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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春節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披露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維權是維穩的基礎，維穩的實質是維權……沒有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一切改革發展都無從談起，再好的規劃和方案都難以實現，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去”。
習近平1月7日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針對維護社會大局穩定這項政法工作的基本任務時，強調要處理好維穩和維權的關係，把群眾合理合法的利益訴求解決好，“完善對維護群眾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強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權威地位”，使群眾“由衷感到權益受到了公平對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維護”。
孟建柱在題為《新形勢下政法工作的科學指南》的文章中，公開了習近平更多講話內容，並要求各級政法機關深刻懂得穩定是根本大局的道理，深入研究、準確把握維護社會穩定規律，著力提升維護社會穩定能力和水平，為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創造穩定的社會環境。
習近平有關維穩和維權的表述，扭轉了過去錯誤的維穩思維，意味著中國在維穩與維權中間找到一條根本的出路。然而從近期一些人因維權被定罪判刑，說明政法機關在實踐習近平的講話中，還存在著傳統的習慣思維，仍然以維穩就是維護政權穩定，而不是公民的基本權利。
中國特色的維穩，已經讓中國上下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習近平提出改變顯然是民心所向。
《財經》雜誌曾刊登《公共安全賬單》文章，披露了中國式維穩的現狀：據財政預算，2011年中國公共安全支出預算數為6244.21億元，略高於國防支出預算的6011.56億元。這是中國的公共安全預算連續多年超過國防預算。
2012年“公共安全”預算是7017.63億元，比2011年執行數增長11.5%。而排在上一位的"國防"預算數是6702.74億元。根據財政部發佈的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的報告，從2008到2010年，中國公共安全支出分別為4059.76億元、4744.09億元和5486.06億元，分別比上一年增長16.4%、16.8%和15.6%，而同期中國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分別為19.5%、11.7%和21.3%。
屬於公共安全範疇的維護社會穩定，本是一個政權職責所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是，熟悉“中國國情”的人都知道，中國式維穩有自己的特色：由於發展經濟至上，無論是在環境保護還是征地、拆遷等問題上，地方政府本身即為利益相關方，難以“超然物外”，導致維穩成本越來越高，不穩定局面日趨惡化和複雜。
值得人們認真思考的一個深層次問題是：為什麼維穩經費越來越多，社會卻越來越不穩定？
體制無疑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各級公安、檢察院、法院都受制於各級黨政部門，既缺乏監督和制約機制，又缺乏足夠的獨立性和中立性，使得原本簡單的社會矛盾越攪越複雜，特別是司法不公導致的冤假錯案越積越多，又得不到正常的解決途徑，常常為了對付一個上訪的人或一個維權的人，政府要投入數十人甚至上百人來恐嚇監視，這種勞民傷財的手段讓那些揮霍維穩經費的人樂此不疲，因而所謂的維穩成本自然就越來越高。
維穩經費的支出數目巨大，而且維穩支出還是窄口徑的，並不能完全涵蓋直接或間接用於維護社會穩定的費用。比如公共安全所涉及的部門支出的其他內容——以公安部為例，包括外交、教育、科學技術、社會保障和就業、住房保障支出等；各級政法委、國家和地方信訪部門亦承擔了大量維穩重任，但其預算均列入一般公共服務大類下，無明細帳目；地方專項經費和專項基金，可能列入公檢法司等部門預算，也有可能列入政法委、宣傳部、信訪局等黨政部門項下，還有可能隱藏在一些民生工程形象工程之中。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操作方式，五花八門！
雖然外界無法準確地掌握維穩經費的真實數據，但從一些小細節中可以看到，缺乏獨立權威的仲裁機制，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不鬧不解決的中國式維穩方式，似乎已經快走到盡頭。一些地方的維穩經費已經出現緊張局面，以往維穩機構很大方地解決上訪人員吃住交通旅行費用，如今開始倒過來向上索取維穩費用。有的地方政府已經對現有的而且仍在不斷增長的維穩經費無力承受，而老百姓對所有成本轉嫁到他們身上的維穩方式忍耐到了極限！
尤其是群體事件的此起彼伏，更加耗費了巨大的社會資源和財政資源，在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之外，許多地方的維穩支出每年以兩位數在增長，維穩經費甚至超過政府的民生支出，對於經濟並不那麼富裕的地區，天價維穩成本不免令他們捉襟見肘。
監控安防高科技產品近幾年來風行中國，海內外生產銷售廠商均把目光投向中國，當高科技被官方視為維穩的利器，就會不計成本的瘋狂投入。十二五期間，官方計劃要投入5000億來打造所謂的平安城市。然而，維穩巨額投入的背後，卻是瘋狂的腐敗，每一個安防監控項目，被各路蛀蟲吞噬的資金遠高於50%！你或許想像不到，價值千元的攝像頭會被賣到上十萬元！這就是中國特色維穩的本質，叫喊不穩的真實目的不過是為了攫取揮霍更多的維穩經費，因而中國陷入了一個維穩的怪圈，越喊不穩越有錢，越有錢越不希望穩定，一大批吃維穩飯的人，不斷地製造敵人尋找敵人，甚至視許多的弱勢群體為不穩定因素，通過冤假錯案大規模的強拆，讓這個社會充滿了仇恨和動盪。
中國社會貧富懸殊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經濟高速發展不僅沒有達到共同富裕起來的目標，還使很多人淪為貧困，絕對貧困的人數也在增多。過去，貧困一詞往往和農民聯繫在一起，現在很多城市居民也淪落為貧困一族。更為嚴重的是，當先富者佔據了制度的居高點之後，他們就成了既得利益者，排斥後來者。
許多維權者以悲劇或慘劇的方式維權，是因為公民有困難得不到體恤，群眾有冤情上級不知情或裝聾做啞，官員只顧斂財與升遷，公民在疾苦中看不到希望。那些維權無門、告狀無果的公民在焦灼絕望中挺而走險，是對官僚懶政、對弱勢群體漠不關心或敷衍搪塞的一種抗議！這樣的悲劇慘劇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斷上演，那些尸位素餐、高高在上的公僕，內心豈能安寧？
按理說，一個現代國家的基本制度已充分具備了維穩功能。即現代媒體制度保證了媒體信息發佈的公信力、現代司法制度保證了司法最高和最後仲裁的地位、人代制度則保證了民意的規範表達和民意對權力的有序監督，等等。只要這些機關、機構、部門和各級官僚，保證這些渠道的正常、民主、公正、公平、公開和科學的運行，那麼，所有的社會問題，都不難分散納入各自的體制路徑，皆能以最小的成本得到正常化的解決，不至於發展到如今以高額的財政支出來維穩，整個社會付出高昂代價的地步。
但願新一屆中央領導班子能夠改變這種維穩現狀，充分理解下力維護公民的基本權利。
習近平1月7日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針對維護社會大局穩定這項政法工作的基本任務時，強調要處理好維穩和維權的關係，把群眾合理合法的利益訴求解決好，“完善對維護群眾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強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權威地位”，使群眾“由衷感到權益受到了公平對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維護”。
孟建柱在題為《新形勢下政法工作的科學指南》的文章中，公開了習近平更多講話內容，並要求各級政法機關深刻懂得穩定是根本大局的道理，深入研究、準確把握維護社會穩定規律，著力提升維護社會穩定能力和水平，為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創造穩定的社會環境。
習近平有關維穩和維權的表述，扭轉了過去錯誤的維穩思維，意味著中國在維穩與維權中間找到一條根本的出路。然而從近期一些人因維權被定罪判刑，說明政法機關在實踐習近平的講話中，還存在著傳統的習慣思維，仍然以維穩就是維護政權穩定，而不是公民的基本權利。
中國特色的維穩，已經讓中國上下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習近平提出改變顯然是民心所向。
《財經》雜誌曾刊登《公共安全賬單》文章，披露了中國式維穩的現狀：據財政預算，2011年中國公共安全支出預算數為6244.21億元，略高於國防支出預算的6011.56億元。這是中國的公共安全預算連續多年超過國防預算。
2012年“公共安全”預算是7017.63億元，比2011年執行數增長11.5%。而排在上一位的"國防"預算數是6702.74億元。根據財政部發佈的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的報告，從2008到2010年，中國公共安全支出分別為4059.76億元、4744.09億元和5486.06億元，分別比上一年增長16.4%、16.8%和15.6%，而同期中國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分別為19.5%、11.7%和21.3%。
屬於公共安全範疇的維護社會穩定，本是一個政權職責所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是，熟悉“中國國情”的人都知道，中國式維穩有自己的特色：由於發展經濟至上，無論是在環境保護還是征地、拆遷等問題上，地方政府本身即為利益相關方，難以“超然物外”，導致維穩成本越來越高，不穩定局面日趨惡化和複雜。
值得人們認真思考的一個深層次問題是：為什麼維穩經費越來越多，社會卻越來越不穩定？
體制無疑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各級公安、檢察院、法院都受制於各級黨政部門，既缺乏監督和制約機制，又缺乏足夠的獨立性和中立性，使得原本簡單的社會矛盾越攪越複雜，特別是司法不公導致的冤假錯案越積越多，又得不到正常的解決途徑，常常為了對付一個上訪的人或一個維權的人，政府要投入數十人甚至上百人來恐嚇監視，這種勞民傷財的手段讓那些揮霍維穩經費的人樂此不疲，因而所謂的維穩成本自然就越來越高。
維穩經費的支出數目巨大，而且維穩支出還是窄口徑的，並不能完全涵蓋直接或間接用於維護社會穩定的費用。比如公共安全所涉及的部門支出的其他內容——以公安部為例，包括外交、教育、科學技術、社會保障和就業、住房保障支出等；各級政法委、國家和地方信訪部門亦承擔了大量維穩重任，但其預算均列入一般公共服務大類下，無明細帳目；地方專項經費和專項基金，可能列入公檢法司等部門預算，也有可能列入政法委、宣傳部、信訪局等黨政部門項下，還有可能隱藏在一些民生工程形象工程之中。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操作方式，五花八門！
雖然外界無法準確地掌握維穩經費的真實數據，但從一些小細節中可以看到，缺乏獨立權威的仲裁機制，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不鬧不解決的中國式維穩方式，似乎已經快走到盡頭。一些地方的維穩經費已經出現緊張局面，以往維穩機構很大方地解決上訪人員吃住交通旅行費用，如今開始倒過來向上索取維穩費用。有的地方政府已經對現有的而且仍在不斷增長的維穩經費無力承受，而老百姓對所有成本轉嫁到他們身上的維穩方式忍耐到了極限！
尤其是群體事件的此起彼伏，更加耗費了巨大的社會資源和財政資源，在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之外，許多地方的維穩支出每年以兩位數在增長，維穩經費甚至超過政府的民生支出，對於經濟並不那麼富裕的地區，天價維穩成本不免令他們捉襟見肘。
監控安防高科技產品近幾年來風行中國，海內外生產銷售廠商均把目光投向中國，當高科技被官方視為維穩的利器，就會不計成本的瘋狂投入。十二五期間，官方計劃要投入5000億來打造所謂的平安城市。然而，維穩巨額投入的背後，卻是瘋狂的腐敗，每一個安防監控項目，被各路蛀蟲吞噬的資金遠高於50%！你或許想像不到，價值千元的攝像頭會被賣到上十萬元！這就是中國特色維穩的本質，叫喊不穩的真實目的不過是為了攫取揮霍更多的維穩經費，因而中國陷入了一個維穩的怪圈，越喊不穩越有錢，越有錢越不希望穩定，一大批吃維穩飯的人，不斷地製造敵人尋找敵人，甚至視許多的弱勢群體為不穩定因素，通過冤假錯案大規模的強拆，讓這個社會充滿了仇恨和動盪。
中國社會貧富懸殊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經濟高速發展不僅沒有達到共同富裕起來的目標，還使很多人淪為貧困，絕對貧困的人數也在增多。過去，貧困一詞往往和農民聯繫在一起，現在很多城市居民也淪落為貧困一族。更為嚴重的是，當先富者佔據了制度的居高點之後，他們就成了既得利益者，排斥後來者。
許多維權者以悲劇或慘劇的方式維權，是因為公民有困難得不到體恤，群眾有冤情上級不知情或裝聾做啞，官員只顧斂財與升遷，公民在疾苦中看不到希望。那些維權無門、告狀無果的公民在焦灼絕望中挺而走險，是對官僚懶政、對弱勢群體漠不關心或敷衍搪塞的一種抗議！這樣的悲劇慘劇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斷上演，那些尸位素餐、高高在上的公僕，內心豈能安寧？
按理說，一個現代國家的基本制度已充分具備了維穩功能。即現代媒體制度保證了媒體信息發佈的公信力、現代司法制度保證了司法最高和最後仲裁的地位、人代制度則保證了民意的規範表達和民意對權力的有序監督，等等。只要這些機關、機構、部門和各級官僚，保證這些渠道的正常、民主、公正、公平、公開和科學的運行，那麼，所有的社會問題，都不難分散納入各自的體制路徑，皆能以最小的成本得到正常化的解決，不至於發展到如今以高額的財政支出來維穩，整個社會付出高昂代價的地步。
但願新一屆中央領導班子能夠改變這種維穩現狀，充分理解下力維護公民的基本權利。