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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试图以司马迁《史记》中的楚文化痕迹为切入点，窥探西汉初年楚文化在正统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以及作用。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先介绍楚文化在汉初的传播；第二部分写楚文化对司马迁的影响；第三部分也就是本文的中心部分，就是《史记》中的楚文化痕迹。
【关键词】楚文化；楚辞；司马迁；史记
楚文化以其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华丽的风格，对汉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尤其是在汉初之际，对当时政局有相当影响的人物多为楚人，更是对楚文化对汉文化的渗透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本文则试探着说一下楚文化对《史记》的影响，并进而窥探楚文化对汉初正统文化的渗透情况。
一、楚文化在汉初的传播与接受情况
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楚辞的特征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要把楚文化落到实处进行具体研究，自然非《楚辞》莫属。在此，笔者就把《楚辞》作为楚文化的代表，谈一下《楚辞》在汉初传播与接受两条主要途径：
一是统治集团好尚，宫廷倡导；《汉书·地理志》载：“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屈、昭、景三大姓皆为故楚贵族，屈原曾任三闾大夫。三大姓作为楚国贵族，应该非常熟识屈原及“楚辞”，而楚辞作为楚文化的结晶，自然也会伴随他们迁入关中。在巫风的盛行、人神为一的楚国，使得楚文化充满了原始的自然气息和神秘的浪漫色彩。《楚辞》作为楚文化精神的载体，深受刘姓皇族及其周围人的追捧。刘家王朝“文尚楚风”，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多为楚人，刘邦本人亦出身楚地，习楚文化、善为楚歌。楚文化以极其强大的渗透力影响了长安周边风俗、以及汉初文化。
二是文人雅好，师法屈骚。每个时代统治集团的好尚对文化的发展起着强大的指导作用。汉初文人折服于屈原和楚辞，于是楚骚以他们为主力在汉世传播。其中汉初文学家贾谊是最早受屈原作品影响的汉代文人之一。《汉书·艺文志》载“贾谊赋七篇”，《史记·屈贾列传》载贾谊有《吊屈原赋》和《鵩鸟赋》。贾谊之后，名重一时的文士，无论是聚于王侯门下的、还是随侍宫廷的，无不雅好楚辞而热衷于骚体赋创作，骚赋作品蔚为大观。
二、楚文化对司马迁的影响
汉王朝建立半个世纪之后，司马迁出生，十多岁来到长安。此时的长安有很多来自荆楚一带，曾跟随刘邦打天下的旧将功臣后裔，这些功臣后裔身上还保留着许多荆楚地区的习俗，社会上还流传着刘邦、韩信、萧何等楚人的传奇故事。司马迁二十岁那一年开始周游天下。这次漫游的主要目的是收集史料，为史记的成书作准备。荆楚地区的文化历史对司马氏父子来说还很神秘，司马父子急迫的想打开这个谜。因此，司马迁的漫游首先选定广大的荆楚地区。
司马迁从京师长安出发，直出武关，就进入了战国时楚国所属地区。进入楚地后，原楚都所在地江陵应是他必游之处，很可能还到过楚国初都地秭归。过江陵以后，司马迁渡长江，过洞庭，下沅水，直奔湖南南部的九嶷山。因为这里是传说中的舜帝死葬之地。司马迁自九嶷山顺湘水北返，过长沙，还特意至汩罗江凭吊屈原。之后，他又以彭城为中心的淮北地区，也是司马迁游览的重点，这里是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是刘邦、韩信、樊哙、萧何等汉朝开国君臣的故乡，这些人的传奇故事在当地到处流传，是秦汉时期楚文化的精萃所在，因而司马迁在这一带逗留时间相当长。他在这里收集到了刘邦等人的许多历史资料，高祖在大泽斩蛇起事的传奇，韩信淮阴市上胯下受辱的故事，夏侯婴被刘邦击伤而反坐系狱的事等等，后来都成了《史记》一书中最精彩的材料。
三、楚文化在《史记》中的痕迹
鉴于以上说过的个人与外界原因，司马迁在书写《史记》这部巨著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楚文化的痕迹，而从楚文化对《史记》的影响中，也可以以小见大的看出楚文化对当时整个汉初文化，尤其是历史散文的影响。楚文化在《史记》中的痕迹有如下几个方面：
（1）强烈的抒情性
《楚辞》采用的多是第一人称的抒情方式，许多时候是诗人毫无顾忌地直抒胸臆，诗人内心的世界坦露无遗，使我们看到了一位忠君爱国、伤时忧世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史记》属于史传文学，一般来说，史传应秉承“实录”精神，而抒情则是应被拒绝和排斥的。但是《史记》不但不拒斥抒情，反而具有很强的抒情色彩。这些抒情性表现在司马迁鲜明的主观判断上，即作者《史记》中对人物和事件有着自己鲜明的评价；也表现在抒情化的结构方式上，以及《史记》富于情感的语言上。
（2）楚地人物
《史记》全书重点记叙的人物有几百个，其中楚地人物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像淮阴侯韩信、伍子胥等都展现了楚人刚烈、多才的风貌。其中屈原对司马迁影响最大。司马第一个为屈原立传，对其人品和作品都极为推崇：“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屈原对司马迁的影响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司马迁对楚文化表现出的接受意识和认同感。
（3）楚歌
司马迁很看重楚辞、楚歌，他常用楚歌刻画人物、渲染气氛。《史记》收录的楚歌有：《垓下歌》、《大风歌》、《南风歌》、《瓠子歌》（二首）、《麦秀歌》、《美人歌》、《楚狂接舆歌》、《耕田歌》、《鸿鹄歌》、《採薇歌》、《易水歌》、《山居歌》，共13首。这13首楚歌，从舜帝到汉武帝相距数千年，司马迁对它们进行了整理，以满足《史记》的需要。《史记》中收录的楚歌大多悲壮慷慨，呈现出一种悲剧美。司马迁通过《垓下歌》把项羽的性格弱点、英雄风度表现的栩栩如生。
楚歌蕴含的生命观和司马迁的生命观相吻合，也正因如此，司马迁喜欢运用楚歌，与楚歌深处的悲壮产生共鸣。因此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以楚歌作为展现情节和人物内心世界的载体。
小结
楚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就像一抹绚烂的鸢尾花，撇上一眼就让人惊叹不已。它在汉文化的发展中一定有着其独当一面的地位，要想研究出楚文化真正的价值，汉代楚文化对正统文化的渗透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从楚辞的抒情性、楚国人物、楚歌、楚文化的尚奇性对《史记》的影响，亦可以推出楚文化对汉赋铺张扬厉、求奇求异之风的影响，更进一步研究汉初楚文化对正统文化的渗透情况。
参考文献：
[1] 马茂元.楚辞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风格[M].北京：三联书店，1984.
[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关键词】楚文化；楚辞；司马迁；史记
楚文化以其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华丽的风格，对汉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尤其是在汉初之际，对当时政局有相当影响的人物多为楚人，更是对楚文化对汉文化的渗透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本文则试探着说一下楚文化对《史记》的影响，并进而窥探楚文化对汉初正统文化的渗透情况。
一、楚文化在汉初的传播与接受情况
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楚辞的特征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要把楚文化落到实处进行具体研究，自然非《楚辞》莫属。在此，笔者就把《楚辞》作为楚文化的代表，谈一下《楚辞》在汉初传播与接受两条主要途径：
一是统治集团好尚，宫廷倡导；《汉书·地理志》载：“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屈、昭、景三大姓皆为故楚贵族，屈原曾任三闾大夫。三大姓作为楚国贵族，应该非常熟识屈原及“楚辞”，而楚辞作为楚文化的结晶，自然也会伴随他们迁入关中。在巫风的盛行、人神为一的楚国，使得楚文化充满了原始的自然气息和神秘的浪漫色彩。《楚辞》作为楚文化精神的载体，深受刘姓皇族及其周围人的追捧。刘家王朝“文尚楚风”，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多为楚人，刘邦本人亦出身楚地，习楚文化、善为楚歌。楚文化以极其强大的渗透力影响了长安周边风俗、以及汉初文化。
二是文人雅好，师法屈骚。每个时代统治集团的好尚对文化的发展起着强大的指导作用。汉初文人折服于屈原和楚辞，于是楚骚以他们为主力在汉世传播。其中汉初文学家贾谊是最早受屈原作品影响的汉代文人之一。《汉书·艺文志》载“贾谊赋七篇”，《史记·屈贾列传》载贾谊有《吊屈原赋》和《鵩鸟赋》。贾谊之后，名重一时的文士，无论是聚于王侯门下的、还是随侍宫廷的，无不雅好楚辞而热衷于骚体赋创作，骚赋作品蔚为大观。
二、楚文化对司马迁的影响
汉王朝建立半个世纪之后，司马迁出生，十多岁来到长安。此时的长安有很多来自荆楚一带，曾跟随刘邦打天下的旧将功臣后裔，这些功臣后裔身上还保留着许多荆楚地区的习俗，社会上还流传着刘邦、韩信、萧何等楚人的传奇故事。司马迁二十岁那一年开始周游天下。这次漫游的主要目的是收集史料，为史记的成书作准备。荆楚地区的文化历史对司马氏父子来说还很神秘，司马父子急迫的想打开这个谜。因此，司马迁的漫游首先选定广大的荆楚地区。
司马迁从京师长安出发，直出武关，就进入了战国时楚国所属地区。进入楚地后，原楚都所在地江陵应是他必游之处，很可能还到过楚国初都地秭归。过江陵以后，司马迁渡长江，过洞庭，下沅水，直奔湖南南部的九嶷山。因为这里是传说中的舜帝死葬之地。司马迁自九嶷山顺湘水北返，过长沙，还特意至汩罗江凭吊屈原。之后，他又以彭城为中心的淮北地区，也是司马迁游览的重点，这里是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是刘邦、韩信、樊哙、萧何等汉朝开国君臣的故乡，这些人的传奇故事在当地到处流传，是秦汉时期楚文化的精萃所在，因而司马迁在这一带逗留时间相当长。他在这里收集到了刘邦等人的许多历史资料，高祖在大泽斩蛇起事的传奇，韩信淮阴市上胯下受辱的故事，夏侯婴被刘邦击伤而反坐系狱的事等等，后来都成了《史记》一书中最精彩的材料。
三、楚文化在《史记》中的痕迹
鉴于以上说过的个人与外界原因，司马迁在书写《史记》这部巨著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楚文化的痕迹，而从楚文化对《史记》的影响中，也可以以小见大的看出楚文化对当时整个汉初文化，尤其是历史散文的影响。楚文化在《史记》中的痕迹有如下几个方面：
（1）强烈的抒情性
《楚辞》采用的多是第一人称的抒情方式，许多时候是诗人毫无顾忌地直抒胸臆，诗人内心的世界坦露无遗，使我们看到了一位忠君爱国、伤时忧世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史记》属于史传文学，一般来说，史传应秉承“实录”精神，而抒情则是应被拒绝和排斥的。但是《史记》不但不拒斥抒情，反而具有很强的抒情色彩。这些抒情性表现在司马迁鲜明的主观判断上，即作者《史记》中对人物和事件有着自己鲜明的评价；也表现在抒情化的结构方式上，以及《史记》富于情感的语言上。
（2）楚地人物
《史记》全书重点记叙的人物有几百个，其中楚地人物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像淮阴侯韩信、伍子胥等都展现了楚人刚烈、多才的风貌。其中屈原对司马迁影响最大。司马第一个为屈原立传，对其人品和作品都极为推崇：“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屈原对司马迁的影响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司马迁对楚文化表现出的接受意识和认同感。
（3）楚歌
司马迁很看重楚辞、楚歌，他常用楚歌刻画人物、渲染气氛。《史记》收录的楚歌有：《垓下歌》、《大风歌》、《南风歌》、《瓠子歌》（二首）、《麦秀歌》、《美人歌》、《楚狂接舆歌》、《耕田歌》、《鸿鹄歌》、《採薇歌》、《易水歌》、《山居歌》，共13首。这13首楚歌，从舜帝到汉武帝相距数千年，司马迁对它们进行了整理，以满足《史记》的需要。《史记》中收录的楚歌大多悲壮慷慨，呈现出一种悲剧美。司马迁通过《垓下歌》把项羽的性格弱点、英雄风度表现的栩栩如生。
楚歌蕴含的生命观和司马迁的生命观相吻合，也正因如此，司马迁喜欢运用楚歌，与楚歌深处的悲壮产生共鸣。因此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以楚歌作为展现情节和人物内心世界的载体。
小结
楚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就像一抹绚烂的鸢尾花，撇上一眼就让人惊叹不已。它在汉文化的发展中一定有着其独当一面的地位，要想研究出楚文化真正的价值，汉代楚文化对正统文化的渗透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从楚辞的抒情性、楚国人物、楚歌、楚文化的尚奇性对《史记》的影响，亦可以推出楚文化对汉赋铺张扬厉、求奇求异之风的影响，更进一步研究汉初楚文化对正统文化的渗透情况。
参考文献：
[1] 马茂元.楚辞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风格[M].北京：三联书店，1984.
[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