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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迅速展开，中国思想界迎来“解冻的日子”。35年过去了，重读这段记述历史的文字，回望暖意与春寒的交锋，仍会让人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一篇文章，会有这么大的震撼力，这么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特别是在没有中央发出通知要各报必须转载的情况下，大家能够如此地齐声呼应，一唱百和，足见文章深得民心，深孚众望，道出了人民的心声，说出了人们憋在心口里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这，也就有如人们所常说的那句话：“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不过，有些失道者并不认为自己是失道，而却认为是卫道，是把握住了人间的正道。他们这样做，如果不是出于政治上的某种需要，起码是出于思想认识上的障碍，因而，对于石破天惊、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实》文，便认为是大逆不道。而这种思想，一且出现在某些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人的头脑里，出现在某些理论权威人物的头脑里，进发的怒气就是势崩雷电，肃杀凌厉，他们可以凭借着手中的权力和理论权威的实力，形成咄咄逼人、窒人气息的强大压力。
首先出来进行指责的，是毛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人民日报》原总编辑。他在5月12日当晚就打电话给胡绩伟，指责《人民日报》不该转载此文，说这篇文章很坏很坏，犯了方向性错误，政治上的问题更大。文章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真理开始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性的错误。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砍旗。文章批判林彪的“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吗？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如果都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
紧接其后，5月13日《红旗》杂志社社长也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曾涛，说新华社不应当转发那篇文章，转发是个大错误。后来，他又对人说：“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子的！”
当然，出现接连发难与挑战，绝不是偶然的。人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些发难的背后都是有一定的政治背景，都得到更高的权力和权威人物的支持。
5月17日，《红旗》杂志社任命了新社长。他到任的当天就找杂志社的四位核心小组成员谈话，说《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人民日报》前不久发表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些文章是有问题的，我是有不同意见的。有些报纸，用一个版、两个版来发表什么特约评论员文章，认为他们是代表中央讲话的。到底代表不代表？很难说。现在是要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不是要强调发展与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
5月18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找《红旗》杂志的前任与新任社长谈交接工作问题时，点名地批评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说：“这两篇文章，当时看来还可以，现在看来问题很大，是针对毛主席来的。这不是中央的想法，不知这是代表哪个中央的？报刊要谨慎，要有党性，不要以个性代表党性。在理论问题上要把关，而且‘要把关把严’，‘要遵守组织纪律’，‘没有把握的问题要请示’。我再忙，也要抽时间来看。”最后，明确地提出，要“总结经验，统一认识，下不为例。”
5月19日，《红旗》杂志社社长在《红旗》编辑部传达了这位负责人的指示，并明确表态说：“理论问题要慎重，这点特别要注意。在理论问题上，是捍卫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呢，还是没有捍卫？这个问题，是要很好考虑的。”
与此同时，也就是在5月18日的晚上，当时的中宣部部长召集在京参加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市委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座谈会上，专门针对《光明日报》的《实》文和《人民日报》的《按劳分配》一文发了言，态度十分明确地说：“理论问题要慎重！对于那两篇文章，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男一种意见说很不好。”“大家可以看看，小范围可以议论议论，发表不同意见，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毛主席生前对省市委负责同志讲，不论从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
如果说，这还只是不动声色的挑战，不表态的表态，而在两个月后，他在去东北三省视察，在吉林省宣传干部会议上则态度鲜明、声色俱厉地下令讨伐说：“国内外阶级敌人，都在骂毛主席，恶毒地攻击毛主席。……人民内部呢，也有些思想动态值得注意。比如，在我们宣传战线上有个别人不承认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说我们原来把毛主席当作神了，那就是说我们信仰毛主席是宗教信仰，把他当作神了，迷信了。这完全是污蔑。…‘我们只能宣传一个领袖，过去宣传毛主席，现在宣传华主席。”
5月15目，杨西光被通知去中宣部参加一个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的会议。在会上，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在讲话中，直截了当地点了《光明日报》的《实》文和《人民日报》的《按劳分配》一文。同时，也几次地点了胡耀邦的名。他说：“党报要有党性，党性与个性的关系，是个性要服从党性。《红旗》是党的刊物，《人民日报》是党报，新华社是党的喉舌，《光明日报》也是党报。党性与个性要摆得对。允许个性，但个性要服从党性，个性不能超过党性。我们要对党、对人民负责。现在，我们党性还不够强，路线觉悟不高！宣传要对党负责，党性第一，个性要服从党性，不能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冲击，就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钱不值。最坏的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还有一些特约评论员，写的东西不好。特约，是谁吗？不知道！”“特约评论员文章可要注意，有几篇不是那么恰当，不要图一时好过！”
7月份，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去山东视察，在济南同山东省委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提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他说，对于这样的文章概括起来，只能是三句话：“一不要砍旗子，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一时间，真是乌云滚滚，低压城池。在这紧张得弦绷欲断的氛围里，杨西光知道自己头顶着的压力有多么大。虽然有些责难是对着《人民日报》与新华社的，还有全国各地其他许多报纸的，但是如果归终地追究责任，最后还是要落到他的头上，因为《实》文虽是遍地开花，但始作俑者，是他杨西光一人。如有惩罚的鞭子落下来，别人侥幸能够躲过，他是绝对逃脱不了的。
有一段时间，他自感压力沉重。外面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杨西光一上任就犯了个大错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有的说，《人民日报》也跟着犯了错误，中央已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了。有的说，文章作者应该提升为教授，有的说，应该逮捕关进监狱里。有位县委书记。甚至在《实》文发表十个多月之后的一次讨论会上还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坚持‘两个凡是’。”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文的当天晚上，已经是夜半子时了，胡绩伟几经辗转周折终于找到了住在友谊宾馆里的杨西光，向他复述了《人民日报》原总编辑电话中的指责内容，顿时使得他不由得一阵阵紧张起来，沉重起来。他虽然事先已经有过种种思想准备，估计会引起责难和祸患，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来得这么迅速，打击的分量是如此的沉重和猛烈。放下电话，他沉思了好长一阵子，随后平静地对身边妻子说：“我要挨批了，你要有思想准备。不过，你别担心，也别害怕！我是什么都不怕的，我都六十多岁了，‘文革’也过来了，还怕什么？”
妻子知道他的心，知道他的理念，也知道他今天所做的这一桩彻底地与“两个凡是”做生死搏斗的宣战檄文，知道真理和正义是在他这一边的，至于因为真理而要做出多么大的献身，已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妻子，心里自然是有准备的。既然对党和祖国埋下了深沉的爱恋，要把一束最纯洁的真理之花捧献给她，难道还吝惜付出多少代价吗？丹东能够把自己的心扒出来当作火炬，照亮昏暗，为世人解除困惑，我们还有什么难以割舍的呢？于是，她也用同样平静的语气，找出许多话来安慰他，也就是说，用同样的决心和信念来支持他。
她知道，他心中激荡的风潮，已经逐渐地平静下来。这从他的眼神和呼吸的频率中，便看得出来。她知道此时此刻，尽管外面的疾风暴雨、闪电雷鸣都还在继续，而他内心里的冰冻火烧，却都已熄灭了。他渐渐地合上了眼睛，安静地、坦然地睡着了。因为，他实在是太累了！
妻子坐在他的身边，却怎么也睡不着。她目光深情地望着他那疲惫不堪的瘦弱身躯。她想起他在“文革”中遭受的磨难，想起七年的囚禁和数不清的批斗、凌辱与折磨，他的第一个妻子因为遭受残酷迫害而含冤殒命，两个儿子被禁闭的禁闭，被发放的发放，这百般的摧残使得他一身是病，严重的肺气肿，爬一层楼梯，中间要喘喘吁吁停下两三次。瘦得也很可怜，剩下的只是一身永远那么坚强如钢的硬骨头。
伴着他均匀的呼吸，妻子竟然潸然泪下。这不是怜悯，也不是辛酸，而是感动，是骄傲。
凌晨，他从沉睡中醒过来时，对妻子说，在他承担巨大压力的日子里，党校那边有个同志传过话来，说如果有事，让他自己承担，不能上推下卸。他坦然一笑地对妻子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还要别人提醒吗？我是那种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人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那样残酷的逼供信情况下，我都从来没有上推下卸，牵连到什么人。他们不了解我，你是了解我的！你要知道，我是从来不违背良知的。良知，是我做人永不违背的准则。”
有一次，一个同志来看望他，他非常坚定地说：“外面都说我犯了错误。我犯什么错误了？”他还像前次回答妻子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那样，充满着坚定不移的信心，说：“我没有错误，我们没有错误。错误的，是他们！”
人们听到了他的话，深受感动，也大受鼓舞，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信心，相信真理就是真理，它必定是颠扑不破的；能够颠扑破了的，必然不是真正的真理。人们记起，还在《实》文发表之前的一个周末，他就在报社编委会上，明确地表态说：“这是一场事关中国命运的尖锐的政治斗争。如果结果好，那是我们大家所共同期待的；如果结果不好，因此而受到了误解，甚至受到了组织处理，由我承担全部责任。”
散会，他没有走，一个人沉默地坐在小会议室里，面对着已是暮霭苍茫、万家灯火的窗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烟，上下起伏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情绪激昂而又沉重，奋亢而又忧郁，上升时犹如涌起的浪峰可以顶触到低压的乌云，跌宕下来，又如低落到阴暗的幽谷里，深不可测。无论涌起多高，跌落多深，他心中的那颗希望之星却一直闪亮，没有隐退，也没有陨落，尽管波涛一直在疯狂地翻滚和凶猛地涌动。他就这样孤寂沉闷地静坐了半个多钟头，忽然抬头看见秘书章列兵还坐在对面的一个角落里，心情不由得又有了触动，转过身来亲切地对秘书说：“列兵呀，你能不能将我方才在会上讲的话，整理出个文字材料来！”秘书完全能够理解到他的心情，回去后马上整理出个800多字的材料。他看了看，点点头说：“好，与我的思想没有出入！”接着，又看过两遍，本想再说点什么，但秘书等了半天，终于也没见他再有什么话。不过，秘书已经清楚地感觉到，总编辑是在让他将这份材料妥当地保管好，这是他交出的一份“政治遗嘱”。如果一旦《实》文出了什么事，惹起多大的祸患与灾难来，这份“政治遗嘱”就是他向党、向人民留下来的最后几句话。
其实，那时候人们的团队精神还是很强烈的。在《实》文的整个组稿、编排、一再修改、锤炼、充实、升华，乃至于部署火力、协同作战、横空出世、惊天动地的爆发的过程中，觉醒了的理论战士，都是抱着“甘冒风险、共担责任、互相支持、协同努力”信念的，决不肯让总编辑一个人独罹祸患灾难的。当然，大家的心里都明白，总编辑杨西光冒的风险是更大的，他是站在首当其冲的位置上。如今，人们看到他如此的大义凛然，怎能不使人更受感动。在他这种为着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感召下，原来不同意发表《实》文、认为发表了“就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的那位编辑，也奋勇当先，大力支持总编辑的义举。后来，他自己也代一位老一辈革命家起草一篇纪念周总理的文章，其中有两句话说：“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意见书’，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文章发表后，受到一位职位很高的领导人的指责，他感到沉重的压力，去找总编辑来述说。总编辑笑说：“你怕什么呢？上边，不是还有我给你顶着吗？”总编辑这种勇担责任的政治良心，深深地感动了那位理论部编辑。
古代有两句赞咏真正的无畏勇士的诗，叫作“唯大将军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杨西光不是一个将军，但他在组织发表《实》文的这场战斗中，镇定自若、临危不惊的勇敢，确有一个将军的风度，而且因为无私无畏、无欲无求，则能够更刚强，更勇敢，能够真正地由必然王国走进自由王国，成为一个能本色的将军和勇于追求真理的战士。
（本文摘自《杨西光传》，光明日报出版社201 1年6月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一篇文章，会有这么大的震撼力，这么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特别是在没有中央发出通知要各报必须转载的情况下，大家能够如此地齐声呼应，一唱百和，足见文章深得民心，深孚众望，道出了人民的心声，说出了人们憋在心口里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这，也就有如人们所常说的那句话：“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不过，有些失道者并不认为自己是失道，而却认为是卫道，是把握住了人间的正道。他们这样做，如果不是出于政治上的某种需要，起码是出于思想认识上的障碍，因而，对于石破天惊、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实》文，便认为是大逆不道。而这种思想，一且出现在某些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人的头脑里，出现在某些理论权威人物的头脑里，进发的怒气就是势崩雷电，肃杀凌厉，他们可以凭借着手中的权力和理论权威的实力，形成咄咄逼人、窒人气息的强大压力。
首先出来进行指责的，是毛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人民日报》原总编辑。他在5月12日当晚就打电话给胡绩伟，指责《人民日报》不该转载此文，说这篇文章很坏很坏，犯了方向性错误，政治上的问题更大。文章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真理开始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性的错误。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砍旗。文章批判林彪的“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吗？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如果都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
紧接其后，5月13日《红旗》杂志社社长也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曾涛，说新华社不应当转发那篇文章，转发是个大错误。后来，他又对人说：“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子的！”
当然，出现接连发难与挑战，绝不是偶然的。人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些发难的背后都是有一定的政治背景，都得到更高的权力和权威人物的支持。
5月17日，《红旗》杂志社任命了新社长。他到任的当天就找杂志社的四位核心小组成员谈话，说《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人民日报》前不久发表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些文章是有问题的，我是有不同意见的。有些报纸，用一个版、两个版来发表什么特约评论员文章，认为他们是代表中央讲话的。到底代表不代表？很难说。现在是要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不是要强调发展与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
5月18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找《红旗》杂志的前任与新任社长谈交接工作问题时，点名地批评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说：“这两篇文章，当时看来还可以，现在看来问题很大，是针对毛主席来的。这不是中央的想法，不知这是代表哪个中央的？报刊要谨慎，要有党性，不要以个性代表党性。在理论问题上要把关，而且‘要把关把严’，‘要遵守组织纪律’，‘没有把握的问题要请示’。我再忙，也要抽时间来看。”最后，明确地提出，要“总结经验，统一认识，下不为例。”
5月19日，《红旗》杂志社社长在《红旗》编辑部传达了这位负责人的指示，并明确表态说：“理论问题要慎重，这点特别要注意。在理论问题上，是捍卫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呢，还是没有捍卫？这个问题，是要很好考虑的。”
与此同时，也就是在5月18日的晚上，当时的中宣部部长召集在京参加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市委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座谈会上，专门针对《光明日报》的《实》文和《人民日报》的《按劳分配》一文发了言，态度十分明确地说：“理论问题要慎重！对于那两篇文章，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男一种意见说很不好。”“大家可以看看，小范围可以议论议论，发表不同意见，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毛主席生前对省市委负责同志讲，不论从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
如果说，这还只是不动声色的挑战，不表态的表态，而在两个月后，他在去东北三省视察，在吉林省宣传干部会议上则态度鲜明、声色俱厉地下令讨伐说：“国内外阶级敌人，都在骂毛主席，恶毒地攻击毛主席。……人民内部呢，也有些思想动态值得注意。比如，在我们宣传战线上有个别人不承认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说我们原来把毛主席当作神了，那就是说我们信仰毛主席是宗教信仰，把他当作神了，迷信了。这完全是污蔑。…‘我们只能宣传一个领袖，过去宣传毛主席，现在宣传华主席。”
5月15目，杨西光被通知去中宣部参加一个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的会议。在会上，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在讲话中，直截了当地点了《光明日报》的《实》文和《人民日报》的《按劳分配》一文。同时，也几次地点了胡耀邦的名。他说：“党报要有党性，党性与个性的关系，是个性要服从党性。《红旗》是党的刊物，《人民日报》是党报，新华社是党的喉舌，《光明日报》也是党报。党性与个性要摆得对。允许个性，但个性要服从党性，个性不能超过党性。我们要对党、对人民负责。现在，我们党性还不够强，路线觉悟不高！宣传要对党负责，党性第一，个性要服从党性，不能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冲击，就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钱不值。最坏的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还有一些特约评论员，写的东西不好。特约，是谁吗？不知道！”“特约评论员文章可要注意，有几篇不是那么恰当，不要图一时好过！”
7月份，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去山东视察，在济南同山东省委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提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他说，对于这样的文章概括起来，只能是三句话：“一不要砍旗子，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一时间，真是乌云滚滚，低压城池。在这紧张得弦绷欲断的氛围里，杨西光知道自己头顶着的压力有多么大。虽然有些责难是对着《人民日报》与新华社的，还有全国各地其他许多报纸的，但是如果归终地追究责任，最后还是要落到他的头上，因为《实》文虽是遍地开花，但始作俑者，是他杨西光一人。如有惩罚的鞭子落下来，别人侥幸能够躲过，他是绝对逃脱不了的。
有一段时间，他自感压力沉重。外面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杨西光一上任就犯了个大错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有的说，《人民日报》也跟着犯了错误，中央已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了。有的说，文章作者应该提升为教授，有的说，应该逮捕关进监狱里。有位县委书记。甚至在《实》文发表十个多月之后的一次讨论会上还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坚持‘两个凡是’。”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文的当天晚上，已经是夜半子时了，胡绩伟几经辗转周折终于找到了住在友谊宾馆里的杨西光，向他复述了《人民日报》原总编辑电话中的指责内容，顿时使得他不由得一阵阵紧张起来，沉重起来。他虽然事先已经有过种种思想准备，估计会引起责难和祸患，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来得这么迅速，打击的分量是如此的沉重和猛烈。放下电话，他沉思了好长一阵子，随后平静地对身边妻子说：“我要挨批了，你要有思想准备。不过，你别担心，也别害怕！我是什么都不怕的，我都六十多岁了，‘文革’也过来了，还怕什么？”
妻子知道他的心，知道他的理念，也知道他今天所做的这一桩彻底地与“两个凡是”做生死搏斗的宣战檄文，知道真理和正义是在他这一边的，至于因为真理而要做出多么大的献身，已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妻子，心里自然是有准备的。既然对党和祖国埋下了深沉的爱恋，要把一束最纯洁的真理之花捧献给她，难道还吝惜付出多少代价吗？丹东能够把自己的心扒出来当作火炬，照亮昏暗，为世人解除困惑，我们还有什么难以割舍的呢？于是，她也用同样平静的语气，找出许多话来安慰他，也就是说，用同样的决心和信念来支持他。
她知道，他心中激荡的风潮，已经逐渐地平静下来。这从他的眼神和呼吸的频率中，便看得出来。她知道此时此刻，尽管外面的疾风暴雨、闪电雷鸣都还在继续，而他内心里的冰冻火烧，却都已熄灭了。他渐渐地合上了眼睛，安静地、坦然地睡着了。因为，他实在是太累了！
妻子坐在他的身边，却怎么也睡不着。她目光深情地望着他那疲惫不堪的瘦弱身躯。她想起他在“文革”中遭受的磨难，想起七年的囚禁和数不清的批斗、凌辱与折磨，他的第一个妻子因为遭受残酷迫害而含冤殒命，两个儿子被禁闭的禁闭，被发放的发放，这百般的摧残使得他一身是病，严重的肺气肿，爬一层楼梯，中间要喘喘吁吁停下两三次。瘦得也很可怜，剩下的只是一身永远那么坚强如钢的硬骨头。
伴着他均匀的呼吸，妻子竟然潸然泪下。这不是怜悯，也不是辛酸，而是感动，是骄傲。
凌晨，他从沉睡中醒过来时，对妻子说，在他承担巨大压力的日子里，党校那边有个同志传过话来，说如果有事，让他自己承担，不能上推下卸。他坦然一笑地对妻子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还要别人提醒吗？我是那种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人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那样残酷的逼供信情况下，我都从来没有上推下卸，牵连到什么人。他们不了解我，你是了解我的！你要知道，我是从来不违背良知的。良知，是我做人永不违背的准则。”
有一次，一个同志来看望他，他非常坚定地说：“外面都说我犯了错误。我犯什么错误了？”他还像前次回答妻子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那样，充满着坚定不移的信心，说：“我没有错误，我们没有错误。错误的，是他们！”
人们听到了他的话，深受感动，也大受鼓舞，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信心，相信真理就是真理，它必定是颠扑不破的；能够颠扑破了的，必然不是真正的真理。人们记起，还在《实》文发表之前的一个周末，他就在报社编委会上，明确地表态说：“这是一场事关中国命运的尖锐的政治斗争。如果结果好，那是我们大家所共同期待的；如果结果不好，因此而受到了误解，甚至受到了组织处理，由我承担全部责任。”
散会，他没有走，一个人沉默地坐在小会议室里，面对着已是暮霭苍茫、万家灯火的窗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烟，上下起伏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情绪激昂而又沉重，奋亢而又忧郁，上升时犹如涌起的浪峰可以顶触到低压的乌云，跌宕下来，又如低落到阴暗的幽谷里，深不可测。无论涌起多高，跌落多深，他心中的那颗希望之星却一直闪亮，没有隐退，也没有陨落，尽管波涛一直在疯狂地翻滚和凶猛地涌动。他就这样孤寂沉闷地静坐了半个多钟头，忽然抬头看见秘书章列兵还坐在对面的一个角落里，心情不由得又有了触动，转过身来亲切地对秘书说：“列兵呀，你能不能将我方才在会上讲的话，整理出个文字材料来！”秘书完全能够理解到他的心情，回去后马上整理出个800多字的材料。他看了看，点点头说：“好，与我的思想没有出入！”接着，又看过两遍，本想再说点什么，但秘书等了半天，终于也没见他再有什么话。不过，秘书已经清楚地感觉到，总编辑是在让他将这份材料妥当地保管好，这是他交出的一份“政治遗嘱”。如果一旦《实》文出了什么事，惹起多大的祸患与灾难来，这份“政治遗嘱”就是他向党、向人民留下来的最后几句话。
其实，那时候人们的团队精神还是很强烈的。在《实》文的整个组稿、编排、一再修改、锤炼、充实、升华，乃至于部署火力、协同作战、横空出世、惊天动地的爆发的过程中，觉醒了的理论战士，都是抱着“甘冒风险、共担责任、互相支持、协同努力”信念的，决不肯让总编辑一个人独罹祸患灾难的。当然，大家的心里都明白，总编辑杨西光冒的风险是更大的，他是站在首当其冲的位置上。如今，人们看到他如此的大义凛然，怎能不使人更受感动。在他这种为着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感召下，原来不同意发表《实》文、认为发表了“就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的那位编辑，也奋勇当先，大力支持总编辑的义举。后来，他自己也代一位老一辈革命家起草一篇纪念周总理的文章，其中有两句话说：“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意见书’，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文章发表后，受到一位职位很高的领导人的指责，他感到沉重的压力，去找总编辑来述说。总编辑笑说：“你怕什么呢？上边，不是还有我给你顶着吗？”总编辑这种勇担责任的政治良心，深深地感动了那位理论部编辑。
古代有两句赞咏真正的无畏勇士的诗，叫作“唯大将军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杨西光不是一个将军，但他在组织发表《实》文的这场战斗中，镇定自若、临危不惊的勇敢，确有一个将军的风度，而且因为无私无畏、无欲无求，则能够更刚强，更勇敢，能够真正地由必然王国走进自由王国，成为一个能本色的将军和勇于追求真理的战士。
（本文摘自《杨西光传》，光明日报出版社201 1年6月版。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