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张是北京一名普通的白领，月收入5000元。以前他就觉得，这辈子在北京买房是痴人说梦，如今更让他伤心的是：即使与人合租，每月房租也要2000元，除去吃饭、交通、通信和必要的人情费用，他基本属于“月光”状态。
　　一般情况下，房租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以25%左右为适中，一旦超过30%，就会让人感到压力过大，影响生活质量。而如今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房租超过收入1/3的比比皆是，有的甚至占了一半收入。
　　日前，北京8月居民消费水平数据显示，住房租金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4.9%，连续44个月上涨。与此同时，广州住房租金连续47个月上涨，深圳更是已连续50个月上涨。人们不禁要问，房租为什么这么高？
　　其实，租房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较高，房租高低基本由供求关系决定。房租居高不下，供需失衡是最根本原因。而这背后最强劲的推手，莫过于不断上涨的商品房房价。房价持续走高，一方面把购房群体挤向了租赁市场，使租赁需求扩大；另一方面，高房价使既有房产增值，业主对租金的预期提高，自然会提高租金。而政府的限购令，把一部分本来买得起房的人挤进了租房大军，无意间成为推高房租的“帮凶”。比如北京大批企业高管，因为限购，从买房变成租房，而他们不在乎价钱高低，于是进一步推高了房租。
　　随着大中城市的改造，大量“城中村”消失，城乡结合部向远郊退缩，原有的低端出租房源不复存在。以前还能选择租地下室或者群租，现在有些城市因治安、卫生、管理等需要，出台了各种禁令，进一步加剧了低端租房市场的供需矛盾。部分中介公司哄抬价格，也让租房难、房租贵的问题雪上加霜。中介常会告知业主周边的租房参考价，业主也乐于了解，看自己是否吃了亏。这样一来，一户涨，户户涨，造成整片区域房租价格不断提高。
　　诚然，房租受市场供需影响，但通过有效的政策，仍可以最大程度确保人们拥有起码的安身之所。
　　新加坡的地价堪比黄金。私人公寓每平方米售价约60万元人民币，却基本实现了“居者有其屋”。80%以上的新加坡人住在政府建造的“组屋”中，这种房子价廉实用，相当于我们的经济适用房。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虽然许多穷人只能住笼屋、天台屋和板间房，但全港约30%的人能住进政府公屋，对于特别穷困的家庭和个人，政府还给予租金补贴，为买不起房的年轻人兴建青年宿舍，甚至发动民间团体为弱势群体提供优惠租房。
　　成熟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公租房分配一般都有严格的规定。在加拿大，想要申请公租房，必须提供详尽的个人信息，并随附报税情况、资产证明等。此外，还有各种限制条件，如存款不能超过一定数额，家中必须至少有一人年满16岁，并有自主能力。公租房的租金很便宜。法律规定，公租房房租为家庭税前收入的1/3。在许多省，除了政府公租房，还有非营利机构经营、靠政府补贴的廉租房。如某廉租房实际租金为每月900加元（1加元约合6元人民币），入住者月入1200加元，按“1/3”的规定租金只需每月400加元，每月500加元的差价由政府补贴给经营廉租房的机构。
　　这些国家和地区控制租金过快上涨的基本方法，简言之，就是增加公租房供应量，并确保公租房公平分配。
　　我国一些城市也提出类似措施，计划“加大公租房、廉租房建设力度，通过增加供给稳定房屋租赁价格”。但具体操作中，还是摆脱不了依靠行政命令的惯性思维，不同程度存在“重价格指导、轻房源提供”的倾向。有些城市的公租房，从绝对数量上看并不少，但因存在分配不公、偷梁换柱甚至利益交换等问题，相当一部分公租房并未分配给最需要的人。这样，实质上是人为加大了供需矛盾。
　　房租何以高？在于“供需”二字。要想让房租不再这么涨下去，也必须从“供需”二字入手。对此，仅仅加大公租房建设力度，降低准入门槛还不够，关键要完善监管，严惩腐败。多管齐下，才是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