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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理 就职于北京语言大学，在读博士，中国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曾于2011-2012年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孔子学院担任汉语教师志愿者。
早在18、19世纪美国建国初期，就有人将美国社会比喻为“大熔炉”，具有不同国籍、民族和种族身份的人民从四面八方汇聚在这个全新的合众之国，彼此融合同化成为新的美利坚民族。而与传统“大熔炉”文化概念相对的则是“沙拉碗”，顾名思义，沙拉碗里的食材相互独立，是什么还是什么，换句话说，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在“沙拉碗”的模式里仍保持原貌，并列共存，并没有形成另一种新事物。多元文化的支持者都表示赞同“沙拉碗”模式，耶鲁大学著名的学者 “虎妈”（Amy Chua）便是其中之一，他们认为成为美国人并不意味着被一种单一文化捆绑，只要忠于这个国家，一个人并不需要通过抛弃原生文化这种方式获得别人对他是美国人身份的认可。除了“大熔炉”和“沙拉碗”，还有学者最新提出一个概念代表美国的文化特征——“织锦”（Tapestry），这种折中方案明确地肯定了多元文化，但也清楚地表明织锦是由个性化的丝线有序编织而成，并非“沙拉碗”里冷漠的独立。文化与语言不可分割，因此我们可以从美国的语言政策和外语政策了解其与 “大熔炉”“沙拉碗”或“织锦”这三种流行的美国文化特征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
什么是语言政策？ 简单来说，就是出现在政府官方政策中并清楚标明的文件。例如，以条款形式出现在国家宪法、内阁文件或行政条例中。语言政策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和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美国国会图书馆第一本书名含有“语言政策”的书出版于1945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不断变化，语言政策逐渐成为集语言学、教育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等学科为一体的交叉学科。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大约有 125 个国家的宪法涉及语言政策 ，涉及的方面包括确立国家官方语言 、推广强势语言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等。值得关注的是，美国一直没有将英语官方语言的实际地位以宪法或律法在国家层面体现出来，50个州中倒是有30个州曾立法确立英语为州官方语言，如今在28个州还具有法律效力。但是，语言政策更是各种意识形态互相矛盾、冲突和博弈的产物。通过博弈取得主导地位的语言意识形态往往通过法律或政府政策确定下来，成为社会共同遵守的主导地位的语言意识形态，成为社会共同遵守的准则和行动规范。从美国内部的语言环境来看，在多次较量中，均是单一的英语制打败了多语制，英语仍是美国语言政策确立的出发点。在美国民间，英语实际上已成为大家默认的官方语言和共同语言，也是行政语言、法庭语言和教育语言，掌握英语仍是加入美国国籍的必要条件。2006年5月18日，美国国会参议员通过了《参字·4046修正案》（S. Amendemt 4046），确立英语为美国的民族（国家）语言（National Language）。
与稳定的唯英语政策相比，美国的外语政策一直处于变化和曲折反复之中，美国民众缺乏学习外语的传统更是由来已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的外语政策为其政治和文化目的服务，是“大熔炉”似的同化融合。在殖民统治時期，大量欧洲移民涌入美洲大陆，与当地印第安原住民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在语言上表现为打压印第安语，强制原住民学习英语和《圣经》，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影响和同化印第安文化，确立和巩固殖民者的统治。殖民者早期的这种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印第安文化濒临灭绝，印第安文化和语言长期受到压制，几千种印第安语如今只剩100种被人知晓，且大多只有生活在保留地的印第安老人会说。在美国历史上，德语曾在殖民地时期占据重要的地位。18世纪中叶，宾夕法尼亚州德裔移民超过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德语非常流行，以至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宾夕法尼亚德语（Pennsylvania German）的方言。当时的美国政府为了融合新移民，对德语采取了宽容的政策，甚至允许公立学校进行英德双语教学。但后来，很多英裔移民对德语日趋上升的地位感到不安，因此发动了一系列推广英语打压德语的活动。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国内反德情绪严重，一些政治家和社会名流公开支持英语抵制德语，学校取消德语教育，德语书籍从图书馆移出，德国影院被关闭，德国音乐被抵制，从此德语渐渐淡出美国人民的生活。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移民涌入美国，学生群体大幅度上涨，许多母语为非英语的学生在学校跟不上进度，给学校和教师带来很大压力，因此政府开始考虑新的语言教育模式。1968年，联邦政府颁布了《双语教育法案》（Bilingual Education Act），从法律上为英语能力不足的中小学学生提供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力，双语教育第一次从私立或教会学校进入公立学校。《双语教育法》在美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反映了美国政府对文化多样性和教育平等的积极态度，预示着1950年末美国排外情绪的转变，更是在多方面挑战了美国传统的同化和“大熔炉”文化观念。但是，最终通过的法案并没有提及语言和文化的重要关系，而且并不强制要求所有学区加入，埋下了隐患。1970年，居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旧金山的1800名华裔学生集体上诉，指控所在旧金山学区因这些学生英语能力薄弱而不为他们提供平等受教育的权力。旧金山法庭和联邦上诉法庭先后判决华裔学生败诉，直到1974年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才判决胜诉，这就是著名的“刘vs尼古拉斯诉讼案”。该案件肯定了个人语言与其祖国的紧密联系，案件中的语言歧视成为民族血统歧视的代表案件。“刘vs尼古拉斯诉讼案”促使美国在同年通过了《平等教育法案》，学区也被要求在没有资助的条件下为英语能力不足的学生提供特殊教学项目。相关资助也从1968年的750万美元增长到6800万美元，超过368，000的学生获得帮助，不但华裔学生，美国各少数族裔的学生也因此受益。也正是在这段时期，有学者提出“文化熔炉”（cultural melting pot）的概念似乎不再适用，美国已经是一个巨大的 “沙拉碗”。
在20多年的繁荣发展期间，《双语教育法案》经历了5次修正，强调双语教育主要适用于学生过渡到英语正常班之前，其最终目标还是让少数族裔的学生尽快适应英语教学，融入英语主流社会，达到同化移民的目的。2002年，《双语教育法案》更名为《英语习得法案》，这预示着《双语教育法案》的死亡，更是毫不掩饰地显示了《双语教育法案》的初衷和本质。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语言政策和外语政策产生和实施中一条清晰的主线是为了确立和维护英语的地位，配合“大熔炉”文化同化的政策。 二
美国语言和外语政策规划的另一条线与国家安全紧密相连。1958年，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了《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是美国为了应对前苏联在1957年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而采取的教育措施。法案目的在于为美国提供国防人才并资助有志向这方面发展的高等教育人才，资助的学科包括科学、数学和语言。法案明确指出拉丁语和希腊语不是现代语言，与国防无关，所以不在资助范围内，法案第六条阐明了对语言教育及地区研究的支持，包括对语言中心、研究和学者的资金支持。1959年，美国确定了包括汉语在内的六门关键语言，美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对军事和文职人员进行关键语言培训，让这些将要被派出的人员对此地区的语言和文化上均有了解。该法案初期每年有约2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90%的资助授予了大学，少量资助中小学教育。据统计，截止到1968年，联邦政府共向28所高校的汉语教学提供了1500多万美元的资助，以鼓励学生学习汉语。受到联邦政府的影响，很多基金会和机构也加大对外语教育的投入。
随着1989年柏林墙的推倒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冷战结束了。美国意识到二十一世纪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美国必须采取措施进行竞争并巩固自己的地位。1991年，大布什总统签署通过了《国家安全教育法案》（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Act），旨在让美国学生和学者更加了解那些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国家安全教育法》衍生出了国家安全教育项目，由美国国防部管理，董事会由13名来自包括联邦行政部门和总统指定级别的成员组成。国家安全项目下设了九个关键项目，设立的关键区域为除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外的、对美国国家安全重要的87个国家，70多种语言被认为是需要加强的语言，其中关键语言为：阿拉伯语、汉语、印第语、印尼语、朝鲜语、俄语和土耳其语。国家安全教育项目中与外语直接相关的有语言旗舰项目、国际事务官员培养项目和语言训练中心。《国家安全教育法》是第一个联邦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之间建立伙伴关系来促进国家所需要的关键语言的高级外语人才的培养计划。
2001年“911”恐怖襲击对于美国来说是历史性的震撼，造成了至今无法磨灭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美国经济一度处于瘫痪状态。这促使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如何在各个方面加强国家防御能力。2004年6月，美国国防部召开了“全美语言大会”，会后两个月后发布了《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书》，号召美国公民学习国家急需的“关键语言”。2005年，美国参议员向参议员递交了《美中文化交流法案》（United States-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ultural Engagement Act），向联邦政府提出申请，在未来5年内拨款13亿美元资助9个汉语项目，扩大两国学生的人文交流和互访项目、在美国开展中文教学等。该提案在参议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经过两次审议后被呈送至外交关系委员会。
2006年1月5-6日，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华盛顿召开了大学校长峰会，会议由时任国务卿赖斯和教育部部长主持，旨在加强各高校之间的合作，从而进一步发展国际化教育，强调了国际化教育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100多位校长、外语教育学者及政府官员参加此次会议，会议上，布什宣布启动《国家安全语言计划》，该计划将极大增加美国学习关键语言的人数，关键外语语种包括阿拉伯语、汉语、俄语、印第语和波斯语。高峰会议其间，布什总统决定拨款一亿一千四百万美元资助关键语言项目，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国家安全语言计划》由美国国务院、教育部、国防部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协调管理和运作。该计划主要有三大目标，首先是从小抓起，计划提供数千万美元资助自幼儿园始开设关键语言课程，让孩子从小就学习外语，增加高中学生的短期和长期海外交流夏令营活动。此外，扩大国务院“富布赖特计划”中的外语助教项目，每年增加300名关键语言教师赴美教学。其次是，增质增量，计划到2009年，扩大国家旗舰语言计划至1320万美元规模，培养高水平关键语言学习者；增加暑期沉浸式学习计划项目，并支持海外沉浸式语言学习中心；每年增加150名富布赖特海外奖学金名额。第三，增加师资，建立国家语言服务机构，以服务包括联邦政府、中小学在内的国家机构；斥资100万美元建立国家远程语言教育系统；在2007年通过教育部300万美元的资助扩大外语教师培训。
不少美国学者对《国家安全语言计划》表示了担忧，他们认为教育本应该是一个独立发展的系统，政府不应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加以干涉，如果只从国防的角度重点强调外语教育的重要性，可能失去教育原本的目的。
为了突出中美关系的战略重要性，2009年底，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海宣布了“十万强”计划。这个计划旨在大幅度增加在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数量，并力图让这些美国学生的组成更加多样化。据统计，通过交流项目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是美国在中国学习人数的10倍，学习英语的中国人数是学习汉语的美国人600倍。“十万强”计划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单独针对中美交流制定的政策，综合了美国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层面了解中国的众多方面需要，反映了美国急需了解中国的迫切心理——在全球稳定和平安全的情况下，世界上没有比中美之间的关系更加重要和复杂的了，如果没有中国和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积极协同合作，很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例如全球经济复苏、气候变化及不扩散核武器等问题将无法得到解决。在私人捐助和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帮助下，2014年美国宣布“十万强”计划已经实现。
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访问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启动“百万强”计划，计划在2020年以前实现100万名美国学生学习汉语的目标，培养精通中国文化和汉语的美国下一代领导人和各行各业精英。奥巴马说：“如果美中两国准备在全球一起采取更多行动，那么一个最好的开端就是学对方的语言、真正了解对方。”与“十万强”计划不同的是，“百万强”计划将学习者从大学生扩大到中小学生，力求让不同背景的美国学生都有机会学习与中国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凸显了美国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中国国际地位的肯定。
著名语言学家伯纳德·斯波尔斯基（Bernard Spolsky）教授曾在《美国需要语言政策吗？》一文中表示，67%的美国人认为英语不会被移民的母语威胁，65%的人认为学习外语和数学、科学一样重要，而美国需要构建起统一的语言政策，集中解决移民语言、国家安全及学习外语的传统价值等问题。美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但是在语言上却是高度统一，早期的语言和外语政策是为了配合“大熔炉”的文化同化模式。为了应对日趋复杂的国际战略格局和国家安全事务，在英语地位不受动摇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将会加强对外语学习的推广，这将从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多元文化的发展。与早期简单粗暴反“大熔炉”的“沙拉碗”模式相比，“织锦”文化模式独特、有序且灵活，既能体现个体文化特点，又能有机结合成一幅美丽和谐的画面，这才是理想中的美国文化形象。
早在18、19世纪美国建国初期，就有人将美国社会比喻为“大熔炉”，具有不同国籍、民族和种族身份的人民从四面八方汇聚在这个全新的合众之国，彼此融合同化成为新的美利坚民族。而与传统“大熔炉”文化概念相对的则是“沙拉碗”，顾名思义，沙拉碗里的食材相互独立，是什么还是什么，换句话说，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在“沙拉碗”的模式里仍保持原貌，并列共存，并没有形成另一种新事物。多元文化的支持者都表示赞同“沙拉碗”模式，耶鲁大学著名的学者 “虎妈”（Amy Chua）便是其中之一，他们认为成为美国人并不意味着被一种单一文化捆绑，只要忠于这个国家，一个人并不需要通过抛弃原生文化这种方式获得别人对他是美国人身份的认可。除了“大熔炉”和“沙拉碗”，还有学者最新提出一个概念代表美国的文化特征——“织锦”（Tapestry），这种折中方案明确地肯定了多元文化，但也清楚地表明织锦是由个性化的丝线有序编织而成，并非“沙拉碗”里冷漠的独立。文化与语言不可分割，因此我们可以从美国的语言政策和外语政策了解其与 “大熔炉”“沙拉碗”或“织锦”这三种流行的美国文化特征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
什么是语言政策？ 简单来说，就是出现在政府官方政策中并清楚标明的文件。例如，以条款形式出现在国家宪法、内阁文件或行政条例中。语言政策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和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美国国会图书馆第一本书名含有“语言政策”的书出版于1945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不断变化，语言政策逐渐成为集语言学、教育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等学科为一体的交叉学科。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大约有 125 个国家的宪法涉及语言政策 ，涉及的方面包括确立国家官方语言 、推广强势语言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等。值得关注的是，美国一直没有将英语官方语言的实际地位以宪法或律法在国家层面体现出来，50个州中倒是有30个州曾立法确立英语为州官方语言，如今在28个州还具有法律效力。但是，语言政策更是各种意识形态互相矛盾、冲突和博弈的产物。通过博弈取得主导地位的语言意识形态往往通过法律或政府政策确定下来，成为社会共同遵守的主导地位的语言意识形态，成为社会共同遵守的准则和行动规范。从美国内部的语言环境来看，在多次较量中，均是单一的英语制打败了多语制，英语仍是美国语言政策确立的出发点。在美国民间，英语实际上已成为大家默认的官方语言和共同语言，也是行政语言、法庭语言和教育语言，掌握英语仍是加入美国国籍的必要条件。2006年5月18日，美国国会参议员通过了《参字·4046修正案》（S. Amendemt 4046），确立英语为美国的民族（国家）语言（National Language）。
与稳定的唯英语政策相比，美国的外语政策一直处于变化和曲折反复之中，美国民众缺乏学习外语的传统更是由来已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的外语政策为其政治和文化目的服务，是“大熔炉”似的同化融合。在殖民统治時期，大量欧洲移民涌入美洲大陆，与当地印第安原住民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在语言上表现为打压印第安语，强制原住民学习英语和《圣经》，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影响和同化印第安文化，确立和巩固殖民者的统治。殖民者早期的这种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印第安文化濒临灭绝，印第安文化和语言长期受到压制，几千种印第安语如今只剩100种被人知晓，且大多只有生活在保留地的印第安老人会说。在美国历史上，德语曾在殖民地时期占据重要的地位。18世纪中叶，宾夕法尼亚州德裔移民超过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德语非常流行，以至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宾夕法尼亚德语（Pennsylvania German）的方言。当时的美国政府为了融合新移民，对德语采取了宽容的政策，甚至允许公立学校进行英德双语教学。但后来，很多英裔移民对德语日趋上升的地位感到不安，因此发动了一系列推广英语打压德语的活动。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国内反德情绪严重，一些政治家和社会名流公开支持英语抵制德语，学校取消德语教育，德语书籍从图书馆移出，德国影院被关闭，德国音乐被抵制，从此德语渐渐淡出美国人民的生活。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移民涌入美国，学生群体大幅度上涨，许多母语为非英语的学生在学校跟不上进度，给学校和教师带来很大压力，因此政府开始考虑新的语言教育模式。1968年，联邦政府颁布了《双语教育法案》（Bilingual Education Act），从法律上为英语能力不足的中小学学生提供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力，双语教育第一次从私立或教会学校进入公立学校。《双语教育法》在美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反映了美国政府对文化多样性和教育平等的积极态度，预示着1950年末美国排外情绪的转变，更是在多方面挑战了美国传统的同化和“大熔炉”文化观念。但是，最终通过的法案并没有提及语言和文化的重要关系，而且并不强制要求所有学区加入，埋下了隐患。1970年，居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旧金山的1800名华裔学生集体上诉，指控所在旧金山学区因这些学生英语能力薄弱而不为他们提供平等受教育的权力。旧金山法庭和联邦上诉法庭先后判决华裔学生败诉，直到1974年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才判决胜诉，这就是著名的“刘vs尼古拉斯诉讼案”。该案件肯定了个人语言与其祖国的紧密联系，案件中的语言歧视成为民族血统歧视的代表案件。“刘vs尼古拉斯诉讼案”促使美国在同年通过了《平等教育法案》，学区也被要求在没有资助的条件下为英语能力不足的学生提供特殊教学项目。相关资助也从1968年的750万美元增长到6800万美元，超过368，000的学生获得帮助，不但华裔学生，美国各少数族裔的学生也因此受益。也正是在这段时期，有学者提出“文化熔炉”（cultural melting pot）的概念似乎不再适用，美国已经是一个巨大的 “沙拉碗”。
在20多年的繁荣发展期间，《双语教育法案》经历了5次修正，强调双语教育主要适用于学生过渡到英语正常班之前，其最终目标还是让少数族裔的学生尽快适应英语教学，融入英语主流社会，达到同化移民的目的。2002年，《双语教育法案》更名为《英语习得法案》，这预示着《双语教育法案》的死亡，更是毫不掩饰地显示了《双语教育法案》的初衷和本质。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语言政策和外语政策产生和实施中一条清晰的主线是为了确立和维护英语的地位，配合“大熔炉”文化同化的政策。 二
美国语言和外语政策规划的另一条线与国家安全紧密相连。1958年，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了《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是美国为了应对前苏联在1957年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而采取的教育措施。法案目的在于为美国提供国防人才并资助有志向这方面发展的高等教育人才，资助的学科包括科学、数学和语言。法案明确指出拉丁语和希腊语不是现代语言，与国防无关，所以不在资助范围内，法案第六条阐明了对语言教育及地区研究的支持，包括对语言中心、研究和学者的资金支持。1959年，美国确定了包括汉语在内的六门关键语言，美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对军事和文职人员进行关键语言培训，让这些将要被派出的人员对此地区的语言和文化上均有了解。该法案初期每年有约2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90%的资助授予了大学，少量资助中小学教育。据统计，截止到1968年，联邦政府共向28所高校的汉语教学提供了1500多万美元的资助，以鼓励学生学习汉语。受到联邦政府的影响，很多基金会和机构也加大对外语教育的投入。
随着1989年柏林墙的推倒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冷战结束了。美国意识到二十一世纪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美国必须采取措施进行竞争并巩固自己的地位。1991年，大布什总统签署通过了《国家安全教育法案》（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Act），旨在让美国学生和学者更加了解那些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国家安全教育法》衍生出了国家安全教育项目，由美国国防部管理，董事会由13名来自包括联邦行政部门和总统指定级别的成员组成。国家安全项目下设了九个关键项目，设立的关键区域为除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外的、对美国国家安全重要的87个国家，70多种语言被认为是需要加强的语言，其中关键语言为：阿拉伯语、汉语、印第语、印尼语、朝鲜语、俄语和土耳其语。国家安全教育项目中与外语直接相关的有语言旗舰项目、国际事务官员培养项目和语言训练中心。《国家安全教育法》是第一个联邦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之间建立伙伴关系来促进国家所需要的关键语言的高级外语人才的培养计划。
2001年“911”恐怖襲击对于美国来说是历史性的震撼，造成了至今无法磨灭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美国经济一度处于瘫痪状态。这促使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如何在各个方面加强国家防御能力。2004年6月，美国国防部召开了“全美语言大会”，会后两个月后发布了《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书》，号召美国公民学习国家急需的“关键语言”。2005年，美国参议员向参议员递交了《美中文化交流法案》（United States-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ultural Engagement Act），向联邦政府提出申请，在未来5年内拨款13亿美元资助9个汉语项目，扩大两国学生的人文交流和互访项目、在美国开展中文教学等。该提案在参议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经过两次审议后被呈送至外交关系委员会。
2006年1月5-6日，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华盛顿召开了大学校长峰会，会议由时任国务卿赖斯和教育部部长主持，旨在加强各高校之间的合作，从而进一步发展国际化教育，强调了国际化教育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100多位校长、外语教育学者及政府官员参加此次会议，会议上，布什宣布启动《国家安全语言计划》，该计划将极大增加美国学习关键语言的人数，关键外语语种包括阿拉伯语、汉语、俄语、印第语和波斯语。高峰会议其间，布什总统决定拨款一亿一千四百万美元资助关键语言项目，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国家安全语言计划》由美国国务院、教育部、国防部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协调管理和运作。该计划主要有三大目标，首先是从小抓起，计划提供数千万美元资助自幼儿园始开设关键语言课程，让孩子从小就学习外语，增加高中学生的短期和长期海外交流夏令营活动。此外，扩大国务院“富布赖特计划”中的外语助教项目，每年增加300名关键语言教师赴美教学。其次是，增质增量，计划到2009年，扩大国家旗舰语言计划至1320万美元规模，培养高水平关键语言学习者；增加暑期沉浸式学习计划项目，并支持海外沉浸式语言学习中心；每年增加150名富布赖特海外奖学金名额。第三，增加师资，建立国家语言服务机构，以服务包括联邦政府、中小学在内的国家机构；斥资100万美元建立国家远程语言教育系统；在2007年通过教育部300万美元的资助扩大外语教师培训。
不少美国学者对《国家安全语言计划》表示了担忧，他们认为教育本应该是一个独立发展的系统，政府不应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加以干涉，如果只从国防的角度重点强调外语教育的重要性，可能失去教育原本的目的。
为了突出中美关系的战略重要性，2009年底，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海宣布了“十万强”计划。这个计划旨在大幅度增加在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数量，并力图让这些美国学生的组成更加多样化。据统计，通过交流项目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是美国在中国学习人数的10倍，学习英语的中国人数是学习汉语的美国人600倍。“十万强”计划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单独针对中美交流制定的政策，综合了美国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层面了解中国的众多方面需要，反映了美国急需了解中国的迫切心理——在全球稳定和平安全的情况下，世界上没有比中美之间的关系更加重要和复杂的了，如果没有中国和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积极协同合作，很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例如全球经济复苏、气候变化及不扩散核武器等问题将无法得到解决。在私人捐助和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帮助下，2014年美国宣布“十万强”计划已经实现。
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访问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启动“百万强”计划，计划在2020年以前实现100万名美国学生学习汉语的目标，培养精通中国文化和汉语的美国下一代领导人和各行各业精英。奥巴马说：“如果美中两国准备在全球一起采取更多行动，那么一个最好的开端就是学对方的语言、真正了解对方。”与“十万强”计划不同的是，“百万强”计划将学习者从大学生扩大到中小学生，力求让不同背景的美国学生都有机会学习与中国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凸显了美国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中国国际地位的肯定。
著名语言学家伯纳德·斯波尔斯基（Bernard Spolsky）教授曾在《美国需要语言政策吗？》一文中表示，67%的美国人认为英语不会被移民的母语威胁，65%的人认为学习外语和数学、科学一样重要，而美国需要构建起统一的语言政策，集中解决移民语言、国家安全及学习外语的传统价值等问题。美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但是在语言上却是高度统一，早期的语言和外语政策是为了配合“大熔炉”的文化同化模式。为了应对日趋复杂的国际战略格局和国家安全事务，在英语地位不受动摇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将会加强对外语学习的推广，这将从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多元文化的发展。与早期简单粗暴反“大熔炉”的“沙拉碗”模式相比，“织锦”文化模式独特、有序且灵活，既能体现个体文化特点，又能有机结合成一幅美丽和谐的画面，这才是理想中的美国文化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