧在给裕禄的上谕中说,北京洋兵已有千余名,“傥再纷至沓来,后患何堪设想”。她下令,“倘再有各国军队欲乘火车北来,责成裕禄实力禁阻”,并命令“迅将聂士成一军调回天津附近铁路地方扼要驻扎”,以阻止洋兵。
　　这是迄今为止意思最为明确的一道上谕。在洋人步步进逼之下,慈禧已有决心抗洋。
　　
　　宣战
　　
　　6月15日,北京的义和团们开始攻击教堂和使馆。16日,义和团向天主教北方教区总堂西什库大教堂发起了进攻。就在这天,慈禧召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御前会议,谈论如何对付联军,近百高官参加了这次会议。一向沉默寡言的皇帝首先提出了义和团的问题。仇洋派和主和派展开了激烈辩论。太常寺卿袁昶说拳民法术不可恃,不能倚靠他们保卫国家。
　　“法术不可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出乎意料,慈禧太后突然说道。
　　太后一表态,主和派自然偃旗息鼓。
　　会议做出了几项决策。一是那桐和许景澄出城劝说联军返回天津;二是荣禄全力保护使馆。同时发谕给直隶总督裕禄,令他和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仕兰交涉不再续派洋兵北上;三是招募拳民参加防御战;四是调袁世凯部开赴直隶。
　　毫无疑问,慈禧此时“用拳抗洋”之心已明,但于和还是战,尚存狐疑。在给刚毅等人的上谕里,她特别提醒这位极端仇洋派:“究竟该拳民临敌结仗,有无把握,世铎等须严加察验,谋定后动。”
　　次日,许景澄和那桐刚出城门,就被义和团拦截下来,被痛骂之后释放,折返城中。朝廷在17日这天也收到了一个最令人震惊的消息:直隶总督裕禄用“八百里加急公文呈递”送来一份紧急报告:联军向大沽炮台发出了最后通牒。慈禧所不知道的是,就在这天,大沽口炮台已经在上午八时沦陷。战争事实上已经正式打响了。
　　就在这天,第二次御前会议召开。据恽毓鼎记载,太后抛出了一份洋人照会,内容有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四、勒令皇太后归政。在会议上,慈禧只宣布了前三条。恽毓鼎和吴永事后所记,都称这份照会是江苏粮道罗嘉杰密报荣禄后转给慈禧的。
　　“洋人照会”是整个庚子事变里最扑朔迷离的事件。照会是真是假?甚至御前会议上有没有出现过这么一份照会,都没有确定无疑的史料证据。学者相蓝欣多年来潜心研究义和团,他在西方史料中亦未曾发现有提及照会之处。不少学者们认为,照会里的的每一条都足以导致战争,这样一份照会,该是由端郡王所伪造,他太急于让儿子坐上龙椅。唯一令人不解的是,一向为人持重主张剿拳的荣禄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慈禧的心境可想而知。当天早晨荣禄送达照会之后,太监和宫女们就耳语,说太后哭了。从1900年初以来,她一直恐惧、担心的事情便是洋人们要夺走她的权力。这次会议,她一到场,开首说道:“现在洋人已决计与我宣战。明知众寡不敌,但战亦亡,不战亦亡。同一灭亡,若不战而亡,未免太对不起列祖列宗。”
　　载漪们梦寐以求的时刻到了。参加会议的二十多个仇洋派大哭大喊,请求立刻开战。年轻的皇帝眼见开战势所不免,恸哭不已。在一片激愤中,慈禧宣布:
　　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断送祖宗三百年天下。(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出乎意料的是,内阁学士联元和户部尚书立山,两位满族大臣这时表示乱民不可靠,中国军力太弱,不是洋人对手。兵部尚书徐用仪也站出来表示反对。也许是不愿意放弃最后的一丝希望,兼之裕禄一直未把大沽沦陷的军情上报,因此大沽炮台是否失陷成了慈禧下一步决策的最重要的依据。她派三位主和的大臣去公使馆劝阻洋人不要攻打大沽炮台。18日的这次访问气氛甚好,却全无效用。因此在当日的第三次御前会议上,载漪提出攻打使馆。联元再次站出来表示反对,被载漪目以“汉奸”,差点被斩首。
　　慈禧还在等待裕禄进一步的报告。
　　19日,第四次御前会议召开。慈禧宣布把洋人驱逐出京,在24小时内执行。许景澄奉命去使馆转达帝国政府的命令。此时,光绪突然从座位上站起走下来,他走到许面前,拉着他的手,问是否有回圜余地。孱弱的皇帝泪光闪闪,许景澄也不由得眼眶湿润。
　　君臣挥泪相对。
　　慈禧大喝:“许景澄无礼!”
　　据恽毓鼎记载,联元,这位勇敢的满族大臣再次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断无结怨十一国之理,果若是,国危矣”。
　　慈禧命令草拟《宣战诏书》。6月20日的御前会议上,她对着黑压压的满汉大臣们解释,洋人欺辱太甚,皇帝已经承认没有能力管理国家,洋人还要来干预!如今又来索要大沽炮台,无礼至极。今日臣民同心协力,永杜外人欺侮。最后,命令:一、准备祭祀太庙;二、将《宣战诏书》传送各省。
　　宣战诏书出自军机章京连文冲之手,他大气磅礴,下笔含情。这封有中国特色的宣战诏书,先是历数洋人传教,欺压中国,中国人已经到了忍无可忍毋需再忍之境:“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曰甚一曰,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
　　于是,饱受欺压的中国朝廷悲壮地宣布:“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块雌雄。”
　　6月21日,这份史无前例的《宣战诏书》发表,矛头所指,是一个指代不明确的“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