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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手机，对很多人来说，并不是件稀奇事。但是，锲而不舍地追寻丢失手机并将拒不归还手机的捡拾者告上法庭，相信大部分人都不会这么做。毕竟，一部手机不过千元，为了这点儿钱，耗时耗力，闹上法庭，不值得。可是，烟台的一位孕妇这么做了，她说：“拾金不昧不仅是个道德问题，也是公民的法定义务。我就是要较这个真！”
妻子丢手机，丈夫手机收到“防盗追踪短信”
2010年10月23日，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卧龙法庭。随着法官手中的法槌落下，中国第一起丢、拾手机官司尘埃落定。依据《物权法》第109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侵权责任法》第19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法庭一审判决：被告即手机捡拾者赵全顺赔偿原告即丢手机者张红梅LGKS360手机一部。如无法买到相同手机，可以支付800元折价费用；如果未按照本判决规定时间赔付实物或现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9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支付债务的利息。
走出法庭时，面对媒体采访，挺着大肚子的张红梅有些腼腆，但话语却异常坚定：“谁都不差这千儿八百元钱，我就是要较这个真。拾金不昧不仅是个道德问题，也是公民的法定义务。”顿时，掌声一片。
28岁的张红梅是烟台某大型外资企业的部门主管，丈夫孙红方做海产生意。小家庭年收入在六位数以上，日子过得很宽裕。
2010年3月13日中午，下班途中，张红梅还接了个电话。匆匆回到家，她便进了厨房做饭，突然想起下午单位里有个会议，她想跟同事沟通一下发言事宜。可她将包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手机。张红梅顿时慌了神：坏了，手机丢了。
她一边朝丈夫嚷着“你看着点火”，一边心急火燎地往门外奔。路上，她不住地安慰自己：一定是丢在车上了。可她将车里车外都找了个遍，也不见手机的踪影。张红梅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手机里面不但保存着300多个电话号码，还有工资卡、股票、基金等账户的账号和金额。要是被不法分子获得，后果不堪设想，而且手机里的大部分信息她都没有备份。
张红梅紧张又失落地回到家中，跟丈夫说明情况后，丈夫不住地安慰她：“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再给你买个更好的，你千万别上火。”张红梅此时突然猛地一拍额头：“对了，老公，当初我买手机的时候，工作人员帮我开启了‘防盗追踪功能’。我将你的手机号码设置成第三方号码。假如谁拾到我的手机，将我的卡卸下，换上他的卡时，你的手机就能收到一条短信，内容为这个捡拾者正在使用的手机号码。”“能行吗？”孙红方有些怀疑地问。
有希望总比没希望强。当天下午，张红梅和丈夫都请了假，先到银行和证券公司修改了工资卡、股票账户和基金账户的密码，又打印了100份《寻物启事》，张贴在小区的各个出入口。
第二天中午，孙红方的手机短信铃声忽然响起。看到内容后，孙红方兴奋地从沙发上弹了起来：“老婆，快来，我收到那条防盗提醒短信了。”张红梅赶紧奔到丈夫跟前，短信内容是：您的手机可能被盗或丢失，目前正在使用您手机的号码为：139××××××××。
专家支招，拾金而昧涉嫌非法侵占
张红梅抑制不住兴奋，立刻用丈夫的手机拨打了那个号码，接电话者是一位男子。张红梅态度友好地问：“大哥，您是不是昨天捡到一款LG的黑色手机？”对方迟疑了几秒钟，语气有些支吾：“什么，你，你是谁？怎么知道我捡了手机？”张红梅将手机的“防盗追踪”功能如实相告，诚恳地说：“大哥，手机我可以不要，但手机卡中有我很多宝贵的信息，您把手机卡还我就行了。如果您不愿见面，麻烦您通过快递公司寄给我，邮费我来付。”
对方听明白“防盗追踪”功能后，开始强词夺理：“我的手机，这几天被别人用过，或许是别人捡了你的手机。再说，你那个短信，也不一定准确。”张红梅刚要继续解释，对方借口很忙挂了电话。张红梅再拨打，对方就不接电话了。这激起了张红梅的火气和韧劲。当天，她拨打了40多次电话，可那个男子一直拒接。直到晚上，电话终于通了，男子态度粗暴地说：“我没捡到你的手机，再骚扰我我就报警，神经病！”
张红梅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孙红方赶紧凑过来抱着妻子安慰道：“老婆，这个人是无赖，算了吧，我们不要跟他一般见识，明天我就陪你去买新手机。”见丈夫满脸关心和焦虑，张红梅不忍心丈夫跟着上火，委屈地点了点头。
几天后，张红梅不经意间发现，她和丈夫张贴在小区内的《寻物启事》，多数都被撕了下来，少数几张因为抹糨糊太多撕不掉，上面用毛笔画了个大大的“×”。以前，小区经常能看到类似的启事，有的贴一年多也没人撕，这回是谁干的呢？张红梅的眉头皱了起来。
接下来的一个月，张红梅总是闷闷不乐，出了好几次小差错。她意识到，这个丢失的手机是自己的心结，要是讨不回个公道，她很可能为此抑郁。
4月18日上午，张红梅到黄务街道派出所报警，得到的结果却令她大失所望。民警告诉她，公安机关只负责治安和刑事案件的立案和侦破工作，张红梅丢失手机后出现的情况，属于一般的民事纠纷，公安机关不予立案，但建议她到法院咨询一下。
张红梅赶到芝罘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工作人员听了情况后，先表示同情，接着劝她：“你现在连被告是谁都不明确，这官司怎么打？还是算了吧，为个手机打官司，以前也没听说过。再说，真打起官司来，浪费时间和精力，还不一定赢，不值得。”张红梅咬着嘴唇，悻悻地离开了。
第二天，张红梅又来到派出所，请求派出所帮她查一下捡拾手机者的相关信息。经不住她的软磨硬泡，民警请示上级领导后，给她开了一次绿灯。得知结果，张红梅差点蹦起来：捡到她手机的男子，名叫赵全顺，是她所住小区的保安。怪不得那些《寻物启事》被人揭掉或涂抹。
既然都在一个小区，保安又负有维护小区安全的职责，于情于理、于公于私，拾到手机都应该还她，可他却态度蛮横，行为恶劣！
张红梅越想越生气，决定找赵全顺理论。回到家中，她向丈夫寻求支持，可丈夫的态度很冷淡：“算了吧，老婆，这些保安很多是社会闲散人员，流动性很大。为了个旧手机跟他们结下仇怨，他们报复我们怎么办？毕竟，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啊！”
第二天，孙红方还是陪着妻子找到了赵全顺。赵全顺承认孙红方收到的防盗追踪短信中的号码，确实是自己手机的号码，但他矢口否认捡到手机，并且语气中还带着威胁：“我说没捡就没捡，你们这么兴师动众地来找我，要是传开了，我在小区还怎么工作？你们别找我了，再找我，我就不客气了。”
张红梅气愤极了，她刚想开口，却被丈夫拖走了。临走时，孙红方还朝着赵全顺“抱歉”地说：“我们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当面跟你谈一下。”
“谈什么谈，我说过多少遍不关我事了。”赵全顺的拳头竟然握了起来，朝着孙红方怒吼。这种恶人先告状的霸王行径，彻底激发了张红梅的“斗志”。从小学到大学，张红梅一直担任班干部和学生会干部，就因为她为人处事公正、公平，所以，大学毕业仅五年，她就担任了公司人力资源部的副经理。她暗下决心：我一定要讨回公道。
接下来的时间，张红梅边工作，边上网查找相关案例。可找来找去，没找到一起类似的案例。
6月初，张红梅开始感到身体乏力，还经常恶心。她跟丈夫到医院检查，结果，两人喜上眉梢，她怀孕一个月了。之后，孙红方对妻子更是小心翼翼、无微不至地呵护和关爱。
张红梅刚在电脑前查几分钟资料，孙红方就以“电脑辐射对胎儿不利”为由，温柔地将妻子推回房间。为了让妻子尽快从丢手机事件的阴影和不快中解脱出来，孙红方还特意给妻子买了一款5000多元的苹果手机。每当张红梅提及丢手机的事，孙红方总会做出停止的手势，并且嘻嘻哈哈地转移话题……
张红梅何尝不知道丈夫的良苦用心，也为丈夫细腻的爱而感动。她并不是小肚鸡肠的人，但是，好几次，她驾车进出小区门岗时，总会发现赵全顺的眼神中透露出几分不屑和得意，再看到《寻物启事》上那墨黑醒目的“×”号，一种巨大的屈辱和愤怒立刻涌上心头。“我就不信这个邪，捡到别人的东西不还，还态度蛮横，甚至威胁失主，简直没王法了。宝贝，你爸爸是指望不上了，你可要支持妈妈，妈妈一定要讨个公道。”张红梅经常抚摸着肚皮暗自鼓劲。
在朋友的推荐下，张红梅拜访了鲁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孙明。听完张红梅的讲述，孙明说，尽管没有类似的案例，但实施已三年的《物权法》第109条明文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鉴于此，赵全顺这种“拾金而昧”的行为，涉嫌非法侵占。失主和权利人可以通过诉讼等方式要求返还。
尽管法律条文明确，但孙明提醒张红梅，此类官司，在烟台乃至全国都是首例。因此，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张红梅要想在法庭上取得主动，首先要做大量的证据搜集工作。其中，最关键的证据，莫过于“防盗追踪”功能的权威鉴定。
孙明的指点，让张红梅看到了诉讼的可行性。搜集证据既需要智慧，也考验体能和毅力。此时的张红梅，妊娠反应特别强烈，经常吃什么吐什么，身体也开始臃肿起来，丈夫对她的维权行动也越来越反对。好多次，隐忍已久的丈夫生气地对张红梅说：“你这不仅在折腾自己，也是在折腾我，折腾这个家。”
每每此时，张红梅总会娇嗔地扑到丈夫怀里，开玩笑说：“老公，这口恶气出不来，我倒没什么，关键是怕憋坏你儿子。你也不想儿子一出世，就满肚子郁闷吧！”孙红方扑哧一下笑出了声，夫妇俩随之哈哈大笑，家庭维权统一战线终于结成。
张红梅和丈夫来到LG手机的售后服务站，咨询防盗追踪功能的准确度等问题。有关工作人员告诉他们，防盗追踪功能主要有两种：第一，手机被盗或丢失后，可将小偷或捡拾者使用的新SIM卡卡号回传，从而为帮助失主找回手机提供线索；第二，在第一种功能的基础上，还可以帮助实现手机电话通讯录、短信信息回传以及部分遥控功能。无论哪一种功能，都是采用点对点的信息技术手段发送，准确度100%。
得知张红梅的诉讼事宜后，该售后服务站为她开具了“LGKS360手机防盗功能准确度的鉴定证明”。
毅然起诉，孕妇打赢全国首例丢、拾手机官司
张红梅聘请了律师，一纸诉状将赵全顺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判决赵全顺归还手机，或者赔偿现金1000元。
2010年7月16日，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卧龙法庭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在举证、质证环节，张红梅向法官提供了手机发票、话费单、丈夫手机收到的短信、防盗追踪功能鉴定书等。赵全顺也承认，2010年3月14日中午12点15分，他的手机自动发出一条短信，也就是孙红方收到的那条“防盗追踪短信”。但是，他怀疑，这可能是通信公司出了差错，比如，也许是一些通信公司群发的垃圾短信。因此，这条短信不能成为他捡拾手机的证据。
依照审判程序，法官对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张红梅看到赵全顺满脸沮丧，眼睛中布满血丝。在此之前，她了解到，赵全顺是外地来烟台务工人员，找份工作不容易，她不禁动了恻隐之心。她向法官表示，只要被告承认捡拾了手机并归还，她可以撤诉。令她没想到的是，赵全顺仍然矢口否认捡了她的手机。
实际上，赵全顺也自知理亏。看到张红梅搜集的证据后，他预感到自己要败诉。但是，他心里有自己的“小九九”：如果他当庭承认捡拾了手机，很可能为此丢了工作，即使能保住饭碗，今后该如何面对小区居民异样的眼神，甚至背后的指指点点？假如他被辞退后另谋职业，应聘单位知道了这件事，谁还愿意雇用他？所以，他决定，死扛到底，坚决不承认自己捡到了张红梅的手机。
于是，三个月后，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判决结果出来，赵全顺将头深埋在了双腿之间。面对媒体的采访，他喃喃地说：“我就是没有证据……”尽管嘴上不认输，但他表示认同法院的一审判决，不再上诉。2010年11月3日，赵全顺来到卧龙法庭，交纳了800元赔偿款，这起官司终于尘埃落定。
后记：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全国有很多起关于手机的官司，但是，没有一起是因为丢、拾手机产生纠纷引发的。因此，张红梅的诉讼，可谓开创了先例。
近年来，《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等法律相继出台，充分表明中国民主与法制进程迈上了新台阶。这些法律重点保护的就是公民权益的每一个细节。如拾金不昧，在《物权法》没有实施以前，只从属于道德范畴。无论昧与不昧，社会对当事人也只能进行道德评判。很多时候，拾金不昧者竟被一些公众嗤之以鼻甚至冠以“傻瓜”的名号。立法部门在充分洞察了相关社会现实后，在《物权法》中，将拾金不昧由道德范畴上升为法律义务。与此同时，为平衡拾得人和遗失人的利益，《物权法》还保护拾得人领取失主承诺的悬赏金的权利，以及向失主索要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的权利。返还遗失物，并且按照失主的承诺领取悬赏金和实际支出的保管费用的行为，是合理也合法的，这既保护了广大失主和拾得人的切身利益，又弘扬了社会公德和正气。
任何法律条文要达到社会效益最大化，首先依赖于公众对法律条文的拥护和实行。遗憾的是，一些公民依然意识不到政府和相关立法部门的良苦用心。很多时候，人们总是习惯于轻易放弃法律赋予的权益保障，但愿此案能给人们以启迪。
〔编辑：闫妍〕
妻子丢手机，丈夫手机收到“防盗追踪短信”
2010年10月23日，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卧龙法庭。随着法官手中的法槌落下，中国第一起丢、拾手机官司尘埃落定。依据《物权法》第109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侵权责任法》第19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法庭一审判决：被告即手机捡拾者赵全顺赔偿原告即丢手机者张红梅LGKS360手机一部。如无法买到相同手机，可以支付800元折价费用；如果未按照本判决规定时间赔付实物或现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9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支付债务的利息。
走出法庭时，面对媒体采访，挺着大肚子的张红梅有些腼腆，但话语却异常坚定：“谁都不差这千儿八百元钱，我就是要较这个真。拾金不昧不仅是个道德问题，也是公民的法定义务。”顿时，掌声一片。
28岁的张红梅是烟台某大型外资企业的部门主管，丈夫孙红方做海产生意。小家庭年收入在六位数以上，日子过得很宽裕。
2010年3月13日中午，下班途中，张红梅还接了个电话。匆匆回到家，她便进了厨房做饭，突然想起下午单位里有个会议，她想跟同事沟通一下发言事宜。可她将包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手机。张红梅顿时慌了神：坏了，手机丢了。
她一边朝丈夫嚷着“你看着点火”，一边心急火燎地往门外奔。路上，她不住地安慰自己：一定是丢在车上了。可她将车里车外都找了个遍，也不见手机的踪影。张红梅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手机里面不但保存着300多个电话号码，还有工资卡、股票、基金等账户的账号和金额。要是被不法分子获得，后果不堪设想，而且手机里的大部分信息她都没有备份。
张红梅紧张又失落地回到家中，跟丈夫说明情况后，丈夫不住地安慰她：“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再给你买个更好的，你千万别上火。”张红梅此时突然猛地一拍额头：“对了，老公，当初我买手机的时候，工作人员帮我开启了‘防盗追踪功能’。我将你的手机号码设置成第三方号码。假如谁拾到我的手机，将我的卡卸下，换上他的卡时，你的手机就能收到一条短信，内容为这个捡拾者正在使用的手机号码。”“能行吗？”孙红方有些怀疑地问。
有希望总比没希望强。当天下午，张红梅和丈夫都请了假，先到银行和证券公司修改了工资卡、股票账户和基金账户的密码，又打印了100份《寻物启事》，张贴在小区的各个出入口。
第二天中午，孙红方的手机短信铃声忽然响起。看到内容后，孙红方兴奋地从沙发上弹了起来：“老婆，快来，我收到那条防盗提醒短信了。”张红梅赶紧奔到丈夫跟前，短信内容是：您的手机可能被盗或丢失，目前正在使用您手机的号码为：139××××××××。
专家支招，拾金而昧涉嫌非法侵占
张红梅抑制不住兴奋，立刻用丈夫的手机拨打了那个号码，接电话者是一位男子。张红梅态度友好地问：“大哥，您是不是昨天捡到一款LG的黑色手机？”对方迟疑了几秒钟，语气有些支吾：“什么，你，你是谁？怎么知道我捡了手机？”张红梅将手机的“防盗追踪”功能如实相告，诚恳地说：“大哥，手机我可以不要，但手机卡中有我很多宝贵的信息，您把手机卡还我就行了。如果您不愿见面，麻烦您通过快递公司寄给我，邮费我来付。”
对方听明白“防盗追踪”功能后，开始强词夺理：“我的手机，这几天被别人用过，或许是别人捡了你的手机。再说，你那个短信，也不一定准确。”张红梅刚要继续解释，对方借口很忙挂了电话。张红梅再拨打，对方就不接电话了。这激起了张红梅的火气和韧劲。当天，她拨打了40多次电话，可那个男子一直拒接。直到晚上，电话终于通了，男子态度粗暴地说：“我没捡到你的手机，再骚扰我我就报警，神经病！”
张红梅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孙红方赶紧凑过来抱着妻子安慰道：“老婆，这个人是无赖，算了吧，我们不要跟他一般见识，明天我就陪你去买新手机。”见丈夫满脸关心和焦虑，张红梅不忍心丈夫跟着上火，委屈地点了点头。
几天后，张红梅不经意间发现，她和丈夫张贴在小区内的《寻物启事》，多数都被撕了下来，少数几张因为抹糨糊太多撕不掉，上面用毛笔画了个大大的“×”。以前，小区经常能看到类似的启事，有的贴一年多也没人撕，这回是谁干的呢？张红梅的眉头皱了起来。
接下来的一个月，张红梅总是闷闷不乐，出了好几次小差错。她意识到，这个丢失的手机是自己的心结，要是讨不回个公道，她很可能为此抑郁。
4月18日上午，张红梅到黄务街道派出所报警，得到的结果却令她大失所望。民警告诉她，公安机关只负责治安和刑事案件的立案和侦破工作，张红梅丢失手机后出现的情况，属于一般的民事纠纷，公安机关不予立案，但建议她到法院咨询一下。
张红梅赶到芝罘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工作人员听了情况后，先表示同情，接着劝她：“你现在连被告是谁都不明确，这官司怎么打？还是算了吧，为个手机打官司，以前也没听说过。再说，真打起官司来，浪费时间和精力，还不一定赢，不值得。”张红梅咬着嘴唇，悻悻地离开了。
第二天，张红梅又来到派出所，请求派出所帮她查一下捡拾手机者的相关信息。经不住她的软磨硬泡，民警请示上级领导后，给她开了一次绿灯。得知结果，张红梅差点蹦起来：捡到她手机的男子，名叫赵全顺，是她所住小区的保安。怪不得那些《寻物启事》被人揭掉或涂抹。
既然都在一个小区，保安又负有维护小区安全的职责，于情于理、于公于私，拾到手机都应该还她，可他却态度蛮横，行为恶劣！
张红梅越想越生气，决定找赵全顺理论。回到家中，她向丈夫寻求支持，可丈夫的态度很冷淡：“算了吧，老婆，这些保安很多是社会闲散人员，流动性很大。为了个旧手机跟他们结下仇怨，他们报复我们怎么办？毕竟，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啊！”
第二天，孙红方还是陪着妻子找到了赵全顺。赵全顺承认孙红方收到的防盗追踪短信中的号码，确实是自己手机的号码，但他矢口否认捡到手机，并且语气中还带着威胁：“我说没捡就没捡，你们这么兴师动众地来找我，要是传开了，我在小区还怎么工作？你们别找我了，再找我，我就不客气了。”
张红梅气愤极了，她刚想开口，却被丈夫拖走了。临走时，孙红方还朝着赵全顺“抱歉”地说：“我们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当面跟你谈一下。”
“谈什么谈，我说过多少遍不关我事了。”赵全顺的拳头竟然握了起来，朝着孙红方怒吼。这种恶人先告状的霸王行径，彻底激发了张红梅的“斗志”。从小学到大学，张红梅一直担任班干部和学生会干部，就因为她为人处事公正、公平，所以，大学毕业仅五年，她就担任了公司人力资源部的副经理。她暗下决心：我一定要讨回公道。
接下来的时间，张红梅边工作，边上网查找相关案例。可找来找去，没找到一起类似的案例。
6月初，张红梅开始感到身体乏力，还经常恶心。她跟丈夫到医院检查，结果，两人喜上眉梢，她怀孕一个月了。之后，孙红方对妻子更是小心翼翼、无微不至地呵护和关爱。
张红梅刚在电脑前查几分钟资料，孙红方就以“电脑辐射对胎儿不利”为由，温柔地将妻子推回房间。为了让妻子尽快从丢手机事件的阴影和不快中解脱出来，孙红方还特意给妻子买了一款5000多元的苹果手机。每当张红梅提及丢手机的事，孙红方总会做出停止的手势，并且嘻嘻哈哈地转移话题……
张红梅何尝不知道丈夫的良苦用心，也为丈夫细腻的爱而感动。她并不是小肚鸡肠的人，但是，好几次，她驾车进出小区门岗时，总会发现赵全顺的眼神中透露出几分不屑和得意，再看到《寻物启事》上那墨黑醒目的“×”号，一种巨大的屈辱和愤怒立刻涌上心头。“我就不信这个邪，捡到别人的东西不还，还态度蛮横，甚至威胁失主，简直没王法了。宝贝，你爸爸是指望不上了，你可要支持妈妈，妈妈一定要讨个公道。”张红梅经常抚摸着肚皮暗自鼓劲。
在朋友的推荐下，张红梅拜访了鲁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孙明。听完张红梅的讲述，孙明说，尽管没有类似的案例，但实施已三年的《物权法》第109条明文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鉴于此，赵全顺这种“拾金而昧”的行为，涉嫌非法侵占。失主和权利人可以通过诉讼等方式要求返还。
尽管法律条文明确，但孙明提醒张红梅，此类官司，在烟台乃至全国都是首例。因此，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张红梅要想在法庭上取得主动，首先要做大量的证据搜集工作。其中，最关键的证据，莫过于“防盗追踪”功能的权威鉴定。
孙明的指点，让张红梅看到了诉讼的可行性。搜集证据既需要智慧，也考验体能和毅力。此时的张红梅，妊娠反应特别强烈，经常吃什么吐什么，身体也开始臃肿起来，丈夫对她的维权行动也越来越反对。好多次，隐忍已久的丈夫生气地对张红梅说：“你这不仅在折腾自己，也是在折腾我，折腾这个家。”
每每此时，张红梅总会娇嗔地扑到丈夫怀里，开玩笑说：“老公，这口恶气出不来，我倒没什么，关键是怕憋坏你儿子。你也不想儿子一出世，就满肚子郁闷吧！”孙红方扑哧一下笑出了声，夫妇俩随之哈哈大笑，家庭维权统一战线终于结成。
张红梅和丈夫来到LG手机的售后服务站，咨询防盗追踪功能的准确度等问题。有关工作人员告诉他们，防盗追踪功能主要有两种：第一，手机被盗或丢失后，可将小偷或捡拾者使用的新SIM卡卡号回传，从而为帮助失主找回手机提供线索；第二，在第一种功能的基础上，还可以帮助实现手机电话通讯录、短信信息回传以及部分遥控功能。无论哪一种功能，都是采用点对点的信息技术手段发送，准确度100%。
得知张红梅的诉讼事宜后，该售后服务站为她开具了“LGKS360手机防盗功能准确度的鉴定证明”。
毅然起诉，孕妇打赢全国首例丢、拾手机官司
张红梅聘请了律师，一纸诉状将赵全顺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判决赵全顺归还手机，或者赔偿现金1000元。
2010年7月16日，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卧龙法庭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在举证、质证环节，张红梅向法官提供了手机发票、话费单、丈夫手机收到的短信、防盗追踪功能鉴定书等。赵全顺也承认，2010年3月14日中午12点15分，他的手机自动发出一条短信，也就是孙红方收到的那条“防盗追踪短信”。但是，他怀疑，这可能是通信公司出了差错，比如，也许是一些通信公司群发的垃圾短信。因此，这条短信不能成为他捡拾手机的证据。
依照审判程序，法官对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张红梅看到赵全顺满脸沮丧，眼睛中布满血丝。在此之前，她了解到，赵全顺是外地来烟台务工人员，找份工作不容易，她不禁动了恻隐之心。她向法官表示，只要被告承认捡拾了手机并归还，她可以撤诉。令她没想到的是，赵全顺仍然矢口否认捡了她的手机。
实际上，赵全顺也自知理亏。看到张红梅搜集的证据后，他预感到自己要败诉。但是，他心里有自己的“小九九”：如果他当庭承认捡拾了手机，很可能为此丢了工作，即使能保住饭碗，今后该如何面对小区居民异样的眼神，甚至背后的指指点点？假如他被辞退后另谋职业，应聘单位知道了这件事，谁还愿意雇用他？所以，他决定，死扛到底，坚决不承认自己捡到了张红梅的手机。
于是，三个月后，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判决结果出来，赵全顺将头深埋在了双腿之间。面对媒体的采访，他喃喃地说：“我就是没有证据……”尽管嘴上不认输，但他表示认同法院的一审判决，不再上诉。2010年11月3日，赵全顺来到卧龙法庭，交纳了800元赔偿款，这起官司终于尘埃落定。
后记：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全国有很多起关于手机的官司，但是，没有一起是因为丢、拾手机产生纠纷引发的。因此，张红梅的诉讼，可谓开创了先例。
近年来，《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等法律相继出台，充分表明中国民主与法制进程迈上了新台阶。这些法律重点保护的就是公民权益的每一个细节。如拾金不昧，在《物权法》没有实施以前，只从属于道德范畴。无论昧与不昧，社会对当事人也只能进行道德评判。很多时候，拾金不昧者竟被一些公众嗤之以鼻甚至冠以“傻瓜”的名号。立法部门在充分洞察了相关社会现实后，在《物权法》中，将拾金不昧由道德范畴上升为法律义务。与此同时，为平衡拾得人和遗失人的利益，《物权法》还保护拾得人领取失主承诺的悬赏金的权利，以及向失主索要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的权利。返还遗失物，并且按照失主的承诺领取悬赏金和实际支出的保管费用的行为，是合理也合法的，这既保护了广大失主和拾得人的切身利益，又弘扬了社会公德和正气。
任何法律条文要达到社会效益最大化，首先依赖于公众对法律条文的拥护和实行。遗憾的是，一些公民依然意识不到政府和相关立法部门的良苦用心。很多时候，人们总是习惯于轻易放弃法律赋予的权益保障，但愿此案能给人们以启迪。
〔编辑：闫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