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11月7日，是《中国青年报》复刊35周年，在这里，我们刊出毛浩先生的讲演稿，一方面回顾中青报35年的历史足迹，另一方面，对如何办好全媒体时代的纸媒引以思考。
　　各位新同事：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大家做个交流。我是1984年到报社的，那个时候——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中青报最辉煌的黄金时代，我有幸躬逢其盛。后来又历经报社20多年的变迁，作为一个次老报人——川总、春龙他们是复刊后的第一拨，我们应该算是第二拨——对《中国青年报》的文化传统有一些感受和思考。在这儿做一个交流，供大家参考。我交流的题目是“全媒时代的中青报文化。2008年“5.12”，就是汶川地震的那天，我参加北大财经班10周年的一个庆祝活动，听林毅夫教授做了一次题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讲演。那个时候，林毅夫已经被任命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即将赴任。在他赴任之前，做了一次演讲，讲的不是经济话题，讲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林先生从世行回来后的经济观点我不敢苟同，但当时他的这次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讲演给了我很多启发。他借用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将文化分为器物、组织和价值三个层面，而组织与价值层面的文化并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关键在于他们是否能够跟先进的经济基础形成自洽。他就认为，以儒教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并不天然落后于基督教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黄色文明”并不天然落后于“蓝色文明”。相反，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也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形成器物、组织和价值在更高层次上的自洽，从而承载起中国的现代化。这个演讲当时给了我很大启发，也引起了我一些思考。中国传媒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全媒体时代，报纸不仅要跟报纸竞争，还要跟电视、网络竞争；体制内的媒体也不仅是跟体制内的媒体竞争，还要跟市场化的媒体去竞争。市场一体，赢家通吃。央视的奥运转播灭了其他电视台，也灭了纸媒的赛事报道。根据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在未来几年内，除了少数几家报纸将会保留事业单位之外，其他大多数媒体都将会转制。本报保留为事业单位，但列为时政二类，没有财政补贴。即便是作为时政一类的《人民日报》，也只是获得了政策性支持或一定财政补贴，你的注意力和影响力和更宽裕一点的经济环境仍然需要到市场上去争取。在全媒时代，中青报的文化传统是否就过时了？怎么变革？怎样在报道方式、传播形式以及体制机制、核心价值三个方面形成新的自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我2009年4月份的时候去了一趟俄罗斯，专门去考察了《共青团真理报》。本报创刊的时候就是学习《共青团真理报》，去苏联学习回来创办的《中国青年报》。他们目前已经是俄罗斯第一大报，日报发行85万份，它的周末版很厉害，300万份。办有电台，正在筹办电视台，是非常牛的一家媒体。在美国，没有政府买单的报纸。政府买单的媒体只有一家，就是“美国之音”电台。它是二战期间，为了对跟它交战的那些国家进行宣传创立的，二战结束后还延续下来。但是它的广播只能是对境外，不能是对国内播放的。话头再找回来。既然器物和组织方面我们都没有优势，那为什么迄今我们还能在业内保持一定的领先呢？我认为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在起作用。中青报的价值体系是历代中青报人心血的凝聚，这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呵护、传承和光大这些核心价值，是全体中青报人的天赋使命。除了党报机关报共有的核心价值，中青报还有以下格外突出的核心价值，我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点：追求公平、公开的新闻理想；不唯上，不唯下，只唯实的大报气质；跌肩担道义、经时济世的家国情怀；勤于探索、引领风气的先锋意识和崇尚民主、尊重个性的团队精神。1993年，国内出现过一个轰动一时的沈太福集资案。大家可能现在不太知道，但是当时是非常轰动的。据当时经济蓝汛的主编王安回忆，因为集资是非常需要媒体的配合的，为了滚打集资的“雪球”，沈太福用了3干多万做“红包攻势”。当时的3千多万大家可以想想有多厉害，把包括当时的《科技日报》社长李校时在内的一大批记者和社会名流都拉下了水。当时国内新闻界只有中青报独家刊发了一篇叫《长城上吊起个馅饼谁敢咬？》的稿件对它提出了质疑。这个案子后来东窗事发，沈太福要做最后一搏，他自己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要状告当时央行的行长李贵鲜。在那个时候，你想这种事情多么具有轰动性，同时刊登这样的稿件要多大胆。但是也只有本报刊登了这条消息。就因为刊登了这条消息就引发了外界对中青报被公关的传言，当时也有传言说王安跳楼自杀了。清查小组也不相信能有媒体逃得过这么强大的红包攻势，就查。后来实在查不出什么，就说新闻发布会上发的那个车马费，你们领了没有退。王安就说，肯定是你们自己内部的人领了，不信我们就做司法鉴定。就这样这件事情才最后不了了之。10年过去后，当繁峙矿难包括4名新华社记者被金元宝收买的丑闻公开后，我们才知道当时几乎所有的记者都打道回府了，只有中青报的记者坚持留下来发出了揭示真相的报道。刘畅因此获得了长江新闻奖。在本报60多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被金钱收买而放弃揭示真相的丑闻。当然别的事情出过，但是像这种事从来没有出现过。快30年过去了，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在中青报发稿时候的情形。那天晚上睡不着觉，跑到印刷厂区看印报纸，看机器把报纸一张一张地印出来。当时报纸的发行量是100万份。当时那个感觉确实挺好的。直到现在看《新闻编辑室》仍然看得心潮澎湃。借助报纸的广泛传播，可以用笔去遏制一些罪恶，推动一下问题的解决，甚至改变一些人的命运。这种成就感可能每一个新闻从业者都曾经有过。但是，在《中国青年报》，这种人性中的崇高感在一个强大的气场中被有效地凝聚，相互感染，不断强化，内化为传统，树立为标准，使这里终成一块理想主义的高地。所以问刘畅为什么不拿金元宝，他开玩笑说“那金元宝太轻了”。为追求公平、公正，突破新闻的遮蔽，中青报打过许多的经典战例。有过被当地政府收缴的经历，也有过缠讼10多年最终败诉的记录。但更多的记忆是胜利的喜悦和职业的快感。张建伟写出《第五代》的时候，有人在报社的门口贴出《中国青年报》万岁“的标语。1998年抗洪的时候，因为贺延光比其他媒体提前了好几天从现场发回”九江决堤“的消息，所以我们当时抗洪的记者遇到部队警戒的时候，一说是中青报记者，他就会放行。刘万永常年追踪退休高官王亚忱，直至最后王被法办。在法庭的时候有一次万永差点被打了，每个故事都会产生巨大的激励，从而催生新的故事。我觉得这就是传承。在今天，理想主义仍然是我们新闻决胜的一个重要的保证。SAKS流行期间，我们的记者会逆大多数人流的方向进入重症病房；当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有众多的记者争着要去那些最危险的地方。这都是理想主义的传统，她仍然是我们新闻决胜的重要保证。第二点，关于不唯上，不唯下，只唯实的大报气质。马克思说过，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理论家，成为这个阶段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代言人。但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他自己很可能不是无产阶级，可能更多的是律师、教授或者是记者。我认为一家大报因为聚集了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由于媒体的特性，他们接触的现实面更广，离决策层也更近，如果有足够的理性和勇气，他们就应该在大是大非面前有自己独立的判断。1978年本报刚刚复刊时，本报文艺部的记者顾志成开始调查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被姚文元陷害的情况。当时“四人帮”虽然已经垮台了，但是大规模平反昭雪的工作还没有开始。因为记者出去调查的时间太长了，中间想抽个空去邮局给家里寄封信，在邮局看到报纸，才知道三中全会正在召开。由于张扬是被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批准逮捕的，而这时候那位省委书记正是中央领导，因此虽然这个案情很清楚，但是平反工作还是遇到了重重阻力。正是抱着不管是谁错了就要改的信念，中青报刊出了记者的调查报道，并连续三个月载《第二次握手》。一时洛阳纸贵，中青报复刊后的这一次战役取得成功，报纸由此声威大震。细说起来，本报刊登“四五诗抄”的时侯，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搞民工潮报道的时候，公安部还在下“封堵盲流”的通知；刊发《第五代》的时候，也正是留学生政策正在收紧的时候。这就是大报，胸有定见，卑亢有度，敢为先声。我记得我刚到报社的时候，当时军事部有一个记者，叫李伟中，是当时非常有名的记者。有一次，他写了一篇批评稿，当地的领导就到报社找当时的总编辑徐祝庆。李伟中是一个非常好的记者，但是有一个冲动型的性格，听到消息就冲上楼，冲到老徐的办公室去跟这个领导理论。这个领导勃然大怒，就跟老徐说，你让他出去！老徐憋红了脸，憋了半天，然后轻声地说了一句，我认为他可以不出去。他的回答滴水不漏，态度也很好，但是他觉得不管这篇稿子本身怎么样，这种态度应该是平等的。后来这篇稿件确实也没有刊出，那是因为稿件本身有问题。但是老徐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唯下，不从众，这也是大报的重要特质，可能有时候做起来还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