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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村上春树横空出世，处女作《且听风吟》一举夺得“群像新人文学奖”，之后，他又完成了三部可以称之为奠基之作的长篇小说，20世纪80年代，村上的《挪威的森林》以旋风之势席卷日本，畅销四百万册，至今在中国也已印行二十多次，总计三百多万册，堪称“传奇性的印数”。
由此，对村上的研究也就开始了。从1979年以来，日本知识界对村上的研究已近30年，专著总数百多种，其中，不乏知名学者、文坛大家的研究成果在中国，自从林少华翻译村上的《挪威的森林》以来，书中洋溢的青春失落感就在中国的广大读者当中产生了极大的共鸣。林少华的翻译其实是一种解读，体现出来的村上是迎合中国人情绪的另一个人，另一种中国式的风格。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误读，虽然这种误读是一种淡淡类似少年维特式的忧伤，是一种如同照镜自览似的满足。
正是有鉴于此，也正是从此切入，才有了尚一鸥先生的这本《村上春树小说艺术研究》。这本书跳出了中国人从《挪威的森林》以来对村上的误读，以冷静的观照态度，来解构村上的艺术创造之路。尚一鸥先生看到了村上作品中的深厚复杂性，也看到了中国读者撇开了其深厚内涵，而仅注目于作品的“小资”情调与生活方式。“为了促销而极尽溢美之词，出版商和学者并肩坐在了一条板凳上。”当村上作品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一种时髦、一种品位和格调时，迎合就成了作品翻译与作品研究的一大误区。
在“绪论”中，为了从一个正确的起点开始对村上春树小说艺术风格的研究解构，作者引用了戴季陶的忠告：“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地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工夫。”为了做到这“扎扎实实”四个字，作者也是脚踏实地地做了大量细致工作的：第一，对村上春树迄今为止三十年文学创作活动做了一个完整的整理工作，这种连贯性不但针对了村上的作品，还包括了日本村上研究的百余部专著和上千篇论文，由此形成了该书广征博引、言之有物的品格。第二，秉持“无征不信”的中国治学传统，作者所引日文资料，全部由自己亲笔译出，而非二次引用，作者谦逊道：“其翔实、完整与可靠，权作愚钝者的信念。”这是研究治学的严谨，也是对村上春树本色的还原。且让我们抛开商业的迎合，自恋的意淫，回归村上春树作品的成长中的努力、迷惘、徘徊和苦苦思索吧。
该书方法论主要有两点：一是从清代朴学发展而来的实证研究。从方法论而言，作者的观照思路是踏实诚恳的，没有投机取巧，也没有阿谀迎合。因为已经有日本学者对于母国文化的丰富研究成果珠玉在前，所以如果为了现实与众不同而希求另辟蹊径，撇开日本学界的研究另起炉灶的话，就违背了研究的初衷。日本学界对于村上春树的研究，一直以实证和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并成为普遍的学术价值观。作者在对村上文学的研究中，亦是以此为基本方法，对村上文学进行了逐篇分析，并通过文学的分析形成对村上本人思想意识和创作手法的发展的串联，由此，从横到纵，形成了一种立体的本原的观照。这是一种笨办法，但的的确确是一步一步地踏实前进，一点一点地剖析解读的，这比那些迎合商业扩张而断章取义，找些哀婉失落的文句来吸引人气的促销式研究来，的确令人肃然起敬。
二是西方思想界自后现代主义之后出现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即“寻找一个民族的自我文化状态及其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的地位”。作者认为“这无疑是面对文化传播过程的最为重要的工作”，文学虽然具有相对的惰性，但也不可脱离大时代，从“它与读者的注意力、判断、学识和演出相互作用的历史时刻中获得了某种特性”。作者从这一点出发认定，中国的村上文学研究出现了最大的误区，即因为“过分的热情与躁动”而形成了“莫名其妙的牵强附会”。作者并不认为村上如同某些中国学者所说的那样，具有“对中国、中国人的好感”，村上与粉丝之间的互动是一回事情，但作品作为一个独立的创作，其思想意识绝非一元化的。作者对村上文学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分析，认为，村上固然与日本社会、日本文化保持距离感，但其对于中日关系、战争问题的认识，“整体上仍然是日本文化弱点所局限的产物，偏执、暧昧而又充满矛盾”。但即便如此，村上的这一心路也遭到了日本文化界的否认和漠视，遗憾的是，中国学者又将此拔高到对中国的“好感”这样不切实际的高度。对此，作者专门设“村上春树的中国观”一章对此拨乱反正，还原了村上小说中“中国人形象整体上显示出的灰暗色调”以及“一直以来对中国和中国人怀有复杂的矛盾心理”。除了村上文学的日本烙印和中国意识之外，作者对其“以译为文”过程中受到的后现代主义影响从而形成的国际化写作风格、西式叙事技巧亦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村上文学实践“在本质上与这些美国作家保持着统一步调，或潜移默化或公然模仿”，这种执着的写作风格亦是他成为超过大江健三郎等人“成为日本的世界级作家的动因之一”。
文学创作是一个复杂的心路。有前瞻，亦有反思；有彻底，亦有暧昧；有畅快淋漓，亦有隐痛难当。村上春树，“从他决定以小说安身立命之日起，便从未想过背叛自己的选择”，研究者对村上文学的解读，亦应尊重作者与作品本身——这便是尚一鸥先生《村上春树文学艺术研究》一书的本来初衷与最终目的之所在。
由此，对村上的研究也就开始了。从1979年以来，日本知识界对村上的研究已近30年，专著总数百多种，其中，不乏知名学者、文坛大家的研究成果在中国，自从林少华翻译村上的《挪威的森林》以来，书中洋溢的青春失落感就在中国的广大读者当中产生了极大的共鸣。林少华的翻译其实是一种解读，体现出来的村上是迎合中国人情绪的另一个人，另一种中国式的风格。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误读，虽然这种误读是一种淡淡类似少年维特式的忧伤，是一种如同照镜自览似的满足。
正是有鉴于此，也正是从此切入，才有了尚一鸥先生的这本《村上春树小说艺术研究》。这本书跳出了中国人从《挪威的森林》以来对村上的误读，以冷静的观照态度，来解构村上的艺术创造之路。尚一鸥先生看到了村上作品中的深厚复杂性，也看到了中国读者撇开了其深厚内涵，而仅注目于作品的“小资”情调与生活方式。“为了促销而极尽溢美之词，出版商和学者并肩坐在了一条板凳上。”当村上作品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一种时髦、一种品位和格调时，迎合就成了作品翻译与作品研究的一大误区。
在“绪论”中，为了从一个正确的起点开始对村上春树小说艺术风格的研究解构，作者引用了戴季陶的忠告：“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地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工夫。”为了做到这“扎扎实实”四个字，作者也是脚踏实地地做了大量细致工作的：第一，对村上春树迄今为止三十年文学创作活动做了一个完整的整理工作，这种连贯性不但针对了村上的作品，还包括了日本村上研究的百余部专著和上千篇论文，由此形成了该书广征博引、言之有物的品格。第二，秉持“无征不信”的中国治学传统，作者所引日文资料，全部由自己亲笔译出，而非二次引用，作者谦逊道：“其翔实、完整与可靠，权作愚钝者的信念。”这是研究治学的严谨，也是对村上春树本色的还原。且让我们抛开商业的迎合，自恋的意淫，回归村上春树作品的成长中的努力、迷惘、徘徊和苦苦思索吧。
该书方法论主要有两点：一是从清代朴学发展而来的实证研究。从方法论而言，作者的观照思路是踏实诚恳的，没有投机取巧，也没有阿谀迎合。因为已经有日本学者对于母国文化的丰富研究成果珠玉在前，所以如果为了现实与众不同而希求另辟蹊径，撇开日本学界的研究另起炉灶的话，就违背了研究的初衷。日本学界对于村上春树的研究，一直以实证和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并成为普遍的学术价值观。作者在对村上文学的研究中，亦是以此为基本方法，对村上文学进行了逐篇分析，并通过文学的分析形成对村上本人思想意识和创作手法的发展的串联，由此，从横到纵，形成了一种立体的本原的观照。这是一种笨办法，但的的确确是一步一步地踏实前进，一点一点地剖析解读的，这比那些迎合商业扩张而断章取义，找些哀婉失落的文句来吸引人气的促销式研究来，的确令人肃然起敬。
二是西方思想界自后现代主义之后出现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即“寻找一个民族的自我文化状态及其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的地位”。作者认为“这无疑是面对文化传播过程的最为重要的工作”，文学虽然具有相对的惰性，但也不可脱离大时代，从“它与读者的注意力、判断、学识和演出相互作用的历史时刻中获得了某种特性”。作者从这一点出发认定，中国的村上文学研究出现了最大的误区，即因为“过分的热情与躁动”而形成了“莫名其妙的牵强附会”。作者并不认为村上如同某些中国学者所说的那样，具有“对中国、中国人的好感”，村上与粉丝之间的互动是一回事情，但作品作为一个独立的创作，其思想意识绝非一元化的。作者对村上文学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分析，认为，村上固然与日本社会、日本文化保持距离感，但其对于中日关系、战争问题的认识，“整体上仍然是日本文化弱点所局限的产物，偏执、暧昧而又充满矛盾”。但即便如此，村上的这一心路也遭到了日本文化界的否认和漠视，遗憾的是，中国学者又将此拔高到对中国的“好感”这样不切实际的高度。对此，作者专门设“村上春树的中国观”一章对此拨乱反正，还原了村上小说中“中国人形象整体上显示出的灰暗色调”以及“一直以来对中国和中国人怀有复杂的矛盾心理”。除了村上文学的日本烙印和中国意识之外，作者对其“以译为文”过程中受到的后现代主义影响从而形成的国际化写作风格、西式叙事技巧亦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村上文学实践“在本质上与这些美国作家保持着统一步调，或潜移默化或公然模仿”，这种执着的写作风格亦是他成为超过大江健三郎等人“成为日本的世界级作家的动因之一”。
文学创作是一个复杂的心路。有前瞻，亦有反思；有彻底，亦有暧昧；有畅快淋漓，亦有隐痛难当。村上春树，“从他决定以小说安身立命之日起，便从未想过背叛自己的选择”，研究者对村上文学的解读，亦应尊重作者与作品本身——这便是尚一鸥先生《村上春树文学艺术研究》一书的本来初衷与最终目的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