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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演员是个偶然，赵涛说，她在这条路上看到了世界。
在贾樟柯的眼里，第一次见到的赵涛就像上世纪70年代末照相馆橱窗里的女孩，削瘦、沉默。人多的时候，赵涛会沉默。找个角落坐下，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衣服总是喜欢选择黑、白、灰。
原本，赵涛打定主意过一个普通人生活，直到她碰到贾樟柯，拍了没有公映的《站台》。最初，她不了解为什么一群年轻人辛辛苦苦拍了部电影，却不能公映。对世界那些复杂的事情，她原本也不会去接触。
她不是科班出身，也没有成名的野心，几乎没拍过商业片，可在这条很多人眼中浮华的路上走了下来。
电影世界对她的改变，很少发生在其他演员身上，从这个角度，只有一个赵涛。
《我是丽》
2012年5月4日晚，赵涛高挽发髻，身穿香槟色拖尾礼服，凭借电影《我是丽》获得了意大利电影金像奖最佳女演员奖。
影片《我是丽》由意大利导演安德烈?赛格亚执导，讲述了在意大利小镇基奥贾，中国女移民孙丽与当地一名人称“诗人”的渔民之间，一段浪漫而矛盾重重的感情故事。孙丽为了儿子能够移民意大利，最终放弃了自己的爱情。
导演安德烈是一位著名的纪录片导演，这是他首次执导剧情片。他一直关注外来移民等普通人的生活状态，这与赵涛之前的作品不谋而合。
安德烈童年生活在位于小镇基奥贾的姨妈家，楼下咖啡馆里的中国女服务员就是“丽”的原型。当导演需要一个中国女演员时，法国制片人第一个想到的是赵涛。他们对电影《三峡好人》印象深刻。“丽的状态就是《三峡好人》里沈红的状态。”赵涛说。
《我是丽》能够获奖，赵涛觉得跟导演的充分沟通离不开。导演和赵涛交流如何理解人物和故事，整整聊了一个月。剧本也早已备好，并在前一年的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剧本奖。赵涛提前一个月到了意大利，她惊讶地发现剧组在两年前已经敲定好所有的拍摄场景。制片人把拍摄计划列好，提前一周将时间安排发下来，从来不做改变。制片人还因为摄影师要求多拍赵涛一个镜头而大发雷霆。“演员只需要拍戏，其他什么都不用管。”
身为中国女演员，赵涛看到了两个电影工业的不同。“在国外，有好剧本，制片人便会投钱；在国内，要拍个片子，很多是即兴创作，想剧本，需要导演拉钱。”国内拍戏，通常是开拍当天谈场景。“对演员情绪影响特别大。”有时候需要十天，却只给二三天的拍摄时间，“别说创作，能完成就不错了。”
2012年5月3日上午，赵涛在罗马总统府受到意大利总统纳波立塔诺接见。“我就是想体会一下演员受到尊重的感觉。”赵涛说，“在国内，拍片的时候，对电影人的尊重根本谈不上，真的是谈不上。”一句话，赵涛重复了两次。
13年前，当她开始踏上电影之路时，无论对电影还是这个世界，都非常陌生。
“我是个特例”
赵涛对着舞蹈教室镜子跟学生们说话的时候，不会想到，那个穿得干干净净、没有胡子的“小年轻人”会改变她的人生轨迹。对赵涛来说，“贾樟柯特别不像导演。”既没有胡子拉碴，也没有长头发和墨镜。
1999年，贾樟柯筹拍电影《站台》，到太原师范大学选女演员。他要找一个懂舞蹈、会说山西话、沉默中带着倔强的姑娘。在此之前，他和两个副导演已经花了大半年的时间，走了山西的许多地方，面试过了许多专业和非专业的女演员。到后来，贾樟柯对这个角色的选拔甚至有些灰心。
那天下课，副导演对赵涛说：“我们想找你拍片子，这是我们导演。”贾樟柯并没有一步迈过来，而是站在副导演的身后，侧过头看着赵涛，“笑得像朵花一样。”而此时的赵涛，最喜欢的电影是《狮子王》，她也没有看到过贾樟柯成名作《小武》。
三个月没有任何联系，赵涛以为这事儿“黄了”。快过年了，副导演突然打来电话说，戏要拍了，来试镜。赵涛问：“什么是试镜？”副导演不得不解释：“试镜就是拍场戏”，并约定在平遥试镜的那天，赵涛必须要在下午4点赶到，“要接天光”。
赵涛迟到了。从太原到平遥原本2个小时的车程，赵涛坐的那辆客车开了5个小时。下午6点赶到平遥，赵涛气喘吁吁地跑上城墙，由剧组的小车拉到片场，此时天光已经快没了。剧组只能随便地给赵涛穿上军装，编了两条小辫子，告诉赵涛剧情是她和恋人张军即将分开，赵涛需要从这边走到那边。赵涛并没有学过表演，她想着舞蹈要表现人物的内心，于是就在走过去的时候，心里一直念叨着：“张军要走了，张军要走了。”到眼前，赵涛不好意思看这个从未谋面的男演员，就看着斜前方说了一段话。导演喊停，此时的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赵涛的小辫子扎扎着，一根已经散掉了也不知道。她只看到贾樟柯开心地说：“非常好，非常好！”
“我的年纪和《站台》里的尹瑞娟一样，差不多是二十一二岁，会跳舞，会说山西话，也曾经在文工团实习过。我就是在演我自己。”赵涛说，拍摄《站台》的时候，“演什么像什么，演什么都对。”导演给了她特别多的自信。拍完戏，赵涛又回到学校继续教课了。
2000年，《站台》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首次“触电”的赵涛只是想把拍电影当成人生经验中的一抹颜色，并没有太多的想法。没有学习过专业表演的赵涛说：“我是个特例。”做演员纯粹是个偶然。
最初的选择
要不是因为接触电影，赵涛觉得自己会安静地做一辈子舞蹈老师。
在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后，赵涛没有选择留在北京，而是听从父亲的建议回了山西老家。当时北京有一家歌舞团向赵涛提供了工作机会，并且可以解决户口指标。“北京户口是极其有诱惑力的。”赵涛说，她却不喜欢歌舞团的工作。有演出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没演出的时候，就是在宿舍打麻将、胡闹。状态就像电影《站台》里的文工团。女孩等到了二十六七岁，就嫁人了。
父亲打来电话说，山西有个当老师的机会，当老师对女孩子来说更稳定。“凡事都要看三步，既看到这一步，也要看到接下来的两步。”在和父母商量后，赵涛回到山西，成了太原师范大学的一名舞蹈老师。
回家后，赵涛过上了稳定、平淡的生活。有时候，一个学期每天只有上午两节课。赵涛上完了课便回家陪父母。大部分时间，赵涛都是和父母、妹妹在一起，很少出去玩，每天晚上9点前回家，是雷打不动的习惯。 一连拍了贾樟柯的《站台》、《任逍遥》、《世界》几部电影，赵涛还是犹豫，要不要做一个演员。从威尼斯、戛纳回来，赵涛回到破破烂烂的教室，看到自己的学生，心里想：“威尼斯也好，戛纳也好，电影节只有15天的时间。难道你回来不过日子了吗？不能在家铺块红毯，天天过电影节。”父亲又向她重复那句话，“凡事都要看三步，既看到这一步，也要看到接下来的两步。”这个山西姑娘有着自己对现实的考量。
直到2006年，《三峡好人》获得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赵涛才辞掉了学校的工作。
这个普通家庭的普通姑娘很少关注自己生活以外的事情。最开始，赵涛对电影行业一无所知。2000年，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两侧铺满了《站台》的海报。贾樟柯兴奋地对赵涛说：“你看，全是咱们的海报！”赵涛问：“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被电影改变
她最先了解的，是剧组拍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资金是最大的问题。《站台》拍摄了大半年，超期四个多月，从过完年拍到了夏天，七月份还去张家口进行了补拍。拍摄时缺现金，制片人从香港带过来几十万元，放在出租车后备厢里忘了拿。贾樟柯的父亲通过关系，一直找这辆出租车，但没有找到。制片人找赵涛谈《站台》的片酬，赵涛说：“无所谓，给多少都行。”结算的时候，“拿了八九千块钱。”
“团队的年轻人在一起做成一件事，特别的不容易。”2000年的冬天出奇得冷。拍摄《站台》，赵涛穿着小姨的棉袄、棉裤和板鞋，刚拍了一天，手就冻得红肿起来。上厕所，赵涛发现自己根本解不开裤子。手已经冻得没有了直觉。耳朵冻得流脓水，怎么也不好。挠了破，好了再挠。收工回酒店，每次洗澡全是黑汤。汾阳刮大风，演员全都上了车，黄风漫天卷来，工作人员却在风里全力保护着机器。
这远不是最困难的事情。
最初的几年，赵涛不懂什么是“地下电影”，她甚至没问过自己出演的影片能不能上映。在国际电影节上，看到自己演的电影在国外可以进商业院线，在国内却不允许上映，赵涛不免诧异：“片子没有涉及色情、暴力，没有任何不应该让大家看到的东西，为什么不能上映，而且没有任何理由？”
在一次闲聊中，赵涛听朋友说起，《任逍遥》要上片，当时负责审片的相关人员说，这片子不能上。“为什么不能上？”得到的回复是：“没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能上。而且，咱们一定要把版权买下来，这样它在哪儿都不能上。”
电影《二十四城记》在审片中也曾被认为是特别不好的电影。回忆起这些，赵涛的情绪明显激动起来，声音也高了许多。“电影推出后，需要把它放在一个审批平台上。但这个平台不是以电影本身为主，而是以个人好恶为主，完全是个人情绪的表现，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或者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好？哪里不好？”赵涛摆摆手：“不说！”
在电影里，赵涛发现那些似乎司空见惯的事情，原本有着别样的价值。
《二十四城记》里，一个有几十年历史的国营老厂“420”厂即将拆除，成为一个商业楼盘。赵涛扮演了一个工人家庭的女儿。对这个角色，赵涛很熟悉。赵涛的父母，都是太原钢铁公司的职工。“跟420厂的概念是一样的。”上世纪80年代，太原钢铁公司是山西省最大的钢铁厂，福利待遇很好。“大家挤破了脑袋都要进。”赵涛的奶奶家、姥姥家人全在太钢工作，过年家里发的年货一摞一摞地摆着。上世纪90年代，工厂开始减员增效，“非常快，一刀切，40岁全都退休了。”之后没人关心这些人的问题。“因为大家都一样！”赵涛的父母提前内退，家里很多亲人在40岁退休。“我特别理解420厂背后的社会这代人的状态。”
拍片让赵涛开始关注更多的人群。赵涛说，是贾樟柯和剧组里的一群人改变了她的价值观。“像《任逍遥》里小季、巧巧那样的年轻人，以前走到我跟前，我都不会去看他们，眼睛里不会去关心注意他们。”当演员以后，赵涛坐在马路边的石头牙子上，看着巧巧们来来往往。赵涛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会穿着撞色的服装，戴着红色、黄色、蓝色的假发。那时候网络已经非常发达，年轻人在网吧可以看到城市之外的世界，突然发现其他地方的人跟自己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大环境的变化，让小城市年轻人感到迷茫，不知道该过哪种生活。小城市的气氛，现实生活很残酷。没有钱，没有爱情，年轻人只能折腾自己。”
有人说贾樟柯的电影是拍给老外看的。赵涛听了很不高兴。“贾樟柯拍的不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当下的状态吗？老外喜欢看是因为真实，不是加了颜色的。”
和国外电影团队合作，赵涛更多的是感慨好的创作环境。和贾樟柯聊起这些，贾樟柯也是感慨，没有办法改变环境。“中国的电影工业环境就是这样的，其实就是乱七八糟的。谁有能力，谁就做这个事。”赵涛说。
13年前，那个习惯坐在角落里寂静无声的女孩，已经变得不同了。
在贾樟柯的眼里，第一次见到的赵涛就像上世纪70年代末照相馆橱窗里的女孩，削瘦、沉默。人多的时候，赵涛会沉默。找个角落坐下，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衣服总是喜欢选择黑、白、灰。
原本，赵涛打定主意过一个普通人生活，直到她碰到贾樟柯，拍了没有公映的《站台》。最初，她不了解为什么一群年轻人辛辛苦苦拍了部电影，却不能公映。对世界那些复杂的事情，她原本也不会去接触。
她不是科班出身，也没有成名的野心，几乎没拍过商业片，可在这条很多人眼中浮华的路上走了下来。
电影世界对她的改变，很少发生在其他演员身上，从这个角度，只有一个赵涛。
《我是丽》
2012年5月4日晚，赵涛高挽发髻，身穿香槟色拖尾礼服，凭借电影《我是丽》获得了意大利电影金像奖最佳女演员奖。
影片《我是丽》由意大利导演安德烈?赛格亚执导，讲述了在意大利小镇基奥贾，中国女移民孙丽与当地一名人称“诗人”的渔民之间，一段浪漫而矛盾重重的感情故事。孙丽为了儿子能够移民意大利，最终放弃了自己的爱情。
导演安德烈是一位著名的纪录片导演，这是他首次执导剧情片。他一直关注外来移民等普通人的生活状态，这与赵涛之前的作品不谋而合。
安德烈童年生活在位于小镇基奥贾的姨妈家，楼下咖啡馆里的中国女服务员就是“丽”的原型。当导演需要一个中国女演员时，法国制片人第一个想到的是赵涛。他们对电影《三峡好人》印象深刻。“丽的状态就是《三峡好人》里沈红的状态。”赵涛说。
《我是丽》能够获奖，赵涛觉得跟导演的充分沟通离不开。导演和赵涛交流如何理解人物和故事，整整聊了一个月。剧本也早已备好，并在前一年的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剧本奖。赵涛提前一个月到了意大利，她惊讶地发现剧组在两年前已经敲定好所有的拍摄场景。制片人把拍摄计划列好，提前一周将时间安排发下来，从来不做改变。制片人还因为摄影师要求多拍赵涛一个镜头而大发雷霆。“演员只需要拍戏，其他什么都不用管。”
身为中国女演员，赵涛看到了两个电影工业的不同。“在国外，有好剧本，制片人便会投钱；在国内，要拍个片子，很多是即兴创作，想剧本，需要导演拉钱。”国内拍戏，通常是开拍当天谈场景。“对演员情绪影响特别大。”有时候需要十天，却只给二三天的拍摄时间，“别说创作，能完成就不错了。”
2012年5月3日上午，赵涛在罗马总统府受到意大利总统纳波立塔诺接见。“我就是想体会一下演员受到尊重的感觉。”赵涛说，“在国内，拍片的时候，对电影人的尊重根本谈不上，真的是谈不上。”一句话，赵涛重复了两次。
13年前，当她开始踏上电影之路时，无论对电影还是这个世界，都非常陌生。
“我是个特例”
赵涛对着舞蹈教室镜子跟学生们说话的时候，不会想到，那个穿得干干净净、没有胡子的“小年轻人”会改变她的人生轨迹。对赵涛来说，“贾樟柯特别不像导演。”既没有胡子拉碴，也没有长头发和墨镜。
1999年，贾樟柯筹拍电影《站台》，到太原师范大学选女演员。他要找一个懂舞蹈、会说山西话、沉默中带着倔强的姑娘。在此之前，他和两个副导演已经花了大半年的时间，走了山西的许多地方，面试过了许多专业和非专业的女演员。到后来，贾樟柯对这个角色的选拔甚至有些灰心。
那天下课，副导演对赵涛说：“我们想找你拍片子，这是我们导演。”贾樟柯并没有一步迈过来，而是站在副导演的身后，侧过头看着赵涛，“笑得像朵花一样。”而此时的赵涛，最喜欢的电影是《狮子王》，她也没有看到过贾樟柯成名作《小武》。
三个月没有任何联系，赵涛以为这事儿“黄了”。快过年了，副导演突然打来电话说，戏要拍了，来试镜。赵涛问：“什么是试镜？”副导演不得不解释：“试镜就是拍场戏”，并约定在平遥试镜的那天，赵涛必须要在下午4点赶到，“要接天光”。
赵涛迟到了。从太原到平遥原本2个小时的车程，赵涛坐的那辆客车开了5个小时。下午6点赶到平遥，赵涛气喘吁吁地跑上城墙，由剧组的小车拉到片场，此时天光已经快没了。剧组只能随便地给赵涛穿上军装，编了两条小辫子，告诉赵涛剧情是她和恋人张军即将分开，赵涛需要从这边走到那边。赵涛并没有学过表演，她想着舞蹈要表现人物的内心，于是就在走过去的时候，心里一直念叨着：“张军要走了，张军要走了。”到眼前，赵涛不好意思看这个从未谋面的男演员，就看着斜前方说了一段话。导演喊停，此时的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赵涛的小辫子扎扎着，一根已经散掉了也不知道。她只看到贾樟柯开心地说：“非常好，非常好！”
“我的年纪和《站台》里的尹瑞娟一样，差不多是二十一二岁，会跳舞，会说山西话，也曾经在文工团实习过。我就是在演我自己。”赵涛说，拍摄《站台》的时候，“演什么像什么，演什么都对。”导演给了她特别多的自信。拍完戏，赵涛又回到学校继续教课了。
2000年，《站台》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首次“触电”的赵涛只是想把拍电影当成人生经验中的一抹颜色，并没有太多的想法。没有学习过专业表演的赵涛说：“我是个特例。”做演员纯粹是个偶然。
最初的选择
要不是因为接触电影，赵涛觉得自己会安静地做一辈子舞蹈老师。
在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后，赵涛没有选择留在北京，而是听从父亲的建议回了山西老家。当时北京有一家歌舞团向赵涛提供了工作机会，并且可以解决户口指标。“北京户口是极其有诱惑力的。”赵涛说，她却不喜欢歌舞团的工作。有演出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没演出的时候，就是在宿舍打麻将、胡闹。状态就像电影《站台》里的文工团。女孩等到了二十六七岁，就嫁人了。
父亲打来电话说，山西有个当老师的机会，当老师对女孩子来说更稳定。“凡事都要看三步，既看到这一步，也要看到接下来的两步。”在和父母商量后，赵涛回到山西，成了太原师范大学的一名舞蹈老师。
回家后，赵涛过上了稳定、平淡的生活。有时候，一个学期每天只有上午两节课。赵涛上完了课便回家陪父母。大部分时间，赵涛都是和父母、妹妹在一起，很少出去玩，每天晚上9点前回家，是雷打不动的习惯。 一连拍了贾樟柯的《站台》、《任逍遥》、《世界》几部电影，赵涛还是犹豫，要不要做一个演员。从威尼斯、戛纳回来，赵涛回到破破烂烂的教室，看到自己的学生，心里想：“威尼斯也好，戛纳也好，电影节只有15天的时间。难道你回来不过日子了吗？不能在家铺块红毯，天天过电影节。”父亲又向她重复那句话，“凡事都要看三步，既看到这一步，也要看到接下来的两步。”这个山西姑娘有着自己对现实的考量。
直到2006年，《三峡好人》获得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赵涛才辞掉了学校的工作。
这个普通家庭的普通姑娘很少关注自己生活以外的事情。最开始，赵涛对电影行业一无所知。2000年，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两侧铺满了《站台》的海报。贾樟柯兴奋地对赵涛说：“你看，全是咱们的海报！”赵涛问：“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被电影改变
她最先了解的，是剧组拍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资金是最大的问题。《站台》拍摄了大半年，超期四个多月，从过完年拍到了夏天，七月份还去张家口进行了补拍。拍摄时缺现金，制片人从香港带过来几十万元，放在出租车后备厢里忘了拿。贾樟柯的父亲通过关系，一直找这辆出租车，但没有找到。制片人找赵涛谈《站台》的片酬，赵涛说：“无所谓，给多少都行。”结算的时候，“拿了八九千块钱。”
“团队的年轻人在一起做成一件事，特别的不容易。”2000年的冬天出奇得冷。拍摄《站台》，赵涛穿着小姨的棉袄、棉裤和板鞋，刚拍了一天，手就冻得红肿起来。上厕所，赵涛发现自己根本解不开裤子。手已经冻得没有了直觉。耳朵冻得流脓水，怎么也不好。挠了破，好了再挠。收工回酒店，每次洗澡全是黑汤。汾阳刮大风，演员全都上了车，黄风漫天卷来，工作人员却在风里全力保护着机器。
这远不是最困难的事情。
最初的几年，赵涛不懂什么是“地下电影”，她甚至没问过自己出演的影片能不能上映。在国际电影节上，看到自己演的电影在国外可以进商业院线，在国内却不允许上映，赵涛不免诧异：“片子没有涉及色情、暴力，没有任何不应该让大家看到的东西，为什么不能上映，而且没有任何理由？”
在一次闲聊中，赵涛听朋友说起，《任逍遥》要上片，当时负责审片的相关人员说，这片子不能上。“为什么不能上？”得到的回复是：“没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能上。而且，咱们一定要把版权买下来，这样它在哪儿都不能上。”
电影《二十四城记》在审片中也曾被认为是特别不好的电影。回忆起这些，赵涛的情绪明显激动起来，声音也高了许多。“电影推出后，需要把它放在一个审批平台上。但这个平台不是以电影本身为主，而是以个人好恶为主，完全是个人情绪的表现，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或者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好？哪里不好？”赵涛摆摆手：“不说！”
在电影里，赵涛发现那些似乎司空见惯的事情，原本有着别样的价值。
《二十四城记》里，一个有几十年历史的国营老厂“420”厂即将拆除，成为一个商业楼盘。赵涛扮演了一个工人家庭的女儿。对这个角色，赵涛很熟悉。赵涛的父母，都是太原钢铁公司的职工。“跟420厂的概念是一样的。”上世纪80年代，太原钢铁公司是山西省最大的钢铁厂，福利待遇很好。“大家挤破了脑袋都要进。”赵涛的奶奶家、姥姥家人全在太钢工作，过年家里发的年货一摞一摞地摆着。上世纪90年代，工厂开始减员增效，“非常快，一刀切，40岁全都退休了。”之后没人关心这些人的问题。“因为大家都一样！”赵涛的父母提前内退，家里很多亲人在40岁退休。“我特别理解420厂背后的社会这代人的状态。”
拍片让赵涛开始关注更多的人群。赵涛说，是贾樟柯和剧组里的一群人改变了她的价值观。“像《任逍遥》里小季、巧巧那样的年轻人，以前走到我跟前，我都不会去看他们，眼睛里不会去关心注意他们。”当演员以后，赵涛坐在马路边的石头牙子上，看着巧巧们来来往往。赵涛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会穿着撞色的服装，戴着红色、黄色、蓝色的假发。那时候网络已经非常发达，年轻人在网吧可以看到城市之外的世界，突然发现其他地方的人跟自己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大环境的变化，让小城市年轻人感到迷茫，不知道该过哪种生活。小城市的气氛，现实生活很残酷。没有钱，没有爱情，年轻人只能折腾自己。”
有人说贾樟柯的电影是拍给老外看的。赵涛听了很不高兴。“贾樟柯拍的不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当下的状态吗？老外喜欢看是因为真实，不是加了颜色的。”
和国外电影团队合作，赵涛更多的是感慨好的创作环境。和贾樟柯聊起这些，贾樟柯也是感慨，没有办法改变环境。“中国的电影工业环境就是这样的，其实就是乱七八糟的。谁有能力，谁就做这个事。”赵涛说。
13年前，那个习惯坐在角落里寂静无声的女孩，已经变得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