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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名校毕业、在金融企业工作的丁逸走上了一条与她母亲完全不同的路：结婚时，她和丈夫决定不生孩子，组建丁克家庭。
远在四川泸州乡下的王蓉生完两个女儿之后，虽然婆家还想让她继续生个男娃，但她下定决心不生了。“即使国家放开三胎也不生了。现在农村养孩子也得吃几百块钱一罐的奶粉，不吃奶粉孩子就是长得慢，孩子多了养不起。”她说。
如今，无论在一线城市，还是广大农村地区，育龄妇女普遍出现了生育意愿下降的现象，导致我国正在从“政策性低生育”进入“内生性低生育”。虽然是否已经跌入“低生育陷阱”还没有定论，但生育率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已被广泛认可。民政部部长李纪恒近日撰文指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是什么阻碍了女性的生育意愿？生育成本居高不下、生育年龄延迟、受教育程度提高、生育丧失机会成本、自我意识苏醒等都是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教育水平提高是近年来影响生育率变化的重要因素，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多孩的比例就会大幅减少。
这项研究的作者之一、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王广州接受采访时称，未来育龄妇女生育水平超过1.40的可能性不大，当前迫切需要消除影响生育的障碍性因素，采取鼓励生育的措施。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近日也撰文称，按照一般规律，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很难再回到2.1的更替水平，但应该尽可能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如回升到更接近1.8的水平。因此，“十四五”应稳妥推进生育政策改革，尽快实现家庭自主生育。
与此同时，也要推进配套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降低养育孩子的家庭成本，形成育儿友好型的社会环境，提高家庭生育意愿和养育子女的能力。
“内卷”的育儿路
丁逸说，虽然觉得孩子可爱，但并不觉得是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她对很多方面充满浓厚的探索兴趣，每一个兴趣都需要时间和专注度，培养孩子需要大量时间精力，这与个人多元发展和成长冲突。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员张熠称，阻碍女性生育的因素很多，生育成本是首要因素，生育成本包括生育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直接成本有教育成本，目前家庭对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大;有住房成本，多生育子女带来居住空间减少，房价高企导致成本上升;有照料成本，例如月嫂、聘请保姆、托幼等费用。
间接成本则包括时间成本和职业生涯受损。无论家庭教育还是照料都需要大量时间，根据国际经验，生育两个孩子以上会极大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而且不可恢复。
王蓉说，她是生完两个孩子后从广东打工地返乡的，当她回家探亲时看到作为留守儿童的女儿们满身泥巴地迎接她时，就决定把两个孩子带到打工地抚养，但去了广东之后发现教育费、生活费都大增，最后决定回乡自己带孩子。
“村子里也有生三个的，但也不多见了。大部分都是两个，如果头胎生了儿子，有的也只生一个，因为养儿子的成本很高，农村要给盖房子娶媳妇，父母的负担很重。”王蓉说。
王蓉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却是一位见过世面的“打工人”，她也不想“放养”孩子，也想让孩子吃得好、长得壮，能够接受好的教育，而这些无疑都需要钱。
“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的数据分析报告显示，在关于育龄妇女不打算生育的原因中，首要原因就是“经济负担重”，占比高达58.9%;其次是“没人带小孩”，占27.0%，第三位的原因是“養育孩子太费心”，占比为26.6%。
张熠认为，影响女性生育观念的还包括社会观念和闲暇需求的改变，过去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多子多福观念影响很深的国家，但在新的世代身上，这种观点已经改变，他们更强调个人的空间、生活品位、闲暇，而不是花在养育子女身上，这些改变是持续的。
育龄女性遭遇“生育惩罚”
刘筠在被裁员之前，在一家国际知名的外企工作。三年前在丈夫的强烈要求之下，她生了第二个孩子。此前她一直都不想要二胎，工作忙、家里老人年龄大没法帮着带孩子，孩子出生之后，她请了阿姨帮忙带，但没过多久，她就被裁员了。她给几家心仪的公司投递简历后，石沉大海，于是她干脆辞掉了阿姨，自己在家带老二。
刘筠的经历用人口学的概念来说，叫做“生育惩罚”，即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由于生育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天津财经大学统计学院姜甜、段志民的一项研究显示，育儿时间对女性当期收入具有显著不利影响，生育惩罚效应确实持续性存在，并且持续两年。
王广州认为，要想提高生育率，首先要分析是何种因素阻碍其回升。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二孩政策出台以后给女性带来的更多是损失而非收益。二孩政策的放开，加剧了女性实现自身价值与家庭生育职能的冲突。对于家庭而言，特别是有职业的母亲来说，生育将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还会影响收入。
继续放开生育？
二孩政策放开以后并没有想象中的人口激增，2017年出生人数已经比2016年减少，2019更是达到了历史的低谷。2019年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4‰，是除1960年外新中国历史上最低水平。
我国的生育政策已经走到了一个转折点，蔡昉提出要尽快实现家庭自主生育。恒大研究院任泽平近日发布报告建议先放开三孩。然而在二孩遇冷的大背景之下，开放三孩的效果能有多大，仍然是个问号。
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已经证明，全面放开两孩政策会导致女性在职场中受到更多歧视，对于未生育过的女性来说，她们遭遇更为严重的劳动市场性别歧视，女性员工可能会有两次生育，使企业用工成本增加;对于已婚已育一胎的职业女性，本来就是职场中的弱势群体，再次生育的可能性会使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在全面二孩之后，很多公司在招聘女员工时更加看重员工的生育状况，一些女性为了获得职位，不得不在简历中写明“已婚已二育”。
“从这个层面来说全面两孩政策对于职业女性来说是十分不利的，为了保障自身利益，女性可能不会选择生育多个孩子。”王广州说。
张熠认为，通常中产阶层生育率最低，全面放开生育很难激励中产阶层再生育三孩。我国也并非完全的生育控制，主要是通过社会抚养费的方式调控生育，高净值人群愿意生育多子女的部分已经生育了，因此完全放开生育率带来的生育增加主要来自欠发达农村地区。除非提高这些地区的教育投入，否则会牺牲生育质量来换取有限的生育率提高，对国家长远发展并不有利。
王广州表示，中央“十四五”规划已经提出，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关键是如何落实。（文中丁逸、王蓉、刘筠均为化名）
远在四川泸州乡下的王蓉生完两个女儿之后，虽然婆家还想让她继续生个男娃，但她下定决心不生了。“即使国家放开三胎也不生了。现在农村养孩子也得吃几百块钱一罐的奶粉，不吃奶粉孩子就是长得慢，孩子多了养不起。”她说。
如今，无论在一线城市，还是广大农村地区，育龄妇女普遍出现了生育意愿下降的现象，导致我国正在从“政策性低生育”进入“内生性低生育”。虽然是否已经跌入“低生育陷阱”还没有定论，但生育率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已被广泛认可。民政部部长李纪恒近日撰文指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是什么阻碍了女性的生育意愿？生育成本居高不下、生育年龄延迟、受教育程度提高、生育丧失机会成本、自我意识苏醒等都是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教育水平提高是近年来影响生育率变化的重要因素，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多孩的比例就会大幅减少。
这项研究的作者之一、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王广州接受采访时称，未来育龄妇女生育水平超过1.40的可能性不大，当前迫切需要消除影响生育的障碍性因素，采取鼓励生育的措施。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近日也撰文称，按照一般规律，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很难再回到2.1的更替水平，但应该尽可能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如回升到更接近1.8的水平。因此，“十四五”应稳妥推进生育政策改革，尽快实现家庭自主生育。
与此同时，也要推进配套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降低养育孩子的家庭成本，形成育儿友好型的社会环境，提高家庭生育意愿和养育子女的能力。
“内卷”的育儿路
丁逸说，虽然觉得孩子可爱，但并不觉得是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她对很多方面充满浓厚的探索兴趣，每一个兴趣都需要时间和专注度，培养孩子需要大量时间精力，这与个人多元发展和成长冲突。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员张熠称，阻碍女性生育的因素很多，生育成本是首要因素，生育成本包括生育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直接成本有教育成本，目前家庭对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大;有住房成本，多生育子女带来居住空间减少，房价高企导致成本上升;有照料成本，例如月嫂、聘请保姆、托幼等费用。
间接成本则包括时间成本和职业生涯受损。无论家庭教育还是照料都需要大量时间，根据国际经验，生育两个孩子以上会极大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而且不可恢复。
王蓉说，她是生完两个孩子后从广东打工地返乡的，当她回家探亲时看到作为留守儿童的女儿们满身泥巴地迎接她时，就决定把两个孩子带到打工地抚养，但去了广东之后发现教育费、生活费都大增，最后决定回乡自己带孩子。
“村子里也有生三个的，但也不多见了。大部分都是两个，如果头胎生了儿子，有的也只生一个，因为养儿子的成本很高，农村要给盖房子娶媳妇，父母的负担很重。”王蓉说。
王蓉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却是一位见过世面的“打工人”，她也不想“放养”孩子，也想让孩子吃得好、长得壮，能够接受好的教育，而这些无疑都需要钱。
“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的数据分析报告显示，在关于育龄妇女不打算生育的原因中，首要原因就是“经济负担重”，占比高达58.9%;其次是“没人带小孩”，占27.0%，第三位的原因是“養育孩子太费心”，占比为26.6%。
张熠认为，影响女性生育观念的还包括社会观念和闲暇需求的改变，过去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多子多福观念影响很深的国家，但在新的世代身上，这种观点已经改变，他们更强调个人的空间、生活品位、闲暇，而不是花在养育子女身上，这些改变是持续的。
育龄女性遭遇“生育惩罚”
刘筠在被裁员之前，在一家国际知名的外企工作。三年前在丈夫的强烈要求之下，她生了第二个孩子。此前她一直都不想要二胎，工作忙、家里老人年龄大没法帮着带孩子，孩子出生之后，她请了阿姨帮忙带，但没过多久，她就被裁员了。她给几家心仪的公司投递简历后，石沉大海，于是她干脆辞掉了阿姨，自己在家带老二。
刘筠的经历用人口学的概念来说，叫做“生育惩罚”，即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由于生育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天津财经大学统计学院姜甜、段志民的一项研究显示，育儿时间对女性当期收入具有显著不利影响，生育惩罚效应确实持续性存在，并且持续两年。
王广州认为，要想提高生育率，首先要分析是何种因素阻碍其回升。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二孩政策出台以后给女性带来的更多是损失而非收益。二孩政策的放开，加剧了女性实现自身价值与家庭生育职能的冲突。对于家庭而言，特别是有职业的母亲来说，生育将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还会影响收入。
继续放开生育？
二孩政策放开以后并没有想象中的人口激增，2017年出生人数已经比2016年减少，2019更是达到了历史的低谷。2019年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4‰，是除1960年外新中国历史上最低水平。
我国的生育政策已经走到了一个转折点，蔡昉提出要尽快实现家庭自主生育。恒大研究院任泽平近日发布报告建议先放开三孩。然而在二孩遇冷的大背景之下，开放三孩的效果能有多大，仍然是个问号。
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已经证明，全面放开两孩政策会导致女性在职场中受到更多歧视，对于未生育过的女性来说，她们遭遇更为严重的劳动市场性别歧视，女性员工可能会有两次生育，使企业用工成本增加;对于已婚已育一胎的职业女性，本来就是职场中的弱势群体，再次生育的可能性会使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在全面二孩之后，很多公司在招聘女员工时更加看重员工的生育状况，一些女性为了获得职位，不得不在简历中写明“已婚已二育”。
“从这个层面来说全面两孩政策对于职业女性来说是十分不利的，为了保障自身利益，女性可能不会选择生育多个孩子。”王广州说。
张熠认为，通常中产阶层生育率最低，全面放开生育很难激励中产阶层再生育三孩。我国也并非完全的生育控制，主要是通过社会抚养费的方式调控生育，高净值人群愿意生育多子女的部分已经生育了，因此完全放开生育率带来的生育增加主要来自欠发达农村地区。除非提高这些地区的教育投入，否则会牺牲生育质量来换取有限的生育率提高，对国家长远发展并不有利。
王广州表示，中央“十四五”规划已经提出，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关键是如何落实。（文中丁逸、王蓉、刘筠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