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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形态发生很大变化，艺术市场较之于传统艺术市场发生了重大变革。本文较为详细和深入的分析了影响民国艺术市场变革的因素，以此对当下中国艺术市场影响因素及发展趋势的分析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艺术市场；变革；因素
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在外力刺激和自身急速转变中，经历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近代化转型和整个社会整体结构的重组。民国时期中国艺术市场较之以前发生了很大的变革，本文以上海为中心，考察这一时期中国艺术市场的变革及其特点，分析影响民国艺术市场变革的主要因素，这对于我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民国艺术市场的变革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艺术品消费群体的扩大，具有多层次性、区域性；二、美术家创作群体人数的聚增，具有商业化、兼容性；三、艺术市场营销渠道的创新，具有多样性、集团化。
影响民国艺术市场变革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上海的社会环境为艺术市场的繁荣提供了条件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成为中国被迫开放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外国资本大量输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增长，使上海很快成为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开放和国际化以及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给上海带来了意外的发展机遇。因为在上海存在各国势力范围，尤其是租界，所以那里时常是革新派人士逃避清廷追捕的避风港和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时期一座相对平静的孤岛。伴随而来的城市人口、新的市民阶层的数量急剧上升。有数字表明太平天国时期当时上海移民的盛况，上海租界人口原来只有二万，此间猛增至三十万，而1862年竟增至五十万。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官僚、文人学士携来大量资金财物文物书画。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随着西方科学民主思想传播的深入，政治体制的变革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上海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五方杂处”的环境，使上海市民容易接受新事物，不太计较个人出身、地位、历史，较少世俗偏见，思想更加开放自由。聚集在上海的商人、买办、官绅和广大平民阶层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巨大的消费能力，形成了艺术市场的巨大潜力。新兴市民阶层形成了上海艺术市场的主要买方市场。这样的环境不断的吸引着艺术家移居上海，以谋求较优裕的生活条件和较独立的创作条件，京津、上海、广州为中国书画家的三个集结地。这些艺术家组织书画社团，互相联络，相互切磋，彼此竞争，繁荣了上海的艺术市场。据《海上墨林》记载，晚清前后聚集到上海市的上海本地和外地的书画篆刻家达671人，以《增补海上墨林》记载，则要更多。
二、美术院校的兴办，涌现大批美术人才
新型市民阶层中的工商业者、洋行的高级职员和买办以及官僚、富绅、文人学士、平民阶层，他们的居室、客厅、办公室、会议室等都需要美术作品作装饰，并且需要不断更新张挂、陈列美术作品，他们还要经常购买馈赠亲友的礼品书画。其中有一批收藏家，需要经常选购有收藏价值的高质量美术作品。特别是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商业美术的需求大增。由于社会对美术人才，特别是懂得西洋美术的人才的迫切需要，以及西方美术思想的影响，美术院校在“五四”后开始大量兴办。私立的、官办的艺术院校系科，如雨后春笋般蓬勃而起，并且以私立的为多和见著。当时全国一些著名的大中城市都有颇具规模的艺术院校，其中以上海最多。据刘曦林统计，民国时期全国的艺术院校有30处以上。这些美术院校培养了大批的美术人才，如迄至1931年，上海美专为中国艺坛输送专业人才达573人，而在校学生总数已有769人；新华艺专在校学生总数达174人，历届毕业生竟达502名。现代美术教育制度极大的提高了教育劳动生产率，在一段时期内的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艺术教育的普及建设领先于生产力水平发展速度，为艺术走向大众构筑了切实可行的基础。美术院校的大量兴办，培养出了大批的美术人才，为近代美术的蓬勃发展和艺术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艺术院校是艺术家的活动阵地，艺术家的许多活动都是依托艺术院校和社团进行的。凡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艺术家，无不执教或学成于这些新兴的艺术院校。职业画家和兼职于美术院校的画家，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活跃艺术市场，促进了艺术市场的繁荣和发展。
三、美术社团的蜂起，经济活动活跃
清末民初中国美术界受西方美术思想的影响，随着大量留学生的回国，艺术院校的兴办，美术人才的大量涌现，画派林立、画会纷呈，在短短一、二十年里，出现了一百多个美术团体。这些社团，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几百人不等。这些社团大都分布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沪、宁、苏、杭、广东、平津地区，以上海最多。
大多数美术社团渐渐走向社会化、团体化、现代化，拥有自己的艺术理想和社会目的，不再是单纯书画家的封闭小圈子。从民国开始的艺术社团大致都有自己明确的宗旨和章程，属于现代意义上的美术团体。
飞丹阁，是创立于同治年间的一个书画家俱乐部的团体，设有书画买卖部，经售书画家作品，或替书画家代购收藏品。
豫园书画善会，在章程中规定经售会员书画作品的润例是：“……所有公定润例暨章程附后，应纳之润半储会中，存庄生息，遇有善举，公议酌拨，聊尽善与人同之意云尔。书例四尺内整张直幅壹羊，四尺外加一尺半羊，纸过六尺另议，……画例照书例加倍，点品工细，长题及金笺绫绢均照例加倍，其余书画各见另议。”
上海书画研究会也明文规定：“会员临池染翰合作，交存会中作为寄售，公定润格若干，售出后，如三人合作，作为四股均分，以此类推，取一股存会中，以备开支不敷之补助”。
这些美术社团的章程表明，这些美术社团在传统的雅集性质之外，多了济助、促商的功能。由书画集会精神共同体的联合，转变为经济共同体的机构，美术社团为画家提供了一条进入艺术市场的重要渠道。书画雅集的传统、成员身份的转变和与日俱增的书画市场需求是半雅集、半交易型组织的前提。美术社团是书画家开展各种活动，如聚会、研究、创作、展览、销售、办学授徒等的组织机构。美术社团最主要的三种功能：研究、开展美术活动、经济。其经济功能包括中介销售、承接中转、宣传广告、展示陈列等内容。大多数书画社团都有固定活动场所，同时在场所内部展示陈列会员作品，一方面便于内部观摩交流，另一方面利于对外宣传广告，也便于公众挑选购买。美术社团还通过出版、展览等活动，介绍会员成绩，销售美术作品，广泛联系社会以扩大影响。社团也往往成为书画掮客从事转手买卖字画牟利的交易场所。作为销售中介，社团不仅替会员代理，也替外地书画家代理销售，相应地社团也提取一定的中介费。从豫园书画善会等美术团体的活动中可以看出，其经营带有市场经济性质，按量定价售画售书。《中国近现代书画家润例》记录了1874年到1949年，仅上海一地就有二千多条润例。可见当时上海从艺人数之多，艺术市场的繁荣。这些润例公布于书画店，社团或报刊上。书画家在自己润例告白中通常写明联系地址，电话或自己的寓所，但也有的书画家自己不露面，而是通过代理商或委托人。钱化佛有一段话：“一亭的文章，常请仓硕斧削。一亭因代仓硕拉拢卖画生意，由日清公司代为收件……”由此可见，王一亭不仅是吴昌硕的朋友，而且还扮演着吴的经纪人的角色。王一亭以自己在商界、政界、书画界的特有身份担负起给吴昌硕经营、策划工作，显然这对吴昌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四、美术展览频繁，艺术品交易兴盛
美术作品展览是美术家的作品与广大观众交流的一种形式，是美术发挥其社会功能，对观众进行审美教育的一种有效的方法。美术展览还具有其经济功能，具有商品展览的性质，是艺术市场进行艺术品交易的一种重要形式。美术展览的主办者，有美术院校、美术社团、美术家个人，同时相应出现了专门承办美术展览的经营性画廊、画厅和书画店、笺扇庄等销售中介机构。美术院校主办的美术展览，多半是教学成绩作品展览，也有师生作品联展及教师作品联展、个人展。艺术社团的活动主要是通过美术展览会来扩大社会影响，并推行他们的艺术主张，以达到振兴中华新美术的共同的奋斗目标。美术社团多有规定，每半年或一二年将会员作品公共展览，所以在沪宁、苏杭、平津等地，时有美术展览。20、30年代的上海美术展览，其活跃程度，仅以《申报》所载报道资料统计看，可见其发展情况，如1919、1920分别只有4次和3次，以后逐年增加，至1934年已经发展到全年76次，即平均每月6次以上。国民政府对美术运行的重视和支持也制定了相应的措施。
由于聚集在上海从事书画篆刻和西洋美术的艺术家人数众多，随着频繁的美术展览和国立美术“沙龙”的出现，相应出现了专门提供美术展览的场所，如国立的南京美术陈列馆、苏州美术馆和私立的上海大新公司画廊、三通画廊、国货公司画厅、大风画廊、上海画廊、永安公司画厅等。这些美术展览机构承办了大量的美术展览，对推动和发展上海的美术展览事业起着重要作用。坐落在西藏路的宁波旅沪同乡会大楼，二楼、四楼、五楼均设有画厅，自1921年6月8日起举办过各种美术展览266次。坐落在南京路西藏路口的大新公司二楼、四楼均有画厅，从1936年8月8日起举办过美术展览189次。二战上海沦陷期间，租界却出现畸形的繁荣，也出现艺术市场的繁荣，商业性的美术作品展览频频举办。仅据1938年至1941年“孤岛”时期《申报》所载资料，四年间在租界先后举办商业性美术作品展览达193次。
许多社团和艺术家都是通过美术展览的形式进行艺术品交易而获得成功的，1924年张大千应邀出席上海文人雅集“秋英会”，初次闻名海上。次年，由李秋君主持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举办画展，展出作品100幅，以每幅大洋20元之价全部卖完。至1935年在上海作《仕女》交画展陈列，此画已标价300元。徐悲鸿任北京艺术学院院长时，在一次国画展览会上将齐白石一幅标价8元的《虾趣》改为80元，而且标明“徐悲鸿标价”，他自己的《奔马图》标价70元，由此齐白石名声大震。
参考文献：
［1］潘耀昌，《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百家出版社，2004。
［2］阮荣春、胡光华，《中华民国美术史》，四川美术出版社，1991。
［3］高春明，《上海艺术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4］邵彦，《中国绘画的历史与审美鉴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关键词：艺术市场；变革；因素
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在外力刺激和自身急速转变中，经历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近代化转型和整个社会整体结构的重组。民国时期中国艺术市场较之以前发生了很大的变革，本文以上海为中心，考察这一时期中国艺术市场的变革及其特点，分析影响民国艺术市场变革的主要因素，这对于我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民国艺术市场的变革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艺术品消费群体的扩大，具有多层次性、区域性；二、美术家创作群体人数的聚增，具有商业化、兼容性；三、艺术市场营销渠道的创新，具有多样性、集团化。
影响民国艺术市场变革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上海的社会环境为艺术市场的繁荣提供了条件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成为中国被迫开放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外国资本大量输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增长，使上海很快成为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开放和国际化以及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给上海带来了意外的发展机遇。因为在上海存在各国势力范围，尤其是租界，所以那里时常是革新派人士逃避清廷追捕的避风港和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时期一座相对平静的孤岛。伴随而来的城市人口、新的市民阶层的数量急剧上升。有数字表明太平天国时期当时上海移民的盛况，上海租界人口原来只有二万，此间猛增至三十万，而1862年竟增至五十万。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官僚、文人学士携来大量资金财物文物书画。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随着西方科学民主思想传播的深入，政治体制的变革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上海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五方杂处”的环境，使上海市民容易接受新事物，不太计较个人出身、地位、历史，较少世俗偏见，思想更加开放自由。聚集在上海的商人、买办、官绅和广大平民阶层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巨大的消费能力，形成了艺术市场的巨大潜力。新兴市民阶层形成了上海艺术市场的主要买方市场。这样的环境不断的吸引着艺术家移居上海，以谋求较优裕的生活条件和较独立的创作条件，京津、上海、广州为中国书画家的三个集结地。这些艺术家组织书画社团，互相联络，相互切磋，彼此竞争，繁荣了上海的艺术市场。据《海上墨林》记载，晚清前后聚集到上海市的上海本地和外地的书画篆刻家达671人，以《增补海上墨林》记载，则要更多。
二、美术院校的兴办，涌现大批美术人才
新型市民阶层中的工商业者、洋行的高级职员和买办以及官僚、富绅、文人学士、平民阶层，他们的居室、客厅、办公室、会议室等都需要美术作品作装饰，并且需要不断更新张挂、陈列美术作品，他们还要经常购买馈赠亲友的礼品书画。其中有一批收藏家，需要经常选购有收藏价值的高质量美术作品。特别是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商业美术的需求大增。由于社会对美术人才，特别是懂得西洋美术的人才的迫切需要，以及西方美术思想的影响，美术院校在“五四”后开始大量兴办。私立的、官办的艺术院校系科，如雨后春笋般蓬勃而起，并且以私立的为多和见著。当时全国一些著名的大中城市都有颇具规模的艺术院校，其中以上海最多。据刘曦林统计，民国时期全国的艺术院校有30处以上。这些美术院校培养了大批的美术人才，如迄至1931年，上海美专为中国艺坛输送专业人才达573人，而在校学生总数已有769人；新华艺专在校学生总数达174人，历届毕业生竟达502名。现代美术教育制度极大的提高了教育劳动生产率，在一段时期内的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艺术教育的普及建设领先于生产力水平发展速度，为艺术走向大众构筑了切实可行的基础。美术院校的大量兴办，培养出了大批的美术人才，为近代美术的蓬勃发展和艺术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艺术院校是艺术家的活动阵地，艺术家的许多活动都是依托艺术院校和社团进行的。凡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艺术家，无不执教或学成于这些新兴的艺术院校。职业画家和兼职于美术院校的画家，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活跃艺术市场，促进了艺术市场的繁荣和发展。
三、美术社团的蜂起，经济活动活跃
清末民初中国美术界受西方美术思想的影响，随着大量留学生的回国，艺术院校的兴办，美术人才的大量涌现，画派林立、画会纷呈，在短短一、二十年里，出现了一百多个美术团体。这些社团，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几百人不等。这些社团大都分布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沪、宁、苏、杭、广东、平津地区，以上海最多。
大多数美术社团渐渐走向社会化、团体化、现代化，拥有自己的艺术理想和社会目的，不再是单纯书画家的封闭小圈子。从民国开始的艺术社团大致都有自己明确的宗旨和章程，属于现代意义上的美术团体。
飞丹阁，是创立于同治年间的一个书画家俱乐部的团体，设有书画买卖部，经售书画家作品，或替书画家代购收藏品。
豫园书画善会，在章程中规定经售会员书画作品的润例是：“……所有公定润例暨章程附后，应纳之润半储会中，存庄生息，遇有善举，公议酌拨，聊尽善与人同之意云尔。书例四尺内整张直幅壹羊，四尺外加一尺半羊，纸过六尺另议，……画例照书例加倍，点品工细，长题及金笺绫绢均照例加倍，其余书画各见另议。”
上海书画研究会也明文规定：“会员临池染翰合作，交存会中作为寄售，公定润格若干，售出后，如三人合作，作为四股均分，以此类推，取一股存会中，以备开支不敷之补助”。
这些美术社团的章程表明，这些美术社团在传统的雅集性质之外，多了济助、促商的功能。由书画集会精神共同体的联合，转变为经济共同体的机构，美术社团为画家提供了一条进入艺术市场的重要渠道。书画雅集的传统、成员身份的转变和与日俱增的书画市场需求是半雅集、半交易型组织的前提。美术社团是书画家开展各种活动，如聚会、研究、创作、展览、销售、办学授徒等的组织机构。美术社团最主要的三种功能：研究、开展美术活动、经济。其经济功能包括中介销售、承接中转、宣传广告、展示陈列等内容。大多数书画社团都有固定活动场所，同时在场所内部展示陈列会员作品，一方面便于内部观摩交流，另一方面利于对外宣传广告，也便于公众挑选购买。美术社团还通过出版、展览等活动，介绍会员成绩，销售美术作品，广泛联系社会以扩大影响。社团也往往成为书画掮客从事转手买卖字画牟利的交易场所。作为销售中介，社团不仅替会员代理，也替外地书画家代理销售，相应地社团也提取一定的中介费。从豫园书画善会等美术团体的活动中可以看出，其经营带有市场经济性质，按量定价售画售书。《中国近现代书画家润例》记录了1874年到1949年，仅上海一地就有二千多条润例。可见当时上海从艺人数之多，艺术市场的繁荣。这些润例公布于书画店，社团或报刊上。书画家在自己润例告白中通常写明联系地址，电话或自己的寓所，但也有的书画家自己不露面，而是通过代理商或委托人。钱化佛有一段话：“一亭的文章，常请仓硕斧削。一亭因代仓硕拉拢卖画生意，由日清公司代为收件……”由此可见，王一亭不仅是吴昌硕的朋友，而且还扮演着吴的经纪人的角色。王一亭以自己在商界、政界、书画界的特有身份担负起给吴昌硕经营、策划工作，显然这对吴昌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四、美术展览频繁，艺术品交易兴盛
美术作品展览是美术家的作品与广大观众交流的一种形式，是美术发挥其社会功能，对观众进行审美教育的一种有效的方法。美术展览还具有其经济功能，具有商品展览的性质，是艺术市场进行艺术品交易的一种重要形式。美术展览的主办者，有美术院校、美术社团、美术家个人，同时相应出现了专门承办美术展览的经营性画廊、画厅和书画店、笺扇庄等销售中介机构。美术院校主办的美术展览，多半是教学成绩作品展览，也有师生作品联展及教师作品联展、个人展。艺术社团的活动主要是通过美术展览会来扩大社会影响，并推行他们的艺术主张，以达到振兴中华新美术的共同的奋斗目标。美术社团多有规定，每半年或一二年将会员作品公共展览，所以在沪宁、苏杭、平津等地，时有美术展览。20、30年代的上海美术展览，其活跃程度，仅以《申报》所载报道资料统计看，可见其发展情况，如1919、1920分别只有4次和3次，以后逐年增加，至1934年已经发展到全年76次，即平均每月6次以上。国民政府对美术运行的重视和支持也制定了相应的措施。
由于聚集在上海从事书画篆刻和西洋美术的艺术家人数众多，随着频繁的美术展览和国立美术“沙龙”的出现，相应出现了专门提供美术展览的场所，如国立的南京美术陈列馆、苏州美术馆和私立的上海大新公司画廊、三通画廊、国货公司画厅、大风画廊、上海画廊、永安公司画厅等。这些美术展览机构承办了大量的美术展览，对推动和发展上海的美术展览事业起着重要作用。坐落在西藏路的宁波旅沪同乡会大楼，二楼、四楼、五楼均设有画厅，自1921年6月8日起举办过各种美术展览266次。坐落在南京路西藏路口的大新公司二楼、四楼均有画厅，从1936年8月8日起举办过美术展览189次。二战上海沦陷期间，租界却出现畸形的繁荣，也出现艺术市场的繁荣，商业性的美术作品展览频频举办。仅据1938年至1941年“孤岛”时期《申报》所载资料，四年间在租界先后举办商业性美术作品展览达193次。
许多社团和艺术家都是通过美术展览的形式进行艺术品交易而获得成功的，1924年张大千应邀出席上海文人雅集“秋英会”，初次闻名海上。次年，由李秋君主持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举办画展，展出作品100幅，以每幅大洋20元之价全部卖完。至1935年在上海作《仕女》交画展陈列，此画已标价300元。徐悲鸿任北京艺术学院院长时，在一次国画展览会上将齐白石一幅标价8元的《虾趣》改为80元，而且标明“徐悲鸿标价”，他自己的《奔马图》标价70元，由此齐白石名声大震。
参考文献：
［1］潘耀昌，《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百家出版社，2004。
［2］阮荣春、胡光华，《中华民国美术史》，四川美术出版社，1991。
［3］高春明，《上海艺术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4］邵彦，《中国绘画的历史与审美鉴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