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都知道,无条件地实施"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往往会有缺陷和局限---在这个原则下,非主流的声音常被斥为异端邪说,少数派的权利往往受到漠視、压抑乃至践踏(据报载:在一个人人"各顾各"的村里,学雷锋做好事的复员军人被村民们强行送进了精神病院)。其结果,是人人都在自觉或不由自主地选择随大流、选择"中庸之道"---一个常见而又意味深长的小例子是:单位部门年终"评先"时,十几个、二十来个人坐在一起,评出的"先进人物"往往不是技术骨干,业务尖子,而是那些平时默默无闻、从事着体力劳动、重复劳动的门卫、打字员、收发员之类,因为他们最能"和群众打成一片"。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在社会中的合理性。这里我想说的是另一种常见情况:在某些制度条件下,掌权者常常挥舞手中权杖,将"少数"与"多数"的比例作"肆意"调整、颠倒---他们将对手轻而易举地推向"少数派"的孤立位置,而使"多数"群众最终站到自己一边。
　　比如40年前的"庐山会议",开始是开"神仙会","成绩讲够,缺点讲透"(刘少奇语 ) ;会议的主要风向是批"左"、"反冒进"。在这种气氛下,彭德怀将一些不便在会上公开讲的意见写成信,呈送毛主席参考、阅处。
　　此后,即使毛泽东未经政治局常委讨论而直接将彭的信印发给了中央全会,即使毛在全会上作了怒气冲冲的讲话,"从高度原则上批判了那封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 《彭德怀自述》),即使部分中央委员确实对彭的信产生了看法,但也认为只是某些提法的问题、遣词造句的问题、思想认识的问题等,所以对信的讨论、批判也未离开信件本身,且批评的语气和缓,会议气氛正常,而更有人认为彭老总敢说真话,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就是说,在彭给毛写信是否意味着"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这个问题上,这时候毛泽东还是"少数派"---无论在政治局常委会还是在中央全会,他都是绝对的"少数派"。
　　但毛泽东向来信奉的准则是:"少数"与"多数"的比例是可以通过"斗争"转换的,此时他习惯性地要这样做了---在政治局常委会的"斗争"中,他从山下召来了林彪,充当急先锋的角色。林一开口便给彭扣上了"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的帽子,并得到了毛的默许;而朱德在发言中就事论事,语气温和,毛便粗暴地打断他的发言,讥刺说是"隔靴搔痒"。这压力迫使后面的发言者只能一步一步提高"斗争"的调子。毛还历数彭德怀在以往共事中不服自己、搞对抗的例子:"我与你的关系,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三十七年,一贯如此。"这种揪小辫子的做法十分可怕---人谁能无错、无过?谁能没有或大或小的"历史污点"?这些老账平时一五一十给你记着,关键时刻全揪起来,看你服也不服?将历史上的过错与现在的表现联系起来,以证明你一贯反动,问题便严重得多了。此时,摆在其他政治局常委面前的,便不再是分清谁对谁错的问题、"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而是"你们要站在哪一边,要跟着谁走?"的关键问题了。
　　同时,毛还批评彭"十个元帅,除自己外,都对你有意见---你一个也不佩服;十个大将更不在话下",与刘少奇等人也合不来,以此证明彭平时就是"少数派",来进一步孤立彭德怀。
　　在中央全会上,当毛泽东发现各小组对彭的批判仍局限在"意见书"本身时,便立刻发出指示:"对事也要对人---党内右派分子在猖狂进攻,要划清界限!"如此一来,不管发没发过言的、批没批过彭的,都争先恐后亮明立场,与彭等"划清界限",坚决斗争。更有康生、陈伯达之流源源不断地提供列宁、斯大林的论述作批彭的"理论依据",提供以往毛、彭"斗争"的历史资料作为证据,这些"炮弹"使得会议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毛由"绝对少数派"变成了"绝对多数派",而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等人则须一次比一次"深刻"地"对自己的错误作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彭德怀自述》),以求过关。最后,如不是毛泽东有意保留几个"右派分子"以供批判、斗争,这些"少数派"很有可能转化得一个也不剩了。□(编辑: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